內容提要：就區域社會考察．浙江的商品經濟在元代仍取得了較好的發展．并在全國范圍內處于領先地位，主要表現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及眾多市鎮商貿活動的頻繁和海外貿易的發達諸方面。

關鍵詞：浙江 元代 商品經濟

一 對于元朝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評價，長期以來在史學界眾說紛紜，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是進步，還是倒退?是緩慢發展，還是停滯不前?客觀地說，蒙古與南宋對峙四十余年，兵燹所及。必然給當時的社會經濟帶來嚴重的破壞。滅宋前后，元朝政府又實行殘酷的民族歧視政策．將原來南宋統治 地區的“南人”視作法律地位最低的第四等人。落后的統治觀念和游牧民族舊有的野蠻習俗，都在一定程上損害了原來比較先進的南方經濟。但是，就其具體地區和影響而言，作為元朝江浙行省的浙江全境，所受損害卻相對要輕得多。究其原因，一是南宋末年，宋蒙戰爭在浙江地區進行得并不激烈，包括臨安府、紹興府、慶元府(今寧波)、溫州、婺州(今金華)、秀州(今嘉興)等經濟發達的州府，并未遭到兵火的嚴重摧殘；二是入元以后，蒙古貴族在漢族官員的輔佐下，推行“漢化”政策，注意扶助農桑，鼓勵商品交換，減輕賦稅剝削，它與浙江經濟的許多特點和內在因素可謂一拍即合。這樣，便為浙江社會經濟的復蘇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造創了某些客觀條件。 浙江地處江南富庶之鄉，境內人口稠集，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海港眾多，對外交通便利，又在京杭大運河的南端，地方上的商貿活動自隋唐以來就蓬蓬勃勃發展起來。兩宋時期繼續保持了這一良好趨勢，尤其到南宋，浙江更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入元以后，政治中心的地位雖然喪失，但經濟格局并未發生大的變化，在元朝大一統的政治環境下，浙江百姓享受到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和平局面。于是，原本各個方面基礎較好的浙江地區，社會經濟日臻繁榮。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其經濟實力，在全國范圍內處于領先的地位。本文擬著重就元代浙江的商品經濟發展作一具體論述，以期為史學界就元朝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研究，略呈芻蕘之見，不當之處，還請方家指正。 商品種類的豐富、流通領域的擴大以及商業分工的完善充分反映出元代浙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元代進人流通領域的商品有滿足大眾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種農產品、手工業產品和滿足上層消費的各類精細的工藝品、奢侈品等物質。糧食、絲織品、瓷器等產品在浙江商品經濟中所占份額都很大。浙江一帶是元代最為重要的產糧地區，無論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還是總產量都在全國遙遙領先。作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糧食除供應當地食用和繳納賦稅外，還有相當部分進入流通領域。特別是北方大都等地方，城市里的大小官吏、士兵、工匠、市民、商販等人都需要仰賴江南漕糧。南糧北調成為當時的一項基本國策，每年通過海道與大運河長途販運的糧食皆有數百萬石之多。這些北上的糧食一部分通過政府組織運輸。另一部分則由商人自行販鬻。浙西地區是天下“糧倉”，倘遇豐收年成，便將“羨余”精食“補添他郡食，販入外江船”1。這些糧食供應販賣量的多寡直接影響到它在市場上的價格，正所謂“來的多呵賤．來的少呵貴”2，體現出商品交換中價格隨著供需關系變化而起伏。