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國間法國傳教士漢語研究文獻考略

曹嫄

摘要：清至民國間法國來華傳教士為了傳教的需要編著了一批數量可觀的漢語研究著作與漢語教學用書，其中有名可考者在50部以上。這批文獻以印本、手稿或抄本的形態散藏于巴黎、香港、澳門、上海等地的圖書館中，大多數被束之高閣，寂寂無聞。從功能類型上劃分，這批漢語研究文獻大致分為三種：一種是工具類的漢外語對照字典、詞典，一種是學習類的漢語教科書，還有一種是學術性的漢語研究著作。這些文獻，為我們進一步了解清至民國間漢語及漢語方言面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珍貴資料。

關鍵詞：清至民國；法國傳教士；漢語；研究文獻

陳寅恪在《敦煌劫余錄序》中曾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1]236如今，新材料的重要性，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張伯偉在《域外漢籍研究入門》中即說：“20世紀中國學術得到很大發展，其根本動因是在學術研究中獲得了新材料、新視野和新方法。”[2]16-17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作為“新材料”之一的域外漢籍，在文化、史學、文學、語言學等研究領域，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和肯定。所謂域外漢籍，簡單地說，就是“歷史上域外文人用漢字書寫的典籍”，其作者“包括朝鮮半島、越南、日本、琉球、馬來半島等地的文人，以及17世紀以來歐美的傳教士”[2]1。

縱觀域外漢籍的研究現狀，存在如下明顯的差異：地域上，對日本、韓國和越南的域外漢籍研究較多，而對歐美的域外漢籍研究不足；語種上，對英語國家的域外漢籍研究較多，而對英語國家之外的域外漢籍研究不足；內容上，對域外漢籍中的文學、史學、哲學、宗教學、科學等典籍研究較多，而對域外漢籍中的語言學典籍研究不足。

清代以來，法國傳教士留下了豐富的“域外漢籍”。這些“域外漢籍”，或純以漢語寫作，或以漢法雙語或漢法等多語寫作。其中，就包括了數量可觀的漢語研究文獻。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漢語研究文獻，一來因為法語不如英語普及而遭忽視，二來因大多深藏于巴黎、香港、澳門及上海等境內外圖書館里，搜集艱難，為常人所難睹。因此，法國傳教士所著的漢語研究文獻長期以來缺乏應有的關注，更談不上得到充分的研究。

張西平曾對早期歐洲傳教士所著的漢文文獻的學術水準作過如下判斷：“從漢學的角度來看，明清來華傳教士的這些漢文寫作的作品，直到今天西方的漢學家也達不到這樣的高度。”[3]4張西平的這一判斷，也可移用于對法國傳教士所著漢語研究文獻的評價。游汝杰在評價歐美傳教士所著的方言學文獻時說：“這些文獻，在廣度、深度和科學性方面遠遠超過清儒的方言學著作，也是同時代的其它文獻，如地方志和方言文學作品所望塵莫及的。它們對于研究近代中西學術交流、中國基督教史、漢語方言學和方言學史都有相當高的價值……但是國內研究學界長期以來對這些寶貴的材料重視不夠，了解很少，研究更少。”[4]5游汝杰的這一評價，用于評價法國來華傳教士所著漢語研究文獻也是完全適用的。

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簡要考察清代以來法國傳教士在華經歷，較為全面地搜集、梳理法國傳教士所著的代表性漢語研究文獻，為進一步了解清至民國間漢語及漢語方言面貌，提供一份有益的資料。

一、法國來華傳教士及漢文著述概貌

歐洲中世紀以后，第一個進入中國內地的傳教士是意大利人羅明堅（RUGGIERI，Michele）。1580年，羅明堅到達澳門，1582年抵達廣州，1583年，在肇慶建立了中世紀以后耶穌會在華的第一個傳教點。一百年之后，法國路易十四派遣白晉（JoachimBouvet ）、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張誠（Jean-Francois Gerbillon）、李明（Louis le Comte）、劉應（Claude de Visdelou）和Tachard六人組成第一個法國遣華傳教團，繞開羅馬朝廷，幾經輾轉，于1687年經澳門抵達北京[5]166。此次遣華傳教活動，對于法國意義非凡，它意味著法國可以不受教會的支配，獨立向中國派遣傳教士進行傳教活動。在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見與信任后，法國傳教士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獨立于葡系傳教士之外的傳教基地“北堂”[6]，“形成了獨立于葡萄牙會士之外的一個特別的集團”[7]25。1693年，白晉奉康熙旨意返回法國招募傳教士。1698年，白晉再次來到北京，這次與他隨行的有十位法國傳教士，著名漢學家馬若瑟（Joseph Mariade Premare）便是其中的一位。據費賴之（Pfister）《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榮振華（Joseph Dehergne）《16—20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等統計，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抵達中國傳教的法國傳教士約130人；1687—1773年間，法國來華傳教士占歐洲傳教士總數的65%，法國傳教士編著的漢文（含漢外雙語或多語）著作，占歐洲傳教士漢文著作總量的83%[9]。正如民國學者莫東寅所說：“洎乾隆時代歐人之中國研究，仍以法教士為中心，其業績視前期毫無遜色。”[10]61此期法國傳教士的漢學研究，達到了西方傳教士漢學研究史上的巔峰狀態，不僅表現在漢學領域范圍的大大拓展，研究方法的不斷進步，更體現在研究質量上的極大提升，研究性著作的數量遠遠超過了轉述性和介紹性的著作。李明《中國近事報道》、郭弼恩、杜赫德、巴杜耶《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杜赫德《中華帝國通志》等巨著的產生，強有力地促進了歐洲18世紀“中國風”的形成。

