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清朝，不能不關注滿族的歷史，關注滿族的歷史，就必須研究八旗。長期以來，研究滿族史的中外學者，圍繞八旗制度展開多方面考察，并取得豐碩成果，已是不爭的事實。近年來有關旗人與民人關系的探討不僅拓寬了研究領域，還有助于從更大的視野考察八旗制度的性質(zhì)和特點，這正是筆者撰寫本文的初衷。

有清一代，滿洲統(tǒng)治者以八旗制度統(tǒng)轄旗人（內(nèi)部又分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以州、縣制度管理民人（主體是漢族）。旗民分治是清王朝一個根本制度。作為該制度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就是在北京實施旗民分居。

清朝定都北京初，在城內(nèi)強制實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當時的北京城，仍保持明朝重建后的面貌，呈“凸”字形。內(nèi)城（故又稱北城）在北，平面呈東西較長的長方形；外城在南（故又稱南城），東西各寬于內(nèi)城。清朝統(tǒng)治者強令原在內(nèi)城居住的漢民除寺觀僧侶外，一律遷居外城，騰出內(nèi)城安置滿洲皇室和以滿洲人為核心的八旗官兵及眷屬。

旗民分居的結(jié)果，形成了并存的兩個社會，即內(nèi)城的旗人社會與外城的民人社會。不過，這兩個社會并不是互相隔絕的，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民人重新進入內(nèi)城，最終形成旗民雜居的局面。關于這一變化過程，筆者曾依據(jù)房契文書作過初步考察[1]。在此基礎上，本文將把重點，放在對內(nèi)城民人的考察上，即這些民人是如何進入內(nèi)城的？他們從事的行業(yè)是什么？與作為其服務對象的旗人又是一種什么關系？最后得出若干結(jié)論。

從事碓房業(yè)的民人

以滿洲人為核心的旗人，是清代社會中享有特權的階層。皇室、貴族、高官姑且不論，就連普通八旗兵丁的錢糧（甲銀甲米），也是不低的。僅甲米（兵米）一項，前鋒、護軍、領催、馬甲每人每年46斛（合23石），最低的步甲也有22斛（11石）。統(tǒng)治者有意把甲米定得高一些，以便兵丁養(yǎng)家，余糧則可變賣，作為一項輔助收入。當時一名七品官員的俸祿是每年銀45兩、米22.5石，八品官是銀40兩，米20石。所以雍正皇帝曾坦率地告訴八旗兵丁：他們的收入，實際上已多于七、八品官的俸祿。[2]

大約十萬左右八旗官兵聚居京城，每年領取的糧食究竟有多少，尚無精確統(tǒng)計。有學者認為，每年在京八旗官員的祿米(俸米)約需12萬石，八旗士兵甲米約需175萬石，八旗宗室勛戚及蔭襲官員祿米約需100萬石，此外還有八旗失職人員、鰥寡孤獨養(yǎng)贍米石等，合計近300萬石。[3] 清代京城食糧主要來自南方漕運，分別由山東、河南、江南、浙江、江西、湖廣運抵。據(jù)雍正《大清會典》卷四十：江南額定漕糧179.4萬千余石；浙江：63萬石；江西：27萬石；湖廣：25萬石；山東：37.5萬千余石；河南：38萬石。以上合計約370萬石，其中絕大部分入于旗人之手。[4]

由于糧食來源和品質(zhì)不同，旗人與民人的食物構成存在明顯差異。內(nèi)城的旗人主要食用南方運來的稻米，而外城民人所食多為北方產(chǎn)五谷雜糧，此即時人所謂：“旗人平日多食老米，民人平日多食雜糧”[5]。倉廒中存貯稻米，很大一部分未經(jīng)加工仍帶硬殼，叫“粗米”，“粗米”蛻殼的過程叫作“舂”，又叫“串米”。米經(jīng)串治后稱作“細米”。這樣，主要為旗人加工稻米的碓房就發(fā)展起來?！绊浴笔囚┟椎墓ぞ撸苑慷酁槊袢怂_。松筠《百二老人語錄》卷二云：

京城凡衚衕內(nèi)，有開設碓房、米鋪之山東人，常收攬旗人每季關領之好米，謂之碓細。每五大斗止給四斗，實于山東人大有便宜。而度日艱窘之旗友，白日出當官差，家中人少。如遇送米來時，山東人故意將米少給。因缺數(shù)向爭，彼不但不添，仍發(fā)豪橫，并云：此是你們原米，好食則食，不食給我工錢，將你們原米叫人拿來罷。因無可奈何忍耐過去[6]。

“碓房”，滿語叫作“bele niohure puseli ”（直譯：碓米鋪）；“碓細”，滿語叫作“narhūn obume niohumbi”。上引文還說明，開碓房、米鋪的，以山東人為多，他們平時里收多給少，或以劣充次，盤剝旗人，花樣多多[7]。

在清代北京，與旗人關系密切的民人，一為山西人，一為山東人。山西北與蒙古接壤，向南毗鄰京、冀，素有經(jīng)商傳統(tǒng)，京師經(jīng)營銀錢業(yè)務之爐房、錢鋪、票莊、當鋪、印局老板等等，大半非山西人莫屬。而山東人與滿洲人歷史淵源最久，關系也最密切。山東東部一帶素為富庶，但人稠地窄，故出外謀生者多。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隔渤海灣相望，自明代以來，許多人浮海北上，謂之：“闖關東”。關外地廣人稀，物產(chǎn)豐饒，北上者絡繹不絕，或春去秋歸，或遷往不歸，關外遂成山東人“第二故鄉(xiāng)”。十六世紀末滿洲人崛起于遼東，開疆拓土，建立清朝，編入漢軍八旗的漢人，十之八九原籍山東。清朝入關，大批山東人隨之來京，繼而又從原籍招致不少親朋。山東人素性吃苦耐勞，兼有經(jīng)商傳統(tǒng)，久而久之，旗人日用所需多由山東人承辦，近水樓臺先得月，老米碓房多由其經(jīng)營也是很自然的。

那么，北京內(nèi)城碓房是何時興起的呢？雍正年間鑲紅旗漢軍副都統(tǒng)尚崇坦在一份奏折中稱：

臣查八旗官兵自定鼎以來居住內(nèi)城，所關米原系自行舂碾，未有雇覓旁人者。乃數(shù)十年來享國家升平之福，憚勞苦而習宴安，遂有山東、山西兩省來歷不明之人入京開設碓碾，而旗人所關之米交與舂碾，久久習熟，竟有關米出倉并不載運回家而直送至碾碓聽其銷算者，以致無籍奸民得以施其盤剝之計。除一石只舂八斗外，或用大斗小升，多入少出；或因先借后還，貴價賤折；甚至有寄放既多乘便賣盡而飄然遠遁者。[8]

這份奏折講得很清楚，清朝初期，八旗官兵領取兵米俸米，原系自行加工。以后習于安逸，憚于勞苦，逐漸轉(zhuǎn)給進入內(nèi)城的外省民人，首先是山東、山西人。這些民人開設碓房碾房，除了收取加工費，還想出種種額外盤剝的伎倆，以致引起旗人強烈不滿。為此，尚崇坦曾向雍正帝建議：八旗領取的糧米應令自行舂碾；開設碾碓的民人概令移往外城；如果仍留內(nèi)城，由步營官員即行查拿治罪。尚崇坦的想法顯然過于簡單、粗暴，他認為只要把民人逐出內(nèi)城，就萬事大吉，旗人既可“習力作之勤”，而“奸民”亦無所施盤剝之計。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對已經(jīng)習于安逸的旗人，如何使之重操舊業(yè)？何況米石加工數(shù)額巨大，確實需要社會的專業(yè)分工和必要設備。結(jié)果可想而知，雍正帝對尚崇坦的建議未置可否，實際是擱置一旁了。