浙江不僅有糧食輸出，也存在一定的糧食輸入，如浙東慶元路郡臨海隅，“民無終歲之蓄，計之戶口，藉販糴者蘭之”3。平常時候尚有一半的糧食需從他郡轉運，可知一旦碰上災荒，在糧食上的這種依賴會更為緊迫。據史籍記載，定海(今寧波鎮海)糧商樂大原來往于慶元、廣東、福建之間，大德十一年(1307年)浙東饑荒，樂大原就曾“發巨艘販泉南、廣東之米，平價使人就糴”4。江浙人趨利重商，糧食作為大宗商品，在元代不但販運數量很大，而且在南至福建、廣東、北達大都、和林的廣袤地域都有非常興盛的長途貿遷，足見其商品化程度有大幅提高。 杭州、湖州等路還是元代江南舉足輕重的絲織生產中心，絲綢貿易在江浙依然非常繁盛．在整個商品經濟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植棉紡織業在江淮等地相繼興起使得棉紡織產品開始進人流通市場，豐富了傳統手工業商品的種類。與浙江毗鄰的松江一帶自黃道婆傳教棉紡織技術后，從事該業的民戶眾多，“競相作為，轉貨他郡，家既就殷”5，“商販于北，服被漸廣”6。瓷器是又一傳統手工業產品，浙江龍泉青瓷此時繼續發展，不僅遍及國內南北各地，而且遠銷東、西洋海外市場，被稱作“處瓷”、“青處”，成為國家商稅的一項重要來源。此外，水果、竹木等地方土產在商業貿易中也長盛不衰，如江浙間廣植柑樹，獲利頗溥，杭州需內就有買賣柑子的專門市場。元代開辟了廣大的國內市場，同時在東南沿海設置市舶司，大力拓展海外貿易。海外貿易在很大程度上為工藝品和奢移品等市場提供了無以計數的“番邦奇貨”，其中尤以南洋的各種香料，象牙、珍珠等奇珍異寶和日本的折扇、刀具、螺鈿器等物品，深受上層統治者和富民的喜愛。 元代商業市場的分工也趨于進一步細化和完善。在不少城市里，都按照不同的產品交易置有專門的商業貿易區，據宋末元初學者周密記載，杭州城內就有藥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鮮魚市、南豬行、北豬行、布市、蟹行、花團、青果團、柑子團、鲞團、書房諸市7，實際市行肯定不止這些，它們分別散布在城市各處。杭州人煙稠密，街市居民食米大量仰給商品糧，米鋪等直接關系民生的鋪子在各城市都有設置，或官營，或民營。另外杭州城還有為數眾多的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葷素從食店(專營諸色點心)、肉鋪、鲞鋪等。又如潮州路長興州(今屑浙江)有五熟行、香燭行、銀行、玉麈行、度生行、澆燭打紙印馬行、篙師行、凈發行、裁縫行、錦鱗行、碧緣行、漕行、五色行、正冠行、雙線行、糖餅行、果行、彩帛行、廚行、飯食行、酒行等8。其中多數屬于商業分工，還有少數如篙師行、凈發行、裁縫行等從屬于服務行業，宋元以來服務行業的分工也已較為完善。商業市場分工的細化、完善能夠折現出一個社會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經過元代的工商業發展，浙江境內各郡逐漸獲得了良好的地方聲譽，明人曾稱“杭州省會，百貨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則湖之絲，嘉之絹，紹之茶之酒，寧之海錯，處之磁，嚴之漆，衙之橘，溫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9，此類“地因物名，物以地名”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商業市場分工完善和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的必然結果。 二 元代是浙江城市和市鎮發展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有學者研究指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區域人口統計的可靠性要大于其他的戶口數據10，而根據《元史》卷62《地理五》這一年的統計數字，當時杭州、嘉興、婺州、臺州等四路人口數就均已超過100萬，其中杭州中路 1834710人，嘉興路2245742人，婺州路1003833人，其他湖州、慶元、溫州、紹興、處州、衢州諸路人口也均有50萬左右，這為城鎮經濟規模的發展擴大提供了有利條件。