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州縣處于官僚和社會夾擊的兩難境地，是吏治腐敗的滋生溫床。國家政策的逼迫和自身利益的誘導，使催科賦稅虐民過甚；饋送賄賂和過客索要，成為填不滿的黑洞；進士舉監分途，對州縣吏治消極影響極大；獄訟的黑暗和吏胥鄉官生員對政務的干涉，形成地方政治的嚴重弊害。明朝之亡，根源在于州縣的殘暴和貪賄。

關鍵詞：明代；州縣；吏治

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以州縣為界，上下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州縣以上，其政治形態為官僚政治，有著一套以典章制度為規范的行為準則，而在州縣以下，其政治形態為鄉紳政治，有著一套以人情關系為規范的行為準則。州縣為這兩種規范的結合點，其矛盾尤為突出。中國的封建社會發展到明代，州縣的吏治產生了極大問題。明代的腐敗，首先是州縣以下直至鄉里的官吏腐敗，直接危害社會，引發了明末農民大起義，導致了明朝的敗亡。而州縣腐敗的癥結，就在官僚政治和鄉紳政治的銜接上。

州縣實為國家的政治基石，明代的州縣地方制度和地方官員問題，是明代政治的重大問題，而史學界以往多有忽視。論及明朝的政治問題，多著眼于中央而忽略地方。實際上，皇帝專權，取消丞相而由皇帝直轄六部，以及宦官專政等等，固然有其弊端，但卻不可能立即引起民變。而州縣吏治卻與老百姓息息相關，值得引起史學界的高度重視。

一、州縣守令的兩難處境

明代的知州（俗稱太守）知縣（俗稱縣令）在整個國家的官僚體系中十分特殊。他們處于官僚體制和基層社會接壤的邊緣，在整個官吏隊伍中屬于外圍，離決策中樞較遠，因而除了個別時期外，通常得不到權力中心的重視。但他們所在的基層政府，又是整個王朝大廈的支撐者，承擔著負載上層建筑的重任，因而皇帝和中央政府又不得不重視州縣建制的職能。對州縣守令的輕視和對州縣建制的重視，使守令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作為州縣長官，一方面是遠離政治中心的冷落，另一方面是職責的繁重和壓力。

在明初，朱元璋由于出身下層社會，深知州縣的難處及其對穩定政治統治的重要，極重守令之選。但好景不長，從立國到仁宣之時，制度初立，已有內重外輕的跡象，當官者視州縣為畏途，為宦者視京師為要津。由于明初以嚴刑治官，使內重外輕的弊端不過于顯，吏治尚稱循良，不過，皇帝把注意力集中在京師和中央，已經留下了產生問題的空隙。弘治以后為了強調地方親民官的重要性，規定知府、知州見上司不行跪拜禮，僅揖手打拱而已，以重其職，但其調節內外關系的著眼點，局限在官僚體制內部的上下關系上，而對政府與社會的官民關系缺乏足夠的重視。而正統至弘治，盡管朝廷越來越重視地方親民官的職司，但主要考慮其對國家財政的供應能力，州縣官員的職責轉向催科為主，且受多方牽制，為政不易，吏俗漸猾。正德以后，嘉靖、萬歷時期，州縣不僅不復撫恤鄉里，反而變本加厲，盤剝地方。州縣守令上有督撫巡按藩臬催逼索要，下有鄉宦、生員、胥吏把持地方，州縣難作，動輒罹罪，清廉者不容于方面上下，致使吏治大壞，終于激起民變。明末農民大起義，小半出自天災，大半出自人禍。以往史學界所重視的宦官專政問題，黨爭問題，主要影響上層，進而波及吏治，與社會底層并無直接聯系。而州縣吏治敗壞，則是釀成社會動蕩的直接原因。

天啟年間的禮部尚書趙南星，列舉了當時政治“四害”，其中兩害就在州縣，其余兩害也與州縣間接相關。“救時要務事，除四害為急。何謂四害？一曰干進之害，而曰傾危之害，三曰守令之害，四曰鄉官之害。”“除此四害，仕路庶幾可清，民生庶幾可療矣”(趙南星《味檗齋文集》卷1《敬循職掌剖露良心疏》)。“臣處閭閻三十年，習見有司貪酷者甚多”，“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為盜”，“故今日之憂不在建夷，不在安奢，而在郡縣之內”(《明經世文編》卷459趙南星《申明憲職疏》)。本來，從宋以后到明代，州縣衙門都立有戒石，銘文為：“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但百姓卻將其改為：“爾俸爾祿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轉吃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趙翼《陔余叢考》卷27《戒石銘》)李自成一句“三年免征，一民不殺”，“迎闖王，不納糧”，立即從基層動搖了明王朝的根基。故研究明朝政治得失，制度優劣，必須重視其州縣問題。