同一時期，還有八旗官員建議設立官辦碓房以取代民人碓房，具體辦法是每旗各設碓房十處，舂串細米發(fā)賣。但隨即產(chǎn)生的問題是：當時八旗官兵約有九萬五千五百余，食糧人數(shù)眾多，碓房如少立則不足敷用，如設立百余處，又不免人多事繁。八旗大員會議的結(jié)果，否定了上述建議。[9]

總之，碓房與旗人生計關系密切，無法取代。但碓房對旗人的盤剝又不能不引起統(tǒng)治集團的關注，只是苦于找不到有效對策，只好任憑其發(fā)展。清中葉，北京內(nèi)外城的碓房至少有千余家 [10]。其中，位于內(nèi)城的碓房以旗人為服務對象，業(yè)務量尤大。

內(nèi)城的碓房業(yè)，幾乎與清朝的統(tǒng)治相終始。除了加工米石，一些碓房兼營放債[11]。辛亥革命后，八旗制度迅速崩解，旗人們喪失了被稱為“鐵桿莊稼”的糧餉，加之近代機器加工業(yè)的傳入，碓房業(yè)才迅速衰落[12]。

二、從事運輸業(yè)的民人

南方的漕糧由運河運抵通州上岸，按照米色和用途不同，分倉收貯。食用上品米的八旗貴族、官員必須出城到通州倉運米，而八旗驍騎校、護軍校以下及兵丁則在京城各倉運米。

京城八旗，各有指定倉庫：左翼鑲黃旗，海運倉（東直門內(nèi)鞭子胡同北口外）；正白旗，舊太倉（朝陽門內(nèi)大百萬倉南門）；鑲白旗，南新倉（朝陽門內(nèi)豆瓣胡同）；正藍旗，祿米倉（朝陽門內(nèi)智化寺西）；右翼正黃旗，北新倉（東直門內(nèi)瓦叉兒胡同東口）；正紅旗，興平倉（東直門內(nèi)扁擔胡同南口）；鑲紅旗，富新倉（朝陽門內(nèi)北小街）；鑲藍旗，太平倉（原與祿米倉同設一處，康熙四十四年移設朝陽門外甕城之南）。其中，朝陽門內(nèi)舊太倉、興平倉、海運倉、富新倉彼此接近，規(guī)模最大，四倉為一大倉，即一倉四門 [13]。

按八旗方位：左翼四旗鑲黃旗居安定門內(nèi)，正白旗居東直門內(nèi)，鑲白旗居朝陽門內(nèi)，正藍旗居崇文門內(nèi)；右翼四旗正黃旗居德勝門內(nèi)，正紅旗居西直門內(nèi)，鑲紅旗居阜成門內(nèi)，鑲藍旗居宣武門內(nèi)。對照以上各旗倉廒不難發(fā)現(xiàn)，八旗官兵領米，路程遠近不等，由于京倉均集中在城東一帶，右翼四旗領米，須從城西赴城東，中途要繞行皇城，路程遠較左翼四旗為遠，運輸費用相應提高。

清朝盛時，府庫充盈，八旗官兵給養(yǎng)豐厚。旗兵每季領米一次，稱“季米”。季米的領取分旗定期，大致有二種。第一種為“二五八冬”，即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為領米期；第二種為“三六九臘”，即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為領米期。[14] 屆時倉前車水馬龍，人頭攢動。為了運輸與發(fā)放便利，領米時各旗多以佐領為單位雇覓民人車輛，憑米票到指定倉房領米?！栋俣先苏Z錄》卷二載：

一老人云：吾知一人曾充領催，辦理錢糧事務，甚為美善。其于本佐領下人錢糧，或銀或錢，每月由戶部領出時，送至佐領宅內(nèi)，將錢如數(shù)散放，并無坐扣這項那項。銀兩按分照冊公平秤放，余出者給雇車工價外，不余則已，有余即回明佐領，分予佐領中極貧之家，雖一分一文，并不苛取……佐領下或官或兵，關米時，伊親率佐領下聽事人，找雇賤價車輛拉米，逐戶挨送。其充足人家如及時交給車價，即令車夫領去；貧窮人家當時不能措給，伊在錢糧內(nèi)陸續(xù)坐扣，找還車夫……

上引文提到的車夫，就是專門被雇傭來給旗人運米的民人。他們大多是個體經(jīng)營，在車價上亦有差異。清初同一佐領的人戶集中居住在某街區(qū)，以后逐漸散居各處，隨之，季米的領取越來越費時費力，車腳工價亦水漲船高。雇覓車夫，討價還價，這些工作，瑣碎繁重，照例是佐領下錢糧領催的職責。但這些交易環(huán)節(jié)，往往也給領催提供了以權謀私的機會。故其人品之高下，貪廉與否，直接涉及旗人的切身利益。上引文還提到，一些旗人貧戶，因無錢付給車價，只有欠賬，等到下季度領取錢糧時再由領催扣還給車夫。在這種場合，這些旗人就與車夫形成了債務關系。

三、經(jīng)商的民人

關于清前期北京內(nèi)城的民人經(jīng)商情況，文字史料多語焉不詳，惟有康熙《萬壽盛典圖》的作者，以其神來之筆，刻畫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圣祖玄燁六旬大壽的情景，對盛典沿途北京內(nèi)城的街景、大街兩旁眾多店鋪和交易場面，均有栩栩如生的描述。如圖中提到的“西華門外眾鋪家”、“四牌樓北眾買賣人”、“西直門外眾鋪家”，就反映了這三個街區(qū)商業(yè)繁榮、店鋪眾多的事實。西四的四個牌樓是該商業(yè)區(qū)的標志性建筑，題額均為滿漢合璧，其中一牌樓上書“大市街”，另一牌樓上書：“行義”。[15] 當時，北京內(nèi)城有兩個大市街，一個在西四牌樓，一個在東四牌樓，都是繁華的商業(yè)區(qū)，聚集了許多商販。

《萬壽盛典圖》中，如實反映了店鋪的多樣性，有雜貨店、煙鋪、藥鋪、香料鋪、蠟燭鋪、顏料油漆店、茶店、點心鋪、酒店、油鹽酒雜貨店、菜店（菜局）、面食店、布店、洗染店、錢莊銀莊、當鋪，以及米店、水果店、鞋店、雜貨店、棉絲店等。店鋪有號、堂、居、齋、行、鋪、局種種名目。

隨之產(chǎn)生的一個問題是，順治初年民間商人既被逐出內(nèi)城，他們是何時開始返回的，返回的途徑又是什么？在此以前，筆者曾試圖利用北京房契尋找答案。但康熙、雍正年間房契傳世者太少，盡管從契書中可以找到民人在內(nèi)城經(jīng)商的確切記載，但對其內(nèi)容和規(guī)模很難做出比較全面的估計。《萬壽盛典圖》則令人信服地表明：康熙末年（18世紀初）內(nèi)城商業(yè)的發(fā)展，吸引著眾多民人。在通衢兩旁，櫛次鱗比著各色店鋪，店主和店伙基本都是民人。除了開店的坐商，街上還穿行著許多行商，這些沿街吆喝的小商小販，有的肩上挑著貨擔，隨身帶著秤，或者挑著貨箱，箱子上還插著旗子一類的飾物。商販中有賣雜貨的，賣玩具的，賣花卉的，賣茶水的，賣吃食的，還有在路邊賣畫的。他們的動作舉止、服裝發(fā)式、職業(yè)特點，在《萬壽盛典圖》中均有惟妙惟肖的描繪。

《萬壽盛典圖》還反映出內(nèi)城商業(yè)的發(fā)達，煙草、藥材、香料等商品，多來自遙遠南方；四面八方的商品匯萃于此，極大地豐富了旗人的物質(zhì)生活。商業(yè)的繁榮，是國內(nèi)社會秩序安定、經(jīng)濟發(fā)展和交通暢達的結(jié)果。特別就滿洲人而言，其物質(zhì)生活之豐富，與關外時代比簡直判若霄壤。

