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朝重視農桑。司農司、勸農使，編寫農書和勸農文，推廣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術，檢查縣級官員勸課農桑的成績，編造農桑文冊等，對元初農桑發展有所裨益。實際上，勸農工作中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如勸農實為擾民、統計農桑數量和考核官員政績中的弄虛作假等。元朝農業發展還存在許多制約因素，如人力不足、畜力不足、粗耕粗作、農時被耽誤、農具質次價高購買不便等，這都影響了農業發展的實效。

[關鍵詞]元朝；司農司；勸農使；功過評價 關于元朝農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們已經做了相當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許多論著。這些論著主要研究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元朝的農書及其代表的農業水平[1]，二是元朝農業的發展狀況，包括農具、精耕細作技術、土地開墾與利用、糧食產量、區域開發等[2]。農業的主體是農民，由于農民文化和地位低下，研究農民存在文獻不足的困難。不過，司農司和勸農使，是涉農部門和官員，元人文獻中有關于司農司和勸農使設置、職責和功過的記載與評價，使研究元朝司農司和勸農官員的建置及功過評價成為可能。本文從三個方面研究這個問題：司農司和勸農使的設置與職責、司農司勸農使的工作內容、元人對司農司勸農使的評價。 一、司農司勸農使的設置與職責 蒙古族本來“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3]，“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4]的認識相當普遍。統一后，軍國費用大增，元世祖既任用阿合馬等理財，又在向漢地學人“問以治道”，逐漸認識到“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5]。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五月，元世祖詔諭前線將領高達：“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雖得其地而無民，其誰與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蒙古人未之知也。爾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舊部曲，未歸附者何以招懷，生民何以安業，聽汝為之。”[6]，這表明元世祖已經認識到土地和人民的重要，決心改變以往掠奪財富的戰爭目的，“使百姓安業力農”，確立了以農桑為主要經濟方式的政策。司農司、勸農使和各地正官在貫徹重農桑的國策中發揮了作用。 勸農官的設置始于窩闊臺汗時。庚戌年(公元1250年)劉秉忠提出“宜差勸農官一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實國之大益”。辛亥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接受劉秉忠等的建議，以張耕、劉肅為邢州安撫使和副使，“流民復業”[7]，“不期月，戶增十倍”。[8]癸丑年(公元1253年)他派姚樞“立京兆宣撫司，以孛蘭及楊惟中為使，關隴大治”，甲寅年(公元1254年)“以廉希憲為關西道宣撫使，姚樞為勸農使”。[9]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設十路宣撫司，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10]。姚樞為東平路宣撫司，置勸農官[11]。中統二年八月“初立勸農司，以陳邃、崔斌、成仲款、粘合從中等為濱棣、平陽、濟南、河間勸農使，李士勉、陳天賜、陳膺武、忙古帶為邢銘、河南、東平、涿州勸農使[12]。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勸農事[13]。 司農司始置于中統初年[14]。高天賜向丞相孛羅、左丞張文謙建議王政宜以農桑為本，“丞相以聞，帝悅，命立司農司”[15]，于是至元七年二月“立司農司，以參知政事張文謙為卿，設四道巡行勸農司”[16]，這四道是山東東西道、河東陜西道、山北東西道、河北河南道，以后隨著疆域擴大，勸農使增多；同年“十二月丙申朔，改司農司為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以御史中丞孛羅兼大司農卿”[17]。至元十二年四月，“罷隨路巡行勸農官，以其事入提刑按察司”[18]。至元十六年五月“并勸農官入按察司，增副使僉事各一員，兼職勸農水利事”[19]。十八年改為農政院；二十年更名務農司，尋改為司農寺[20]。二十三年二月“復立大司農司，專掌農桑”，十二月“諸路分置六道勸農司”。二十四年二月“升江淮行大司農司事秩二品，設勸農營田司六，……隸行大司農司”[21]。二十五年“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于江南”[22]，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田司[23]。二十七年三月罷行司農司及各道勸農營田司，增提刑按察司僉事二員總勸農事[24]。二十九年，以勸農司并入各道肅政廉訪司，增僉事二員，兼察農事[25]。