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清代“西學中源”說

江曉原

明末由耶穌會士傳人的西方天文學和其他科學技術，使一部分中國上層人士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十分傾心。清人人關后又將先后在徐光啟、李天經主持下由耶穌會士編撰的《崇禎歷書》(經湯若望略加刪改，易名為《西洋新法歷書》)頒行天下，并長期任用耶穌會士主持欽天監。康熙本人也以耶穌會士為師，躬自習學西方天文和數學。所有這些，都對中國傳統的信念和思想產生了強烈沖擊。提出“西學中源”說是對這種沖擊作出的反應之一。“西學中源”說一度在中國士大夫中間廣泛流行。對此說及其政治文化背景進行探討，不僅從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和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有重要意義，而且在今天還有相當的現實意義。

“西學中源”說主要是就天文歷法而言的。因數學與天文歷法關系密切，也被涉及。后來更推廣到其他領域，但并不重要。故本文以天文歷算為主，對“西學中源”說的產生、發展及其背景進行探討。

一、“西學中源”說發端于明之遺民

據筆者所見史料，最先提出“西學中源”思想的是黃宗羲。黃氏對中西天文歷法皆有造詣，著有《授時歷法假如》、《西洋歷法假如》等多種天文歷法著作。明亡，黃氏起兵抗清，兵敗后一度輾轉流亡于東南沿海。即使在這樣艱危困苦的環境中，他還在舟中與人講學，仍在注歷。“嘗言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①這里黃氏講的是數學，但那時學者常把“歷算”視為一事。黃氏最先提出“西學中源”的概念，這一點全祖望也曾明確肯定過：“其后梅征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以為不傳之秘，而不知公實開之”②。

“西學中源”說之另一先驅者為黃宗羲同時代人方以智。方氏祟禎十三年(1640)進士，明亡流寓嶺南，一度追隨永歷政權，投身抗清活動。其《浮山文集》在清初遭禁毀，故流傳絕少。在《游子六<天徑或問>序》一文中，方氏談論了中國古代天文歷法之后說：“萬歷之時，中土化洽，太西儒來。脬豆合圖，其理頓顯。膠常見者騅（馬＋戒）以為異，不知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③方氏此文作于1651—1666年間，在時間上可能稍后于黃宗羲。值得注意，“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說法，和后來梅文鼎、阮元所謂“禮失求野”之說頗相一致。

黃、方二氏提出了“西學中源”的思想，但未提供具體證據。而王錫闡則對此作了闡述，使此說大進了一步。王氏在明亡時曾兩度自殺，獲救后終身不仕，潛心天文歷算，和梅文鼎同為清代第一流的天文學家。王氏精通中西天文學，其造詣遠在黃、方之上。他多次論述“西學中源”說，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字如下：

今者西歷所矜勝者不過數端，疇人子弟駭于創聞，學士大夫喜其瑰異，互相夸耀，以為古所未有，孰知此數端者悉具舊法之中而非彼所獨得乎!一曰平氣定氣以步中節也，舊法不有分至以授人時，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曰最高最卑以步脁朒也，舊法不有盈縮遲疾乎?一曰真會視會以步交食也，舊法不有朔望加減食甚定時乎?一曰小輪歲輪以步五星也，舊法不有平合定合晨夕伏見疾遲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北極之高下，東西地度以步加時之先后也，舊法不有里差之術乎?大約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詳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學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竊取其意，豈能越其范圍?④

王氏這段話是“西學中源”說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之一。約寫于1663年之前一點，與黃、方二氏之說年代相近。王氏第一次為“西學中源”說提供了具體證據(當然，實際上是錯誤的)，五個“一曰”，涉及日月運動、行星運動、交食、定節氣和授時，幾乎包括了當時歷法的所有主要方面。他認為西法號稱在這些方面優于中法，實則“悉具舊法之中”，是中國古已有之的。不過，說西法中國古已有之，還有雙方獨立發明而暗合的可能，但王氏斷然排除了這一點：“西人竊取其意”，是從中法偷偷學去的。而且，王氏已經注意到中國傳統天文學“詳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的特點，這與西方天文學從基本的“理”出發進行演繹明顯不同。為了完善自己的說法，他指出中法之理雖不明言，但“好學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這就為“西人竊取其意”提供了可能性。這一思想為后來梅文鼎的理論開辟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黃、方、王三人都是矢忠故國的明朝遺民，在政治上堅決不與清政府合作，已如前述。同時，三人又都是在歷史上有相當大影響的重要人物。黃氏是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之一，后人將他與顧炎武、王夫之并稱，號“三先生”；方氏在中國哲學史、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王錫闡則是當時以顧炎武為代表的遺民學者群中一個重要成員。這樣的三個人不約而同地提出“西學中源”說，絕不應視為偶然現象。