值得注意的是：民人的店鋪不僅出現(xiàn)在內(nèi)城，而且進入西華門內(nèi)的皇城。皇城內(nèi)大道旁有掛著招牌的“菜局”，隔壁堆放著一筐筐的蔬菜，幾個民婦在聊天。西面有一個藥鋪，柜臺上擺著搗藥罐，靠墻是乘放各味藥材的柜子，幌子上寫著“仁德堂南北川廣道地藥材”。有的店鋪掛著“名煙”“石馬名煙”“所煙發(fā)兌”的幌子；有的幌子是一串銅錢的造型；有的店內(nèi)擺著酒壇，墻上掛著葫蘆瓢；有的店內(nèi)擺著桌子和條凳，一位客人坐著吃飯，旁邊的伙計忙著應酬；有的店鋪柜臺上擺著一雙鞋，還懸掛著旗人穿用的靴子；還有店鋪擺滿了雜貨。穿行于熙熙攘攘人流中的，是游動的小販，挑籮筐的，推獨輪車的，提著秤桿交易的，坐在道邊等顧客上門的；有在道邊小桌上放個大茶壺賣茶水的，有手里搖著貨郎鼓或背著貨箱沿街吆喝的……這些熙熙攘攘的熱鬧情景，洋溢著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情趣。這并非作者的虛構，而是說明：康熙年間的皇城內(nèi)，民人已開拓出屬于自己的一席之地[16]。除了《萬壽盛典圖》，不妨再印證檔案記載?？滴跷迨哪辏?715）旗員賴溫在一份滿文密折中奏稱：

九門之內(nèi)地方，甚為綦重，且外紫禁地方，所關更為綦重，因天下各省之人來者甚多，于外紫禁城內(nèi)外地方開下榻之店者皆有……若外紫禁城內(nèi)外店房皆與查禁，閑蕩之人，零星商販皆令于城外店房下榻，則城內(nèi)風氣似可改觀，且良惡之人亦不可妄加棲止。[17]

清代北京內(nèi)城，包括三個城區(qū)：中央是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今故宮博物院的范圍）；紫禁城外，是皇城（主要居住為皇室服務的內(nèi)務府旗人）；皇城外，是八旗及其眷屬屬駐扎的大城。賴溫所謂“九門之內(nèi)地方”，指八旗居住的大城；而“外紫禁地方”，則指皇城。這就充分證明，康熙末年進入大城的民人已經(jīng)不少，不少是居無定址的流動小販，他們經(jīng)常下榻客店，帶動了客店業(yè)的發(fā)展。賴溫為了維護城內(nèi)治安，建議將城內(nèi)所有客店不問清紅皂白，一概查禁?？滴醯蹍s未置可否，只是朱批道：“九門提督會同該部議奏”。從后來情況看，客店不僅沒有被查禁，反而越來越多。

雍正年間，在東華門、西華門外，民人的飯鋪、酒鋪生意也異常興隆。值班的八旗兵丁進鋪沽飲，習以為常。以致引起清廷干預，諭令將兩門外的酒鋪，一概禁止；飯鋪亦只允許出賣飯肉菜蔬，永禁賣酒?；食莾?nèi)禁止賣酒，主要是擔心旗人沉溺于享樂，經(jīng)濟上漸趨窘迫，軍事上喪失尚武的傳統(tǒng)。至于飯鋪、油鹽等鋪，為旗人日常生計所系，卻不能不允許照常營業(yè)[18]。

雍正十年（1732），內(nèi)務府官員丁皂保奏請嚴禁東西安門內(nèi)路旁開書場、茶社，及在皇城內(nèi)街道搭棚設醮。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皇城以內(nèi)與紫禁（按，指紫禁城）甚近，查舊例凡居住旗人不許在街在道搭棚設醮，揚幡掛榜，鑼鼓喧嘩，以內(nèi)地理宜潔清故也。其東安門西安門內(nèi)大路兩旁人居稠密，在廛在舍聽憑貿(mào)易經(jīng)營，此實我皇上寬恤深仁愛民如子之至意，凡屬旗民皆宜仰體圣心，尤當凜遵法度也。乃者奉行日久玩愒旋生，于大路兩旁密支布傘，或作茶社，或作書場，人民擁擠，道路壅塞……于肅清禁地舊例甚屬不合…… [19]

從丁皂保的奏折不難得知，在皇帝“聽憑貿(mào)易經(jīng)營”的諭旨下，皇城內(nèi)主要街道旁的店鋪發(fā)展很快，并且出現(xiàn)了茶社、書場等文化娛樂場所。民間的商業(yè)觸角由大城滲入皇城，同時發(fā)展起娛樂、文化等性質(zhì)的經(jīng)營，這似乎意味著民間藝人的出現(xiàn)。

在明代，皇城內(nèi)悉為禁地，民間不得出入。至清代，東安、西安、地安三門以內(nèi)紫禁城以外的皇城，始允許旗人民人自由行走、居住[20]。這種變化，對民間商業(yè)的發(fā)展乃至民人與旗人的交往是有利的。

清代北京各商業(yè)市場，一般有固定地點。坐落外城的有：銀市、珠寶市、玉器市（在正陽門外）；估衣市，肉市，果子市（在正陽門東）；皮衣市（在南小市）；魚市（在金魚池西）；菜市（在宣武門外大街南）；騾馬市（在虎坊橋西）；拆補市（在西珠市口南）；油壺盧市（在花兒市西）；棉花線市（在東直門外）。坐落內(nèi)城的有：在東四牌樓南，有米市；在東四牌樓西，有豬市，羊市，馬市；在隆福寺西，有雀兒市；在德勝門內(nèi)，有耍貨市[21]。檢雍正朝官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二《八旗分布圖》，雀市在隆福寺東南，馬市在隆福寺西南。說明這些商市，在康、雍年間已經(jīng)形成。楊靜亭《都門雜詠·雀兒市》有云：“市陳隆福鳥堪娛，奇異難將名字呼。細自鷦鷯大至鶴，買來除卻鳳凰無?！盵22]除了傳說中的鳳凰無從尋覓，幾乎所有可以馴養(yǎng)的鳥類在隆福寺的雀市上均有出售，可見經(jīng)營范圍之廣。八旗子弟終日無所事事，養(yǎng)成提籠架鳥的時尚，助長了內(nèi)城雀市的發(fā)展[23]。清前期，許多旗人仍保持騎馬傳統(tǒng)，馬市設在內(nèi)城也不足為奇。至于豬、羊、米等，口腹所需，更是須臾不能離開。

東四牌樓一帶，早在康熙年間，已是店鋪集中，生意繁興的地區(qū)。[24]晚清時這一帶分布著首飾店、緞靴店、帽店、估衣店、茶葉店、點心鋪、飯館，多有名氣。如致美齋以生產(chǎn)滿洲風味糕點聞名，因有“妙制品惟供上用，奶油風味溯興京”之句。清朝把滿洲肇興之地今遼寧新賓縣稱為“興京”。滿洲奶食品名“奶烏他”，被滿人帶入京城，食之不免想起關外時的生活和本族的傳統(tǒng)。東四一帶還有號稱“四大恒”（恒興、恒利、恒和、恒源）的四家錢鋪，是操縱京師經(jīng)濟命脈的總匯。這里還是書肆的集中地，主要有三槐堂、同立堂、寶書堂、天繪閣。

清末，內(nèi)城商業(yè)繁榮的街市除東四牌樓、西四牌樓，還有新街口、東安門外、東單牌樓、北小街鬧市口（在朝陽門內(nèi)）、北新橋、交道口（安定門內(nèi)）、后門大街（即鼓樓前大街）等處[25]。商業(yè)區(qū)的增多與擴大，反映了經(jīng)商民人的增長。

