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于漢宋之爭的探討 漢宋之爭是清代學術史研究中倍受關注的問題。一般認為，乾嘉時期的學術界存在著激烈的漢宋之爭，集中體現在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和方東樹的《漢學商兌》上，近年來，對于這一傳統意見，學術界頗有不同見解： 一是究竟存不存在漢宋之爭。暴鴻昌反對有所謂漢宋之爭的說法。他指出，清初無所謂漢宋之分；乾嘉時期漢學鼎盛，但大多數漢學家并不排斥宋學，而此時宋學衰微，鮮有宋學家詆毀漢學，詆毀漢學者多為文士；道咸以降，雖有方東樹詆毀漢學，但漢宋調和已經成為主流。（注：暴鴻昌：《清代漢學宋學關系辨析》，《史學集刊》1997年第2期。） 尚小明認為，江藩的《漢學師承記》有很深的門戶之見，而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在為宋學辯護的同時，卻有漢宋兼采的意味。（注：尚小明：《門戶之爭，還是漢宋兼采？——析方東樹〈漢學商兌〉之立意》，《思想戰線》，2001年第1期。） 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王汎森研究員的《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一文也指出：“《商兌》一書標識著漢宋相融的新發展”，“在《商兌》出版半個世紀后，人們還把它當做是要求漢宋融合的嚆矢”。（注：參見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系譜》，河北出版社2001年。） 這一觀點對于將《漢學商兌》視為漢宋相爭之作的傳統說法提出了修正，如果這一觀點成立，則所謂的漢宋之爭也就缺乏了根基。 二是漢宋之爭的焦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余英時就在《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釋》一文中指出，清初考據學是為義理思想服務的。他認為清代考證學興起的背景是儒學由宋明時期的“尊德性”向“道問學”的轉換（注：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版，自序第3頁、7頁、349頁、67頁。）。考證學在最初興起時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取證于經書”，因而，選擇什么樣的書作為考證對象是由學者的義理背景決定的。如程朱一系的閻若璩考證《古文尚書疏證》，是為了攻擊陸王一派借以建立其學說的“虞廷傳心”說；而陸王一派的胡渭則選擇《周易》作為考證對象，也是為了從根本上削弱程朱的立說根基。90年代，張麗珠女士沿著這一思路進一步思考漢宋之爭的有關問題。她針對傳統的說法提出質疑：戴震是公認的考據學大師，為何晚年感嘆講義理的《孟子字義疏證》方為“平生著述之大”？阮元既然主張“漢宋兼采”，卻又為何在《漢學商兌》中遭到宋學大將方東樹的大肆攻擊？張麗珠認為傳統的“考據”與“義理”爭鋒的說法不足以揭示個中緣由，她指出：清代“漢宋之爭”真正關鍵性的內容，應在于義理學內部存在著難以調和的漢宋歧見。 筆者認為，乾嘉時期的漢宋關系，不能簡單概括為“爭”或“不爭”，而是“爭”與“不爭”并存。“不爭”在方法論上，雙方其實都承認“考據”和“義理”不能偏廢。“爭”則在義理上，焦循在《雕菰集》卷七《申戴》中說：“東原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也。”方東樹對此極為不滿，在《漢學商兌》下卷引焦循之語而加以評論：“夫古今天下，義理一而已，何得戴氏別有一種義理乎？”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漢宋之爭的要害從根本上說在于思想的爭鋒。對于這一點，晚清的皮錫瑞看得很清楚，他在《經學歷史》中指出：“戴震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雖與諸子說經相牴牾，亦只是辨一理字。”（注：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3頁。） 因而筆者認為，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觀察中心，漢宋的義理之爭大致圍繞四個方面展開：一是“理與氣”；二是“理與欲”；三是“義利與王霸”；四是“禮與理”。除了相爭的一面外，乾嘉時期的漢宋之間還有“不爭”的一面，在《四庫全書總目》以及當時許多學者的著述中都可以找到“漢宋兼采”或“不以漢宋立門戶”的觀點。（注：參見周積明：《乾嘉時期的漢宋之“不爭”與“相爭”——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觀察中心》，載《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因此在研究乾嘉時期的學術格局時，必須超越表層現象，深入其腹地，從思想史的角度來進行考察和把握，在歷史的場景中理解真實的文化脈絡。