自1773年法國在華耶穌會解散至1840年之間，法國傳教士退出了中國。鴉片戰爭之后，清政府迫于西方列強的壓力，解封了禁教令，《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傳教士活動得以合法化。此后一百年間，大批法國傳教士涌入中國，在上海、云南、貴州、四川、河北、北京、江西、福建、陜西等地傳教，其中以上海、云南、貴州、四川、河北為其主要傳教區域。

對比1773年之前法國傳教士所著的漢文著作，這一時期法國傳教士漢文著作有一個明顯的改變，即漢語研究著作和漢語教科書的數量明顯增多，將研究、學習漢語置于傳教之首的戰略意圖更加明確。這一時期，一批法國傳教士致力于所在傳教區的漢語方言口語研究，編著了多部漢語研究著作、漢語方言字典詞典和漢語學習教科書。出現了上海徐家匯土山灣教會印書館、河北獻縣天主堂印書局和巴黎外方傳教會書局三個法國傳教士漢語研究文獻的出版中心。

二、清代以來法國傳教士漢語研究的主要著述

傳教士研究漢語，其主觀意圖顯然是為了培養與增強傳教士的傳播能力，以利于更好地進行傳教活動；但客觀上，卻產生了一批在西方語言學思想與研究方法指導下完成的漢語研究著作和漢語教科書。就目前搜集資料的情況看，清代以來法國來華傳教士所著的漢語研究與學習文獻，在50部以上。這些文獻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詞典類的工具性文獻，二是漢語教科書類的學習性文獻，三是漢語研究類的研究性文獻。

（一）漢語工具性著述

所謂工具性著述，主要指法國來華傳教士編撰

‐?55?‐的法漢、漢法雙語或多語詞典。這些詞典，編寫目的很明確，是滿足來華傳教士學習漢語之用的。然而從實際結果看，這些詞典卻為記錄與保存清至民國時期漢語語音與詞匯，尤其是漢語方音與方言詞匯留下了極為珍貴的資料，彌補了中國學者在記錄當時當地方音與方言詞匯方面的嚴重不足。

意大利學者卡薩齊（Giorgio Casacchia）和莎麗達（Mariarosaria Gianninoto）曾指出：“十七、十八世紀傳教士編著的方言學著作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專業。”[11]80就目前所見，法國來華傳教士所著的漢語工具性文獻（主要為漢語方言詞典），占其所著漢語研究文獻總量的一半以上，有名可考的即在 30 部之上。今舉其要者，略述如下。

《西語譯漢入門》（Dictionnaire Francais-Latin-Chino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與《中國俗語》（Proverbes Chinois，Recueillis et mis en Ordre），童保祿（Paul Perny）編著。童保祿，字文獻，1818年生于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士，1846 年進入外方傳教會修院，次年赴貴州傳教，直至 1869 年回到法國，1907年去世[9]968。《西語譯漢入門》的扉頁有漢字“大法國京城西士傳教童保祿號文獻著”，其正文部分，1869 年出版于巴黎，是一部法、漢、拉丁文三語詞典，共 459 頁。編排體例上，先列出法文詞語，然后依次列出拉丁文、漢語及讀音。如：“ ABANDONNé，s.m.Perditus，i.m. 壞敗的人 Hoáypáy t? jên.”這是一個法語詞語對應一個拉丁文與漢語詞語的例子，更多的條目是一個法文詞語對應漢語中兩三個、甚至二三十個詞匯或短語。《西語譯漢入門》忠實地再現了 19 世紀中后期貴陽方言的詞匯與語音現象，對研究貴陽方言歷史發展有極高的學術價值。《西語譯漢入門》還有個附錄部分，1872 年在巴黎出版，記錄了自然史等方面的內容。《中國俗語》，是童保祿編著的一部漢語俗語詞典，1869 年出版。該詞典記錄了 441 條漢語俗語。每條先列出法語，然后是中文及讀音。如“Si l'homme nevous voit pas， le Ciel vous regarde. 人看不見，天看見 Jèn poǔ k?n kién，Tién k?n kién.”