四、從事手工業(yè)的民人

康熙《萬壽盛典圖》，刻畫了北京內(nèi)城形形色色的店鋪和手工業(yè)者形象。有些店鋪的經(jīng)營內(nèi)容通過幌子反映出來：如成衣局，即裁縫鋪；一個商幌上寫著“天寶齋仿古金囗”，應是加工首飾的金店；刻書鋪的幌子寫有“李家印囗”，“印造釋[經(jīng)]”。一些臨街店鋪，雖沒有幌子，但從屋內(nèi)外的擺設一看便知。如屋外擺滿圓木的是木匠鋪，放滿桌椅柜子的是家具鋪，懸掛車輪的是修車鋪，院里擺滿煤球的是煤鋪，屋外張掛皮革的是皮貨店，掛著氈子的是氈子鋪。各色店鋪對自己的經(jīng)營之道，均以特定商品、用物或者幌子來表現(xiàn)，令人一目了然。最醒目的還有帽子店，店前的幌子上畫著一頂清朝特有的官帽。雖然不能斷言這些店鋪的產(chǎn)品都是在店內(nèi)制造加工，但大部分產(chǎn)品在店內(nèi)制作完成應沒有問題。這說明，隨著內(nèi)城商業(yè)的恢復，一些專門為旗人服務的民間手工業(yè)者，也逐漸進入內(nèi)城。

雍正年間的一件奏折稱：西長安街以南，沿皇城一帶大街，以往雖有加工販賣牛馬皮張的，不過寥寥數(shù)家；近年來貿(mào)易之人迅速增多，挨家逐戶收買各色皮張，車載騾馱，不可勝數(shù)；遍地腥膻血污，一遇春夏，臭穢難聞，行人莫不掩鼻，殊失觀瞻。這些人都是來自外省的民人，紛紛在此賃屋居住 [26]。為了清理環(huán)境，以壯觀瞻，陳奏者建議皇帝將這些民人全部驅(qū)逐出城。但是，在《八旗通志初集》卷二《八旗分布圖》中，上述地區(qū)明確標有“皮市”二字。不僅證實了皮市在內(nèi)城的存在，且說明了該市場的合法化。至于將民人逐出皇城的建議，看來也沒有被統(tǒng)治集團采納。

清代后期，內(nèi)城的民間手工業(yè)諸如營建業(yè)、木工，瓦工、石工、油漆工、棚工、裱糊匠、皮毛匠、成衣匠、制帽匠、靴匠、絳帶工等，均有發(fā)展，民間工匠隨之增多。及清朝滅亡，八旗制度不復存在，部分為旗人服務的特種行業(yè)不得不轉(zhuǎn)行：

制靴業(yè)。滿洲人早先是騎射民族，無論男女，騎馬穿靴，以后騎技荒疏，仍保持穿靴傳統(tǒng)。東四一帶的內(nèi)興隆靴店，專做文武朝靴和戰(zhàn)靴，“便帽錦邊紅結(jié)穗，緞靴穿著內(nèi)興隆”，成為內(nèi)城旗人的一種時尚[27]。清朝滅亡后，旗俗迅速消失，靴業(yè)只有向制鞋業(yè)轉(zhuǎn)行。所以民國修《北京市志稿》說：“京靴為本市特制，自國體變更，靴已無形取消”[28]。

服飾絳帶業(yè)。清代旗人保持滿洲人傳統(tǒng)服飾，男女均穿袍（即所謂旗袍），旗袍左衽，鑲絳帶。京師的絳帶業(yè)馳名四方，其工人以吳橋、景縣、棗強等地為多。乾隆間已設立行會。迨辛亥鼎革，朝野服制變更，此業(yè)遂衰 [29]。

皮革、斜皮業(yè)。該行業(yè)以騾、馬、驢臀部兩股上方之皮為原料，亦稱股子皮，性軟質(zhì)細，耐摩擦，用以制作靴之牙條，鞋之雙梁，及鑲氈簾四角；又拉弓、摜跤、舉石、架鷹者，多以黑綠色股子皮沿衣四周。及清朝亡，靴鞋之式改變，氈簾之制與八旗武士之衣多廢，故其業(yè)衰微。[30]

繡花業(yè)。清代京師繡工，有繡花作與湘繡莊兩類。繡花作有蘇繡、顧繡兩種，皆名之曰京繡，最有名。八旗官員蟒衣黼黻遍行于天下，故繡花業(yè)很有市場。及清朝亡，只好改繡戲衣、神袍。[31]

牙角骨工業(yè)。清初重騎射，凡引弓須帶扳指，因制扳指而成業(yè)者曰扳指店。其原料：關東有獸曰猂達罕（又稱“四不像”，即麋鹿），似鹿而大，角堅，色灰白，制扳指者用之。此外，有象牙、牛角、駝骨及粵東所來之虬角（即海馬牙，染綠甚美）。凡可制器者，兼收并蓄。及辛亥鼎革，弓矢之業(yè)廢，扳指店只好改行[32]。

造花業(yè)。此業(yè)純?yōu)槭止?，其原料大別有二：曰絹類，中有綾、絹、緞、綢、絨之分，用作頭花、襟花、夾花為多；曰紙類，中有洋、毛太、粉連、格褙之分，用作瓶花、盆花及花圈為多。凡喜慶喪祭，陳設佩戴，各異其用。有清一代，旗、漢婦女皆喜戴花，旗裝婦女尤盛，宮中式樣，流布民間，故此類花或稱宮花。[33]。清朝滅亡，旗裝很快絕跡。同時衰落的還有首飾業(yè)[34]。

馬掌業(yè)。給馬釘蹄鐵，是一種勞動量大比較辛苦的行業(yè)。業(yè)馬掌者，制造蹄鐵，兼施釘工。初為肩挑游行，隨地釘掌。清代中葉，始設專鋪，然無字號，多于門前立架，拴縛騾馬，其鋪址則多在馬店與獸醫(yī)的鄰近。近代以來，京城內(nèi)騎馬者絕跡，及人力車、自行車等引入，此業(yè)遂微。[35]

五、從事賣水業(yè)和糞便清理業(yè)的民人

對北京這樣一個大都市來說，居民用水始終是一個大問題。北京井水的水質(zhì)，素有甜水（軟水）和苦水（硬水）之別，而以苦水居多[36]。

清代北京內(nèi)城有多少口水井，尚無詳確統(tǒng)計。乾隆《京城全圖》記載地名，不少與水井有關系：四眼井（二2）、高井胡同（二10）、井兒胡同、三眼井胡同（三7）、龍頭井（四7）、三眼井胡同（五5）、四眼井（五11）、苦水井（五11）、三眼井（六5）、井兒胡同（六9）、苦水井胡同（七1）、高井兒（八1）、小井兒胡同（八2）、高井兒（九10）、四眼井（十2）、四眼井胡同（十7）、坑眼井（十11）。人們以水井或水的特質(zhì)作為胡同標志，一定程度反映了水源在生活中的重要。

記載水井位置和數(shù)字最準確的當屬晚清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37]，按該書記載，在市內(nèi)大多數(shù)地區(qū)，都是數(shù)條胡同的居民共用一眼水井。相對于密集的人口而言，井水成為一種寶貴資源。由于多數(shù)居民距離水井較遠，且多數(shù)水井屬私人性質(zhì)，于是興起了專門的賣水和送水業(yè)[38]。

內(nèi)城旗人居家度日，多依靠送水民人（水夫）。發(fā)達的賣水送水業(yè)，形成了對水井和“水道”（特指送水的對象）的獨占。水井和“水道”的所有權與經(jīng)營權，同不動產(chǎn)土地房屋一樣，可以買賣、轉(zhuǎn)讓、分割，由此形成復雜的契約關系。[39]

在《萬壽盛典圖》中，第一次刻畫了水夫的形象。頭戴草帽，打著綁腿，推著獨輪車，車上放著四只乘滿水的木桶，穿行于內(nèi)城的街巷間。旗人得碩亭《草珠一串》云：“草帽新鮮袖口寬，布衫上又著磨肩（原注：挑水人所穿半臂，名曰磨肩）。山東人若無生意，除是京師井盡干（原注：京師賣水俱山東人）?！盵40]作者在準確把握水夫裝束的同時還特別點明，從業(yè)者都是山東人。據(jù)說，乾隆年間，曾有土著水夫與山東水夫因爭水道涉訟。官府遂規(guī)定，準山東人按井分段，挨戶送水，不許他人爭奪；山東水夫亦須各守范圍，不許互相侵犯。從此相沿成習。[41]