商品經濟長期以來的良好發展，促進了市場經濟職能的強化，杭州等大都會與各港口貿易城市在這一時期內都相當繁盛，商業市鎮大量興起，城鎮體系進一步發展完善。 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會，人煙稠密，城寬地闊，水陸交通便捷，遠近商賈云集，不僅是國內的貿易中心，而且是著名的外貿港口，在商品經濟上仍屬全國的第一大都會。為方便征收商稅，元朝政府在全國各地設立稅務機構，杭州與大都因為商業發達，特別設置了稅課提舉司，官階從五品，位在其他稅務官員上11，從中可以反映出杭州商稅在全國經濟中的突出地位。人們贊揚杭州“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風致，自必樂居之”12。當時杭州城內到處可以看到蒙古人及其他“隆準深眸”的色目人，其中又以回回人居多，如“杭州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皆富實回回所居”13。聚景景園是回回冢基所在，解放后曾遷葬遺骸一萬多穴。杭州鳳凰寺即回回大師阿老瓦丁重修。14回回人以經商出名，他們融入沿海城市，擴大了漢族地區的商貿群體，在商業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當時杭州等地夜市店鋪至于宵達旦經營不歇，史載：“諸江南之地，每夜禁鐘以前．市井點燈買賣?！?5至于篙師船戶在夜間也忙的不亦樂乎，“于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16。杭人精于謀利，從商者很多，除在本地經營外，亦不憚于輾轉他郡，元初有杭人張存，流寓泉州后即起家販舶，六年以后方始回到家鄉。17 元代京杭大運河和海運的全線打通使得一批城鎮在貿易港口和運河沿岸紛紛崛起。從海外貿易港口看，元代曾先后在浙江的慶元、澉浦、溫州、杭州等地設立過市舶司，慶元為浙東大郡，“其陽大海，遠邇方物，夷商貿遷，風帆浪舶，萬里畢集，視他郡尤劇”18，慶元港在元代漕糧運輸中占有重要地位，從這里起航的海舶或駛往日本、朝鮮半島，或南下東南諸蕃。《至正四明續志》卷6中有回回人交納賦稅的記載，說明當地也有不少回回人在駐經商。慶元路領鄞縣、慈溪、象山、定海4縣及奉化、昌國2州，慶地港作為浙東大港，還影響著整個地區的市鎮經濟的發展。如象山爵溪“賈舶絡繹，東望日本，南走天臺”19，慈溪的文溪也是“其地民富庶，商賈輳集，有酒樓三座，歌管之聲不絕。其貨多出西北諸山，麥、菽、茶、筍、果瓜、竹木之類為貨甚多，市之西北，名曰貿里”20。溫州港位于甌江人江海處，元貞二年(1296年)成宗遣往真臘(今柬埔寨)的使臣就是由此出海的，城內行市貿易相當繁忙。嘉興、湖州等浙西地區不僅交通運輸發達，且農業、手工業空前發達，是以形成了很多典型的江南市鎮。離杭州不遠的澉浦，是當時的又一個重要港口，澉浦楊氏世代從事航海事業，掌握著大批海船，經營海外貿易，聲勢顯赫。21嘉興青龍鎮、平湖的乍浦鎮等也都緣于海外貿易而形成為集鎮。湖州歸安縣雙林鎮在元代設有絹莊十座，每日清晨，赴鎮上出售絲綢絹匹的鄉人摩肩接踵、絡繹不絕。濮院是湖州又一個絲織生產、貿易都非常繁榮的地方，元大德年間濮明之“立四大牙行，收積機產”，該地逐漸成為絲綢貿易的集散地，遠賈匯聚，商貿興盛，遂有“永樂市”之稱22。嘉興王店鎮，因工部尚書王逵“構屋于梅溪，聚貨貿易”，此后“日見殷庶，遂成巨鎮”23。又如余杭塘棲，在元末張士誠開浚下塘河后，依托運河之利，從一個小村落躍為市鎮。元末紹興東南有平水市，原先乃唐代草市，“其地居鏡湖上游，群小水至此人湖，于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產于山者，皆于是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為甚盛”24。縣級市鎮和鄉村草市的發展是對都市的商業經濟的有益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