《華西官話漢法詞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a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Dansl‘Ouest de la Chine Avec un Vocabulaire Fran?ais-Chinois），法國沙得榮主編，編者是路易莫洛、愛德華古爾丹、保羅施里爾等幾位在四川南部傳教的法國傳教士[12]38。該書由巴黎外方傳教會印書局（Imprimerie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于‐?56?‐1893 年在香港出版。這是一部全面記錄 19 世紀后期西南官話詞匯的漢法雙語詞典，共 736 頁，由前言、漢語口語語音音序表、數量詞、重音和聲調、符號說明、名稱縮略表、漢法詞典、編年表、法漢詞匯表、百家姓、中國之外的國家、中華帝國地名、天干地支紀年法與基督紀元的換算標準、勘誤表 14個部分構成。“前言”有 6 頁，交待了編寫宗旨、反映方言的區域、調查的人群、西南方音特點等，其中特別說明：因為四川、云南和貴州這幾個相鄰省份的人所講的話幾乎沒有區別，因此，將上述地區的農村人和城市人的日常口語一并收錄。第七部分“漢法詞典”是全書的正文部分。其編寫體例是：詞條按照羅馬字拼音順序排列，先列出漢字字頭，再列出羅馬字注音和法語注釋，后面列出和這個字相關的詞、短語或句子，再附上相應的注音和法語釋義。《華西官話漢法詞典》中蘊含了極為豐富的西南官話詞匯和語法研究資源，這些語法或詞匯信息，同時期中國本土文獻中幾乎都沒有提到過。目前學界關于《華西官話漢法詞典》的研究極為少見，值得深入探討。

《法漢小詞典》（ Petit dictionnaire Francais-Chinois），蘇念澄（Hippolytus Basuiau）編著。蘇念澄（1824-1886），法國耶穌會士，1865 年來華傳教，駐上海洋涇浜天主堂，1866 年任院長兼管傳教區財務，后任土山灣教會印書館館長。《法漢小詞典》是一部 1875 年手寫的上海方言詞典，共 463頁。由前言、正文與附錄組成。前言中介紹了詞典所采用的注音系統。正文按音序排列，是簡單的法漢詞語對譯，包括漢語的注音。如“à（dans）laila來啦”“（au lieu de）ti 替 Je travaille à votreplace 替儂做生活 ti non tsou sau ve”“果仁Amande（d'un fruit）kou nien（i li）（de peche）桃仁 to nien（i li）”。附錄為《親屬名詞表》（Listedes degrés de parenté）和《主要習俗忌諱表》（Principales superstitions）。

《法華上海松江方言詞典》（ DictionnaireFrancais-Chinois，Dialecte de Chang-hai，Song-kiang），法國上海耶穌會會長P.P. Rabouin S.J.編著。該詞典分上下兩冊，共1740頁，其中正文部分1299頁。上冊1894年由上海徐家匯土山灣教會印書館出版，下冊1896年出版。現藏上海徐家匯藏書樓。該詞典由前言、導論、正文和附錄幾個部分組成。導論介紹上海方言語法和修辭的基本情況，可視為一部上海松江方言語法與修辭簡明手冊。導論的第一部分名為《小語法》（Petite grammaire），共26頁。討論了漢字的書寫體系、漢語的聲調及構詞法等。如作者認為，盡管漢語沒有格的變化，但漢語是利用一些標志來體現格的變化的，如“天主個恩典”，助詞“個”放在名詞后面指屬格。導論中還介紹了漢語附加式名詞和復合詞等情況。正文部分是法漢詞典。編者先列出法文詞（往往附上該詞的法語同義詞），然后在法文詞下列出同義的上海方言詞語，再盡可能詳盡地列出近義的上海方言詞語、短語或句子。這種編寫方式，對中法兩國學習者或詞典使用者盡可能多地掌握法漢詞匯，顯然是很有意義的。Rabouin頗為自豪地在《詞典》前言中說：“這是迄今為止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上海方言—法語詞典。”的確，《法華上海松江方言詞典》不僅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法漢詞典，也是19世紀徐家匯土山灣教會所編纂的詞典中質量最高的一部雙語詞典，十分全面地反映了19世紀末期上海松江方言的總體面貌。

《法華字匯（上海土話）》（Dictionnaire francais-chinois， dialecte de Chang-hai），P.C.Pétillon S.J.編著，1905 年徐家匯土山灣教會印書館出版。該詞典共 598 頁。正文之外，有漢字形體、聲韻母和聲調等漢語基本知識的介紹，以及詞典中數字、符號和縮略語等體例的說明。《法華字匯》的正文部分收錄了 20 000 多條詞匯，按字母順序排列，每頁分三欄，左邊一欄是法語詞、諺語、俗語等，并對法語詞標出了詞性，中間一欄是上海方言的注音，右邊一欄是與法語詞匯對應的方言漢字。該詞典編排體例十分清晰，頗便于學習與查閱。《法華字匯》詳細地記錄了 20 世紀初上海方言的詞匯及語音現象，部分語言現象今天的上海方言中還在使用。如“勿”，否定副詞：“勿孝個人短毒”（第 3 頁）“勿照規矩個”（第 32 頁）；句末的“個”：“事體成功個”（第 3 頁）“難懂個”“糊涂個”“叛理個”（第 4頁）“好進去個”（第 6 頁）“現在個”（第 11 頁）“管事個”（第 8 頁）等等。《法華字匯（上海土話）》至今學者關注極少，值得進一步探討。

