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明代存款放款抵押放貸信用擔保 ＊＊＊

中國古代至少在西周時期已有放貸取息之事，而得到比較大的發展，則是在春秋、戰國之后。以后各代高利貸資本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并不斷得到發展，活動形式也日益復雜起來。自宋代以后，因資本積累的發展及流通的加快，在放貸之外，存款也隨之產生。關于這一問題，學術界尚無專門探討，本文擬從存、放兩個方面對明代高利貸資本活動形式作一考察。

一

因安全、保密或使用等方面的需要，至少在秦漢時期便有了貨幣及其他財物的窖藏之事，唐代以后，還有了比較專門的經營貨幣寄存的柜坊。但是這種寄存，不論是由私人偶然進行的，還是由柜坊專門經營的，都還只是一種因人的關系而導致的保管，或是一種需要支付費用的寄存，還不是正式的存款。 正式的存款是在北宋中期以后，在官營抵當所中產生的。熙寧四年，宋朝政府設立抵當所，以檢校庫的財物放貸取利，不久以后，首都東京的一些衙門如開封府雜供庫、國子監、都水監、律武學都拿出了一筆為數不少的錢財存于抵當所，委托它生息。明代尤其是明中葉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正式的存款得到了發展和普及。 明代存款多是因為生活的需要存于財主或商鋪之中。其中有些看不出有取利息的痕跡，可能還只是一種保管式的寄存，而接受寄存的財主或商鋪也不以之為資本進行營運；多數則是要求利息的，接受存儲的財主或商鋪也以之作為營運的資本。 前者如嘉靖左右，南京人顧澄，家饒于財，“有友勞君自東粵來南游，曾以重貲托公而歸，歸更數年取識，其笥封識宛然……無錫太學周公以千金寄公處，周君死，人無知者，呼其家人還之”〔1〕。 松江府華亭縣楊周，家貲豐腴，“有俠賈者持金三千斤寄公所……遲十年而賈至，公倍其子母錢貢之……堅謝不受”〔2〕。 此二例，均未見有用這些存金投入經營的痕跡，甚至還表現為一種俠義性的行為。 后者如松江府上海人浦澤，以農起家，“嘗儲金二斤在故人顧君德、唐君贇處，托為子母以自給”〔3〕。 萬歷左右，“南京大中橋有吳姓者，父子為庠生，家業不窘，門前開一鋪，請一先生教子有年矣。其先生患其妻之善費也，乃積貲變產，得二百金，密寄于主人家曰：每年取少利以自給，而本常在”〔4〕。 嘉靖左右，“有夏姓者，住嘉興秋涇橋，夏與徽商吳氏綱紀某甲甚昵，甲有私橐五百金，欲藉主人生息，懼為見疑，乃駕言于吳曰：鄰人夏有少積，欲藉主人廢著，冀得子錢，然又不欲使人知也。吳信而收置，為經營數年，計子母得一千八百矣”〔5〕。 洞庭商人席禎，明末經營典當于臨清，清兵入“臨清之破也，悉亡其貲，君恐以累故人之寄橐者，將倒庋還之，絕去什一弗復事……”〔6〕 以上諸例，大體上都是因為日常生活目的而存款的。其中有的是存于有信義的財主之家，如前三例；有的則是存于商鋪、典當之中，如第四例。很明顯，這些存款者是按比較固定的利率取息的，其利息的多少與一定時期內生活費的多少應該是相適應的。 總體上說，明代的商鋪及財主家庭均接受存款，從地域上看也是比較廣泛的，有北京、南京、浙江等地，反映出存款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但其信用發展的程度還是很低的，絕大部分還被人的關系所束縛，表現在存款者與接受存款者之間多數是主仆、親朋故吏、同鄉人等關系，因而其發展的局限性很大。而對這種關系的一定程度的突破則是到清代以后。 至于明代存款的利率，尚未見有明確記載。

