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中醫存廢斗爭

摘要：在近代社會西化的背景下，嶺南中醫界也提出各種革新主張，以適應時代要求。代表人物有提倡“中醫科學化”的譚次仲、主張“建設中國本位醫學”的伍律寧、持“中醫改進論”的張二仲與林昨非、建議培養“新中醫”的盧覺愚以及“中西醫學比觀”的張公讓。他們的思想，既有廢醫存藥的錯誤主張，也有堅持以中醫為主體的中肯之見，體現了特定時代下的訴求，既有進步性也有局限性。

關鍵詞：中醫存廢斗爭；醫學史，民國；譚次仲；伍律寧

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推翻了封建帝制，這是中國歷史上轉折性的一頁。伴隨著政治的變革，稍后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又推動中國社會加速裂變，傳統文化漸趨式微，西學日益普及。在醫學方面，西醫在中國也得到較大的發展，并對傳統中醫學形成沖擊。盡管中醫學并沒有被西醫所淹沒，仍然顯現著生命力，但在言必稱“科學”的社會風氣下，舊有的理論面臨著極大的壓力，甚至生存也受到威脅。新政府的醫政大權掌握在留學歸來的西醫手中，以致1929年有余云岫提案“廢止舊醫”，釀成風潮。

“廢醫”當然不可能成功。但面對時代的進步，中醫自身也產生了變革的要求，不少人提出了各種適應時代的革新主張。這些觀點與舊的“中西醫匯通”有所區別，稱之為“中醫革新派”或“中醫革新思潮”比較恰當。

嶺南是近代革命的前沿，近代廣東中醫界倡議或力行革新的醫家亦不少，在國內有一定影響，有些觀點和論述今天看來亦不無啟迪。茲介紹其代表人物和觀點如下。

1 譚次仲與“中醫科學化”

譚次仲（1893-1955），字星緣，廣東南海人。歷任廣西梧州中醫學會會長、廣東仁愛醫院中醫部主任、（香港）廣東保元中醫學校校長。著作有《醫學革命論戰》、《中醫與科學首集―中藥性類概說》、《中醫與科學二集》等書。

譚次仲是近代“中醫科學化”的倡導人之一，與當時上海的陸淵雷齊名。他認為中醫的革新，需要“萃中西而共冶，合新舊于一爐”［1］。他評述社會上論“中醫科學化”的許多論點，或“只有中醫實則蔑棄科學，或只有科學實則蔑棄中醫”，這都是不客觀的，“揆其原因，非由于不認識中醫，即由于不認識科學。”譚氏所言的“中醫科學化”，認為中醫應與現代自然科學結合。他說：“醫學既無所謂中西也，特古略而今詳，古疏而今密，唯此而已。……古人診察疾病，僅恃人類自然之本能，今則幾于完全建筑于科學生數理化之基礎上。故必取法者也。”所以，“中醫科學化”的目標是：“一方面固必切合中醫獲得事實上及文獻上之確實證據，絕對不容虛構；一方面尤須準對科學，不容脫出生數理化之藩籬，存有玄學之絲毫色彩。其有為科學所未明者，則存其法以留待將來，務使中醫觀之謂之中醫，科學醫觀之謂之科學。”［2］“科學化”的手段則是主張開展中醫實驗和中藥藥理研究，他對守舊人士曉之以理說：“吾固中醫，吾愛護中醫之忱，豈讓諸君？……顧諸君出之以氣化虛無之說，假之于天人縹渺之論，以此自固籬藩，難逃反對科學，策之至下者也。”［2］當然，譚次仲也注意到要保持中醫學術特點，指出“藥出于方，方出于法，故方法者，中藥應用之準繩，中醫經驗之結晶也”［2］，認為中醫理論對臨床有指導意義，反對棄醫存藥的觀點。

2 伍律寧及其“建設中國本位醫學”