最近有文章認為“西學中源”說最早是由康熙提出的，并由此出發討論其產生的原因。”但此說實際上發端于明之遺民，已如上述。而康熙在晚些時候也曾提出“西學中源”說。現在的問題是：明朝遺民學者和清朝康熙皇帝這樣居于截然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卻先后提出一個相同的“西學中源”說。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它顯然和當時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背景有關。后文將對此作些初步探討。

二、康熙提倡，梅文鼎大力闡揚

康熙確實也提倡“西學中源”說，而且起了很大作用。他曾作《三角形論》，其中提出：“古人歷法流傳西土，彼土之人習而加精焉。”這是明確關于歷法的。他關于數學方面的說法更受人注意，一條經常被引用的史料是康熙五十年(1711)與趙宏燮論數，稱：“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國算法，彼稱為阿爾朱巴爾。阿爾朱巴爾者，傳自東方之謂也。”⑥“阿爾朱巴爾”又作“阿爾熱八達”或“阿爾熱八拉”，一般認為是algebra的音譯。此字源于阿拉伯文Al-jabr，意為“代數學”。康熙怎么能從alsebm中看出“東來法”之意來，目前尚缺乏詳細資料。有人認為是和另一個阿拉伯文單詞A-erh-je-pa-la發音相近而混淆的。⑦但康熙是否曾和阿拉伯文打過交道，以及供奉內廷的耶穌會士向康熙講授西方天算時是否有必要涉及阿拉伯文(他們通常使用滿語和漢語)，都還是疑問。再退一步說，即便Algebra真有“東來法”之意，在未解決當年中法到底如何傳人西方這一問題之前，也仍然難以服人。這個問題后來梅文鼎慨然自任。

據來華耶穌會士的文件來看，康熙向耶穌會士學習西方天算始于1689年。從此他醉心于西方科學，連續幾年每天上課達四小時，課后還做練習。⑧以后幾十年中，他時常喜歡向宗室和大臣等談論天文地理數學之類的知識，自炫博學，引為樂事。康熙很可能是在對西方天文數學有了一定了解之后獨立提出“西學中源”說的，因為黃、方、王三氏皆心懷故國，隱居不仕，康熙“萬幾余暇”去研讀三氏著作的可能性不大。

康熙在天文歷算方面的“中學”造詣并不高深。他了解一些西方的天文學和數學，也沒有達到很高水平。這從他歷次與臣下的談論及他《幾暇格物編》中的天文學內容可以看出來。梅文鼎的《歷學疑問》，康熙自認為可以“決其是非”，但那只是一本淺顯的著作。相比之下，黃宗羲，王錫闡都是兼通中西天文學并有很高造詣的。因此他們提出“西學中源”說或許還有從中西天文學本身看出相似之處來的因素；而康熙則更多地出于政治考慮了。

康熙的說法一出，清代最著名的天文學家梅文鼎熱烈響應。他三番五次地說：“御制《三角形論》言西學貫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⑨；“伏讀圣制《三角形論》，謂古人歷法流傳西土，彼土之人習而加精焉爾，天語煌煌，可息諸家聚訟”⑩；“伏讀御制《三角形論》，謂眾角輳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傳西土。此反失傳，彼則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詳。至哉圣人之言，可以為治歷之金科玉律矣!”⑾于是梅氏用他“績學參微”的功夫來補充、完善“西學中源”說了。他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論述：