直到清末，水夫的穿著和作業(yè)手段相沿不改[42]。冬則寒風積雪，夏則烈日暴雨，水夫的勞動條件相當惡劣，一向被北京居民視為“賤業(yè)”[43]。內(nèi)城水夫的服務對象主要是旗人。因旗下貧戶常經(jīng)常拖欠水錢，招致水夫不滿，或出言嘲笑或肆意罵辱。也就是松筠《百二老人語錄》卷二提到過的： “習見各巷居住之旗下貧家，常有山東人索要水錢，形狀強橫”。這些水夫“皆隸籍山東，無計度日，始肯離鄉(xiāng)，來京挑水謀生”“每日送水，按月領錢” [44]。水夫本身也良莠不齊。有的水夫利用自己熟知旗人家庭情況的條件，與旗人家奴內(nèi)外勾結(jié)，進行盜竊活動，受到官府追究[45]。

水夫只是城市供水系統(tǒng)的體力勞動者，他們受雇于“井主”（hūcin i da，又稱“水窩”），后者才是水井的所有者。民國初年，北京內(nèi)外城的水夫多達六七千人。水夫送水，對用戶稍不如意，即百般刁難，或減少水量，或加高水價，甚至斷絕送水，居民受其挾制，乃呼為“水閥” [46]。這固然是晚些時候的記載，印證前引《百二老人語錄》，足證此種劣習由來已久。一向被視為“國家根本”而志得意滿的八旗官兵，在日常生活中卻時時受到這些下層小民的刁難，這無疑是一件既難堪又很無奈的事。

當時活躍在內(nèi)城，與水夫異曲同工而旗人生活又同樣須臾不能離開的，還有糞夫，即糞便清理業(yè)。糞夫亦多為山東人，且與送水業(yè)一樣，形成對一定經(jīng)營領域的獨占[47]。糞夫取糞有以戶計者，有以胡同計者，均謂之“糞道”?！凹S道”的所有權與經(jīng)營權，亦可買賣、轉(zhuǎn)讓、分割?！侗本┦兄靖濉返谄呔恚壕┦屑S夫，由來已久，其初散漫，略無挾制。康熙中，承平既久，戶口浸滋，糞夫貪利，始劃疆守。糞道之名，由是而起。屬甲某之糞道，乙某不敢越畔而作，住戶無自由選擇之權，糞夫有永遠占據(jù)之利，子孫承繼，典質(zhì)買賣。舊時一糞道約值銀二三十兩至百余兩，如倒讓必立字據(jù)即契約。此種契約，有人持十數(shù)張至數(shù)十張者，雇用糞夫，分道淘取，居民畏之，呼為“糞閥”。則其霸道可知！糞道自數(shù)十戶至二百戶為一道，平均百戶一道。民國初年，全市納捐開糞場約四百余家，足征這在清代已是一個發(fā)達的行業(yè)。[48]

六、寺觀中的僧道

清朝進入北京初，強制實行旗、民分城居住，所有內(nèi)城漢官及商民人等限期徙往外城，惟獨寺觀中僧人道士，被特許留居內(nèi)城。這反映出滿洲統(tǒng)治者對佛、道的尊崇。

早在關外時期，滿洲人已受到佛教、道教的陶融。天命元年（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稱汗立國之初，就在赫圖阿拉城東山頂上蓋造佛寺、玉皇廟和十王殿等，號稱七大廟。從這些廟宇的祭祀對象上不難得知，當時滿人的信仰體系除了傳統(tǒng)薩滿教外，已是佛、道教的雜糅。清太宗皇太極統(tǒng)治時，隨著與蒙古諸部交往的增加，藏傳佛教即喇嘛教在滿人中的影響明顯加強。崇德七年（1642），西藏達賴喇嘛派使者至盛京，受到他的盛情接待。清朝定都北京，在將民人逐出內(nèi)城同時對僧道網(wǎng)開一面，正是其一向敦重宗教的結(jié)果。

順治帝福臨篤信佛教在歷史上是很出名的。順治十七年（1660）春，福臨親自為萬安山法海寺慧樞和尚榜書“敬佛”二字 [49]。又諭旨宣徽院發(fā)出告示保護法海寺免受攪擾[50]。是他禮佛、敬佛、崇佛的實證。順治八年（1651），福臨諭命將北海瓊?cè)A島山頂?shù)闹饕ㄖV寒殿等拆除，建筑了一座巨大的喇嘛塔（即今北海白塔）和寺廟。[51]

康熙帝即位，重修梵宇，廣建佛剎，崇佛之風，一時稱盛。尤其康熙中葉以后，國力日愈強盛，京城內(nèi)外許多古老寺觀如《萬壽盛典圖》提到的寶禪寺、雙關帝廟、法華寺、廣仁宮、旃檀寺（弘仁寺）、靜默寺等，都在這一時期敕命修繕?？滴醯墼谧鸪绶鸾痰耐瑫r，對民間影響很大的道教也優(yōu)禮有加。北京道觀叢林中最著名者，東有東岳廟，西有白云觀，自康熙年間起屢次修建。隨著國家富強，社會安定，人們開始追求更豐富的精神生活。在統(tǒng)治者的倡導和民間漢人文化的濡染下，旗人均樂此不疲?！度f壽盛典圖》著力刻畫諸多寺觀，即是迎合皇帝喜好，也是當時旗人信仰流行的真實寫照。

清代北京內(nèi)城共有多少寺觀，說法不一，如據(jù)乾隆《京城全圖》統(tǒng)計，約有一千二百二十余處。照此推算，內(nèi)城僧人道士至少有數(shù)千人之多。僧道與旗人的交往，無疑構成旗民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

首先，寺觀是旗人宗教活動的中心。世代居住北京內(nèi)城的數(shù)十萬旗人多篤信佛、道二教，并在日常生活中與寺觀形成密切的關系。寺觀既是旗人宗教活動中心，也是他們慷慨捐資、施舍田地的對象，旗人為了實施善舉，還參與或組織了形形色色的香會。[52]

其次，寺觀舉辦廟會，是內(nèi)城重要的商業(yè)集市和娛樂場所。內(nèi)城廟會最熱鬧的有兩處：一處西廟，護國寺，在皇城西北定府大街正西，每月六次，逢七、八日開廟；一處東廟，隆福寺，在東四牌樓西馬市正北，每月六次，逢九、十日開廟。是日，百貨云集，凡珠玉綾羅，衣服飲食，古玩字畫，花鳥蟲魚，以及尋常日用之物，星卜雜技之流，無所不有[53]。此外，每月逢五、六日，在白塔寺有市。舉辦廟會的寺觀一般規(guī)模較大，而且選位適中，以照顧所輻射的區(qū)域[54]。

其次，旗人平日家居，與寺觀也有密切聯(lián)系。嬰兒出生，父母祈其無病無災，順利成人，往往到寺廟中許以“跳墻和尚”。“跳墻和尚”，又叫“俗家弟子”。前人解釋說：“小兒周歲，……或恐不壽，則有舍在寺觀冒為僧道出家者。其法于是日抱之入廟，予一帚使掃地，其師假作督責笞擊之。預設一長凳，令小兒跨越而過，不可回頭，即出廟歸家，仿佛逾垣逃遁者，嗣后終身不宜再入此廟?！盵55] 旗人崇雯《年記》（即自傳）中稱：自己是父母四十余歲所生，非常歡慰，祖母尤鐘愛，因許以跳墻和尚，六歲留發(fā)，成為賢良寺晟一方丈的弟子，賜法名益安。他長大成家后生了二個兒子，同樣許以跳墻和尚。崇雯和崇霽兄弟二人都是賢良寺晟一方丈的弟子，兒子則是晟一方丈的徒孫，這種父一輩子一輩的關系不斷延續(xù)，就與該寺僧形成特殊關系。崇雯的父親生前把棺材備好寄存賢良寺多年，每月照付香資三吊。其母去世，請賢良寺僧人誦禪經(jīng)。不妨說，一家人從生到死，都離不開和僧道打交道。至于八旗貴族或富贍之戶，多立有家廟，其與僧道的往來當然更加頻繁。