伍律寧，字子建，廣東臺山人，生卒不詳。1927年伍律寧考入廣東中醫專門學校，1932年畢業。他的思想，早年也受中醫科學化的影響，曾說：“夫中醫之在今日，勿論為國家人民計，抑為中醫自身計，中醫藥之必須科學化，萬無因循觀望之理。”主張“以科學為手段，中藥為材料，即根據科學原理，盡量運用中藥”［3］。民國18年，他在廣州創辦了廣州醫藥月報，為中醫科學化聲張。1937年伍律寧出版了《中醫起信論》一書。其書名中的“起信”來自佛教，意為通過說理使人相信。他認為在講“科學”的時代，中醫必須通過科學化，才能使人信服。

1939年伍律寧又出版了《中醫起信論》二集，這次則提出一個新的口號――“建設中國本位醫學”的口號。該口號脫胎自“中國本位文化論”。1935年初，文化界10位教授發表了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提倡“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采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即主張學習外來文化時應有中國本位意識。伍律寧借此提出應在中國本土醫學基礎上建設屬于中國的“本位醫學”。他認為中醫有“絕大能力”、“絕大價值”，“足可超越‘天演淘汰’定律”，必然能夠生存。對當時的各種論戰，伍律寧頗有微詞，認為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互攻其短，惡意批評。掛學術之名，爭飯碗之實”［3］，他主張務實研究，從實驗及臨床著手。《中醫起信論》兩集研究了腸炎、瘧疾、天花、腎炎、肺炎等十余種疾病，均是先列西說論病，繼用中法辨證，后用中藥分證治療，力求在臨床上、學術上溝通中西。

3 張二仲之“中醫改進論”

張二仲，名熊飛，號訪，廣東西寧金灘鄉人，生卒不詳。他原在鄉塾及學校任教，自學醫學。“教學而外，稍有暇，無不肆力于中醫之學術，更旁參西醫之圖籍。”［4］他多年讀書臨證，“由是發現中醫之學理，真偽雜亂，非亟改善，鞏不足以闡先法而式后人，遂矢改進中醫之志。”曾創辦郁南育元醫學研究所，著作有《中醫改進芻論》。

張二仲“自任改進中醫之責”，擬著《藥學新發明》、《證方新發明》、《脈學新發明》、《仲景全書新編注》、《內經新編注》等書，這本《中醫改進芻論》就是他初步的規劃與思想的反映。他認為要改進中醫，有幾步工作要做，分別是：“亟宜革新”、“宜先辨謬”、“宜先祛蔽”、“宜務實用”、“宜務專修”［4］。方法上反對尊經、守舊，反對玄理。例如他提出“發明四時循環之真理而辟五運六氣循環之謬說”，即肯定中醫注意四時變動，但反對五運六氣之牽強附會。他還主張廢《難經》，認為該書臟腑之說錯謬百出，不符合解剖，而且說理也多玄空。

4 林昨非“改進中醫”說

林昨非，字堯欽，廣東新會人，生卒不詳。林氏弱冠學醫，壯歲懸壺，任新會仁安醫院醫席28年，設有“維新醫學研究所”，招生授課。1933年著成《改進中醫芻言》，由新會捷元齋書局發行，主要闡述其對中西醫學的看法。

林昨非提倡“改進中醫”，是“欲求醫學與科學化，使醫學有統一確實的見識，而掃除舊時藤葛”，他自信“言論翔實，并非杜撰。”林氏所處時代正值中央國醫館成立并開始運作之時，他對國醫館《章程》中“以采用科學方式整理中國醫藥”的目標滿懷希望，因而提出個人見解。他認為中醫“已精而不能益求其精，已密而不能益求其密……至今與歐西新醫學日相背馳，而我舊醫派，遂陷入淘汰環境，此可為太息而長嘆者也。”中醫學“嘗百草，制醫藥，與作《內經》，均屬破天荒之創舉。當其時，實未嘗有化學實驗之設備，空諸依傍，所著言論，如五氣、五運、陰陽等論調，間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在所不免。”所以，“吾人研究醫學，務宜本前人之發明而光大之，擇其陳腐者刪改之，認為不背于近代學理者保留之。取新醫之長，補舊醫之短，又能用舊醫之長，補新醫所不逮。新舊兼習，造成通材，實為今日肄習醫學者的責任。”在方法上，林昨非西化的傾向比較明顯，他說：“改進中醫辦法，以講求生理學、解剖學、衛生學為第一要義。”提出“按照新學醫理，配用中國藥方”，并“將中藥逐一化驗，提取精液”，而“病理學必須根據正當科學的秩序，勿為三陰三陽及五運六氣等臆說所攙雜，方能貫徹醫學真理”，如此等等。他自覺這樣做，可以“中西醫學，一拍即合，何致為人取締，嘵嘵爭辨不休呢？”［5］實際上傾向于廢醫存藥以迎合西醫。 5 盧覺愚倡導“新中醫”