一是論證“渾蓋通憲”即古周髀蓋天之學。明末李之藻著有《渾蓋通憲圖說》，耶穌會士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著有《簡平儀說》。前者討論了球面坐標網在平面上的投影問題，并由此介紹星盤及其用法；后者討論一個稱為簡平儀的天文儀器，其原理與星盤相仿。梅氏就抓住“渾蓋通憲”這一點來展開論證：“故渾天如塑像，蓋天如繪像，……知蓋天與渾天原非兩家，則知西歷與古歷同出一原矣。”又進一步主張：“蓋天以平寫渾，其器雖平，其度則渾。……是故渾蓋通憲即古蓋天之遺制無疑也。”而且還列舉具體例證：“今考西洋歷所言寒熱五帶之說與周髀七衡吻合”、“周髀算經雖未明言地圓，而其理其算已具其中矣”、“是故西洋分畫星圖，亦即古蓋天之遺法也”。有了五帶、地圓、星圖這些例證之后，梅氏斷言：“至若渾蓋之器，……非容成、隸首諸圣人不能作也；而于周髀之所言一一相應，然則即斷其為周髀蓋天之器，亦無不可。”“簡平儀以平圓測渾圓，是亦蓋天中之一器也。”不難看出，梅氏這番論證的出發點就大錯了。中國古代的渾天說與蓋天說，完全不是如他所說的那樣為“塑像”與“繪像”的關系。李之藻向耶穌會士學習了星盤原理后作《渾蓋通憲圖說》，只是借用了中國古代渾、蓋的名詞，實際內容是根本不同的。精通天文學如梅氏，按理不會不明白這一點，但他竟不惜穿鑿附會，大作文章，這就不僅僅是封建士大夫逢迎帝王所能解釋的了。至于“容成、隸首諸圣人”，連歷史上是否實有其人也大成問題，更不用說他們能制作將球面坐標投影到平面上去的“渾蓋之器”了。五帶、地圓、星圖畫法之類的例證也都是附會。

第二個方面是設想中法西傳的途徑和方式。“西學中源”說必須補上這個環節才能自圓其說。梅氏先從《史記·歷書》“幽、厲之后，周室微，……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的記載出發，認為“蓋避亂逃咎，不憚遠涉殊方，固有挾其書器而長征者矣”。不過他設想的另一條途徑更為完善：《尚書·堯典》上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的記載，梅氏又根據古代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宅四方”的傳說⑿，設想東、南有大海之阻，極北有嚴寒之畏，唯有和仲向西方沒有阻礙，“可以西則更西”，于是把所謂“周髀蓋天之學”傳到了西方。他想像和仲西去之時是“唐虞之聲教四訖”，而和仲到西方之后，“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或一事之留傳，亦即有以開其知覺之路。而彼中穎出之人從而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

古代疇人子弟抱書器西向長征的可能性我們當然不能絕對排除，但問題的關鍵是，西方古典天文學和周髀蓋天之說是兩個根本不同的體系，沒有任何“同出一源”的證據，因此無論疇人子弟或和仲(假定真有其人的話)西征的可能性有多大，西方天文學也不可能源于“周髀蓋天之學”。梅氏之說，實出于中國封建士大夫的傳統偏見。

早先王錫闡斷言西法是“竊取”中法而成，梅氏則平和一些，認為是西人得到中國先賢“指授”，因而“有以開其知覺之路”，發展而成的。而且給出了時間、地點和方式，這就使“西學中源”說顯得大為完善。

梅氏闡揚“西學中源”說的第三個方面是論證西法與回回歷即伊斯蘭天文學之間的親緣關系。他認為“而西洋人精于算，復從回歷加精”、“則回回泰西，大同小異，而皆本蓋天”。所以“要皆蓋天周髀之學流傳西土，而得之有全有缺，治之者有精有粗，然其根則一也”。梅氏能在當時看出伊斯蘭天文學與西方天文學的親緣關系，比我們今天做到這一點要困難得多。因為當時中國學者對外部世界的了解還是非常少的。不過梅氏把兩者的先后關系弄顛倒了。當時的西法比回歷“加精”倒是事實，但追根尋源，回歷還是源于西法的。

上述三方面的論述主要見于梅氏的《歷學疑問補》第一卷中。通過他的闡發，“西學中源”說更見完備，影響也更大了。

三、阮元等人推波助瀾

“西學中源”說有“圣祖仁皇帝”提倡于上，“國朝歷算第一名家”寫書撰文作詩闡揚于天下，一時流傳甚廣，也無人敢提出異議。1721年完成《數理精蘊》，號稱御制，其中說：