由于身處兩難之地，明代的守令難當。其繁難程度，可從袁宏道（中郎）的信函中見到一斑。萬歷二十三年，二十七歲的袁宏道出任吳縣知縣。作為著名文士，袁宏道深深體會到了知縣的苦辛。他在給友人丘長孺的信中說：“弟作令，備極丑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谷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對上司就像奴仆，對過客就像妓女，管錢糧就像賬房先生，待百姓就像保人媒婆，知縣難當的神態，躍然紙上。更麻煩的是，知縣面對的，不是習文知禮的鴻儒，而是目不識丁的愚民，與他們上任前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形成的處事方式格格不入。“令所對者，鶉衣百結之糧長，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蟣虱滿身之囚徒耳。”而事務之繁忙，處斷之艱難，更是躋進官僚集團的士人始料不及的。袁宏道在給同為知縣的朋友楊廷筠的信中道：“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項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盡。”在給好友沈鳳翔的信中也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吳令，則苦萬萬倍，直牛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谷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谷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也，而不難。惟有一段沒證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均見《袁中郎全集》，香港，廣智書局)顯然，年輕氣盛的袁中郎，書生氣十足，在上任之前未免把復雜的縣政看得太簡單了。在躬身實踐中，才識得箇中愁滋味。

在上下夾擊之中，州縣只得上結長官，下虐小民，成為吏治腐敗的滋生溫床。到明代中葉以后，州縣的腐敗已經達到“普及”程度，從守令到小吏胥役，清廉者廖若晨星，貪賄者蟻聚蜂集，成為政治痼疾，無藥可救，終于把大明王朝送上了末途。其腐敗的表現形式，主要集中在催科、饋送、仕進分途、獄訟、胥吏鄉官干政等方面。 二、賦稅催科的弊端

催科是地方官吏的一大任務，保證正常賦稅亦無可厚非。但是，明代地方的催科，卻演變成了害民之政。從明朝全盛時期的宣德年間開始，上解稅糧就已經成為地方官吏考課的“硬指標”。宣德五年定：“天下官員三六年考滿者，所欠稅糧，立限追征。九年考滿，任內錢糧完足，方許給由。”(《萬歷會典》卷12《考核一》)成化起，凡受災地區，納糧即可在三年大計時免除朝覲。“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五石，俱聽巡撫官撥缺糧倉，分納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惟選完須知功績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而已。”(黃榆《雙槐歲鈔》卷1《給由賑濟》)從此開始，考課地方官吏實際不再重視教化撫治，唯以催科為事。到弘治十六年，再次重申：“凡天下官員三六年考滿，務要司考府，府考州，州考縣，但有錢糧未完者，不許給由。”(《萬歷會典》卷12《考核一》)。嘉靖時，也有同樣規定。“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核任內租稅，征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明史》卷78《食貨二》)萬歷時張居正推行的考成法，史界多有贊譽，但卻忽視了其副作用。考成法開了“帶征”的先例，即除完成當年錢糧外，還要帶征隆慶以來拖欠賦額七成中的三成，完不成則處以降罰。對這種惟以催科為務的作法，也有一些官員痛責其弊。如萬歷時戶科給事中蕭彥就曾奏請道：“察吏之道，不宜視催科為殿最。昨隆慶五年詔征賦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萬歷四年則又以九分為及格，仍令帶征宿負二分，是民歲輸十分以上也。有司憚考成，必重以敲撲。民力不勝，則流亡隨之。臣以為九分與帶征二議，不宜并行。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賜也。”(《明史》卷227《蕭彥傳》)但是，這種批評并未得到執政者的重視。崇禎時，要求科道官必須從地方州縣官中行取，同時又規定征科未完者不得考選科道。“時有令，有司征賦不及額者不得考選。給事中周瑞豹考選后而完賦，帝怒貶謫之，命如瑞豹者悉以聞。于是（熊）開元及御史鄭友元等三人并貶二秩調外。”(《明史》卷258《熊開元傳》)史謂“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字，專于催科，此法制一變矣。”(《明史紀事本末》卷72)