二

明代高利貸資本的主要業務當然是放款，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抵押借貸，一是信用借貸。 抵押借貸大致又可分為兩種：一是由典當鋪（有時包括印子鋪）所進行的比較專門化的動產抵押放款；二是由商鋪、私人所兼營的一般的抵押放款。 由前者看，自南北朝、隋唐以來，典當業均經營動產抵押借貸，自宋以后其業務逐漸豐富，開始向經營存款、放款、錢票發行、貨幣兌換、信用放款的綜合性金融機構轉變。就明代典當業看，當鋪也與其他各類商鋪一樣經營了存款，這一點已如上述。明代典當業主要業務仍是動產抵押放款。就抵押的物品來看，似以衣物為主，包括金銀珠寶、名人字畫、家具器皿、待銷的商品等，筆者于《中國典當制度史》中已有所論。 典當鋪之外，其他一般抵押借貸情況更為復雜，依抵押的物品之不同，大體有動產抵押借貸、不動產抵押借貸，還有人身抵押借貸。 從動產抵押借貸看，有以金銀首飾、古玩、名人字畫為質者，有以日常衣物、器皿、工具甚至以牲畜為質者，種類極多，除此之外還有不少特殊的東西。總體上說，地主、商人、官僚、貴族之家以前者居多，一般的農民、手工業者及一些下層知識分子則以后者為多。下面先舉一些具體例子。 嘉靖左右，陜西三原有胡汝寬，常常放債，“人困者多仰給，公又放寬期約，即有以田畜質者固辭不取”〔7〕。 明末江西撫州“鄉村農戶，身無余錢，方其仰求富民，高下惟命，或質衣物，或為庸力以谷準直……”〔8〕 王敬臣“嘗命仆以銀器質子錢家，逾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促仆還之”〔9〕。 松江府上海縣大官紳地主潘允端經常接受別人動產抵押，其抵押品主要是古玩、字畫、硯石、玉杯、文獻典籍等。這由其萬歷十四年至二十二年的日記得到了反映。〔10〕 一些官員和軍官則常以應得俸祿為抵借錢。弘治三年七月十八日，兵部尚書馬在題本中言：“各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額該見任軍政、其余帶俸并多余見任俱在各營操練，帶俸都指揮亦在其內，各因家道貧難，預將俸糧立約與人揭借使用……”〔11〕 顧清記載：有一年夏天，因官府征斂峻急，“米價翔貴，民以青苗一畝，典銀三錢，納糧一石，至典田五畝以上。”〔12〕這是以田畝中的青苗，也即秋天的收成為抵押借銀。 徽州府歙縣巖鎮有商人阮弼，其父家饒，樂于賑人之急，“諸告急者至，無慮贏詘應之，無以應則為之出所有而質子錢家，質窮則假他人之有以為質”〔13〕。在自己沒有適合的抵押物品時，竟至于借物作為抵押，充分反映了動產抵押借貸的普遍性。 不動產抵押借貸也很常見，包括房屋、田土、山塘、墳地等。 明初錢唐夏姓者“生殖頗殷，未始乘約以規利，里有以大宅一區質錢，久之，質直與屋等”〔14〕。 明后期南京軍官因襲替武職，候選于京師，拖延時日，“一切資斧措辦，盡將祖父以來幾畝之磽地，幾間之破房，多方求質于子母錢家，而后得世襲一官 ……”〔15〕 江西臨川縣有廣壽寺，明崇禎左右，“僧訟連，半廢其產，時時持產券質子錢家，子錢家皆豪右，以值半收上氓之利……”〔16〕 相比之下，田地抵押借貸比房屋更為普遍。 明代佛山霍氏族產有“嘗本”、土地，進行放債、收租，其嘗例規定“嗣后生揭，凡子孫揭用，不及一兩，不論有無產業，只是登簿。……一兩以上，即要產業為按，寫立文契。……計其利與這業時價相當，即要立明賣契，離業開稅。……如外人生揭，必須通知父老，寫立田地文契……”其家訓更細致，要求貸放之時，“務要寫田地立約，或銀錢交手，才有憑據。收債之時，耕田者禾熟催取；窯租者，見賣缸瓦即問……”〔17〕。 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初六禮部等上奏反映民情，其中引用松江府上海縣老人陸緒的請求說：“又典當首飾衣服器服（當為‘物’）起三分（當加‘利’字）取贖；損壞者，量還本利取贖；欺賴者聽告，不追本利給還；無力取贖者，田與債主再種二年交還田主，或加價絕賣……”朝廷同意了這一請求，并更明確規定：“典當田地器物等項起例（當為‘利’）亦依常例，或備贖取，或計所收花利已勾［夠］一本一利者交還田主……無利（當為‘力’）贖取者， 亦聽使再種或加價絕賣……”〔18〕顯然，在這里抵押的土地已經掌握在債主手里，故經過一段時間以后，朝廷為了保證稅收（“糧”）明確其所有權之所在，要求按照利息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的律例，限定債主在得到相當于原本收入兩倍的收益（土地收入）之后，將田地歸還田主；如無力贖取，則將土地讓與債主再種、或加價絕賣給債主。 