四、關于清代禮學的研究

所謂的禮學，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以上古元典《周禮》、《禮記》和《儀禮》為考察對象的研究；二是以具體的禮儀為對象的研究，如對喪禮和婚禮的研究；三是關于禮的社會文化功能的研究。禮是中國文化中的核心范疇之一，觸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因為時代的變遷和不同解釋模式的疊加而構成一個豐富的文化系統。先秦以降，禮學一直是學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近世以降，在內部新舊更替和西學強烈沖擊的雙重作用下，中國傳統文化開始經歷解體、重構的艱難歷程。傳統的文化范疇、哲學命題、致思方式無不經歷了巨大的變遷。在這一過程中，禮學的價值受到強烈的質疑。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談到禮學時，雖然也肯定清人治禮學取得的成績“十分優良”，然而卻又表示：“這門學問到底能否成立，我們不能不根本懷疑……他們的成績雖然很好，我恐怕這些成績多半是空的”。他還不無遺憾地寫道：“禮學的價值到底怎么樣呢？幾千年很瑣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禮節，勞精敝神去研究他。實在太不值了”。（注：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頁。但是，梁啟超在同段文字中又說：“我們試換一個方向，不把他（謂禮學）當做經學，而把他當做史學，那么，都是中國法制史、風俗史……第一期重要資料了……我們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著哩。”這方是研究禮學史的科學立場和態度。） 梁書成于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間，其時，中國文化正在古與今、中與西的糾結碰撞中發生巨變。在此之前的“五四”更是以颶風般的氣勢沖擊了天朝帝國的禮治體系，禮教被斥為“吃人”之學，禮學的價值自然不能被正確認識，從而走向衰落。近二十年來，禮學研究開始復蘇，但其重心基本上在先秦禮學，有關清代禮學的研究則顯得比較薄弱，不僅起步比較晚，而且展開的力度和深度也不夠，其概況可以參照林存陽的《清代禮學研究散論》（注：林存陽：《清代禮學研究散論》，《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03年第4期。） 一文。90年代后期，臺灣學者張壽安教授相繼出版著作《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代中葉儒學思想的轉變》和《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對清代禮學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壽安女士的研究，包羅了全部清代禮學發展史的內容，但以乾嘉禮學為論述的重點。如前所述，《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代中葉儒學思想的轉變》的一個重要貢獻即通過剖析凌廷堪等人關于“禮”的思考提出了“乾嘉新義理學”的概念，從而在余英時等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拓開了人們的視野。《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理爭論與禮秩重省》是繼《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代中葉儒學思想的轉變》后的又一部力作，全書“從概念式的探討轉向人倫日用的具體禮制”，并努力透視清儒于“名物度數”考據背后追求禮秩重建的思想性意義。（注：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理爭論與禮秩重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1年版，第11頁、107頁。） 