在種種壓力下，州縣官吏的職責，惟以催科為要。“日夜從事，惟急催科”。所謂教化，所謂賑濟，所謂安民，所謂恤獄，全部被擱置一旁。嘉靖時顧鼎臣上疏稱催科之弊曰：“有司不復比較經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撲糧長，令下鄉追征。豪強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為空。孱弱者為勢豪所凌，耽延欺賴，不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僉，一人逋負，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于箠楚囹圄者幾數百人。且往時，每區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斂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害莫大焉。”隆慶時吏科給事中賈三近曾上疏道：“今廟堂之令不信于郡縣，郡縣之齡不信于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雖欲損毫厘不可得。形格勢制，莫可如何。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于苛察，撫字之念日奪于征輸，民安得不困。”(《明史》卷227《賈三近傳》)至于萬歷時的考成帶征，其弊尤大。“累年以前積逋無不追征，南方本色逋賦亦皆追征折色矣。”(《明史》卷78《食貨二》)本色的折算，又由官府任意為之，極大加重了民眾的負擔。親歷帶征的李樂直言道：“天下極冤最枉之事，莫如帶征錢糧一節。凡知縣、知州在任，止該清理任內錢糧，任以前自有官在，這官既不清得，如何一并責備后官？行取文書一到，合干上司，俱另具一眼相待，惟恐得罪何人。行取因錢糧不完，上司留著他在。今日則更有可笑，如萬歷十年官，直要他追而上之，到萬歷四五年也要兼比來，如何做得去！天下只是這幾個百姓，百姓只有這些皮膚，前面太寬，后面太緊，直是趕到大壞極亂不可救藥便了。”(李樂《見聞雜記》卷2)

州縣的催科，一方面是國家政策和官員考課逼迫而致，另一方面是包稅制下經手官吏有利可圖。如上引顧鼎臣疏所言：“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斂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只有通過催科，官吏自己才能從中得益。催科不力者，宦橐亦羞澀。因此，催科不僅有來自上面的壓力，還有來自自身的動力。明代晚期，如海瑞一般可廉己自律者如鳳毛麟角，屈指可數，而算計仕宦收入者則比比皆是，遍及州縣。正如高攀龍所言：“矻矻然朝夕之所望，與其父母妻子所以望之者，不過多得金錢。至去其官也，不以墨即以老疾。即去，其橐中裝已可耀妻兒，了無悔憾。而民之視其去也。如豺狼蛇蝎之驅出其里，亟須臾以為快。”(《高子遺書》卷9《送陳二尹序》)州縣正官如此，佐貳首領雜職更是如此。“今佐領官所在，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令署事，入門即征租稅，以圖加收，日夜敲撲，急于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虛語也。”(趙南星《味檗齋文集》卷2《鼓舞士氣安民生疏》)地方官在京待選，多方打點，往往淹滯數年，資用乏絕，常有借貸。等到授職，焉有不大撈一把之理？特別是出任邊遠地區的地方官，多有瑕疵，升遷無望，更是以搜刮為事。邊遠之官，“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即是遠處無能之輩，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日知錄》卷8《選補》) 三、饋送和過客招待造成的額外負擔

州縣的上司之多，監控之嚴，不僅導致州縣動輒掣肘，而且導致州縣饋送之弊。凡任州縣者，不饋送就無法做官。饋送的對象主要有四，一是府衙和布按二司，二是中央派出性質的巡按督撫，三是過往客人，四是京司。晚明李樂談到地方上送禮行賄時說：“公等但見郡縣官受賄至四五百金遂目為貪官，這眼眶太小了。我在廣中，見取珠送要地者，巨細不等，中有如豆之大者，以斗計不以升計，又非一次而止。”(李樂《見聞雜記》卷5)可見饋送賄賂之嚴重。

知府是州縣的直接上司，因此，也是州縣送禮的首要機構。海瑞稱：“縣百事統于府，舊例，小有故必參謁。”即使清如海瑞，在他任淳按知縣時，一分一厘的算計，在朝覲之年也要科派二百四十兩銀子作為饋送之用，其中九十兩就用于府衙(《海瑞集》上編《興革條例·吏屬》)布按二司也同府衙相仿，是州縣的主要饋贈對象。

