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糧是元代重要賦稅項目之一。顧名思義，這是一種以征收糧食為內容的稅收項目。元代的稅糧制度頗為復雜，南、北有很大的不同，官、民田又有明顯的差別。過去我寫過《元代稅糧制度初探》，對此有所論述。由于資料的欠缺，還有不少問題有待作進一步的研究。近年我讀到《上虞縣五鄉水利本末》一書，其中記載，對于認識元代江南稅糧制度，頗有幫助。此書迄今尚未引起治元代經濟史者的注意。現將有關記載，結合其他資料，說明如下。

一

關于《上虞縣五鄉水利本末》一書，《光緒上虞縣志》36《經籍志》有介紹：

《上虞五鄉水利本末》二卷，陳恬著。有劉仁本、楊翮二序。嘉靖間邑令張光祖重刊。國朝朱鼎祚續刻。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乃陳恬所著，……。下卷乃朱鼎祚所增刻。歷敘三湖興廢事跡暨堰琪成規，足備考鏡。近時枕湖樓連氏有重刊本，連蘅又附刊《續水利》一卷。

按，此書劉仁本序云：“縣舊有三湖，曰夏蓋，曰上妃，曰白馬，五鄉受田之家實蒙其利，疏治圍筑之規，啟閉蓄泄之法，自東漢逮今，既詳且密。間有擅為覆奪更易者，賴載籍明白，持以證據，于是乎得不泯。鄉之人陳恬又懼其久而或訛也，裒集古今沿革興復事實以及志刻左驗公規訟牘，鋟梓成帙，將垂不朽，俾諗來者，其用心溥矣。”楊翮序云：“蓋夏蓋、上妃、白馬之為湖于上虞舊矣，幸而不為田則其鄉之利甚厚，不幸而不為湖，則其鄉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利害之分較然明著。奈何細人之膚見，往往役于小利率倒施之，可為浩嘆。此晏如所為夙夜倦倦欲使后世長享厚利而毋蹈遺害焉。”文中“晏如”是陳恬的字。可以看出，陳恬作此書，目的在于保存文獻，防止有入圍湖造田，破壞當地的水利灌溉。此書所收資料，從時間上看，最晚到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劉仁本、楊翮的序分別作于至正二十二年九月和十二月，當時已“鋟梓成帙”。到明代中葉，“其板已壞，其書僅見而損，且將亡之矣”。嘉靖十五年(1536)，上虞知縣張光祖命人整理，捐俸重刊，見此書張光祖序。清代前期朱鼎祚將明代后期至清康熙年間的五鄉水利，輯為一卷，和陳恬的著作合為一書，上卷是陳恬的原作，下卷是朱鼎祚的《續刻三湖水利本末》，全書沿用《上虞五鄉水利本末》一名。清光緒十年(1884)，上虞人連蘅重刻，后附《水利案卷》，記錄清道光、同治年間有關夏蓋湖水利的爭訟。這就是現在通常見到的枕湖樓連氏刊本，書名《重刻五鄉水利本末》。

上虞縣在元代屬江浙行省紹興路。全縣共十四鄉，“大抵九鄉在東南，皆綿亙山谷，水利無所預。其西北五鄉襟海帶江，土多斥鹵，雨澤不時，禾受其害①”，主要依靠三湖(夏蓋、白馬、上妃)之利灌溉。陳恬的《上虞縣五鄉水利本末》一書，如名稱所示，主要內容便是搜集三湖灌溉的文獻資料。因為五鄉地處海邊，又有海潮之患，所以書中亦有海堤情況的介紹。全書包括“四圖”(“夏蓋湖圖”、“上妃白馬湖圖”、“三湖源委圖”、“五鄉承蔭圖”)，十三目(“三湖沿革”、“植利鄉都”、“溝門石閘”、“周圍塘岸”、“抵界堰壩”、“限水堰閘”、“御海堤塘”、“科糧等則”、“承蔭田糧”、“元佃湖田”、“五鄉歌謠”、“興復事跡”、“古今碑記”)。對于研究元代水利和田賦制度，都有重要價值。但清代修《四庫全書》時，未曾收入，所以沒有受到人們的重視。