從以上諸例看，不動產抵押借貸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借貸發生到償還期間產權沒有轉移，這樣，債務人到期必須連本帶利償還，因為在此期間債主并未從土地上得到收益；二是在此期間土地已經轉移，至期債務人只須償還原本即可贖回土地。 還有人身抵押借貸，即以自身或家里其他人口為抵押進行借貸，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借貸發生時，人身即已發生轉移；另一種是，借貸發生時，人身并不轉移，只在債務契約上予以登記。前者如永樂初年，彭志為香山縣丞，“有以男女質錢，久不能償，沒而為奴者二十余家，訴于官，官無以理之，公至悉為規劃還之”〔19〕。 后者如明末江西建昌，“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資而重其息。要使署妻于券，資盡復給，負債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余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奪其妻”〔20〕。 除抵押借貸之外，還有信用借貸。信用借貸亦有兩種：一是個人信用，一是擔保人（中人）信用，這種信用既有對于債務人財產狀況的了解，有些還有對于債務人人品及其社會關系的信賴。關于前者，最為典型的要數一些連契約都不訂立的借貸了。 如萬歷左右有“柳御史名彥暉，入京無資，貸富翁陸坦金五十緡，不立券，家無知者”〔21〕。 有姓孫的徽商，經商于蘇州，一次飲酒歸，見二客浩嘆須五百金，孫乃慨然貸與之，未立券，“左右曰：商者大者積貯倍息，坐列販賣，未聞有不券而貸者，有貸如此，不如勿往。客曰：第往，余不負若，若豈負余哉”〔22〕。 關于后者，韓大成先生稱之為“央中借貸”〔23〕。這是從債務人角度來看的，即債務人急需用錢，要求中人介紹一位債主；但有時也有從債主一方來考試，即債主要求介紹債務人的情況。 如有借貸契約說：“立借契蔣文蕙，系本縣醫生，為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銀三十兩 ……”〔24〕 呂坤所揭“告錢債狀式”言：“某人因缺用于某年月日向某借去銀若干兩，粟若干石，加三出利，指中人某，并借約證。”〔25〕 借貸、償還之際中人的情況還得登記入帳簿，有放債流水帳記載：“癸酉年八月十一日，劉知幾解糧上京，借去紋銀一百兩正，作盤纏，憑中葉文。”“甲戌年八月初三日，收劉知兒本利文銀一百三十兩，大小六錠，知兒自交，無中……”〔26〕 由此三例，大體上可以說明保人（中人）在高利貸活動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從有關材料看，保人不但要牽線搭橋，作合交易，而且在延期、償還、催討等場合，保人還要負責傳達雙方的要求，在許多情況下保人還代償債務，有些甚至因此破產窮困。 如有邵銓者，“弘治乙丑待試南省，昌化有時姓者，寓京告囊罄，銓憐之，而不能濟，乃介時詣同試生假白金數十兩，約抵家償之，后時竟負約，銓慨然傾已貲以償。”〔27〕 “成化六年，常熟梅里周涇包眉村徐悌者，嘗為所親周熙假人白金六兩，熙無還，債主逼悌償，其妻又相怨詈， 悌乘忿往縊熙家。 ”〔28〕 正因為保人（中人）付出了勞動，利用了自身的人際關系，又有代賠的風險，故做保多有保人錢、中人錢等。 林見素言：江西多有害民的“光棍喇虎”、“牙行經紀”、校尉、書手等，其中書手“擅入府第保債、勒取信錢，名曰領頭”〔29〕。 《金瓶梅》載：應伯爵替吳典恩作中借西門慶銀一百兩，應得銀十兩為“保頭錢”〔30〕；后來又替李四、黃智作保借西門慶銀一千五百兩，黃智給了應伯爵銀十兩為謝禮。〔31〕《金瓶梅》雖是文學作品，但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則應是真實可信的。 因為高利貸放款的普遍化，產生了許多以作保說合為生的人，尤其是在所謂的官吏債的借債中。如在京師北京“又有一等京城小人專一于在部前打聽舉放官債，每遇選時，尋探新除官員邀請到家，置酒說合，強要借與金帛銀段疋。其不才官員啗其肥飽，立約借取錢財……”〔32〕 除京城外，下面各級城市似亦存在此類中保之人，如福建淳安縣南村有何進貴，“家貧，惟作中保以度活，思欲買賣，又無錢本，難以措手，若獨以作保，覓些小微利趁口，怎能勾［夠］發達，心下思忖……”〔33〕 當然，所謂“中人、中見人、保人”等在抵押借貸中也是存在的，但其重要性不如在信用借貸中重要。 從以上所述可見，明代高利貸資本放款的形式大致可歸納如下：