督撫巡按之饋送，更是不能少的。永樂時，就有人指出這類饋送問題。“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答應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為承應，及其還也，即加讒毀，以為不肯辦事。朝廷不為審察，驟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后。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忌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污成風，恬不為怪。”(《明經世文編》卷21鄒緝《奉天殿災疏》)巡按御史考察地方，有舉有劾，被舉者則有謝薦之金，或百或千，其數不等，而且自稱門生。隆慶時僉都御史管志道曰：“御史巡歷地方，自府佐以至州縣正官，一經保薦，則終身尊之曰老師，而自稱門生。有以厚帛相酬者，是以寧負朝廷，不負舉主也。”(《明經世文編》卷399管志道《直陳緊切重大機務疏》)萬歷十一年，左副都御史丘橓一上任就疏陳八弊，即考績、請讬、訪察、舉劾、提問、資格、佐貳教職、饋遺。幾乎全部與督撫御史巡按州縣有關，而且多數都涉及到饋贈送禮。其中談到巡按舉薦時說：“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為恩。尊之為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于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饋遺之積弊。”(《明史》卷226《丘橓傳》)崇禎時，一名御史遣差巡按一次，所獲饋遺謝薦就多達二三萬兩，可見饋送問題多么嚴重。

過往客人涉及面廣，情況多樣，有朝廷命官公差，有官貴子弟經過，還有中官派遣，故舊私訪。因此，驛傳供給費用以及地方衙門招待費用成為州縣的一大開支。明初，這一現象已經出現。“往常布政司及諸有司，但聞是朝廷差遣人員，不問有無承制，或是六部差使，五軍遣行，各衛勾軍，如此數等不辨，一概阿從。所以承差之徒，不拘貴賤，所到衙門，徑由中道，直入公廳，口出非言。諸司阿奉，略不奏聞。布政司聽六部囑，府州縣聽布政司囑，州縣聽府囑，縣聽州囑。”(《大誥續編·妄立干辦等名第十二》)崇禎時御史毛羽健曾陳言驛遞之弊道：“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一紙洗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明史》卷258《毛羽健傳》)海瑞在對待過往客人上之嚴格是出了名的。總督胡宗憲之子過淳安，辱驛吏，遭海瑞嚴懲；都御史鄢懋卿路過淳安，供具甚薄，且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時至今日，史界還對其剛直贊譽不絕。但就是海瑞，也承認招待過往客人的重要性，言及州縣重過客的原因說：“寧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寧可薄下，不可不厚于過往。”“百姓口小，有公議不能自致于上；過客口大，稍有不如意輒顛倒是非，謗言行焉。”“厚客非出乎己身，取之百姓之身為之也。”(《海瑞集》上編《淳安縣政事序》)

至于京司，州縣主要是在三年朝覲之時需要饋送賄賂。海瑞曾感嘆道：“朝覲之年，為京官收租之年。”需要說明者，向京司饋遺，以督撫藩臬為主，州縣與京衙打交道不多。但督撫藩臬所饋，無一不是出自州縣。仁宣之世，號稱吏治循良，京司已以地方饋贈為其收入的重要來源，其后可知。于謙巡撫山西，曾以手帕線香等地方特產抵制饋贈金銀，可見其普遍。地方官員饋送京官，尚有“常例”，更多的是饋送京衙胥吏。“未投公文，先請承行吏胥，奉數十金，幸其接受，明日投文，乃免查駁。”(《明經世文編》卷185霍韜《第三札》)特別是戶部吏員，更是地方官的克星。嘉靖萬歷以后，地方賦稅全操于戶部吏員之手。“時戶部堂司皆窮于磨對，惟書手為政。若得賄，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作未完也。故一時謠言有‘違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之誚。”(李清《三垣筆記·上·崇禎》)賄賂與胥吏政治相結合，使政治益發黑暗。 四、仕進分途對州縣吏治的影響