二

本書“征糧等則”中說：“田賦之起，因地定則，地有肥磽，賦有輕重，古法然也。并湖之地，雖曰滋饒，地力亦復不同。自宋至今，其法三變，而賦之上下亦第為三焉。”所謂“其法三變”，是指“宋咸淳年間推排時等則”，“國朝至元間抄籍后等則”和“至正十九年歸類田糧等則”，也就是南宋末、元初和元末三個時期的不同科征標準。

“咸淳”是宋度宗的年號，共十年(1265—1274)。這時已是南宋亡國的前夕。“推排”即南宋權臣賈似道推行的“公田法”，政府強行收購民間的部分田土作為“公田”，以“公田”收入彌補軍餉的虧空②。與此同時，重新確定了田賦的標準。“至元間抄籍”指元滅南宋后在江南推行的人口和資產登記，在登記的基礎上確定了田賦的征收標準③。這次確定的“等則”實際上是元代通行的征收標準，因為“至正十九年”(1359)的“歸類田糧等則”施行時，距離元朝滅亡(1368)已為時不遠。

“咸淳年間推排時等則”和“至元年間抄籍后等則”都是以鄉為單位分等征收的，為便于比較，見表一④：

“至正十九年歸類田糧則例”，則是以都為單位分等征收的，見表二⑤：

從此二表可以看出，“至元等則”和“至正等則”所記田糧數額，實際上相差不大(后面還要具體討論)，而“至元等則”和“咸淳等則”相比，則減少了一半以上。為什么有這樣大的變化?原因有兩個：一是元朝在計量方式方面的變化，一是忽必烈減免江南租稅的決定。

“宋代咸淳年間推排等則”“用文思院園斛”⑧。文思院原是宮廷器物制作場，后來職能擴大，承擔度量衡器的制作⑨。“文思院園斛”便是文思院制作的標準量器，在宋代廣泛使用。元平江南以后在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⑩。可見文思院園斛仍繼續沿用。但沒有多久，中書省便另頒量器，稱為“省斛”⑾。“省斛”比“文思院園斛”大。過去我們討論“文思院斛”與“省斛”關系時，曾指出當時有兩種比例：一種是文思院斛一石折省斛七斗，亦即十與七之比。一種是文思院斛一斗五升折合省斛一斗，亦即十五與十之比⑿。按照后一種比例折算，文思院斛合省斛六升六合強。本書則提出了另一種比例：“至元年間抄籍后等則”“用省降方斛，假如文思院斛米一斗，展(?)省斛米六升八合五勺。”⒀正好在上述兩種比例之間，上虞縣通行的這一折合比例，我們在昌國州(今浙江定海)也可看到。昌國州秋稅“該征二千八百三十一石六斗八升二合三勺，此文思院斛。以今省降斛折之，止該一千九百三十九石七斗一合”⒁。正好合上虞的比例。這就是說，在江南，征收稅糧時，以文思院斛折合省斛，有三種不同的比例，因地區不同而差異。本書所載“至元等則”是按省斛計算的。這樣，從具體數額來說，比起南宋的等則來，就減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總起來說，元代前期江南地區兩種量器系統同時存在，一種是文思院斛，一種是省斛。但官府征收稅糧時，顯然都以省斛為準，文思院斛都要折合為省斛。所謂“省斛”，應是元朝政府沿用金代的量器系統，原來行于北方，統一后又逐步推行到南方。元代北方并不存在兩種量器系統。《元史·食貨志·稅糧》說：江南稅糧，“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這段話是很不確切的。江南稅糧，在忽必烈時代，作為過渡，兩種量器系統并行，但已經以省斛為主。到了元中期，文思院斛系統實際上已逐漸消失。而且，文思院斗斛和“今”斗的折算有三種比例，“一石”當“七斗”只是其中之一。