仁宗時司農司秩最隆，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七月“升大司農司秩從一品”[26]，二年定員大司農五人，卿、少卿、丞、都事各二人，其屬則若屯田之府，供膳之司，藉田有署，營田設官，輯要有書，樹藝有法，凡所以成功者，于茲備焉”[27]。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命中書省右丞悟良哈臺、左丞烏古孫良楨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至正十五年詔有水田去處，置大兵農司。至正十九年二月，置大都督兵農司于西京，仍置分司十道[28]。可以說，司農司之職與元朝相始終。 勸農使和司農司的職責是勸課農桑。中統元年“中書省榜示：欽奉詔書，農桑衣食之本，勤謹則可致有余，慵惰則必至不足，正賴有司歲時勸課。省府照得即目春首，農作時分，仰宣撫司令已委勸農官員，欽依所奉詔書，于所管地面內，依上勸課勾當。務要田疇開辟，桑麻增盛，毋得慢易，仍于歲終，考校勤懶，明行賞罰，以勸將來”[29]，強調要以戶口增田野辟為考察官員項目。至元元年八月頒布《至元新格》規定地方官要“均賦役，招流移，……勸農桑，驗雨澤，……月申省部”[30]，司農司職責“專掌農桑水利，仍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戶部，任滿之日，注于解由，戶部照之，以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體察焉”[31]。元世祖及以后諸帝多次詔諭司農司等勸課農桑。至元十年三月“詔申諭大司農司遣使巡行勸課，務要農事有成”[32]，至元二十五年“詔行大司農司、各道勸農營田司巡行勸課，舉察勤懶，歲具府州縣勸農官實跡，以為殿最。路經歷官縣尹以下并聽裁決”[32]。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詔諭廉訪司巡行勸課農桑”[34]；元貞元年(公元1295年)五月“詔以農桑水利諭中外”[35]；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二月“詔諸郡凡民播種怠惰及有司勸課不至者，命廉訪司治之”[36]；大德十一年十二月，“勸農桑，……懲戒游惰”[37]；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十月“詔諭大司農勸課農桑”[38]；皇慶元年(1312)七月“帝諭司農司曰：‘農桑衣食之本，汝等舉諳知農事者用之’”；皇慶二年二月“詔敦諭勸課農桑”，七月“敕守令勸課農桑，勤者升遷，怠者黜降、著為令”[39]。總之，元世祖、成宗和仁宗詔諭司農司較多，詔令反映國家對勸農使、司農司及地方勸農正官職責的基本要求。 同時，國家多次發布農桑令，對農桑種植提出指導意見。至元六年八月，“詔諸路勸課農桑。命中書省采農桑事，列為條目，仍令提刑按察司與州縣風土之所宜，講究可否，別頒行之”[40]。七年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規定“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民為事。……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為數，愿多種者聽”[41]。泰定帝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正月“頒《農桑舊制》十四條于天下”[42]。元代除推廣了棉花種植外，桑蠶業也得到發展，這與國家推廣農桑的政策是分不開的。 二、司農司勸農使的工作內容 司農司、勸農官和提點勸農事的地方正官，其主要工作有：編寫《農桑輯要》、推廣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術、檢查勸課農桑成績、編造農桑文冊等。 編輯《農桑輯要》，印刷并發布給“隨朝并各道廉訪司、勸農正官”。約在至元十年司農司官員編輯《農桑輯要》七卷成書，至元二十三年六月“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43]，大約每隔五六年，就頒行一千四五百部，前后印刷頒布總數約在2萬部左右[44]，“給散隨朝并各道廉訪司、勸農正官”[45]。至元十六年淮西江北道按察司“于訪書內采擇到樹桑良法”，行御史臺向各地推行[46]。成宗大德八年下詔刊刻王禎《農桑通訣》、《農器圖譜》及《谷譜》等書，認為其“考究精詳，訓釋明白。備古今圣經賢傳之所載，合南北地利人事之所宜，下可以為田里之法程，上可以贊官府之勸課，雖坊肆所刊舊有《齊民要術》、《務本輯要》等書，皆不若此書之集大成也，若不鋟梓流布，恐失其傳”[47]。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淮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其說分農民為三等，上戶地一十畝，中戶五畝，下戶二畝或一畝，皆筑垣墻圍之，以時收采桑椹，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風示諸道，命以為式”[48]，五年九月大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刊印千帙，散之民間”[49]，此次印刷《栽桑圖說》三百部[50]。這些農書的頒布有利于各地勸農正官履行其勸農職責，這也反映了元朝廷在指導農業生產中的作用。 推廣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術。按察司(廉訪司)或總管等官員編寫勸農文、勸善書，用通俗文字介紹農桑技術，要求縣官向社長、社師等宣傳。至元十五年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發布的《勸農文》，就開出許多條目，要求“所在官司，照依已降條畫，遍歷鄉村，奉宣圣天子德意，敦諭社長耆老人等隨事推行”。