盧覺愚（1898-1981），廣東省東莞縣樟村人。十七歲學中醫，1925年盧覺愚出任香港東華醫院第一任中醫長，此后歷任中央國醫館廣東省分館名譽董事、中華國醫學會醫報編輯主任、香港針灸學研究社名譽社長等職，主要在香港授課及開診。盧覺愚精通英文，對西醫了解較全面，在他的著作《覺廬醫案新解》（1938年）中表達了他關于中醫革新的見解。

盧覺愚客觀分析了中西醫的短長。他說“彼泰西醫學，本科學實驗之方法，客觀唯物之現象，修習研究，有一定門徑，復有聲光電化等專門供其運使，分科細，辨析精，體用兼賅，論證詳實”，但是“其治病也，循規蹈矩，守經執法……可以見理之真，不能得致用之妙。”而中醫方面，雖有高明的理論，但是“門分別派，殊鮮會歸，斗火冰盆，莫衷一是”，固然有高明的中醫能夠“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成績時駕西醫而上之”，然而普遍成才不易，流品太雜。所以盧覺愚希望“將中西醫學融會而貫通之”，贊同中醫學校要加授西醫課程的做法，他說：“以其固有之特長，補充新學識，人材鼎盛，自必后來居上，如此者，可名曰新中醫。”“所謂新中醫，必以國學為經，西學為緯，擇善而從，權操自我。”［6］可見他認為中醫雖要革新，但仍應保持自身特色。這一思想鮮明地體現在他的醫案中。

盧覺愚的醫案，“選方辨證，悉遵古法，而證以西說；論病釋理，多采西學，而參以經驗。”亦即采用中醫辨證治療，但以西醫生理、病理等講解，他說：“書中議論及釋名，多采西說。非敢立異，以其病理定名，皆較嚴密考實故也。……如腳氣，為末梢神經炎性病變；破傷風，為菌毒作祟。事實真確，為中說所不逮。……惟西說不能確指為何病者，則仍沿用舊說。”這種做法被譽為“體裁別創，風格獨標，在國醫出版界中，似未之前見”［6］，后來成為現代中醫醫案常見體例。

結合科學探討中醫治療機理，盧覺愚的論點頗有見地，如他解釋中醫之治感染性疾病：“細菌原蟲，雖為病原之一，而疾病之本體，卻為體細胞之異常變化。故傳染病之治愈機轉，不在菌毒方面，而在體細胞能否復其正規生活為斷。中醫治法，正適合此條件，此其所以有特效也。”［6］

6 張公讓與“中西醫學比觀”

張公讓（1904-1981），原名其升，廣東梅縣人，出身中醫世家，但其本人則畢業于西醫院校，因此可謂中西兼通，在民國時期曾任兩廣考銓處中醫考試委員會專科顧問。20世紀40年代，張公讓陸續出版了《傷寒金匱評注》、《中西醫典》、《中西藥典》、《肺病自醫記、吐血治驗記》和《醫案醫話、治醫雜記》，合成《中西醫學比觀》一、二集共7卷。1950年張移居香港，點注出版楊鶴齡的《兒科經驗述要》及選評張錫純的《醫學衷中參西錄》，創辦《中國新醫藥》雜志和“中國新醫藥研究院”等，在社會上頗有聲望。