除了許以“跳墻和尚”，還有一種替代辦法，即父母為小兒發(fā)愿舍身寺廟，實際上卻以他兒帶之，名曰“替僧”[56] 。

當然，也不排除某些旗人子弟出家的事實。滿洲旗人馬宜麟幼年多病，被父母送入東岳廟做道士，他秉愿募化，修理本廟東廊、西廊、各處道院工程，并在后院建立同善堂義學，又在馬道口買地，設立義園。因有諸多善舉，逐漸升至東岳廟第十七代住持[57]。就是旗人子弟出家的一個例子。

寺廟環(huán)境幽靜，兼?zhèn)淇头?，成為旗人子弟準備應試苦讀詩書的地方。晚清名臣內(nèi)務府滿洲人崇實，飽讀詩書，以翰林身份補任將軍、都統(tǒng)。他五歲入塾讀書。七歲讀唐詩。十三歲，與弟崇厚在黃大王廟讀書，始做破承題。以后陸續(xù)學習作詩、八股文，直到十八歲，始習騎射[58]。不過虛應故事。崇實二十歲在北京參加鄉(xiāng)試，落榜后先后在雙寺、文昌等廟伏案苦讀。以后幾次名落孫山，仍志在正途。31歲時終于中榜。殿試二甲。他家三代進士。本人與弟崇厚都是以翰林補用將軍、都統(tǒng)，兒子嵩申也是翰林。一些寺觀，以景色秀美稱名，還是旗人子弟吟詠酬唱或宴游娛樂的場所。

在旗人與僧道的交往中，清政府注意防范的有幾個問題：

其一、廟會期間，寺觀開場演戲，借機斂錢。車王府曲本的長篇《封神榜》寫于同治年間，說唱中穿插了許多北京的風土民情，其中就有揭露道士借發(fā)起香會騙人財物的內(nèi)容：“王道起了個香油會，慈悲舍飯濟貧窮。眾多善人齊入會，來助王道為傳名。王道吃齋為會首，他比僧人分外兇。白干布就是燈油香油的本，鎮(zhèn)宅閑錢心口嘣。大字香燭錢一吊，誰要來燒現(xiàn)給銅。花賬本擎在手內(nèi)，一吊他寫二吊零?！盵59] 子弟書《闊大奶奶聽善會戲》，講述的則是尼姑庵借“娘娘圣誕”名義舉辦“善會”，“恭請”闊大奶奶到庵中聽戲。這位旗人貴婦庵中的老施主，尼姑們請她赴會不過是為了多斂錢。[60] 民間文藝作品中這類栩栩如生的人物雖然是虛擬的，卻是日常生活中真實現(xiàn)象寫照。

清代北京的娛樂場所主要集中在外城（南城），旗人受到種種禁令約束，前往不便。內(nèi)城僧道遂以舉辦善會名義，變相娛樂。雍正十二年兵部左侍郎喀爾吉善奏：“近見八旗官員人等因不能到園館酒肆演戲聚斂，乃于京城寺廟中假托善會為名布散請?zhí)?，斂取分金，或演戲或喚歌童，聚飲作樂，官員兵丁人等間雜無別”[61]?？柤谱嗾埢实埏喠罱?。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奏準：“五城寺觀僧尼開場演劇，男女概得出資隨附，號曰善會，敗俗釀弊，所關非細，應交步軍統(tǒng)領五城順天府各衙門嚴行禁止”。[62] 但從后來情況看，這類現(xiàn)象一直沒有絕跡[63]。

其二、婦女在廟會期間結(jié)隊游玩，“有傷風化”。清廷多次諭令不許婦女進廟燒香，收效甚微。尤其內(nèi)城隆福寺、護國寺開廟之期，旗婦結(jié)隊前往。同治年間重申，一旦發(fā)現(xiàn)此類問題，將該廟僧尼人等從重懲辦，以挽頹風。[64]

再三，寺廟出租房屋，導致治安隱患。相對郊區(qū)寺觀而言，內(nèi)城寺觀地產(chǎn)較少，經(jīng)濟來源主要依靠出租房屋，用老北京的一句俗話，叫作“吃瓦片”。據(jù)李虹若《朝市叢載》卷二《廟寓》，晚清時北京內(nèi)外城一共有31座寺觀兼有旅寓場所的功能，其中位于內(nèi)城的15座[65]。租住者多為民人，三教九流，社會成分復雜，既有讀書應試的舉子，給人擔挑杠抬為生的傭工，走街串巷的小販，也有流竄的竊盜[66]?！栋俣先苏Z錄》卷二：“如欲緝捕盜賊，不獨先將所管地方廟宇趁間突查，素常猶當剴切曉諭，各廟凡有可疑之人，概不許留”。寺觀出租生利，易留鼠竊狗偷之輩，因此，清政府始終把寺觀作為緝奸防盜的重點[67]。

七、簡短的結(jié)語

綜合全文，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滿洲統(tǒng)治者在京師實施旗民分居，形成了內(nèi)城（北城）旗人與外城（南城）民人兩個社會的并存。但滿洲統(tǒng)治者可以強行把民人遷出內(nèi)城，卻無法阻礙其重新進入。這一過程，自康熙、雍正年間起嶄露頭角，乾隆以后持續(xù)發(fā)展。這部分人，即本文所謂“旗人社會中的民人”。

進入內(nèi)城的民人，圍繞旗人社會的需求，發(fā)展起多種行業(yè)，本文考察的糧食加工、運輸、商業(yè)、手工業(yè)、送水賣水業(yè)，以及從事宗教活動的僧人道士，只是其中一部分。它如跟丁（隨?。?、轎夫、門房、仆婦、塾師、藝人、棚匠、醫(yī)師、輿師（風水先生）者流，無不與旗人的日常生活關系密切。

對于民人進入內(nèi)城，滿洲統(tǒng)治集團在特定時期也曾采取某些限制政策(如限制民人購買旗人房地；限制民人在內(nèi)城開設客店、戲園；限制民人與旗人通婚等)，但總體看，始終沒有明令禁止。究其原因，數(shù)十萬旗人聚居內(nèi)城，形成龐大的消費群體；他們除做官當兵外不事百業(yè)，強化了其群體的寄生性。旗人的衣食住行，無不嚴重依賴民人。這種狀況，不是哪個統(tǒng)治者一廂情愿所能改變的。清前期，八旗官員為了保護旗人利益，屢次提出限制民人在內(nèi)城活動，甚至奏請將其全部逐往外城，但最終卻不了了之。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另一方面，民人對旗人也有經(jīng)濟的需求，八旗官兵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大大超過民人，旗人不僅有錢，而且不知撙節(jié)，民人謀生營利，旗人是最理想的對象。正是這種雙向的需求，決定了旗人社會不僅無法與民人隔離，反而隨著時間推移，吸納越來越多的民人。這或者說明，旗人社會與民人社會，只是表面的并存與分立，隨著時間推移，兩者相互滲透、彼此依存，并在京師的大框架內(nèi)形成互補的局面。而那種認為旗人社會是封閉社會的觀點，似乎值得商榷。

清代北京，已是人口逾百萬的大都市。主體居民為旗人與民人，而在民人中，又包括大量外來人口。進入內(nèi)城的民人，除傳統(tǒng)土著，很大一部分來自外省，其中山西人、山東人的勢力尤大，以致在行業(yè)分工上，帶有地域色彩。山西人主要經(jīng)營爐房（以鑄造馬蹄銀為專業(yè)）、票莊（又稱票號，以匯兌交易為頁，亦借貸銀錢）、當鋪、放印子。在銀錢業(yè)務方面優(yōu)勢明顯。山東人與旗人關系最近，故旗人家常日用所需，多由其承辦，除碓房歸其經(jīng)營，它如送水、掏糞等業(yè)，皆為其專營。