在這一問題意識的指導下，張壽安女士以思想史的眼光來辨析清儒的考據學成就，在文獻的綿密梳理中發掘出一個個鮮活的思想話題，顯示了敏銳的學術發現力。其貢獻有如下幾點： 第一，將清代禮學置于明清社會的特定歷史語境中考察，揭示了明清禮學由“私家儀注”的“家禮學”向“以經典為法式”的“儀禮學”的轉型。明儒治禮學，重視《家禮》，清儒則重視《儀禮》；明儒以“緣俗則禮行”為理念，清儒則以經典文本為依據。這種變化正反映了清儒期望借經典意義引申以重振社會禮秩的文化關懷。 第二，揭示了清儒禮學的社會關懷。清儒禮學一重考禮，二重議禮。“考禮者，考證古代禮制、儀文、宮室、服飾、器物、度數等；議禮者，議論前代及當代的禮律和禮俗。”（注：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理爭論與禮秩重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1年版，第11頁、107頁。） 無論是考禮還是議禮，清儒治禮學的目的都在以古禮為參照，更變當下之禮律，矯正民間之禮俗。 第三，在“由概念式的探討轉向人倫日用的具體禮制”的研究中，從清儒關于“禮”的考證中提煉出“親親／尊尊”、“為人后”、“姑嫂有服／姑嫂無服”、“成婦／成妻”等四個重要的話題，并通過與宋明理學型禮學思想的對比，揭示出十八世紀禮學考證思想的近代指向意義。如，壽安女士對“親親”、“尊尊”兩大禮學范疇在歷史上的演變與爭議進行深入探究，指出，從表面看，親親、尊尊界限明晰且毫不艱深，但歷代禮學家關于“親親”、“尊尊”卻有諸多爭議，其背后實際隱藏了不同的文化關懷。宋、元、明理學觀的禮學以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家無二尊為邏輯出發點，用三綱詮釋禮經、建構禮儀，廢黜私情而倡導絕對的公義，尊尊遂演成尊君，親親漸形卑下。清儒則通過禮文制度的考證，修正了天理觀念下尊尊獨重的禮秩觀念，把“尊父”從尊君中釋放出來，把尊母從尊父中釋放出來。再如，叔嫂服制是清代學界重重辯論的一個大題目。壽安教授經過細密考證指出：主張“叔嫂有服”，是“渴望為叔嫂此一親情關系，建立一種喪禮，并納入禮制”。對婚姻關系何時成立的問題壽安女士也有解釋：清儒主張依《禮》親迎和成婦方標志婚姻關系成立，實質上是反對“以未嫁之身為陌生男子守節”和“家族式的婚姻觀念”。正是通過這一系列的考辨和論證，張壽安女士揭示了清儒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也使得看似煩瑣的清代考據具有了鮮活的生命力，不再面目冰冷。 壽安女士的研究思想縝密，辨析微細，為研究清代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也為禮學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清代禮學著述卷帙浩繁，但由于不受重視，絕大多數都處于失語狀態，如果我們轉換視域，深入文獻，一定可以發掘出更多的研究議題和思想線索。

五、關于清代學術派別的研究

有清一代，學術發展至為興盛，大師迭出，若山峰聳峙，學術源遠流長，學者間相互砥礪、相互切磋，構成了許多的學派，著名者有乾嘉吳派、乾嘉皖派、浙東學派、揚州學派、常州今文經學派。學派的研究從來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重要內容，而不同學派的形成，往往也隱藏著思想與學術的脈絡。近年來，關于清代學派的研究也頗有新進展，值得關注。 第一，關于乾嘉學派的分派研究。乾嘉時期的學者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表露出將乾嘉學派分為吳派、皖派的傾向。章太炎則在《訄書·清儒》中首次明確將乾嘉學派分為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和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其后，學者們大多沿襲了這一說法，并以之為不刊之論。 陳祖武先生在研讀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關于戴震的論述時受到啟發，對吳派和皖派的劃分提出了質疑。他認為以吳派、皖派來中分乾嘉學術不夠合理，這是因為：第一，就治學領域而言，吳、皖派不能包括一時眾望所歸的顧棟高、陳祖范等人，而被章太炎劃入吳派的汪中卻與惠棟沒有任何關系；第二，就學者的地理分布而言，吳、皖派不足以概括其他如常州今文經學派、桐城學派以及北方學者的考據學成就；第三，吳、皖兩派的劃分缺乏對乾嘉學派的動態考察。陳先生認為，與其說乾嘉學派是一個地域概念，不如說是一個時間概念，從惠棟到戴震體現了乾嘉經學的發展脈絡。（注：陳祖武：《乾嘉學術與乾嘉學派》，《文史知識》1994年第9期。） 