張公讓在醫學上主張中西醫學的合流，主要反映在《中西醫學比觀》中。他說：“我覺得二三十年來，中西醫界劃了一個很深的鴻溝，互相詆毀，不相為謀。中醫罵西醫太呆板，太機械，長于外科，絀于內科，過重局部，忽略全體；西醫罵中醫不合科學，理論荒誕，盲人瞎馬，夜臨深池。他們所罵的確也有他們的道理，但平心而論，西醫上了科學的康莊大道，用科學的方法，解決了不少人體生理病理的秘密，治療亦日有進步，中醫則有數千年豐富的遺產，經驗藥物多可寶貴。西醫好象年少氣盛的青年，有時不免有點幼稚，中醫好象飽經世故的老者，有時不免有點腐朽，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若能冶二者于一爐，擇長去短，則今日之醫學，豈不更為完善？所以我希望西醫不要氣盛心粗，要留心字紙簍中有無寶貝，中醫不要抱殘守缺，要留心科學王座，有無真理。”張公讓著《中西醫學比觀》，就是“想在這偉大而繁重的工作隊伍中，做個搖旗吶喊的小卒”［7］。

不過在實踐中，張氏偏于用西醫的思維，求證中醫的實效，他自稱“偏重中醫”，實際是指心目中“用純粹科學解說的中醫”。他“以科學為依歸，病名采用西醫”，“完全辟去五行歲露等謬說”，認為“中醫說的‘肝’是指自律神經；‘心’多是指腦中樞神經；‘腎’兼指腎上腺皮質內分泌及性腺內分泌；肝陽旺是指交感神經興奮、血壓高……”［8］他還批評《傷寒論》“識癥不識病”，雖然辨癥極細，但“只能行對癥治療”，而西醫則能針對病因治療，發明特效藥以殺滅病菌，比中醫高明。張公讓也肯定中藥有一定長處，他說：“無論藥物如何進化，中醫之強壯劑、興奮劑、健胃劑，仍有其極崇高之地位，……西醫此時似無其匹，故我曰治療急性熱病，則中不及西；若治療慢性病，及恢復元氣者，則中或勝西。”否定中醫理論，不能正確認識中醫治熱病的特色等，都反映出張公讓以西醫思維為主的立場。張氏還說：“今世之藥物，西藥日有發明，……其將來之發明尚無止境，似此則治療之領域，西醫將日擴，而中醫將日促，吾人對此能不愧死？”［7］這正是他要改造中醫的動因，其所擔憂的雖然并非全為事實，但確實指出了可能的危機，值得后人思考。

民國時期嶺南中醫革新思潮表現不一，既有廢醫存藥的錯誤主張，也有堅持以中醫為主體的中肯之見，這些論點折射著當時社會紛繁復雜的思想情況。近代以來的醫學史證明，只有保持臨床療效，發揚中醫特色，中醫才能繼續發展，但是中醫與現代科學的交叉研究也不容忽視。近代嶺南中醫革新醫家的探索，有進步性也有明顯的局限性，其經驗和教訓可供今人研究參考。

參考文獻：

［1］伍律寧．中醫起信論［Ｍ］．廣州：廣州人境醫廬，民國二十六年（1937）．1．

［2］譚次仲．中醫與科學二集［Ｍ］．雪蘭莪：馬來西亞雪蘭莪中國醫學會，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1-8．

［3］伍律寧．中醫起信論二集［Ｍ］．廣州：廣州人境醫廬，民國二十八年（1939）．1．

［4］張二仲．中醫改進芻論［Ｍ］．廣州：廣州開智書局，民國十三年（1924）．1

［5］林昨非．改進中醫芻言［Ｍ］．新會：新會捷元齋書局，民國廿二年（1933）．1-5．

［6］盧覺愚．覺廬醫案新解［Ｍ］．自刊本，民國廿七年（1938）．1-10．

［7］張公讓．中西醫學比觀［Ｍ］．梅縣：梅縣張公讓診所，鉛印本，194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