明代仕途大勢，內重外輕，士人特別是進士對州縣官職不屑一顧，致使州縣官吏多不得人。永樂以后，隨著科舉制的完善，州縣官員，不是進士，就是舉監。但就知縣來說，以舉監居多，佐貳則雜用舉監和吏員。萬歷年間曾任宛平知縣的沈榜，列舉了永樂到萬歷十八年宛平縣二十四任知縣，其中二十二人為舉人，一人為歲貢，一人為官生；四十六任縣丞，貢監四十人，舉人一人，吏員三人，主簿升一人，余一人不詳；主簿十九任，貢監十一人，吏員四人，余四人不詳；典史十七任，吏員十六人，余一人不詳。宛平為地位非同一般的京縣，尚且如此，其他普通知縣，則基本是舉監之職無疑。而明代舉人和進士在仕途上差別極大，對地方政治有著重要影響。“同一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邊遠簡小之缺。州縣印官，以上中為進士缺，中下為舉人缺，最下為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云貴，不以處之。以此為銓曹一定之格。”(趙翼《陔余叢考》卷18《有明進士之重》)舉貢與進士，判若天涯。進士即使擔任同知、通判或知縣，也視為過渡臺階，而不以政事為意。

進士和舉監分途，使地方政治深受其害。隆慶時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天啟時吏部尚書趙南星，都曾從官吏考察升遷的角度指出過這種危害。賈三近說：“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是以為舉人者，非華顛豁齒不就選，人或裹足毀裳，息心仕進。”(《明史》卷227《賈三近傳》)趙南星稱：“各處司道進表官至，大小甲科之官，皆大賢也；鄉貢之官，間有疵議；其卑冗小吏，乃多劣考耳。臣等以為，此冊作之，則抽黃對白，徒事雕蟲，造之，則汗牛充棟，只堪覆瓿。吏治之虛偽如此，小民何由得安？今甲科之途極重，起家甲科者，尊卑長幼皆同袍也，其中又有鄉里、親戚、門生、故吏、通家、朋好，雖知其貪酷皆不肯言。而鄉貢之官，則又有弱顏媚態，巧立于呈身，如飛鳥之依人者，則又不肯言；而又有狙上官之好而投之，無不得其歡心者，則不肯言；而又有權豪之所囑讬，則不敢言；而又有不藉他人，其機術鋒俠足以起風濤、成斗變者，則不敢言。是知縣以上，至于司道，莫非循良卓異，其為不肖者甚少。”這種以科甲論優劣虛偽考察，是地方上省府州縣“齊心以害小民也。小民不安，則禍亂起而國家不安，是齊心以害國家也”(趙南星《味檗齋文集》卷2《朝覲合行事宜疏》)。崇禎時，為了改變這種只重甲科、不重舉貢的風氣，曾下令從州縣行取科道，不分進士舉監一體考選，本意不錯，但一執行卻只是加劇了催科弊政。崇禎時吏科給事中李清道：“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則間見，明經竟絕跡矣。自一體考選之旨行，于是乙榜明經，無人不催科，正餉雜項，無一不考成。其實甲科初選，半系腴壤，間補瘠邑，不久輒調。若乙榜明經，大約瘠邑多于腴壤。以錢糧難完之地，而人人思為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予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階，可嘆。”(《三垣筆記·上·崇禎》)

在內重外輕的局勢下，萬歷以后，知縣乃重。但只是進士以其為登身之階而重，以其能交接關系而重，以其能搜刮錢財而重，而舉監之輕如故。不但于地方政局無補，而且有害。“如程篁墩之言，國家初以他途授令，至憲宗始重親民之任，乃以第三甲進士為之。然久襲重內輕外之說，自任其勞，受人之脞，任是職者情多不堪。羅一峰之言曰：人中進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給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得之則忻。其視州縣守令，若鹓鸞之視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喪，對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蓋當時邑令之輕如此。自考選法興，臺省二地，非評博中行及外知推不得入，于是外吏驟重，而就中邑令，尤為人所樂就。蓋宦橐之入，可以結交要路，取譽上官。又近年乙酉科以后，令君悉充本省同考，門墻桃李，各樹強援。三年奏最，上臺即以兩衙門待之，反祈他日之陶鑄。而二甲之為主事者，積資待次，不過兩司郡守，方折腰手版，仰視臺省如在霄漢。其清華一路，惟有改調銓曹，然必深締臺省之歡，游揚擠奪，始得入手。而三甲進士，綰墨綬出京者，同年翻有登仙之羨，亦可以觀世變矣。”(《萬歷野獲編》卷22《邑令輕重》)顯然，嘉靖、萬歷以后的進士謀任知縣，志在行取科道，而不在撫治一方，著眼其宦橐所入，而不著眼其為民興利，看重其門生黨援，而不看重其舉賢貢士。至崇禎時，其弊更顯。新科進士初任知縣，“受任時，竟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舉劾人，能榮辱。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甲申朝事小記》初編，陳啟新《朝廷有三大病根疏》) 五、獄訟的黑暗