折合之外，又有減征。本書“至元年間抄籍后等則”下注，當地稅糧，“除免三分，實征七分”。另一處說：“世祖皇帶憫念越民舊賦之重，歲納秋糧，以十分為率，永蠲三分。德之至渥，萬民感賴。”⒂在現存其他元代文獻中，我們看到減免稅糧三分的記載，有以下兩次：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忽必烈頒詔：“江淮百姓生受，至元二十年合征租稅，以十分為率，減免三分。”⒃但這次減免，明顯僅限于至元二十年。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時頒布的詔書中說：“諸色戶計秋糧已減三分，其江淮以南至元三十一年夏稅，特免一年，已納官者，準充下年數目。”⒄“諸色戶”應就全國范圍而言，減免的秋糧應與夏稅相同，亦限于當年。顯然，這兩條記載都不足以證明元朝政府曾對江南稅糧“永蠲三分”。從上引本書記載來看，這是忽必烈“憫念越民舊賦之重”而采取的一項“德政”，很可能是僅限于紹興路(唐代稱越州)范圍之內的。

由于以上兩個原因，至元等則中各類田的秋糧額和咸淳等則相比，相差很大。南宋末年交納秋糧一斗(文思院斛)，到了至元年間，折合成省斛6升8合5勺。再除免三分，就變成4升7合9勺5抄⒅。以永豐鄉民田一等為例，南宋末每畝田稅為1斗4升2合7勺，到至元間折合省斛便成為9升7合7勺4抄9撮；再減免三分，打個七折，就成為6升8合4勺2抄5撮了。永豐鄉的其他等級和其余四鄉各等級的稅糧額，都可以此類推。

元代后期，浙東各地普遍實行核田定稅⒆。至正十九年(1359)，韓諫任上虞縣尹，“議履畝以計田定賦而差役，思以均齊其民．其法每田一區，畝至百十，隨其廣袤高下形勢，標其號若干，畫為之圖曰魚鱗，以魚鱗條號第載簡冊曰流水，每號署圖一紙，其四至業佃姓名，俾執為券曰烏由。集各號所載得畝若干曰保總，集各保所積得畝若干曰都總。又自各都流水類攢戶第其實管田數日鼠尾，小大相承，多寡分合，有條而不紊，為法可謂密矣”。“由是積弊以革，民瘼以蘇，貧富適均，征差有則，民輸惟期，歲人用足。”⒇本書所載“至正十九年歸類田糧等則”，無疑就是這一次核田的結果。需要說明的是，這時包括上虞在內的紹興地區，已經處于方國珍控制之下。方國珍是浙東臺州路黃巖縣(今浙江黃巖)人，至正八年(1348)起兵海上，后來歸附元朝，但實際上是割據一方的封建勢力。對于方國珍管轄地區內的社會狀況，迄今缺乏研究，至正十九年核田定賦之事，可為此提供若干資料。

試以至正十九年等則與至元等則相比較，可以發現有兩個明顯的區別：一個是以鄉為單位分等征收改為以都為單位分等征收，有的甚至以保為單位分等征收。另一個是由四等改為三等。元朝的基層組織，縣以下是鄉，鄉以下是都，都以下有里、保、村。縣、鄉、都三級各地都是相同的，都以下的設置各地不盡相同。以鄉為單位分等征收，改為以都、保為單位分等征收，意味著征收標準更加細致，顯然更能反映土地的肥瘠程度。