《法華新字典（上海方言）》（ DictionnaireFrancais-Chinois， Dialecte de Shang-hai），蒲君南（Albert Bourgeois）編著。蒲君南，法國羅馬天主教耶穌會修士，曾任呂班路震旦博物院院長，他是20世紀最有成就的法籍上海方言研究專家。《法華新字典（上海方言）》1950年由徐家匯土山灣教會印書館出版。該詞典是蒲君南上海方言研究系列著作中重要的一種，也是外國來華傳教士在中國出版的最后一部方言詞典，再現了20世紀中期上海方言的基本面貌。《法華新字典（上海方言）》共893頁。在正文之前，是上海方言語音系統的介紹，包括一份上海方言音系的對應字母表，便于使用者據此查閱上海方言漢字音節的讀音。正文詞條以法語字母順序排列，法語詞在前，上海方言詞讀音及漢字在后，如“Affilé，aigu.Fong-k‘oa'鋒快”。有的詞條，盡可能多地列出上海方言中的同義、近義詞等。如“ACERBRE（adj.）li'-hai'厲害；hiong-ke'兇個；lèh-'se? ke'辣手個；nè-zang難嘗。”

在法國來華傳教士中，顧賽芬（SeraphinCouvreur）編著了5部詞典。顧賽芬，1835年生于法國索姆省瓦雷訥鎮(Somme Varennes），1853年加入耶穌會，1870年，被派往中國傳教。同年來到法國天主教位于河北獻縣的中國基地學習漢語，后長居獻縣，直至1919年離世。1884年，他出版了14冊本《法漢常談》（Dictionnaire Francaise-ChinoisContenant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Usitees de laLangue Mandarine），盡管這部詞典并非他的原創，是在法國小德金（C.L.Joseph de Guignes）《漢法拉丁語詞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 et Latin，1813）基礎上編纂而成，但他在修改、增補例句與釋義等方面確實花費了巨大的心血與精力。 1890年，顧賽芬出版第二部漢法雙語詞典《漢法字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這部詞典共1100頁。與《法漢常談》有所不同，《法漢常談》是按照音序，先列出法語詞匯，然后依次列出對應的漢法釋義、漢法語例句和注音。而《漢法字典》則是按照漢字的韻母順序排列，先列出漢字，然后列出對應的法語和漢語釋義；這部字典的另一個特別之處是，引用了很多漢語古文獻的用例。1892年，顧賽芬出版兩部詞典，一部是《漢文拉丁文字典》（ Dictionarium linguae Sinicae latinum ， cumbreviinterpretatione gallica ，ex radicum ordinedispositum），共1200頁，這部三語對照字典，依然是漢字在先，按照漢字的筆畫順序排列。另一部是《法文注釋中國古文大辭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la Langue Chinois suivant L'ordre Alaphatibeque de laPrononciation），共1055頁，這部詞典，則采用了漢字部首的順序排列詞條。1903年，顧賽芬將《漢法字典》加以精簡壓縮，出版了《漢法小字典》（Petit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cais）。顧賽芬的幾部詞典，是研究一百年前河北獻縣方言詞匯與方音的重要

‐?57?‐資料。

《法粵字典》（Dictionnaire Cantonnais- Francais），路易斯·奧巴扎克（Louis Aubazac）編著。路易斯·奧巴扎克，1871 年生于法國上瓦盧爾省索格（Saugues），1899年進入巴黎外方傳教會，1894年被派往中國廣東傳教區傳教，1919年于廣州離世。路易斯·奧巴扎克來華后自名何神父，因此，文獻中又以何神父稱之。1903年前后，何神父編著了廣東傳道團第一本也是惟一的一本法語—廣東話詞典《法粵字典》。其后不斷修訂完善，1909年在香港正式出版，1912年又出版了經過大量增補的第二版。《法粵字典》共1116頁，收錄粵語詞語和短語等詞目12 000多條，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文之前，是比較詳盡的粵語語法、粵語語音的介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編者還用與法語發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母，為粵語制訂了一套拼音方案。《法粵字典》緊貼粵語口語實際，不僅記錄了大量的廣東方言詞匯與短語，還記錄了大量的廣東方言俗字。字典的附錄部分為清末學堂制度、常用國名法粵對照表等。