┌┌典當鋪的專業動產抵押借貸 │動產抵押借貸└其他高利貸者的一般動產抵押借貸 │┌不動產轉移者 抵押借貸│不動產抵押借貸└不動產不轉移者 │┌人身轉移者 │人身抵押借貸└人身不轉移者 └ ┌個人信用借貸 信用借貸└擔保信用借貸

注釋：

〔1〕《續金陵瑣事》下卷，“還金逢杜裕。” 〔2〕《云間志略》卷8，“楊處士西崖公傳”。 〔3〕《云間志略》卷8，“浦散小癡傳。” 〔4〕《近事叢殘》，“吳庠生賴銀”。 〔5〕《見只編》卷中。 〔6〕《梅村家藏稿》卷47，“太仆寺少卿席寧侯墓志銘”。 〔7〕《溫恭毅公文集》卷10，“明壽官胡公行狀”。 〔8〕《天傭子集》卷10，“平糴或問”。 〔9〕《西園聞見錄》卷7，“臨財”。 〔10〕請參閱《明史研究論叢》第五輯，張安奇文。 〔11〕《皇明條法事類纂》卷20，第507—508頁。（影印本） 〔12〕《東江家藏集》卷39，“回吳巡撫禁戢家人書”。 〔13〕《太函集》卷35，“明賜級阮長公傳”。 〔14〕《始豐稿》卷13，“錢塘夏君墓志銘”。 〔15〕《續金陵瑣事》上卷，“武弁襲替疏”。 〔16〕《天傭子集》卷9，“重修廣壽譜序”。 〔17〕石灣：《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譜》卷3，“霍氏嘗例小引”、“太原霍氏仲房世祖晚節公家箴”。 〔18〕《皇明條法事類纂》卷20，影印本第503頁。 〔19〕《泊庵集》卷11，“彭縣丞墓志銘”。 〔20〕《聊齋志異》卷8，“崔猛”，小說中的具體人物、地點、事件均未必真實存在，本文列出時間、地點等，意在敘述方便而已，以下同此。 〔21〕《三家村老委談》卷1，“柳布衣”，亦見《花當閣叢談》卷2。 〔22〕《明文海》卷409，“拙客傳”。 〔23〕見《明代社會經濟初探》第127頁。 〔24〕《金瓶梅詞話》第19回。 〔25〕《實政錄》卷6，“風憲約”。 〔26〕《郭青螺六省聽訟錄新民公案》卷1，“富戶重騙私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