湯若望、南懷仁、安多、閔明我相繼治理歷法，間明算學，而度數之理漸加詳備。然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流傳。⒀

連在清廷供職的耶穌會士也承認“西學中源”。不過上列諸人是否真說過這樣的話，至少，說時處在什么場合，有怎樣的上下文，都還不無疑問。倘若《數理精蘊》所言不虛，那倒是一段考察康熙和耶穌會士之間關系的寶貴材料。耶穌會士在清宮中雖頗受禮遇，但歸根到底還是中國皇帝的臣下，他們面對康熙“欽定”之說，看來也不得不隨聲附和。

《明史》于1739年修成，其《歷志》中重復了梅文鼎“和仲西征”的虛構。又加以發揮說：“夫旁搜博采以續千百年之墜緒，亦禮失求野之意也。”⒁這一自我陶醉的說法，很受當時中國士大夫的歡迎。

乾嘉學派興盛時，其重要人物如阮元、戴震等都大力宣揚“西學中源”說。阮元是為此說推波助瀾的代表人物。1799年他編成《疇人傳》，其中多次論述“西學中源”，而且不乏“創新”之處：

然元嘗博觀史志，綜覽天文算術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古今之長而為之，非彼中人所能獨創也。如地為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太陽高卑與《考靈曜》地有四游之說合，蒙氣有差即姜岌地有游氣之論，諸曜異天即郄萌不附天體之說。凡此之等，安知非出于中國如借根方之本為東來法乎!⒂

阮元本來是反對哥白尼日心說的。1760年耶穌會土蔣友仁(Michael Benoist)向清廷獻《坤輿全圖》，其說明文字中明確指出哥白尼日心說為惟一正確，而阮元在《疇人傳》蔣友仁傳論中仍然抨擊日心說。但到了1840年，他似乎又變為贊同日心地動之說了，然而在這里他也為“西學中源”說找到用武之地：

元且思張平子有地動儀，其器不傳，舊說以為能知地震，非也。元竊以為此地動天不動之儀也。然則蔣友仁之謂地動，或本于此，或為暗合，未可知也。⒃

把張衡的候風地動儀說成是“地動天不動之儀也”，以乾嘉學術大師而如此牽強附會，在今天看來簡直難以置信，但在當時并不奇怪。乾嘉學派對清代學術界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經阮元等人大力鼓吹，“西學中源”產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響。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1882年，那時清王朝已到尾聲，“西學中源”說已提出兩個多世紀了，查繼（木字旁）亭仍然如數家珍地談到，重刻《疇人傳》是“俾世之震驚西學者，讀阮氏羅氏之書而知地體之圓辨自曾子，九重之度昉自《天問》，三角八線之設本自周髀，蒙氣之差得自后秦姜岌，盈朒二限之分肇自齊祖沖之；渾蓋合一之理發自梁崔靈恩，九執之術譯自唐瞿曇悉達，借根之法出自宋秦九韶元李冶天元一術。西法雖微，究其原皆我中土開之”⒄。且不說此處“九執之術譯自唐瞿曇悉達”一句中就有兩個錯誤，單看那時已是現代天文學的時代，查氏還在這樣閉目塞聽，抱殘守缺，就足見“西學中源”說影響之持久了。

“西學中源”說確立之后，又有從天文、數學向其他科學領域擴散之勢。阮元把西洋自鳴鐘的原理說成和中國古代刻漏之理并無二致，所以仍是源出中土。⒅這是推廣及于機械工藝方面。毛祥麟更推廣到醫學，他把西醫施行外科手術說成華佗之術的“一體”，而且因未得真傳，“猶似是而非”，所以成功率不高。⒆這類論述多半是外行的臆說，并無學術價值可言。

四、“西學中源”說產生的背景

矢忠故國的明遺民和清朝君臣在政治態度上是完全對立的，但這兩類人不約而同地提倡“西學中源”說，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他們各自的動機是什么?有什么異同?探討這些問題的意義不限于科學史本身。