三

元延祐七年(1320)的一件官方文書中說，江南“田地有高低，納糧底則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勻一般”[21]。分等征稅，是元代江南稅糧不同于北方的一大特點。元代北方地稅每畝三升，是劃一的。江南稅糧則各地有不同的等級。如昆山(今江蘇昆山)“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則計畝起科”[22]。常熟(今江蘇常熟)亦同[23]。徽州路(今安徽南部)“一州五縣稅則，婺源六鄉四十都田，但分上中下早晚凡六色，祁門六鄉、黟縣四鄉田，但分上、中、下、次下、次不及凡五色，惟歙縣十六鄉三十七都田，四色之外，又有所謂天荒田、荒田、沙漲田、眾荒田、水沖破田”。徽州路的稅糧，是在元朝統一之初，因“無所依據”，用稅錢折合的，比較復雜。各縣、州每畝稅錢不等，秋苗米相差也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各州、縣均分色(等)征收，并不劃一。可惜的是，現有文獻只有部分縣、鄉“上田”的秋苗米數額[24]。歙縣明德鄉上田每畝稅錢一百八十文，凡五畝二角為錢一貫，科夏稅絲六兩三錢一分四厘，綿一兩四錢一分七厘，茶租中統鈔一百四分二厘，秋苗米三斗三升二合二勺三抄。也就是說五畝二角地納秋苗米三斗三升多，折算起來，每畝應合六升多。按此類推，婺源州上田每畝不到一升，休寧縣忠孝鄉上田每畝約三升，祁門縣上田每畝約一升六合，績溪縣仁慈鄉上田每畝約七升，黟縣會昌鄉上田二升弱[25]。各州縣相差懸殊，雖然有土地肥瘠的因素，但“輕重相懸”，其不合理是很明顯的。

相比之下，《上虞縣五鄉水利本末》所載至元等則和至正等則，是現在已知元代江南最完整的稅糧分等征收的資料。它詳細敘述了各鄉(至正等則是都、保)分等征收稅糧的情況，這是其他同類記載中沒有的。而且，它清楚地說明了與南宋糧稅的繼承關系，這在江南是有代表性的，不像徽州路的秋糧，是元平江南以后新定的。從上虞縣五鄉的情況來看，至元等則中民田每畝稅糧最低為4升3合，最高為6升9合；至正等則最低為4升，最高為7升；上下差別是不大的。《水利本末》一處記載：“邑所墾田大率三十三萬畝，公賦一萬八千斛。瀕湖五鄉為田三之一，而糧乃當大半。蓋因田為湖，租未嘗減，再包湖面不耕之地，故賦視他鄉為特重(上山諸鄉每畝止科二升、三升，下五鄉每畝起科六升、七升)。”[26]可知上虞縣其余各鄉稅糧比瀕湖五鄉要低得多，但六升、七升應指上等田而言，并非平均數。

與紹興路毗鄰的是慶元路，有民田19 675頃強，交納秋糧米70 173石強。按此折算，每頃納米3石5斗強，每畝納3升5合強。但慶元路各州縣情況很不相同，請看下表[27]：

以紹興路上虞縣和慶元路相比較，可以認為，浙東一帶每畝民田秋糧額數，自2升至7升不等，其平均數應在3、4升之間。江南其他地區民田秋糧數額，應與此相去不遠。當時北方民田每畝稅糧三升，南、北實際上是差不多的。南方民田的畝產量普遍比北方高，看起來南方百姓似乎負擔輕些。但元朝政府在江南很多地區另征夏稅[28]，民田稅糧，包括夏、秋二稅，這樣一來，就比北方重多了。順便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延祐七年(1320)四月，元朝政府決定增加江南田賦，“除福建、兩廣外，其余兩浙、江東、江西、湖南、湖北、兩淮、荊湖這幾處，驗著納糧民田見科糧數，一斗上添答二升”[29]。如此則江南稅糧應增加百分之二十，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不少論著以此作為元朝政府加重剝削的例子。但是，以上虞五鄉的“至元等則”和“至正等則”相比較，顯然變化不大，看不出增加百分之二十的跡象。這個決定是否真正貫徹執行，還是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以上討論的是民田稅糧。“至元等則”中只涉及民田，實際上五鄉有不少官田。據載，五鄉共有土地13．9萬余畝，其中官田2 300余畝[30]。“至正等則”中民田之外，有義役官田、官田、萬年莊田、湖田、葑田、蕩地田。所謂義役官田，應是實行“助役法”時強行從民間抽取的土地。元代差役繁重，應役者往往因此破產。元代中期，政府“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之上者，于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于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人，以助充役之費”[31]。“助役”在民間又稱“義役”。推行“助役法”后，許多地方“助役之田”實際上“入于官”[32]，這就成了義役官田。萬年莊田情況不明，疑應是沒收入官的土地，設官管理，當然也是官田的一種。至于湖田，指的是圍湖造田新得的土地，也屬于官田，但與原來官田有別。《水利本末》記載，“三湖官田總計二千二十三畝一角五十五步半”，其中夏蓋湖675畝多，白馬湖田1 270畝多，上妃湖田77畝多[33]。這就是湖田，不在五鄉的官民田數內。葑田又稱架田，“以木為縛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丘，隨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浸”[34]。葑田都在湖田上，為數有限。蕩地田應是水蕩排水后開墾之地，不過數畝。葑地、蕩田都在湖田之列。