換言之，惠棟與戴震不是一個共時性關系， 而是歷時性關系。對于陳先生的這一意見王俊義教授持不同見解。王俊義認為，肯定以地域為考察點的吳派、皖派之說并沒有否定乾嘉學派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也不會掩蓋其歷史的發展軌跡。實質上，以吳派和皖派來作為乾嘉學派的內部流派劃分，也僅僅只是一個代稱和概稱，人們劃分學派的標準主要在于學者之間是否有師承關系及治學宗旨是否一致。（注：王俊義：《關于乾嘉學派成因及流派劃分之商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5年第3期。） 臺北淡江大學周彥文教授指出，學派的劃分，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標準有不同的劃分方法，很難說孰是孰非。 第二，關于浙東學派的研究。浙東學派在清代學術研究中素來受到關注。清中葉以來，章學誠、章太炎、梁啟超、錢穆、何炳松等學者先后對浙東學派了發表自己的見解。近年來，在鄉土關懷的推動下，浙江籍的學者更是圍繞浙東學派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從總體上看來，在浙東學派的研究上，尚缺乏突破性進展。2003年12月，筆者在浙江寧波召開的“明清之際浙東學術文化國際研討會”上宣讀《清代浙東學派學術譜系的建構》（注：該文在修改后發表于《學術月刊》2004年第6期。） 一文，該文指出，“歷史”實際上是被構建起來的，每一位歷史學研究者都是歷史的詮釋者，在解讀史料時都會加上自己的理解。不同的知識背景、問題意識和價值取向會使研究者對同一件歷史現象作出不同的“識讀”。清代“浙東學派”的形成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最初使用“浙東學術”和“浙東學派”概念的是黃宗羲和徐乾學，但在他們那兒，“浙東學術”和“浙東學派”僅僅只是指“王學”。到了章學誠處，清代“浙東學派”便呈現出一種譜系的構建，其起點是黃宗羲，經萬斯同、萬斯大，殿軍是全祖望、邵晉涵。接著章學誠往下講“浙東學派”的章太炎，其所構造的“浙東學派”的譜系增加了三位新面孔，即章學誠、黃以周、黃式三。到了梁啟超的文章中，這一譜系又發生變化，黃氏父子被去掉，章學誠成為殿軍。 章學誠、章太炎和梁啟超所構建的不同“浙東學派”學術譜系，恰好顯示出歷史的建構性特征。無論在章學誠那里還是在章太炎和梁啟超那里，清代“浙東學派”的開山人物和殿軍，都實際上只是他們各自心目中“浙東學派”的起點和終點。而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什么在清代“浙東學派”的譜系的構建上章學誠、章太炎、梁啟超會有不同的思路，其間隱蔽著什么樣的歷史內容。 對于章學誠構筑“浙東學派”學術譜系的潛在意圖，余英時有一個解釋，他說，章學誠其實把戴震視為勁敵，但由于戴震的經學訓詁切合當時的世風，更為一般學者所認可，故章學誠不得不尋求一個“源遠流長的學統作為自己的后盾”，否則他將無法和繼承朱子之學數傳而起的戴震相匹敵。（注：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版，自序第3頁、7頁、349頁、67頁。） 筆者認為，章學誠與戴震之爭固然可能是章學誠構筑“浙東學派”的潛在動機，但聯系章學誠的思想背景與時代背景，或可發現另一種解釋。乾嘉時期，史學嚴重衰敝，章學誠是一位力主學術經世的學者，而他最為主張的就是以史經世。“六經皆史”之說，雖然并非章學誠首創，但經過他的張大從而產生了重要影響卻也是不爭之論。為了突出史學的地位并尋求一個“源遠流長的學統作為自己的后盾”，以與當時盛極一時的經學分庭對抗，同時也基于復興區域學術傳統的鄉土情感，章學誠著意構筑了“浙東學派”的譜系，并特別突出其“重史”的特點：“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考諸史實，章學誠所稱道的浙東學者并非專攻史學，而是經史文合一，黃宗羲、全祖望都是如此。同樣，被章學誠稱為“浙西學術”的代表人物顧炎武，其經學固然為不錯，而其史學也實在是蔚為大觀。（注：臺灣大學教授何佑森早在1974年在《黃梨洲與浙東學術》中就指出：“如果我們將亭林之學歸之‘浙西’，則‘浙西’除經學外何嘗不重史學？……如果我們將梨洲之學歸之‘浙東’，則浙東除史學外又何嘗不重經學？”） 有學者比較浙東、浙西史學研究的特點，認為：黃宗羲（包括全祖望）重學術史，顧炎武重經濟史；黃宗羲重記述史學，顧炎武重考證史學；黃宗羲重近史，顧炎武重古史。（注：暴鴻昌：《章學誠與浙東學派的關系考辨》，《齊魯學刊》1994年第3期。） 無論是學術史、經濟史、記述史學、考證史學，還是近史、古史，都無疑包含于史學內，只不過領域不同罷了。