此外，還有白晉（Joachim Bouvet）《漢法小字典》（Petit Vocabulaire Chinois-Francais）。白晉（1656-1730），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士，1685 年來華，在華生活 40 年，1730 年在北京去世。《漢法小字典》未正式出版，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抄本現藏于法國研究生院圖書館[13]434-438。湯執中（P．Pierre d'Incarville）《法漢字典》（DictionnaireFran?ais—Chinois）。湯執中（1707—1756），1726年進入耶穌會，1740 年來華，1756 年在北京去世。《法漢字典》，編著于 1752 年，稿本，共 1362 頁，每頁分左右兩欄，高迪愛《中國圖書集》曾記錄該字典。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中國新藏3596[14]986。華克誠（Auguste Debesse ）《漢法小辭典》（Petit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1904 年出版；《法漢字匯簡編》（Petit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avec Romanisation），上海土山灣印書館 1908 年出版；《漢法字匯簡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 1924 年出版。華克誠，又稱梅沐舟、德貝斯，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士，1895 年供職安徽歙縣城北天主教總堂，1888—1890 年供職揚州本堂區。法國天主教教士陶德明（Charles Taranzano ）《法漢科學詞典》（ Vocabulaire Francais-Chinois des sciencesmathmatiques，physiques et naturelles），河北獻縣天主堂 1914 年出版，該詞典以法語字母順序排序，‐?58?‐每個詞條先列法語，次出中文釋義，再注以羅馬拼音，1936 年出版第三版；《法漢科學詞典補編：分類概要》（Supplément au Vocabulaire francais-chinoisdes sciences， Classifications-Tableaux synotuques），河北獻縣天主堂 1923 年出版。賴嘉祿（CharlesRey）《客法詞典》（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Dialecte Hac-ha）。賴嘉祿（1866-1943），法國里昂人，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1926 年出版。法國傳教士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1810-1880）《漢—拉字典（松江）》（Dictionarium Sinense-Latinum，Sum-kiam），該字典按照漢字 214 部首順序編排，1847 年出版。法國耶穌會士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1665—1741）《漢拉字典》（Petri DanetiiLexicon Latinum，Sinice Conversum）。法國耶穌會士赫蒼璧（Joseph Henry de Premare，1666—1736）《拉漢字典》（Dictionarium latino Sinicum）。法國耶穌會士皮埃爾?福里奧（Pierre Foureau ，1700-1749）《漢語字典》（Petit Dictionnaire Chinois）。法國耶穌會士皮埃爾?德伊卡默爾（Pierred'Incarville，1706—1757）《法漢字典》（DictionnaireFrancois-Chinois）。

法國來華傳教士還編著了一些中國境內其他語言的字典。如錢德明（Joan-Joseph-Marie Amiot）《漢滿蒙藏法五國文字字匯》與《滿漢字匯》。錢德明（1719—1793），1737年加入耶穌會，1750年被派往中國傳教，在北京生活42年，1793年去世。《漢滿蒙藏法五國文字字匯》，是乾隆皇帝敕修，由翰林院及滿蒙學士協編而成，完成于1784年，是一部五種文字的多語對照字典[15]415。《滿漢字匯》（Mandchou isaboukha bitkhé），出版于1752年，收錄了康熙時期編寫的《滿語一覽》中全部滿語詞匯，按音序排列，對每個詞語用漢語加以說明。孫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華法滿蒙對照字典》《華拉文對照字典》。孫璋（1695-1767），法國耶穌會傳教士，1728年來華傳教，這兩部《對照字典》均為稿本。其中1731年完成的《華法滿蒙對照字典》，達六厚冊，供來華傳教士學習漢、滿、蒙文所用。兩書稿本原藏北京西什庫藏書室，后藏國家圖書館[16]641。

（二）漢語學習性著述

漢語學習性文獻，主要指供來華傳教士學習漢語所用的教材、會話書之類。這一類文獻，幾乎都是用當時的口語寫成，尤其是教材中的例句，真實地反映了教材使用地的方言面貌。目前，學界對明清民國時期日本、朝鮮所編的漢語學習教材，研究得比較深入，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而對歐洲，尤其是法國傳教士編寫的漢語學習教材措意極少，研究成果更為少見。實際上，來華法國傳教士在華期間，為了幫助新來的傳教士盡快掌握漢語，編寫了多種漢語學習教材，這些教材同樣真實地記錄了教材使用地的漢語口語面貌，同樣值得高度重視。目前可考的法國傳教士漢語學習性文獻約有11部，主要有：

《松江方言練習課本》（Lecons ou Exercices deLangue Chinois.Dialecte de Song-kiang）（1883），又譯為《松江話課本》，Morrison G.E.編著，共320頁，1883年上海土山灣教會印書館出版。前有序文，正文為42篇課文，附錄是漢字松江方音表和全書的索引。課文部分，前面安排的是代詞、實詞、量詞、數詞、比較、程度、連詞、介詞、疑問和否定詞方面的學習內容，概括了松江方言中最基礎的詞語和俗語短句；后面部分按主題組織課文，如身體、建筑、家具用品、時間、買賣、雜役、衣飾、裁縫、宗教禮儀等。每篇課文，先列出漢語的句子，然后列出對應的羅馬文字注音，最后譯為法文。《松江方言練習課本》所用的漢語例句，均為地道的松江方言。如：“彌撒前，教友拉要念經。”“菜油末勿但正是燒小菜里用拉，就是夜里上火咾女眷拉抹頭，儕用得著個。”“第個幾樣末，客人拉也好用個。”用圈法在漢字右下角標注入聲字。該教材記音細致準確，“所用音系是傳教士著作中記錄上海話音位最多的一本”，成為后續法國傳教士字母記音的范本[17]14。