將官田、湖田與民田相比較，可以看出，官田、湖田納稅糧，要比民田高得多。官田一般均在2斗以上，最高可達3斗6升多。湖田租額與一般官田差不多，但萬年莊田最高達4斗5升。葑田每畝2斗3升，蕩地田2斗。總之，官田、湖田的稅糧，要高出民田5倍甚至更多。這是因為官田的稅糧實際上是租(地租)和稅(田賦)合而為一。上虞西北五鄉官田與民田的另一區別是，各都、保官田稅糧一般不分等，只有個別例外，而民田都是分等的。江南其他地區的官田是否分等，也就是說上虞西北五鄉官田的劃一不分等是否具有普遍性，有待進一步研究。

四

在討論江南稅糧時，還必須注意某些田土免征的問題．這是田賦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一個問題。根據本書的記載[35]，上虞縣西北五鄉共有土地139 748畝2角，名目繁多。除民田(121 399畝強)、官田(2 379畝強)外，還有14種土地，分別是沒官田(12畝強)、財賦官田(130畝強)、灶戶官田(16畝強)、灶戶民田(2 416畝強)、官員職田(537畝強)、站戶元簽田(10 053畝強)、鋪兵免糧田(46畝強)、寺觀免糧田(1 272畝強)、本路儒學田(35畝強)、本縣儒學田(1 096畝強)、義廩田(42畝強)、稽山書院田(244畝強)、民沙地田(62畝強)、秋租地田(2畝強)。民田、官田要交納稅糧，是沒有問題的，其余14類田土中，沒官田和民沙地田亦在納糧之列。田既“沒官”，就成為官田的一部分，之所以另立“沒官田”一類，應是新近沒官的，以示與原有官田的區別。“民沙地田”既以“民”為名，顯然屬于民田。在本書中，官田、民田、沒官田、民沙地田4項有納糧數額的記載。此外12項田土，則沒有納糧數額的記載，說明它們是不納稅糧的。但這12項田土，情況并不相同，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國家規定可以免交稅糧，有站戶元簽田、鋪兵免糧田、寺觀免糧田、儒學書院田、義廩田。元代南方簽發站戶，以稅糧七十石出馬一匹為則，各戶應納的稅糧數額不同，有的一戶應當一匹，有的數戶出馬一匹。也就是說，以稅糧七十石作為供養一匹站馬的費用。站戶的土地，為供應站役所需，便可以不納稅糧，免當差役。但是，有些站戶在入站后又購買民戶的土地，這部分土地原來要交納稅糧，轉入站戶之手后仍需交納。本書記載所說“站戶元簽田”，就是把免納稅糧的站戶原有土地與后來購置的土地分開來。后置的土地，雖然所有權屬于站戶，但其性質仍屬于民田。鋪兵就是急遞鋪兵。元朝設急遞鋪，專門傳遞官府的文書，于民戶中簽發鋪兵，承擔傳遞工作。江南鋪兵“于三石之下丁多戶內差撥，全免各戶差役，據各戶合該稅糧，依弓手例，卻令各戶均納，須要不失元額”[36]。也就是說，充當鋪兵的人戶可以免納稅糧，故稱之為“鋪兵免糧田”。寺觀的土地，原來都可免納稅糧，后來改為宋代舊有的常住土地和朝廷賞賜的田土可以免納，但入元后新收買的田土照例納稅[37]。“寺觀免糧田”即指前一種情況而言，后一種情況仍在民田之列。義廩應即義倉。元朝政府規定，五十家為一社，“每社立義倉，社長主之。如遇豐年收成去處，各家驗口數，每口留粟一斗，……以備歉歲就給各人自行食用”[38]。義廩田應是以田土所出供義倉儲存之用，故亦可享受免稅的優待。學校(路學、縣學、書院)的土地，亦可免納稅糧：“江南學田錢糧，……令學校官管領，贍養生徒，官司不為理問。”[39]