章學誠將黃宗羲與顧炎武、浙東與浙西劃開，并著意淡化浙東一系經學色彩，突出“必究于史”的特點，這樣一種構筑學術譜系的努力，正如海登·懷特在《后設歷史學》中所指出的：運用史料的語言學立場可以發現事實，但在此之外構建一個歷史陳述的任何步驟都是由美學的和倫理的考慮，而非科學的考慮所決定的。 與章學誠一樣，章太炎在構筑浙東學術的譜系時也有自己的理論預設。和章學誠比較，章太炎在《清儒》中所說的“浙東學術”有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章太炎不太重視黃宗羲的地位，故對黃宗羲一筆帶過；第二，章太炎認為浙東學術有三個特點：其一，重史，在這一點上與章學誠相一致。其二，重視禮學研究，因而將“浙東學術”的下限說到黃式三、黃以周父子。其三，漢宋兼采。后兩點均為章學誠所未道。

六、關于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再研究

學如積薪，后來居上。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就是所有后來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前賢相關研究基礎上的。因而，深入細致地梳理前賢的研究成果，不僅可以超出窠臼，避免剿襲，而且可以獲得學術的靈感，發掘新的議題。此外，前賢的相關研究本身也已經構成學術文化的重要內容，具有研究的價值。從這一意義上說，清代學術研究史同樣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 在清代學術研究史上，有兩種以“學術史”為視角展開的路數： 一是對清儒關于前代和當朝學術文化研究的再研究。有清一代學術文化至為繁盛，名作迭出，佳作不斷。豐厚的學術成果需要不斷的清理和總結，以便為下一階段的發展提供思想資源。實際上，清代學術史的總結從乾隆后期就已經開始了。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雖然不是專門論述清代學術史的著作，但是其《朱陸》、《浙東學派》諸篇等都對當時的學術風氣進行了較多的關注，可謂之清代學術史研究的雛形。嘉慶年間的學者江藩著有《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宋學淵源記》，對清學進行了第一次總結。但是，江氏拘泥于“漢學”立場，對清代學術缺乏全面而公正的評判，尤其是“揚漢抑宋”的立場使其論述的深度大打折扣，遭到了當時許多學者的反對。宋學一系的方東樹專門寫了《漢學商兌》一書駁斥江藩，對漢學的弊端進行了深刻的揭示。與江氏的著作一樣，方東樹的書中也有很深的門戶之見，不能客觀地總結當時的學術成果。另外，阮元主持編撰有《皇清經解》，王先謙編有《續皇清經解》，匯集了清代經學研究成果，是清代經學史研究的重要參考。道光時期的理學家唐鑒著有《國朝學案小識》，從理學的立場上對清代中葉以前的學術進行了總結。 建國以來，對于清人研究本朝學術的成果一直缺乏清理和研究。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盧鐘鋒先生出版《中國傳統學術史》，致力于“對中國歷代的學術思想及其流派作出總結和概括”。（注：盧鐘鋒：《中國傳統學術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導論第1頁。） 全書第十至第十五章分別論述清初、清中葉以及晚清以來學者對學術的反思和學術史論著的編訂。書中所論述的許多著作，如熊賜履的《學統》、湯斌的《洛學編》，相關研究都非常薄弱，其它如潘世恩的《正學編》、汪佑的《明儒通考》等更是少為人知。因此，盧先生的研究可謂探幽索微，不僅勾勒了學術史發展的清晰線索，而且對后學具有指點門徑的功效。 二是對近世以來學者對清代學術的研究進行再研究。在近世清代學術史研究中，梁啟超、錢穆的同名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無疑具有典范意義，也最受重視。但是，僅僅研究梁啟超和錢穆顯然是不夠的。羅志田教授指出：以往的清代學術史研究“始終沒有一個相對均衡的整理”，備受關注的梁啟超和錢穆兩位先生始終只是道咸以降“新學”一線的代表人物，因此，在清代學術史的研究中引入乾嘉漢學系統的章太炎、劉師培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進行考察就顯得尤為重要。（注：羅志田：《探索思想與學術之間的歷史》，載《近代中國史學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271頁。） 他的意見啟示我們應該對章太炎、劉師培的清代學術史研究給予足夠的關注。 