《土話指南》，上海方言教材。據卷首的“序”，該書底本為日本吳啟太等 1881出版的漢語官話教材《官話指南》，由法國傳教士董師中“譯以法語，并音以西音。于難辨處，加以注釋”。因此“西來之士，莫不先行誦習，奉為指南”。但“音以西音”，“于松屬傳教士，不克其用”。于是又用上海松江方音對原書加注了讀音。（1）《土話指南》分左右兩欄排版，每頁左半欄是豎排上海方言漢字，右半欄的上半部分為上海方言注音，下半部分為法語譯文。該教材共163頁，分上下兩冊，上冊為“應對須知”和“官商吐屬”，下冊為“使令通話”，編排了60篇課文和一些對話的章節。其中“應對須知”“使令通話”兩部分口語性極高，是研究早期上海方言詞匯語法的珍貴材料。如“應對須知”第一節：“請教貴姓。賤姓吳。請教臺甫。草字資靜。貴昆仲幾位。伲兄弟三個。貴處是那里一府。敝處是松江府。府上住拉城里是否。是，住拉城里個。久仰得極，勿曾會過歇，失敬失敬。”該教材1889年由上海土山灣教會印書館出版，1908年出版第二版。

《上海方言課本》（ Lecons sur le Dialect deChanghai），蒲君南編著，1939年上海土山灣教會印書館出版，共376頁。正文之前是對上海方言法式羅馬文字注音的說明與介紹，正文編排了26篇課文，課文大體按照話題編寫，如天地氣象、身體疾病、出行交通、稱謂親屬等。每篇課文先列若干個單詞，后列課文。頁面安排方面，左邊是漢語詞匯和課文，右邊是注音與法語譯文。課本最后部分和附錄集中編排了慣用語、俗語以及宗教、礦物、動物、植物、中外地名、中外人名等專有名詞。該教材篇幅較大，出現的近現代上海方言詞匯與語法現象極為豐富，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上海方言詞匯語法和方音的面貌。

《拉漢對話集》（Dialogues Chinois-Latin Traduitsmot a mot avec la prononciation accentée），該書又名《中文拉丁語會話》，童保祿編著。序言中，編者交代了正文中漢語會話文本的來源，以及編寫該書時的一些考慮[10]163-164。正文232頁，分“房圈事情”“每食必知”“廚房的事”“買辦的事”“庫房的事”“茶房的事”“衣服房的事”“看門的事”“船上的事”“管菜圃的”“拜客問答”10 個部分，其中“拜客問答”篇幅約在全書的一半。每部分均以對話形式，一問一答展開。每個問答的格式為：第一行是漢語句子，第二行是逐字的注音，第三行是拉丁文的逐字（詞）對譯。此外，每頁均有十分細密的拉丁文注釋。一般而言，傳教士所編著的漢語教材，均有明顯的地域方言色彩。但《拉漢對話集》在這方面似乎不是很明顯，在反映當時口語方面也不是十分貼切。如“房圈事情”開篇幾句為“某人，你如今既在我身邊伏事我，當要順命，凡我所命你做的事物，一吩咐過，永宣遵依照前做”。不過，也不是沒一點方言色彩，如篇名中的“房圈”一詞，是一個西南官話的特征詞，在其他方言中很難見到，這和童保祿一直在貴州貴陽傳教，所著漢語文獻均反映西南官話是相通的。該書 1872 年由巴黎外方傳教會書局出版。

《官話常談指南》（Langae Mandarine Guide dela conversation Francaise-Anglais-Chinois contenantun vocabulaire et des dialogues familiers），又譯為《法英華會話指南》，顧賽芬編著。這是一部法、英、漢三語對照教材，適用于英法等國人學習漢語

‐?59?‐之用，因此，自1886年由河北獻縣天主教印書房出版第一版之后（共210頁），1890年又出版了第二版（共286頁），至1926年，共印刷了11版[18]271。1890年版《官話常談指南》由前言、語音、字匯、句法、家常語、談論、續篇和目錄8個部分組成。顧賽芬在“前言”中說：“官話不只是官吏和士紳的口語，而且是五分之四中國百姓的口語。”“官話分三種：成都官話、南京官話和北京官話。”據此可見，這是一部學習北方通語，即官話的通用性口語教材。該教材的目錄置于全書之末。語音部分，顧賽芬采用了自創的漢語拼音系統，介紹了漢語的元音、音值、聲調和聲調的標記等。字匯部分，分35類記錄2396個漢語詞語或短語，每個詞的左邊為對應的法語和英語釋義，右編為漢語拼音。句法部分，是1890年版新增的內容，該部分結合漢語的句子或短語，討論了漢語名詞與形容詞、動詞、代詞、副詞、介詞的用法。家常語部分，主要是拒絕、同意、推辭、喜歡、憤怒、疑惑、責備等表達方式的學習，共有27個專題。談論部分在該教材中所占篇幅最多，用對話形式，進行口語練習。續篇實際上是個附錄，專題介紹漢語俗語、單位及時間等表示法。