刑名獄訟是州縣常事，按照明制，凡軍民詞訟，必須自下而上逐級陳告，越級即為違制。徒流以下，府州縣即可決斷，徒流以上，府州縣審判后解部定案。而明代州縣獄訟，往往操之于吏書之手，為其生財捷徑。海瑞曾言，民間俗語有“種肥田不如打瘦官司”(《海瑞集》上編《示府縣嚴治刁訟》)。刑獄生財之道主要為刁難、滯獄、重刑和指攀富戶。從州縣長官到吏員胥役，借刑獄刁難百姓均是拿手好戲。“一詞才入，非銀數錢，不差人。及至問詞，大約官須五六錢，書手二三錢為例，實情稍大者賄及二三兩。”“刁民大戶，獄逞豪勢，以酒食結納，授詞凌虐。此官在鎮一日，官與積書、弓兵非日八十兩不充其欲，一年不下七八百金。”(李樂《見聞雜記》卷10)永樂時，已有滯獄現象。“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間瘐死者九百三十余人，獄吏之毒所不忍言。”正統時，評事馬豫述指攀富戶之弊：“臣奉敕審刑，竊見各處捉獲強盜，多因仇人指攀，拷掠成獄，不待詳報，死傷者甚多。”嘉靖時，給事中周瑯說滯獄索賄之狀道：“比者獄吏苛刻，犯無輕重，概加幽系，案無新故，動引歲時。意喻色授之間，論奏未成，囚骨已糜。又況偏州下邑，督察不及，奸吏悍卒，倚獄為市。或扼其飲食以困之，或徙之穢溷以苦之，備諸痛楚，十不一生。”(均見《明史》卷94《刑法二》)林烴為知州，斷案迅速，獄無拘滯，得到了“林一升”的贊譽，謂其審案無羈候之苦，只費米一升。然而卻使其屬下吏員皂隸大失所望(見林烴《林氏雜記·宦游記》)

州縣正官，由于不能盡悉事例，辦案只好憑良心。海瑞就曾把獄訟分為“爭產業”和“爭言貌”兩類，按照“鄉宦小民有貴賤之別”的原則區別對待。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時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海瑞集》上編《興革條例·刑屬》)。海瑞尚有幾分憫民之心，遇上只算計宦橐所入而不顧小民死活的官員，則同吏書上下起手，以飽私囊。更有一等糊涂官員，則糊涂辦案。萬歷時，李樂曾目睹烏程知縣餓死罪囚的辦案方法。“余為舉人時，見烏程令蔣公，問地方有賊否？余答曰甚多，現有慣賊某在縣獄。蔣問何以不餓死？予為具述所以得供送狀。別去不四五日，蔣令獄禁絕其食而死。”(李樂《見聞雜記》卷8)

六、吏胥、鄉官、保甲和生員對地方政務的干涉

明代州縣正式官員極少，屬州與縣衙，其職官最多不過四人，政務主要靠吏員辦理。清人稱：“官治之實，皆吏治之耳”。吏“在一邑，則一邑之政由其手；在一郡，則一郡之政由其手；在一部，則一部之政由其手”(阮葵生《茶余客話》卷7《吏之重要》)。“郡邑庫藏，往往不明，而官亦受其累。蓋緣初至，為吏所欺，衙內費數皆取辦，且有受其饋遺者。久之，官長短反為吏把持，噤莫敢出聲。”(林烴《林氏雜記·宦游記》)有的吏員，不但從政務上控制州縣長官，而且還靠發其陰私來脅迫長官。“能持人短長，郡長邑令，稍不加禮，即暴其陰事相訐，人畏之如蛇蝎。”(《萬歷野獲編》卷11《異途任用》)吏員之下，又有胥役。吏胥之弊，在明代成為一個老大難問題。