關于山西人、山東人與旗人的關系，前人說法不盡相同。金啓孮《北京郊區(qū)的滿族》說，在京旗外三營（藍靛廠外火器營、香山健銳營、圓明園護軍營）中，都有八旗以外的漢人即民人，這些漢人以山西人和山東人為多，多半是旗人的隨丁和夫役，以及過去隨營的工匠、商人和小販。久而久之，他們都附在旗營的集體中，與旗人關系很好，沒有利害沖突，只有互助關系[68]。金先生自幼生長旗營，所述頗具權威性。然而，在清代文獻首先是旗人著述中，講得最多的，卻是山西人、山東人如何因債務問題與旗人發(fā)生沖突，以及他們的碓房、當鋪，如何對旗人巧取豪奪、放高利貸，千方百計加以盤剝。那么，綜合考慮，是否可以認為，山東人、山西人與旗人關系存在著兩重性呢？其一是和諧性，山東人、山西人與旗人關系密切，由來已久，一部分人甚至融入旗人社會；其一是矛盾性，即一些山東人、山西人充分利用與旗人的特殊關系，牟取最大的經(jīng)濟利益，因此釀成與旗人利益的沖突。

內(nèi)城民人的不斷增長，對旗人社會產(chǎn)生了多方面影響：

首先，促進內(nèi)城商業(yè)、手工業(yè)和各項服務事業(yè)全面發(fā)展，使旗人的生活內(nèi)容、生活質(zhì)量乃至飲食結(jié)構發(fā)生顯著變化。

民人進入內(nèi)城，密切了與旗人的文化交流。文化的多元性（滿、漢、蒙古文化的并存），本是旗人社會的重要特征。滿洲人作為旗人社會的核心，其文化演變，又主導著旗人文化的走向。關外時期，滿洲人多不通漢語。入關初期，不得不在各衙門中設立滿語通事。但是在與漢人的頻繁交往中，滿語滿文只經(jīng)歷了短暫的繁榮。康熙十年（1671）清廷撤消了各部衙門的滿語通事，說明滿人多已嫻習漢語。在這以前，八旗滿、蒙子弟考試生員，也改用漢文。滿語中大量漢語語匯的涌入[69]，只是滿人接受漢文化諸多影響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滿人的精神文化和宗教信仰也發(fā)生深刻變遷。漢文化的吸收對旗人文化的熔鑄起了極大的作用。有清一代，旗人內(nèi)部多元文化的差異不斷縮小，共同性不斷增多，以至在清末提出“旗族”的新概念，正是這種變化水到渠成的結(jié)果。

越來越多的民人進入內(nèi)城，還使旗民關系發(fā)生潛移默化的演變。在清初，滿洲皇帝統(tǒng)帥的八旗軍隊，是以征服者身份入居北京的。旗人在日常生活中嚴重依賴被征服的民人，卻使自己的經(jīng)濟命脈逐漸為后者所控制。清代中葉，許多旗人的不動產(chǎn)（旗房與旗地）落入了民人之手，同時受到債務的困擾。這些問題被概括為所謂“八旗生計” 問題，在官方文獻中得到集中的反映。旗人負債問題，自康熙年間已露端倪[70]，雍正、乾隆年間愈演愈烈。旗人不僅欠碓房、當鋪、飯鋪、酒鋪的錢，甚至欠車夫、水夫的債。許多人負債累累，又落入高利貸的網(wǎng)羅[71]。在這些場合，旗人與民人的關系，實際已由簡單的商品交易關系轉(zhuǎn)變?yōu)閭鶛嗳伺c債務人的關系。這對標榜八旗是國家“根本”的滿洲統(tǒng)治者來說，無疑是一個難題。

最后需要說明的一點，清代北京的旗民分治與分居，并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在全國70余處八旗駐防地，大多形成類似格局。而發(fā)生在京城的民人進入旗人社會的過程，同樣也在這些地區(qū)重演。從這個意義講，本文的考察，對從更大范圍內(nèi)探討旗人與民人關系的演變，也有參考價值。

[1] 參見筆者：《從房契文書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產(chǎn)》，載《歷史檔案》1996年3期；《清代北京內(nèi)城居民的分布格局與變遷》，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2期，均收入論文集《滿族的社會與生活》，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 [2]《八旗通志初集》卷67，東北師范學院大學出版社，1986年標點本。八旗官兵所領俸米、甲米的市價應高于與之對應的俸銀、甲銀。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nèi)務府慎刑司呈稿》，道光朝刑第四十七包，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一日載：“三旗營總清平應領本年二月季三色俸米二十五石，派本營官人持票赴倉關領，卸交興隆碓房溫倉鋪內(nèi)，價錢十一萬三千一百五十文?！边@二十五石俸米就值十一萬余文，折合一百多兩銀子。

[3] 李文治等：《清代漕運》第71頁，中華書局，1995年。 [4] 雍正《大清會典》卷40《漕運》（臺灣文海出版社，1995年）：“額運四百萬石，間遇升科荒折，隨時增減”。說明定額是400萬石，但歷年數(shù)額有所變動。如康熙二十四年，實運289萬余石；雍正四年，實運329萬余石（見上書同卷）?？娷鯇O等：《光緒順天府志·京師志十倉庫》（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歲入額漕四百三十余萬”。這當是晚清的漕糧數(shù)字。 [5]《欽定八旗通志》卷77，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標點本。 [6] 松筠，蒙古旗人，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名臣，所撰《百二老人語錄》，原本滿文，后經(jīng)蒙古旗人富俊譯為漢文。關于《百二老人語錄》版本和研究情況，詳見|〔日〕中見立夫：《關于〈百二老人語錄〉的各種抄本》，載《清史論集——慶賀王鍾翰教授九十華誕》，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本文所引滿漢合璧《百二老人語錄》系日本東洋文庫本。 [7] 山東人開碓房，往往兼營高利貸。參見鮑瞰埠編：《故都三百六十行》第102—103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待余生：《燕市積弊》第31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 [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匯編》第32冊，第218——219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 [9]《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折匯編》第28冊，第669—671頁。

