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實現高度的中央集權統治，必然要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龐大的官僚組織系統。然而，自秦以來，尤其是在逐漸地建立健全科舉取士制度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的官僚，按人口比例算是少而又少的。于是我們注意到，在中國的封建官僚組織系統里，始終摻雜著一類沒有官位，卻能夠一方面主掌地方事務，一方面又能溝通地方紳衿的另一群人。明清以來，特別是清代幕府趨向制度化以來（注：幕府制度并不是一種嚴謹的說法，但在清代以其實際構成的幕友與官僚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被認為是無待朝廷典章之規定的制度。對此前輩學者鄭天挺、繆全吉等人均有過討論。），在地方政府之中實際形成了官僚、幕友、胥吏這樣一種三維體系。它在世界性地踏入工業化時代時，仍然能夠使中國社會保持相對穩定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探討清代地方官、幕友、胥吏三個階層的形成及其相互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在地方政府的運作，對認識清代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征或許不無幫助。

一、關于胥吏

關于胥吏的研究，在中國政治史、制度史以及賦役制度等研究中早已引起人們的重視。60年代末，即有臺灣學者繆全吉的《明代胥吏》問世[1]， 而后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又著有《清代的胥吏與幕友》一文[2](卷一四)。1994年又出版了北京師范大學趙世瑜的專著《吏與傳統社會》[3]。他們皆較詳盡地介紹了胥吏的產生、作用以及弊害等內容。此外，鄭天挺在討論幕友時，對此也有涉及[4]。為避免重復，本文盡可能省略有關胥吏的概念性敘述，僅就清代胥吏的狀況及在行政體制中的地位作進一步考察。此外，關于此類人的稱呼，因有掾吏、書吏、司吏、典吏、都吏、通吏、獄典、撰典、攢典、驛吏、提控等，如果再加上“供奔走驅使，勾攝公事”的皂隸、快手、弓兵、仵作、門子、庫子、斗級等役職，較難把握。因此，除史料照引之外，本文按近年來學術界的習慣，采用胥吏一詞，用以囊括吏役之各級各等。

1.清代胥吏的投充經緯及其來源

清代胥吏的來源基本上沿襲明代舊制。明代的胥吏投充大概有兩條途徑：一為僉充，一為謫充。關于僉充，《大明會典》中有明確規定：“凡僉充吏役，例于農民，家身無過，年三十以下，能書者選用?！焙槲涠四暧肿鄿剩骸罢姂簦宥∫陨峡蓛L一丁充吏，四丁不僉！水馬驛站、貼軍、雜役、養馬等人戶，四丁以上可僉一丁，三丁不僉；民戶，兩丁識字，可僉一丁?！盵5](卷八，《吏部七，吏役參撥》)

從定制來看，吏役本來應該是一種義務，但是，隨著胥吏權益的擴大，到了明代中后期，吏職被視為肥缺，自愿投充者日增，于是形成了不成文的充吏者捐納之例。嘉靖南宮縣知縣葉恒嵩對當時的狀況也有描述：“自大司農告竭，賣官鬻吏之令屢下，富農巨商爭相輸粟納銀，為良家，為郡邑掾胥?！盵6](卷二，《田賦》) 明隆慶遼東巡撫都御史魏學也曾上言：“本鎮自開納例行，衛所軍舍余丁多援納吏役，規免徭賦。”[7](卷九，隆慶元年六月) 到了明季，捐納之額更高，自初年之幾十兩，中葉之幾百兩以致季世之幾千兩，以致形成胥吏僉充，貌似義務，而實為行市的局面[1](p.97)。

入清以來，雖然康熙二年曾經一度復準：“停止援納，俱令各衙門召募，給予執照，開注姓名年歲，著役日期，并地方印結，按季匯冊咨部?！钡暧謴蜏省皟乳w供事暨各衙門書吏召募考補，或貼寫內遴選掣補”。十四年又題準：“書吏承充仍照舊例援納?！庇赫昙扒∪拍暧址謩e兩次題準“至貼寫、幫差人等，亦擇忠誠樸實之人充役”；吏缺“即照各部院之例，于貼寫內揀選年久歷練者補之”[8](卷一四六，《吏部·書吏》)?？梢?， 在清代胥吏的納充事實上仍然是沿用明制。除了朝令以外，在一些奏章中也可以證明這一事實。如雍正五年二月一日，廣東布政使常賚的《奏報所得養廉與各項費用摺》中即提到：“投充吏役給發執照，向有督、撫、司紙札之費，今亦照股分銀二千八百余兩。”[9] 同年閏三月初七，蘇州巡撫陳時夏的《請滿役吏胥捐銀選職疏》中也提到：“竊照定例，各衙門吏攢，歷事五年役滿，情愿捐納者，捐銀選職?！盵9] 這里所謂的“竊照定例”，應該是指清初的“舊例，書吏承充，按納銀數多寡，分送各衙門辦事。”[8](卷一四六，《吏部·書吏》) 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以來，本始于役法的吏役，到了明季及清初不過是只存其名而已，更無僉充召募之實。如果說清較之明代在胥吏納充時有所變化的話，并不是改援納為召募，而是給胥吏的繼承提供了更多的方便。甚至可以說，已然存在的胥吏繼承問題，到了清代更趨向合理化。到了道光朝，福建漳州知府周鎬已明確地看到了這一事實：“書缺買定也，某書管某縣，某吏值某科，皆量其出息之多寡，以為授受，州縣特其佃戶耳。買定之后，則以此缺為傳家之寶。官有遷調，而吏無變更，即或因事革除而易名頂替者，仍其人也?！盵10](卷二四，《上玉撫軍條議》)

至于所納金額尚未見史書明確記載。康熙朝進士儲方慶在其《馭吏論》中說：“吏胥之役，不過入數十金，數百金之資于官已耳?！盵10](卷二四) 足見捐納金額在清初已然不低。如果按前引常賚《奏報所得養廉與各項費用摺》中提到的數額推算，督、撫、司三股之一的紙札之費即有二千八百余兩，那么，督撫衙門一年可收紙札之費即有八千四百余兩。這里需要順便提及的是，這條史料同時說明清代胥吏捐納盡數歸于地方，且已構成地方官收入的相當成分。因此，這是不是康熙年間改援納為召募旋又改回的理由尚有待考證，故于《清會典》中不再見其數目。據日本學者宮崎市定考證，在雍正朝胥吏的平均捐納銀數在三百兩左右[2]。

明代的胥吏僉充條例中即有“能書者選用”，清代又有“通曉律例，或能寫算，文理通順”，“有熟于律例，工于寫算者，赴該衙門報名，取縣同鄉甘結，定期考試，擇取拔補：……其各省有通曉律例，或能寫算，情愿充當部辦之人，亦令赴地方官報明試驗，取具同鄉甘結，開明年貌籍貫，申報該督撫，咨部拔用”[5](卷一四六，《吏部·書吏》) 之定制。將這些規制與前述援納綜合考慮， 我們大致可以了解投充胥吏者，“大抵皆有產業之人也”?！耙粺o恒產之民，不但不能掛名于官，并書役亦不肯與之為儔”[10](卷二四，《復陳書吏不必定額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