對于墾辟，《勸農文》指出：“田多荒蕪者，立限墾辟以廣種蒔，其有年深瘠薄者，教之上糞，使土肉肥厚，以助生氣，自然根本壯實，雖遇水旱，終有收成”；對于糧食種植，《勸農文》指出：“谷麥美種，茍不成熟，不如稗。切須勤鋤功到，去草培根。豈不聞鋤頭有兩：可耐旱干；結穗既繁，米粒又復精壯。”“一麥可敵三秋，尤當致力，以盡地宜。如夏翻之田勝于秋耕，概耙之方數多為上。既是土壤深熟，自然苗實結秀，比之功少者收獲自倍”。對于桑麻，它指出：“桑麻……切須多方栽種，趁時科耨，自然氣脈全盛，葉厚秸長，飼蠶績縷皆得其用。又栽桑之法，務要坑坎深闊，蓋桑根柔弱，不能人堅，又不宜拳曲難舒。根既易行，三年之后即而采摘”。“浴連、生蟻、初飼、成眠，以至上簇，必須遵依蠶書，一切如法，可收倍利。嘗聞山東農家，因之致富者，皆自絲蠶。旬月之勞，可不勉勵!”對于耕牛飼養，它說：“耕犁之功全借牛畜。須管多存芻豆，牧飼得所，不致贏(女)弱，以盡耕作。……若有贏(羊)老不堪者，切須戒殺心、擅行屠宰”。[51]這種《勸農文》多張榜公布在門墻上，如時人所說：“分司勸諭立課程，朝送農官暮迎吏。誡言諄諄不敢忘，榜示門墻加勉勵”[52]，能夠讓部分有文化的農民了解的。 仁宗時順德路總管王結編寫《善俗要義》，逐級下發給鄉村中的社長、社師。《善俗要義》第一條“務農桑”：“今后仰社長勸社眾常觀農桑之書，父兄率其子弟，主戶督其田客。趁時深耕均種，頻并鋤耨，植禾藝麥最為上計。或風土不宜，雨澤遲降，合晚種雜田瓜菜者，亦可并力補種，更宜種麻以備紡績蠶桑之事，自收種、浴川、生蛾、喂飼，以至成繭、繰絲，皆當詳考《農書》所載老農遺法，遵而行之”；第二條“課栽植”：“本路官司雖頻勸課，至今不見成效。蓋人民不為遠慮，或又托以地不宜桑，往往廢其蠶織，所以民之殷實不及齊魯。然栽桑之法，其種堪移栽，壓條接換，效驗已著，茍能按其成法，多廣栽種，則數年之間，絲絹繁盛亦如齊魯矣。地法委不相宜，當栽植榆柳青白楊樹，十年之后，枝梢可為柴薪，身干堪充梁棟，或自用，或貨賣，皆為有益之事，其附近城郭去處，當種植雜果貨賣，亦資助生理之一端也”。因此書“甚得撫字教養之方”，順德路總管府繕寫成秩下發給各縣，并令本縣錄寫遍下各社，要求社長社師等，依此書“諭民事理，以時讀示訓誨，務令百姓通知，勸之遵用舉行，將來漸有實效”，其后，仁宗詔令向各地推廣[53]。 檢查地方官員勸課農桑成績。至元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于是高唐州官以勤升秩，河南陜縣尹王存以惰降職。自是每歲申明其制”[54]。御史臺對高唐州尹張廷瑞的評價是：“至任以來，甫及期年，五事可稱，一方受賜，勸課農桑，裁抑游惰。”[55]。至元二十七、八年提刑按察司和肅政廉訪司相繼兼掌勸農，守令以兼勸農事給銜，“廉訪總其綱，歲報政于司農，以第其殿最”[56]，自此，廉訪司年終檢查地方官勸農政績成為制度。文宗天歷二年(1329)“各道廉訪司所察勤官內丘何主薄等凡六人，惰官濮陽裴縣尹等凡四人”[57]。 編造農桑文冊。《農桑之制》最后一款規定，提點農事正官“仍依時月下村提點，……據每縣年終比附到各社長農事成否、等第，開申本管上司，卻行開坐所管州縣提點官勾當成否，編類等第，申覆司農司，及申戶部照驗”[58]，這種農桑文冊，一交戶部，一交司農司。為統計的可信可靠，二十九年八月“命提調農桑官賬冊有差者，驗數罰俸”[59]。仁宗延祐七年四月，“廉訪司為農桑兩遍添官，交依舊管行，每歲攢造文冊，赴大司農考較”，攢造農桑文冊目的是“歲見種植、墾辟、義糧、學校之數，考核增損勤惰”[60]，所說種植包括桑棗榆柳等。 元初，司農司和勸農使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奧敦保和“領真定、保定、順德諸道農事，凡辟田二十余萬畝”，其子奧敦希愷襲為真定路勸農事，尋以勸農使兼知冀州，興利除弊，發展農桑[61]。至元八年，董文用為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62]。至元十年張立道領大司農事，又授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治理昆明池，“得壤地萬余頃，皆為良田。爨棘之人雖知蠶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飼養，收利十倍于舊，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羅羅諸山蠻慕之，相率來降，收其地悉為郡縣”[63]。至元二十五年燕公楠“除大司農，領八道勸農營田司事，按行郡縣，興利除弊，績用大著”[64]。此類事實不勝枚舉。文獻還記載某些年份的農桑學校數量，至元二十三年“大司農上諸路……植桑棗雜果樹二千二百九萬四千六百七十二株”[65]；二十五年十二月“大司農言耕曠地三千五百七十頃”[66]；二十八年十二月，“司農司上諸路……墾地千九百八十三頃有奇，植桑棗諸樹二千二百五十二萬七千七百余株”。[67]時人評論大司農司“專以勸課農桑為務。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間墾辟之業，增前數倍”[68]；“凡先農之遺功，陂澤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盡者，靡不興舉”[69]；“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70]。由于農桑的發展，元世祖時人戶大增，明初史臣說：“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天下為戶凡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71]。這些評價，說明了元初勸農桑是有成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