天文學上的中西之爭，始于明末。在此之前，中國雖已兩度接觸到古希臘天文學——唐瞿曇悉達譯《九執歷》、元明之際傳入回歷。但一方面只是間接傳入(以印度、阿拉伯為媒介)，另一方面當時中國天文學仍很先進，勝過外來者，更無被外來者取代之虞，所以并無中西之爭。即使明代在欽天監特設回回科，回歷與《大統歷》參照使用，也未出現過什么“漢回之爭”。但到明末耶穌會士來華時，西方天文學已發展到很高的階段，相比之下，中國的傳統天文學明顯落后了。明廷決定開局修撰《崇禎歷書》，意味著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歷法將被西洋之法所代替。而歷法在封建社會是王朝統治權的象征物，這樣神圣的事竟要采用外來的“西夷”之法，正是十十足足的“用夷變夏”，對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的中國士大夫來說實在難以容忍。正因為這一點，自《崇禎歷書》開撰起，就遭到保守派持續不斷地攻擊，一次失敗緊接著就再來一次。徐光啟作為西學的護法神，力挽狂瀾，終于使《崇禎歷書》在1634年修成，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但是保守派的攻擊還是使得崇禎帝在《崇禎歷書》修成后猶豫了十年之久不能下決心頒行天下。而在此期間中西法多次較量，通過實測檢驗，中法沒有一次能免于敗北。⒇但當崇禎帝最終認識到“西法果密”，下詔頒行時，亡國之禍也已臨頭。

清人入關后，立刻以《西洋新法歷書》之名頒行了《崇禎歷書》的刪改本。他們采用西法根本沒有明朝那樣多的猶豫和爭論，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者中國歷來改朝換代之后都要改歷，以示“乾坤再造”，而當時除了《崇禎歷書》并無勝過《大統歷》的好歷供選擇；二者當時清人剛以異族而入主中國，無論如何總還未馬上以“夏”自居。既然自己也是“夷”，那么“東夷”與“西夷”就沒什么大不同，完全可以大膽地取我所需。正如李約瑟博士注意到的那樣，“但在改換朝代之后，湯若望覺得已可隨意使用‘西’字，因滿族人也是外來者”(21)。

首倡“西學中源”說的黃、方、王三人，都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養育出來的學者，又是大明的忠臣。他們目睹“東夷”入主華夏，又在頒正朔、授人時這樣的神圣之事上全盤引用“西夷”之法，而且還以西夷之人主持欽天監，無疑有著雙重的不滿。提倡“西學中源”說的目的，三氏中以王錫闡表示得最明確：他主張恢復傳統的歷法，而在西法中只應取一些具體成果來補中法之不足，即所謂“镕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為此他一面盡力摘尋出西法的疏漏之處，一面論證“西學中源”，然后得出結論：“夫新法之戾于舊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于舊法如彼。”（22）他的六卷《曉庵新法》正是貫徹這一主張的力作。

黃、方、王都是在野布衣，又在政治上抱定不與清人合作的宗旨，所以他們沒有能力也不愿意去對清政府就歷法問題有所建言。在這種情況下提倡“西學中源”還有緩解理論困境的作用：傳統文化的熏陶使他們堅持“用夏變夷”的理想，而嚴峻的現實則在“用夷變夏”。如果論證了“夷源于夏”，就可避免這個問題了。這一思路正是后來清朝君臣所遵循的。

黃、方、王研究中西歷法，因看出其相似之處而提出“西學中源”，有沒有純科學的動機?一般說來，研究中西歷法而發現其相似之處，從而設想二者同源，完全可以僅從純科學的思考得之。但在誰源于誰這一點上，科學以外的因素就很容易起作用了。篤信“用夏變夷”的中國士大夫當時很難作出“西學中源”之外的答案。即使到了近代，習慣于“歐洲中心”說的西方學者在看到中西天文學某些相似之處后，不是也熱衷于論證其發源于巴比倫甚至希臘嗎?當然，兩者相似未必就同源。

清人入主華夏，本不自諱言為“夷”，也無從諱。到1729年，雍正帝還坦然表示：“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諱”，他只是抬出《孟子》云：“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來強調“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23），不在于夷夏。但實際上由于清人入關后全盤接受了漢文化，加之統一政權，已經歷了兩代人的時間，漢族士大夫的亡國之痛也漸漸淡忘。這時，清人就開始不知不覺地以“夏”自居了。這一轉變，正是康熙親自提倡“西學中源”說的背景。