[10]《皇朝文獻通考》卷36，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乾隆二年）京師“內(nèi)外城碓房不下千余所，率每日賣米舂碓，肩挑出門，沿街貨賣，少藉余利，以資糊口”。足見碓房數(shù)量之多，同時又說明，絕大多數(shù)碓房都是小本經(jīng)營。 [11] 詳見筆者：《清代北京的碓房與旗人生計》一文，《清史論叢》待發(fā)。 [12] “北京民食，向恃南漕，昔有碓房，皆山東人，專司碓米，代漢官旗員領碓俸米，兼營放款，其勢力最偉。自倉儲停運后，此項工業(yè)遂衰，米皆上海運來，而碓工停。”見吳廷燮等編：《北京市志稿》第3冊，第474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 [13]《八旗通志初集》卷25；《欽定八旗通志》卷114?！豆饩w順天府志·京師志十倉庫》，第2冊，第293—294頁。 [14] 清廷為了平抑市場米價，曾多次調(diào)整放米之期。康熙五十五年將八旗放米時間，統(tǒng)一由每年春（二月）、秋（八月）兩季改為三季（即三月、八月、十一月），乾隆二年又改為四季（二、五、八、十一月）放給。盡管如此改動，但每次放米之后，距下次放米之期尚遠，鋪戶依舊乘機囤積，以致米價日昂。以后又改為分別旗色、按月輪放的辦法，即鑲黃、正黃兩旗，正、四、七、十月支放；正白、正紅、鑲白三旗，二、五、八、十一月支放；鑲紅、正藍、鑲藍三旗，三、六、九、十二月（臘月）支放（雍正《大清會典》卷44，乾隆《會典則例》卷177）。如此輪放，雖對平抑米價、防止囤積起到一定作用，卻未能改變旗人賤價糶賣、貴價糴買的事實。詳見〔日〕細谷良夫：《八旗米局考——圍繞清朝中期的八旗經(jīng)濟》，載《集刊東洋學》第31號，1974年。 [15]按《光緒順天府志》、《北京市志稿·名跡志二》、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卷上均記載“行義”牌坊在東四而非西四。待考。 [16]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第162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記民人在皇城內(nèi)團城附近賣布；第1636頁，記民人在西安門內(nèi)開清茶鋪。《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第287頁，記民人在皇城內(nèi)開茶館。 [17]《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第1008頁。 [18] 雍正朝《上諭旗務議覆》，四庫全書本，第180頁、160頁。 [19]《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折匯編》第30冊，第520頁。參見《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第2595頁，有內(nèi)容近似的記載。 [20] 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第27頁；參見《光緒順天府志》卷2，第1冊，第17頁；《北京市志稿》第8冊，第421頁。 [21]《北京市志稿》第7冊，第387—388頁。 [22]《清代北京竹枝詞》第82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23] 在清代北京竹枝詞中，屢屢提到旗人養(yǎng)鳥的習尚。如楊米人：《都門竹枝詞》：“胡不拉兒架手頭，鑲鞋薄底發(fā)如油。閑來無事茶棚坐，逢著人兒喚‘呀丟’”。旗人得碩亭：《草珠一串》：“衫廠[敞]前襟草帽橫，手擎虎叭喇兒（原注：鳥名，即伯勞也）行。官差署了原無事，早飯餐完便出城?！保ㄝd《清代北京竹枝詞》第20頁、51頁）。 [24] 汪啓淑：《水曹清暇録》卷3，第46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康熙三十八年，崇文門內(nèi)東四牌樓地方，生意最盛”。 [25]〔日〕服部宇之吉主編《北京志》第347頁，中文譯本改稱《清末北京志資料》（張宗平等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26]《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折匯編》第32冊，第730—731頁。 [27] 《都門紀略》卷3。 [28] 《北京市志稿》第3冊，第460頁。 [29] 《北京市志稿》第3冊，第461頁。 [30] 《北京市志稿》第3冊，第464頁。 [31] 《北京市志稿》第3冊，第465頁。 [32] 《北京市志稿》第3冊，第506頁。 [33] 《北京市志稿》第3冊，第508頁。 [34] 《北京市志稿》第3冊，第515頁，“自服裝變更，首飾生意驟衰”。 [35]《北京市志稿》第3冊，第523頁。 [36]《燕京雜記》第133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 [37] 參見《光緒順天府志·京師志十三坊巷》，亦朱一新撰寫。 [38] 談遷：《北游錄·紀聞上》第312頁，中華書局，1960年。 [39]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仁井田升博士搜集北京文書中，有賣水文書243件，是反映該行業(yè)經(jīng)營狀況最集中、豐富的資料。研究成果詳見熊遠報《清代民國時期におけゐ北京の水売買業(yè)と「水道路」》，載作者《清代徽州地域社會史研究》，日本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 [40] 載《清代北京竹枝詞》，第52頁。 [41] 北平市社會局：《北平市工商業(yè)概況》，民國21年12月印本，轉(zhuǎn)引自孫健主編：《北京經(jīng)濟史資料》第331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42] 參見日人岡田玉山《唐土名勝図絵》（べりかん社昭和62年版）和內(nèi)田道夫解説《北京風俗図譜》（平凡社昭和39年版）中的水夫形象。關于清末旗營中的山東水夫，金啓孮：《北京郊區(qū)的滿族》第42頁亦有生動描述，內(nèi)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年。 [43] 夏仁虎：《舊京瑣記》第97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 [44] 松筠：《百二老人語錄》卷2，有一段專門提到內(nèi)城挑水人夫：水井各有“井主”，底下雇了一批送水的伙計。 [45]《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第1110頁。 [46]《北京市志稿》第3冊，第468—469頁。 [47] 鮑瞰埠編：《故都三百六十行》，第92頁。 [48]《北京市志稿》第2冊，第273頁；第3冊，第534—535頁。 [49] 即著名的《敬佛榜書碑》，順治十七年三月十六日。碑在北京海淀區(qū)正紅村香山法海寺，載《北京圖書館藏歷代碑刻拓片匯編》（下簡稱匯編）第61冊，第144頁。 [50] 碑在北京海淀區(qū)正紅旗村，載《匯編》第61冊，第150頁。 [51]《白塔碑》，順治八年七月。碑在北京西城區(qū)北海白塔山。載《匯編》第61冊，第37—38頁。 [52] 詳見筆者：《清代北京旗人與香會》（載《燕京學報》新12期）、《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現(xiàn)象研究》（載《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兩文。 [53] 旗人得碩亭：《草珠一串》有云：“東西兩廟貨真全，一日能消百萬錢。多少貴人閑至此，衣香猶帶御爐煙”。載《清代北京竹枝詞》第52頁。 [54] 侯仁之主編、唐曉峰副主編：《北京城市歷史地理》第211頁，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55]《北京市志稿》第7冊，第150頁。 [56]《北京市志稿》第7冊，第421頁。 [57]〔日〕小柳司氣太：《白云觀志》（附東岳廟志），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昭和九年，第218頁。 [58] 崇實：《惕盦年譜》（《完顏文勤公年譜》）第9頁，光緒三年刊本。 [59] 石繼昌：《車王府曲海一勺（下）》，載《春明舊事》第174頁，北京出版社1996年。 [60] 載《清蒙古車王府藏子弟書》第113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61]《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折匯編》第26冊，第912頁。 [62]《乾隆二十七年禁五城寺觀僧尼開場演劇》，載《臺規(guī)》卷二十五，轉(zhuǎn)引自王曉傳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第41頁， 作家出版社，1958年。 [63]《清穆宗實錄》卷181，同治五年七月庚辰。 [64]《清穆宗實錄》卷271，同治八年十一月甲申。 [65] 這15座寺觀是：賢良寺（前門內(nèi)冰炸胡同），法華寺（前門內(nèi)豹房胡同），萬善寺（東華門燈市西口），慈云寺（崇文門內(nèi)泡子河），水月寺（東四牌樓五條胡同），成壽寺（東華門椿樹胡同路北），翊教寺（西四牌樓當街廟正西），柏林寺（安定門內(nèi)雍和宮東），太平寺（前門內(nèi)煤炸胡同），雙關帝廟（崇文門內(nèi)路西），關帝廟（東華門北池子沙灘），關帝廟（在東華門外燒酒胡同），高井廟（崇文門內(nèi)路西），毗盧庵（前門內(nèi)東城跟），天后宮（東四牌樓馬大人胡同），見《朝市叢載》第67—68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 [66]《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第439頁、686頁。 [67]《清宣宗實錄》卷156，道光九年（1829）五月丙午：“庵觀寺院內(nèi)閑房出租，其各住持僧道有度牒者，尚知小心查考。其無度牒住持僧道，只知以房租為生，并不查其來歷，易致藏奸。此項人等，應專立一冊，并將租房之人姓氏、籍貫備載，取具該廟住持不敢容留匪人甘結(jié)，粘連冊后。倘有潛住來歷不明及為匪不法者，一經(jīng)發(fā)覺或被查出，即訊無知情容隱，亦將該住持僧道，在本廟前分別枷號示眾?！眳⒁姟肚逦淖趯嶄洝肪?1，咸豐三年正月甲寅，乙卯。 [68] 金啓孮：《北京郊區(qū)的滿族》第41—43頁。 [69] 參見筆者：《清前期北京旗人滿文房契研究》一文，載《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70] 參見〔法〕白晉：《康熙皇帝》第23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71] 得碩亭：《草珠一串》：“利過三分怕犯科，巧將契券寫多多（原注：近日山西……放債，率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于立券時逼借錢人于券上虛寫若干，如借十串，寫作百串之類，旗人尤受其害）。可憐剝到無錐地，忍氣吞聲可奈何！”載《清代北京竹枝詞》，第55—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