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發·蓄發·剪發——清代辮發的身體政治史研究
佚名
清朝是一個與辮發糾纏在一起的朝代。單是男人頭上盤旋的一條辮子,其存廢留剃就與清王朝的政治命運緊密相連。盡管已有學者對于清朝的辮發史作過相關研究(注:研究中國辮發史的成果主要有日本學者桑原騭藏《中國辮發史》,美國學者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國學者王冬芳《邁向近代——剪辮與放足》等。陳生璽在《明清易代史獨見》中的《清初剃發令的實施與漢族地主階級的派系斗爭》、《剃發令在江南地區的暴行與人民的反抗斗爭》等文,對清初剃發令進行過集中闡釋。李文海、劉仰東在《太平天國社會風情》一書中,深入探討了太平軍的蓄發問題。嚴昌洪在《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西俗東漸記——中國近代社會風俗的演變》等書中,深入探討清末剪發易服等問題。黎志剛在《中國近代的國家與市場》中,有《想象與營造國族:近代中國的發型問題》一文,剖析了近代中國發型變化。張亦工、夏岱岱的《割掉辮子的中國》,集中探討辮發與時人的心理。),但截至目前還很少有人從身體史的角度切入,將辮發與有清一代歷史的發展變化聯系起來展開論述,并且透過“辮發”這一身體符號來對清代政治與文化進行解讀。
一、江山易主的“剃”
滿族男子剃發留辮,實源于北方女真族的風俗習慣。在戰爭中,辮發漸成征服外民族的一種標志。投降或歸附滿族者要剃去四周頭發,扎成辮子。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努爾哈赤進入廣寧,傳令“老年人可以不剃,年輕人必須剃”(注:《滿老文檔·太祖》卷三十四,遼寧大學1979年譯本,中華書局1990年版。),因為壯丁當兵,要求較嚴。此時辮發還未完全成為一種政治符號,至多是滿族對于投降或歸附者發式服飾同一的要求。此后,皇太極繼位,采取了某些緩和滿漢民族矛盾的措施,但是卻要求被征服地區的漢人剃發。清軍每到一處,便要當地人不分老少一律剃發。隨著對明戰爭的日益擴大,剃發的范圍也逐漸擴展,剃發逐漸演變成一種固定的制度。
在滿族貴族看來,只要漢人肯剃發,就會棄明忠清。而明官和漢人則把不剃發作為保持民族大義的表現。許多被迫剃了發的漢人在從遼西逃至關內的途中,被明軍妄殺。有沒有剃發,成為區別滿漢的首要身體依據。隨著滿族與明朝之間戰爭的加劇,“剃發”也開始逐漸上升到有關民族、文化層面的問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剃發”最終成為有清一代著名的政治與文化符號的歷程卻是相當復雜的。
清順治元年(1644年),隨著清軍入關,剃發制度也從關外推行到關內。多爾袞強令官民剃發的舉措引起漢人的普遍不滿,甚至因此改變對清軍的態度?!叭腙P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或見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獨為此剃頭乎?”(注:池內宏:《清代滿蒙史料·李朝實錄抄》仁祖二十二年八月戊寅,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發之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不久, 在吳三桂等降清漢臣的建議下,鑒于強行“剃發”所引起漢人的抵制情緒,多爾袞下令罷除剃發,以收買人心。此舉收到奇效,極大地減少了清軍南下的阻力。明朝大臣史可法在復多爾袞的書信中也說:“且罷剃發之令,示不忘本朝?!保ㄗⅲ菏Y良騏:《東華錄》卷四,林樹惠、傅貴九校點,中華書局1980年版。) 因不用剃發而對清產生某種好感。而清在辮發問題上的暫時妥協,則緩解乃至削減了滿漢雙方的矛盾與沖突。
然而,剃發令行而復罷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造成了新的矛盾。這種新的矛盾表現在:先期歸順者已經剃發,后來投降者則不用剃發,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某些混亂。清軍南下時,又實行了“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進一步加劇了“一半剃一半不剃”的局面。于是在歸降的漢官中引起了爭端:沒剃發者主張一體從漢,以保留捍衛禮儀之邦的尊嚴,對剃發所象征的“蠻夷”有某種排斥心理,尤其是對于那些先期歸降的“剃發者”懷有一種鄙夷的心態。而已剃發者則要求一統從滿,以表明自己忠于清主;同時,也可以釋緩后歸降者保留發式的心理壓力。不僅如此,普通百姓也因剃發與否成為了王朝之間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在常熟,剃發者與未剃發者雜處,“清兵見未剃發者便殺,取頭去做海賊首級請功,名曰‘捉剃頭’,海上兵(明兵)見已剃發者便殺,拿去做韃子首級請功,號曰‘看光頸’。途中相遇,必大家回頭看頸之光與不光也”。社會上彌漫著恐慌心理:“福山數十里遺民,不剃發則懼清兵,剃發又懼明兵,盡惴惴焉不聊生矣。”(注:七峰樵道人:《七峰遺編》第57回,轉引自陳生璽《明清易代史獨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頁。) 此時的辮發已無關乎民族風俗,其所代表的降清還是附明的政治含義被進一步凸現出來,由此拉開有清一代“辮發”與政治糾纏史的序幕。
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進入南京,多爾袞遂改變剃發與否“聽其自便”的政策,命禮部向全國發布“剃發令”。在剃發令的罷而復行中,部分降清漢官起了很大作用。清軍南下旨在奪取明朝江山,使被統治者從滿俗、廢漢俗,以免觸發人們的故國情思。辮發既然是滿漢習俗在身體外觀上最顯著的差異,又具有這么豐富的政治內涵,所以多爾袞接受了這些漢官的意見,重新實行強制剃發的政策。至此,辮發完全成為了一種政治符號,多爾袞視剃發為征服漢人的重要手段以及漢人是否接受滿族統治的突出身體標志。為此,清軍不惜采用血腥鎮壓的手段。各地官府派兵士監督剃頭匠挑著擔子上街巡游,強迫束發者立即剃頭梳辮。稍有反抗,當場殺害。有的還被割下首級,懸在剃頭擔子上示眾。這樣一來,漢人由反對滿族的象征——辮發,進而反抗滿族統治。所謂“江陰十日”、“嘉定三屠”等等,都是由此而引發的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事件。無奈強令難違,男人從此不得不“五天一打辮,十天一剃頭”(注:邵廷采:《東南紀事》,“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書店1985年版,第99頁。)。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因“剃發”而發生的流血屠戮的悲慘事件,不僅在當時的明、清戰爭中影響巨大,更成為滿漢民族沖突的痛苦的文化記憶,貫穿于有清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