州縣衙門，一般有承發房管理文書，另有吏戶禮兵刑工六房，對口處理政務。承發房和六房，都由吏員管理。胥役則從當地納糧二石以上三石以下的民戶中差點，充任祗候、禁子、弓兵、捕快、門子等。據沈榜《宛署雜記》載，宛平縣吏員為三十八人，分充各房。官不諳政事，只有靠吏。“儒官初任，政未諳練，拱手仰成，以吏為師。吏滿三年，金箱玉囊，動盈千數。”(《明經世文編》卷185霍韜《第三札》)州縣吏員十倍于官，而胥役又十倍于吏，吏員尚有微俸，胥役則完全自理，惟有敲剝民眾。致使食利于官府者為數眾多。明末李樂言此道：“衙門吏胥，原有定額。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較前增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胥之外，又有白役、防夫、快手人等，亦增十倍。居官者利其白役無工食，安然遣之，竟不知食民膏髓為痛惜，一大害也。”(李樂《見聞雜記》卷5)顧炎武曾指出：“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日知錄》卷8《胥吏》)

正因為吏員胥役有來錢之路，故充當吏員胥役要出錢買，謂之“頂頭銀”或“頂首銀”。州縣之吏，頂頭銀各有例價，據海瑞所列，縣吏頂首銀為：吏房十兩，戶房、禮房、兵房、刑房、工房、承發房各五十兩，胥役中的鋪長、書手、皂隸、門子，頂首銀低于吏員，各有差等(見《海瑞集》上編《興革條例·吏屬》)。萬歷間林烴任知州，裁撤了吏員檢驗稅銀成色的鍛爐，遭到吏員“叩頭固爭”，硬行裁撤后，吏員“怏怏不樂曰：吾輩其餒死矣”(林烴《林氏雜記·宦游記》)明末朱國楨曾說：“書算一涂，最為弊藪。各縣戶房窟穴不可問，或增派，或侵匿，或挪移，國課民膏，暗損靡有紀極。甚者把持官長，代送苞苴。”“此輩積數十年，互相首尾，互相授受，根株牽連，而戶工部特甚。”(朱國楨《涌幢小品》卷11《禁入試》)

明代晚期，地方長官為了駕馭吏胥，掌握政務，又逐漸興起了文友幕賓。萬歷年間，李樂任淦令，“家人以其不諳政務，請一老主文同行”。李樂亦自稱：“近日友人作令，雇主文行者，十有四五”(《見聞雜記》卷8)。這種文友，遂成為清代幕賓的前身。

州縣境內有居鄉閑退致仕之官，亦成一弊，人稱鄉宦、鄉官。清代趙翼論鄉宦之害道：“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為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廿二史札記》卷34《明鄉官虐民之害》)

各州縣的保甲糧長制度，使得地方上催科之害，吏胥之弊，獄訟之苛，鄉宦之霸，與土豪士紳結合為一體。縣下十戶為一甲，設甲首一人，一百一十戶為里，設里長一人。糧長則負責催科，里甲則負責聯保治安調停訟毆。里甲糧長交結鄉宦，包攬獄訟，與吏員胥役內外勾結，表里為奸，形成了一種龐大的社會勢力。州縣正官，清者斂手，貪者肆虐，遂使明代的地方政治積重難返。

另外，各州縣學校的生員，也對地方有著重大影響。顧炎武有《生員論》，極言生員之弊。稱：“天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甚至說：“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于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吏為緣，甚有身自為胥吏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為大患。”

綜上所述，明代的州縣吏治，對封建統治的穩定起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明朝之亡，根源實在于州縣的殘暴和貪賄，此不可不為治史者鑒。滿族入關后，之所以能夠維持數百年政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攤丁入畝、耗羨歸公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催科之弊和饋遺之弊，并通過京官與外官的交流，部分解決了仕進分途之弊，還對吏胥進行了整頓，鄉官、生員干政問題也得到了較好的克服。當然，清朝有清朝的問題，而且有些問題依然照舊，特別是幕僚形成制度，分掌錢糧與刑名，與吏胥結合為一體，使其弊端成為無法克服之痼疾，獄訟的黑暗亦不亞于明朝。但是，畢竟清朝的統治者對明朝遺留下來的州縣弊政進行了一些改良。因此，雖然清承明制，但在州縣吏治問題上還是有區別的，所以盡管清朝有比李自成、張獻忠更為兇猛的太平天國起義，但畢竟沒有亡在農民手里而是亡在西方列強手里。弄清這一點，有利于我們更深入地認識明清制度的同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