康熙初年楊光先事件暴露了“夷夏”問題的嚴重性。這一事件可視為明末天文學上中西之爭的余波，楊光先的獲罪標志著“中法”最后一次重大努力仍然歸于失敗。楊氏說“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24），清楚地表明他并不把歷法本身放在第一位，只不過耶穌會士既以天文歷法為進身之階，他也就企圖從攻破他們的歷法人手。楊氏雖失敗，但也獲得不少正統派士大夫的同情，他們主要是從捍衛中國傳統文化著眼的。

清人的兩難處境在于：一方面他們需要西方天文學來制定歷法，需要耶穌會士幫助辦外交，需要西方工藝學來制造天文儀器和大炮，需要金雞納來治療瘧疾，等等；另一方面，又要繼承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傳統，以“夏”自居，以“天朝上國”自居，以維護其統治。因而歷法等領域內“用夷變夏”的現實日益成為一個令清朝君臣頭痛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康熙提倡“西學中源”說，不失為一個巧妙的解脫辦法。這樣既能繼續引進、采用一些西方科技成果(從這一點來看，“西學中源”說在歷史上是起過一些積極作用的)，又在理論上避免丁“用夷變夏”之嫌。西法雖優，但源出中國，不過青出于藍而已；而采用西法則成為“禮失求野之意也”。康熙的這番苦心，士大夫們立刻心領神會了。所以康熙只用片言只語提了個頭，梅文鼎、阮元等人就不遺余力地來響應、來宣揚了。前引梅氏“伏讀”諸語，諛詞盈耳，除了“君臣之份”外，不難看出雙方強烈的共鳴。對于這種問題，封建社會中確實是政治高于科學的，所以梅氏雖身為歷算名家，在論證“西學中源”時也不免穿鑿附會。

“西學中源”在士大夫中受到廣泛歡迎，以至流傳二百余年之久，還有一個原因。當年此說的提倡者曾希望以此來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強民族自信心。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向來以“天朝上國”自居，醉心于“聲教遠被”、“萬國來朝”，清人也不例外。但現在忽然在歷法、教學、工藝等方面技不如人了，這使他們深感難堪。阮元之言可為代表：

使必曰西學非中土所能及，則我大清億萬年頒朔之法必當問之于歐邏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當知所自立矣。（25）

然而技不如人的現實是無情的。“我大清”二百六十年頒朔之法確實從歐羅巴來。“西學中源”雖可使士大夫陶醉于一時，但隨著科學發展，幻覺終將破碎。而且事實上清代也有一些著名學者如江永、趙翼等，保持著清醒、公正的態度，不去盲目附和“西學中源”說。

最后順便指出，中西文化交流源遠流長，這是無庸置疑的，但“西學中源”說的荒謬，在今天已經顯而易見。然而此說的流風余韻，似乎至今不絕。我們研究了“西學中源”說之后，再看諸如“《易經》中已有二進制”、“《周易參同契》中的場論”之類的說法，就會覺得似曾相識了。這就是研究“西學中源”說的現實意義。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有悠久而高度文明并經常以此自豪的民族來說，提供這樣一個前車之鑒以戒來者，恐怕還是有必要的。

[1]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鮚琦亭集》卷十一

[2] 同①

[3] 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編》卷二，見《清史資料》第6輯，中華書局，1985。

[4] 王錫闡：《歷策》，《疇人傳》卷三十五。

[5] 李兆華：《簡評“西學源于中法”說》，《自然辯證法通訊》1985(6)。

[6] 王先謙：《東華錄》康熙八九。

[7] George H．C．Wong，ISIS，54，Part 1，No．175。

[8] 見洪若翰(de Fontaneg)1703年2月15日致R．P．de la Chaise神父的信，《清史資料》第6輯，中華書局，1985。

[9] 梅文鼎：《雨坐山窗》，《績學堂詩抄》卷四。

[10] 梅文鼎：《上孝感相國》（四之三），《績學堂詩抄》卷四。

[11]梅文鼎：《歷學疑問補》卷一。

[12] 這類傳說在清代十分流行，《欽定書經圖說》中有“命官授時圖’’專言此事。當時許多讀書人都是信以為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