《漢語入門》（Ｒ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Dialecte Du 河間府），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編著。戴遂良，法國耶穌會士，1887年來華傳教，其活動區域為直隸河間府獻縣，在華46年，1933 年于獻縣離世。戴遂良一生研究中華文化，著作等身。他于漢語研究，有個龐大的研究計劃，并出版了12卷本的《漢語漢文入門》叢書。他在《漢語漢文入門》的總序中介紹了他的這一研究計劃，該計劃包括兩部分：一是6卷本《漢語入門》，主要討論漢語的口語；一是6卷本《漢文入門》，主要討論漢語文言文。1892 年，戴遂良出版了《官話入門：漢語口語使用教程，供赴直隸東南部傳教士使用，河間府日常口語聲韻》（KoanHoaJouMen. CoursPratique de Chinois Parléà L’usage desMissionnaires du Tcheli S.E.Sons et Tons Usuels duHokienfou）一書，這是戴遂良編寫的第一部河間府方言口語教材。戴遂良對《官話入門》并不滿意，于是經過修訂，分別于1895年和1899年出版了《官話入門》的修訂本《漢語入門》兩冊本。1912 年，戴遂良用與《漢語入門》完全相同體例出版了又一本漢語教材《漢語口語教科書》（ Chinois ParléManuel）。《漢語入門》兩冊，共1523頁，由前言、正文和附錄三部分組成。前言討論了漢語學習的基‐?60?‐本方法等。正文講授漢語的語音、語言結構與措辭。語音部分，戴遂良編制了一份漢語音節表，收錄了417個漢語音節，并詳細描寫了河間府漢語方音的聲韻調系統。語言結構部分，編排了175課，主要是語法體系的介紹，以豐富的漢語字詞句實例專題討論漢語的詞法與句法規則。該部分，漢語的字詞句下都注有羅馬文字的拼音和法語的譯文。措辭部分，編排了325課，實際上是個鞏固、提高、訓練環節，通過若干句子或對話的練習，進一步掌握漢語的語法規則。該部分的編排體例與語言結構部分相同，對漢語句子都分別注出羅馬文字的拼音和法語的譯文。《漢語入門》篇幅巨大，材料十分豐富，是研究百年前河間府方言的寶貴資料，值得珍視。除此之外，1900年，戴遂良還用純漢語寫作的形式編寫了兩卷本“告白河間土語”《日用糧》，這也是一本漢語學習教材。

此外，還有賴嘉祿編著的《客家社會生活會話》（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avec NotesGrammaticales， angage Hae-Ka），這是一部法文、中文（以客家話注音）的會話集，1937年出版[19]377。

（三）漢語研究性著述

漢語研究性文獻，指法國來華傳教士編著的研究漢語文字、語音、語法等方面的著作。這一類文獻，盡管很大程度上是套用了西方的語言學理論與研究模式，但事實上，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學者的漢語研究，尤其是漢語口語研究的進展。主要有：馬若瑟《漢語札記》（1728）、《六書實義》（1721），童保祿《西漢同文法》（1873），蒲君南《上海方言語法》（1941），郭中傳（Jean Alexis de Gollet）的《發語虛字》，戴遂良《漢字》(Ｒudiments Lexique，1900）等。

《漢語札記》（Notitia Lingae Sinicae），又譯為《中文概說》《中國語言志略》，馬若瑟（JosephMaria de Premare）編著。馬若瑟（1666-1736），法國瑟堡人，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期間，曾得到康熙皇帝的接見。在江西傳教20余年，晚年遷至廣州，后至澳門，最終在澳門去世。他是早期法國來華傳教士中的代表人物，也是世界知名的漢學家。《漢語札記》是馬若瑟漢學著作中影響較大的一種，成書于馬若瑟居住廣州時期的1728年。這部著作，是西方漢學史上第一部比較全面地研究漢語語法（包括文言與口語）的著作，也是第一部用歐洲通行的拉丁文法范式描寫漢語語法現象的漢語語法著作。這部著作的可貴之處還在于，作者認識到拉丁文法與漢語語法事實之間的矛盾，充分尊重漢語事實，力求避免削漢語事實之足適拉丁文法之履。書中揭示了漢語是一種無形態語言、以虛詞與詞序為主要語法手段、虛詞由實詞虛化而來等重要的漢語特點，還對漢語詞類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列出了名詞、代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詞類[20]1664-1669。《漢語札記》的“前言”也值得認真對待。前言中，馬若瑟先對漢語研究的語料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列出49個要點，從語料出現時間與寫作風格等角度，把語料分為9個等級；接著，介紹了漢語學習的方法以及常用的工具書；然后是關于漢字、發音與音調等情況的說明。前言的最后是馬若瑟編寫的“漢語諸音總索引”，列出了1445種音節，每一音節列出一個漢字并加以釋義。《漢語札記》成書后，馬若瑟將手稿寄往巴黎，此后該手稿一直沉睡在巴黎皇家圖書館中，直到馬若瑟死后70多年的1831年才在馬六甲由英華書院出版。