另一種田土要納稅糧，但上交其他機構(官員)，不歸地方政府。如財賦官田，一般指撥賜給貴族、重臣的官田，因設財賦府管理而得名。這類土地的收入歸受賜者。灶戶是從事鹽業生產的人戶，他們種的田地，一般是要交納稅糧的[40]。但“鹽民苗稅各輸本場”，不歸地方政府[41]。官員職田一般從荒閑田土中撥給，實際上是官田。但職田子粒由佃戶直接交給分得職田的官員，與地方政府不發生關系。

還有一種秋租地租地田，在不向地方政府納糧之列，但情況不詳，難以歸類。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上虞縣西北五鄉中，在一般的官、民田土之外，有14種不同隸屬關系的土地，其中12種是不向地方政府交納稅糧的，共計田土19 000畝左右，約占全部土地的13％強。也就是說，大約有六分之一田土是不向地方政府交納稅糧的。

江南其他地區的記載可資比較。鎮江路共有田地36 611頃強，內納糧田地27 200頃強，免糧9 410頃強。免糧田土包括財賦府田、王府田、僧道寺院田、職田、贍學田、貢士莊田(學田的一種)、站戶田、急遞鋪田。免糧田占全部田土的四分之一強[42]。慶元路納糧田土共計23 475頃強，免納稅糧田土3 627頃強，免納田土包括職田(99頃強)、驛(站)戶民田(543頃強)、僧道民田(1 387頃強)、灶戶官民田(1 597頃強)。其實還應加上“贍學田土”13 981畝強，折合139頃強，免納稅糧的田土總數應為3 767頃左右。慶元路在元代后期田土總數為27 241頃左右(納糧田土，免糧的職田、站戶民田、僧道民田、灶戶官民田，加上學田)，而免糧田土為3 767頃左右，占到田土總數的14％弱[43]。根據以上幾個統計，可以看出，各地免糧田土比重是相當大的。我們研究國家的田賦收入時，對此是應認真加以考慮，不能忽視的。

還應該提到的是，元代江南稅糧分為夏、秋二稅。“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征江南夏稅之制。……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為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眾，酌其中數而取之。”明代紹興地方志中記載，“泰定籍夏稅鈔一萬九千六百七十貫九文五分九厘”[44]，可見當地確是征收夏稅的。但是《上虞縣五鄉水利本末》中只記“科糧等則”，實則秋糧(稅)，而沒有記載夏稅，這應是限于體例造成的疏忽[45]，并不是當地田土不征夏稅。

五

通過對《上虞縣五鄉水利本末》所載資料的分析，并以之與江南其他地區有關記載相比較，可以認為：(1)元代江南田土，從征收稅糧角度而言，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納糧田土，一類是免糧田土。免糧田土中又有不同的情況。它在全部田土中所占比重各地不等，相當可觀。在研究元代江南田賦時，應加考慮。(2)元代江南納糧田土可以分為官田、民田兩大類，每類中又有不同名目。官、民田的比重各地相差很大。(3)江南民田稅糧一般均分等征收，或以鄉為單位，或以都、保為單位。所分等級各地不同，少的三等，多的六等。數額每畝高的六、七升，低的二、三升，而官田稅糧與民田差別很大，要高得多。(4)江南稅糧征收時既用省斛，又用文思院斛，而以省斛為主。文思院斛與省斛的折合，各地不同，存在三種不同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