筆者認為，章太炎、梁啟超、錢穆實際上代表了清代學術史研究的三種不同理路：章太炎側重于外在探研，將“論政”與“論學”融為一體；梁啟超遵循著類比與建構的理路，以“清學”類比“科學”；錢穆強調內在索求，希望由“宋學”求解民族文化真相。 章、梁、錢三位先生之所以會表現出這些差異主要是由他們各自知識結構和現實關懷的差別造成的。章太炎的舊學根底非常深厚，又出入各派，兼采眾家學說之長，對中國傳統文化非常熟稔；同時，他又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對滿洲統治者的“異族”身份大為不滿，積極投身反滿運動。因此，章太炎以學術為武器，力圖從清代學術文化發展的歷程中找到思想資源。梁啟超早年受過較好的乾嘉學術訓練，后來又成為著名的今文經學宣傳先鋒，再后來又“絕口不提新學改制和孔子改制”，同時他又能廣泛吸收西學的養分。這些不同的學術成分使梁啟超的學術思想表現出多變的特征。他對中國文化有深厚感情，但面對“中學”的衰弱卻又不得不借助西方的標準來評判中國文化。錢穆是自學成才的典范，民族主義的情感卻非常深厚。但是，錢穆畢生致力于教育事業，從未參與實際的政治事務，加上他的學術真正確立之時滿清已經成為歷史，故他主要從文化的立場來表達他的民族主義情感。 由于出發點不一樣，也導致了章、梁、錢三位先生在清代學術史的研究中得出的結論不一樣。因此，探討他們論清代學術史的貢獻和缺失也顯得非常必要： 章太炎在清代學術史的研究上有開創之功，他提出了關于乾嘉學術起源的“學隱”說；提出了吳、皖中分乾嘉學術的觀點。他又力加闡揚戴震學風，并構建了“浙東學術”的三條發展線索（即經學、史學和禮學）。但同時他也留下了缺憾：首先，他以現實需要為轉移，有違學術“求真”的精神；其次，章太炎雖然超出了漢宋門戶，但對今文經學的評價卻比較苛刻，表明章太炎還沒有完全擺脫門戶習見。 梁啟超注重“時代思潮”的宏觀研究；注意學術規律的總結；肯定耶穌會教士來華對清代學術的積極意義；表彰顧炎武在清代學術史上的開創性地位；詮釋《古文尚書疏證》和《易圖明辨》的歷史意義；揭橥吳皖兩派的不同學風；梳理晚清今文經學的發展流變；既從整體上總結了清代樸學的治學方法，又對具體的校勘學、辨偽學方法進行了探討；關注地理環境對于學術風氣的塑造；張大“浙東學派”；確立“學術史”典范。這些都是梁啟超在清代學術史研究中作出的巨大貢獻。但梁啟超的研究也有缺憾，這主要表現在：其一，“理學反動說”割斷了清代學術與宋明理學的關系；其二，將“清學”比為“中國之文藝復興”非貼切之論；其三，文獻準備不足，論證有空疏、淺薄之處。 錢穆治學注重考辨源流，他指出清代學術與宋明理學之間存在內在邏輯聯系，又考證出“經學即理學”一語非顧炎武首創，認為清初學術的繁榮是由眾多學者共同造成的。他從戴震與惠棟的學術淵源關系入手考察，指出吳、皖兩學存在緊密的內在聯系。此外，錢穆還揭示了晚清今文經學與乾嘉學術的關系。他的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拘泥于程朱理學的立場論戴震，作出了可加討論的評價；其二，雖然注意到凌廷堪“禮學”思想的淵源，但卻對其創新意義認識不足。 從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來看，梁啟超的研究深受章太炎的影響，他在許多問題上參考了章太炎的研究，相應地也避免了前者的某些缺漏；而錢穆在從事清代學術史研究時，又受到梁啟超的影響，他的許多觀點即明顯針對梁啟超而引發。以兩部同名的《中國近三百學術史》為例：從形式上看，錢穆選擇傳統的“學案”形式來論述清代學術，更傾向于“宋學”，而梁啟超的同名著作卻更傾向于“漢學”；但從內容上說，在學術源流的辨析上，錢著更勝一籌，論證也更為精密。（注：有關研究還可參見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2000屆博士張錫輝先生的博士論文《文化危機與詮釋傳統——論梁啟超、胡適對清代學術思想的詮釋與意義》。） 在清代學術研究史上，張舜徽先生也據有重要地位，其所著《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清儒學記》，構成自成體系獨具特色的清學史研究系列。華中師范大學劉筱紅教授于2001年出版《張舜徽與清代學術史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對張舜徽先生清代學術史研究的貢獻、特點以及方法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和探索，值得注目清代學術研究史的學者充分注意。 在諸位大師的努力下，清代學術史研究奠定了豐厚的基礎。只要站在大師的肩膀上前進，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必然會結出豐碩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