馬若瑟對漢字也有深入的研究，他是歐洲索隱派的代表性人物。他曾在1728年9月7日的信件中說道：“即使所有的這些書在中國都消失了，漢字本身就足以說明――誰創造了它們，誰就告知了我們所有的奧秘。”1731年8月29日，他在給傅爾蒙的信中寫道：“中國人一直認為漢字有六種造字法或者原則，根據這些原則，所有漢字的書寫都可以得到解釋。我們發現《說文》中有大量的漢字都是用這種原則來進行分析的，使我們了解到了這些漢字美妙的含義。”[21]189抱著對許慎《說文解字》的虔誠與信任，馬若瑟在1721年用漢語寫作了漢字研究著作《六書實義》，該書托名溫古子述，分折中翁序、正文和知新翁跋三部分，共53頁。書中對漢字六書體系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介紹了自許慎而下多位中國的文字學家和漢文字學的發展歷史。《六書實義》因未獲出版許可，原件早已散佚，現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僅是一份傳抄本。

《西漢同文法》（Grammaire de la LangueChinoise），童保祿編著。《西漢同文法》由兩部分構成：第一部分為《西漢同文法（口語）》，1873年出版；第二部分為《西漢同文法（書面語）》，1876年出版。從書名可知，是對漢語當時的口語以及書面語進行全面研究性的著作。“口語”分冊，由“前言”與正文構成。“前言”中，童保祿論述了語言的起源與分類、漢語的分類、外國學者對漢語的誤解和偏見、漢語的正確學習方法等問題，重點分析了漢語聲母的類別、漢語聲調的數量和漢語基本音節的數量等問題。正文部分，分節依次討論了漢語口語的特點、漢語的方言、名詞、形容詞、數詞、專有名詞、代詞、動詞、副詞、介詞、后置詞、連詞、嘆詞、慣用語以及敬語，重點描寫不同詞類的意義與功能。“書面語”分冊，與“口語”相比，內容更為豐富，依次討論漢字的起源與產生、漢字的種類和特點、漢字的結構（即六書）與形體演變、漢字的使用、漢語字典及編排方式、句法與搭配、漢語詞綴、文體與語料、漢語的主要修辭方法以及漢語短語等問題。《西漢同文法》相比馬若瑟《漢語札記》而言，涉及的范圍更廣，研究更為充分。

《上海方言語法》（Grammaire du dialecte deChanghai），蒲君南編著。《上海方言語法》，1941年上海徐家匯土山灣教會印書館出版。這是蒲君南精心撰就的上海方言語法研究著作，共190頁，分302節，詳盡地描寫了20世紀中期上海方言的語法現象，對我們今天研究上海方言語法的演變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全書按專題分類，每個專題一節。研究內容涉及名詞、動詞、形容詞、代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感嘆詞等漢語詞類；此外，對主動式、被動式、比較句、動補結構、時態、重疊、成語、短語等也進行了充分的討論。書中附有多個詞表，對某一類詞或結構形式給予幾乎是窮盡式地列舉。如199節、220節是一份完備的上海方言副詞表，221—225節是一份完備的上海方言介詞表。有些討論的話題十分新穎，如關于趨向補語的研究，作者詳細了討論了“來、去、進、出、上來、出來、回來、下來、過去、轉去、后去”的用法；再如關于可能補語的討論，作者對“勿住、勿動、勿進、勿到、勿開、勿落、勿過、勿起、勿著、勿得、勿來、勿通、勿上、勿見、勿盡、勿及、勿慣、勿完”等詞進行了詳細的解釋，并在與法語的比較中進行了歸類。《上海方言語法》是自1853年英國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出版《上海方言口語語法》之后第二部上海方言語法研究著作，也是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后期將近150時間里僅有的兩部上海方言語法研究著作之一[22]184。

三、余論

北齊劉晝《新論》卷六《貴言》曰：“人目短于自見，故借鏡以觀形。”借鏡觀形，就是要跳出自我，從他者的視角來認識自己、審視自己。在我國明清時期學者還未運用語言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漢語及漢語教學的時候，法國傳教士已運用語

‐?61?‐言學的觀念與方法編著了一批漢語研究與教學的著作。這些著作和教科書，不僅是我們研究彼時漢語面貌準確詳實又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珍貴語料，也是我們重新審視清代以來漢語語言學發展歷程的重要資料。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的序言中說：“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1]219清代以來法國傳教士所著的漢語研究文獻正是陳寅恪筆下的“異族之故書”，取之與吾國漢語之舊籍互相補正，必將大大促進漢語研究的逐步深入和漢語語言學史的構建。————————注釋：(1)見1908年第二版《土話指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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