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民國時期，為了溝通教育與職業的關系，解決數以萬計的學生畢業后的生計及社會失業問題，受西方職業指導運動和國內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職業指導被人視為“職業教育的先決問題”，以致，在對職業指導進行宣傳、倡導和實踐的過程中，也必然要求加強對職業指導理論的探討，而其重要體現之一，就是諸多理論著作的編寫、翻譯和撰寫。在1927年之前、1927 1937年、以及抗戰時期和戰后，隨著社會的變化和職業指導的發展要求，職業指導的理論著作，也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征。

論文關鍵詞：職業指導；職業教育；理論；中華職業教育社

在民國時期，職業指導是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而鑒于職業指導在當時的中國乃是一新生事物，有關的理論尚十分缺乏。因此，諸多的教育家和知識分子極力開展對職業指導理論的引入、探討和研究，尤其突出地表現在有關職業指導理論著作的編寫、編譯及撰寫上。眾多的職業指導理論著作，從一個側面記錄了無數仁人志士“職教救國”的心路歷程，這本身就是中國職業教育近代化的一個縮影。

一、職業指導理論著作的初步編寫(譯)

職業指導最早誕生在美國，而在中國，則是始于1916年。這一年，清華學校校長周詒春為幫助清華畢業生赴美留學時有效地進行選校、選科，在學校舉行職業講演，并將職業指導規定為學校的必修學科，同時加強理論上的研究，是為職業指導在中國的濫觴。自此到1927年，是職業指導著作的初步編寫(譯)時期。

這一時期，先是1917年5月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后，視職業指導為職業教育的先決問題，于1920年3月組織職業指導部，對上海等地實業界的職業種類和教育界的一些重要學校畢業生的基本情況作了一定調查，并將上海各實業界著名人物的談話所得由陸規亮匯集成《職業實驗談》一冊，于是年5月作為《教育與職業》臨時增刊出版。

1923年5月，在清華學校校長曹云祥的支持下，清華設立了職業與統計委員會，下設職業指導部，由受美國職業指導影響的留美學生莊澤宣專門負責。從此始，至翌年冬。在莊澤宣的領導下，清華開展了近一年的職業指導活動。1925年初。莊澤宣將這次職業指導活動的經過和經驗編纂成《職業指導實驗》(第一輯)，作為中華職業教育社“職業教育叢刊”的一種。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于是年1月出版。

與此同時，中華職教社于1923年7月組織職業指導委員會，并于1924年4～6月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星期職業指導運動”。在“一星期職業指導運動”中，為了進一步加深學生對自身的認識，引起學生對擇業的認識，同時使各校的職業指導員更好地與學生進行個人談話，由職業指導委員會主任劉湛恩編輯了《擇業自審表》，由青年協會書局于1924年3月出版：而鄒韜奮則將這次職業指導運動的概況編纂成《職業指導實驗》(第二輯)，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于1925年1月出版。

不僅如此，鑒于各方面對職業指導的要求日益迫切，為了擴大職業指導的影響，并增強其推行力度，中華職教社更于1923年9月改組，設立指導股，“專掌執行職業指導委員會議決案及辦理其他關于職業指導事項”。并負編譯職業指導相關書籍之責。在指導股的組織下。聯合先前組織的研究部，編輯出版了《職業指導叢書》、《職業教育叢刊》、《職業修養叢書》。其中有關職業指導的書籍主要有：鄒韜奮編譯的《職業智能測驗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和《職業指導》(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黃伯樵編輯的《職業分類表》(1923年版)，劉麟生編輯的《世界十大成功人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王志莘編輯的《青年與職業》(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唐海編譯的《服務箴言》(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潘吟閣編輯的《職業概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鄒韜奮編《職業心理學》、《書記之知能和任務》(上海商務印書書館1926年版)和《中等學校職業指導法綱要》(中華職業教育社1926年版)，等等。

此外，在當時職教社同仁看來，“職業指導開端于小學時期之職業陶冶，完成于畢業以后之服務指導”。所以，早在1918年2月，中華職教社研究部即將“職業陶冶之性質及其種類”作為其第一個研究課題，隨著報刊上有關職業陶冶的理論文章不時刊登，1925年7月，楊衛玉、彭望芬夫婦編譯的《小學職業陶冶》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26年7月，楊衛玉所撰寫的《小學校職業陶冶綱要》又由中華職業教育社印行。

在以上職業指導著作中，《職業智能測驗法》、《小學職業陶冶》和《小學校職業陶冶綱要》是影響最大的幾部。

《職業智能測驗法》為“職業教育叢刊”的第二種，原著者為美國耶魯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賈伯門博士。鄒韜奮在該書“自序”中說，“職業智能測驗法乃利用實驗心理學以解決實際問題者也。……余以其與職業教育甚有關系也，乃發編譯，介紹其原理與方法，冀引起國人對于職業智能測驗之興味，由此而殫精研思，用科學的方法，解決甄別職業人材與訓練職業人材之種種問題”。黃炎培在為該書所作的“序”中則言道：“職業指導為施行職業教育之前一步工夫，而職業測驗又為施行職業指導之前一步工夫。對于曾就職業者，因測驗而識其知識與能力之程度，對于未就職業者，因測驗而識其天賦才能長短優劣之所在”，對于職業指導中運用測驗的方法再次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小學職業陶冶》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工藝教授勒維持(Leavitt)及芝加哥工業學校陶冶部教員布朗(Brown)所著的《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Public school》一書其中之第6章并“以己意補充兩章”而成，由黃炎培校訂。內容包括：“職業陶冶之起源與目的”，“職業陶冶在教育上之趨勢”，“職業陶冶與工藝陶冶”，“職業陶冶一般問題的討論”，“兒童個性考查與職業陶冶之關系”，“職業陶冶實際問題之研究”，“職業陶冶的小學課程與訓育”等。該書為“職業教育叢刊”第六種，黃炎培和鄒韜奮特為該書作“序”，予之以高度的評價。

《小學校職業陶冶綱要》是楊衛玉據自己對職業陶冶的理解與認識所寫的一本小冊子，在楊衛玉看來，職業陶冶“就是使兒童于不知不覺中養成為己謀生、為人服務之興趣與習慣”，它是小學教育的一種重要訓練，每個人都應當受職業陶冶。其“實施大綱”：在課程方面，首先，“教材要含職業化”，即“使一切教材與書本上的學問，要與日常生活中一切事物互相聯絡起來，發生深切的興趣”：其次。“教學要重實際”，即使兒童接近生活，并養成對事物的正確觀察。如教電學參觀電氣廠，教種稻參觀農場，教河流、山脈而舉行遠足等。在訓育方面，則“要有社會化的環境”，“要有因地制宜的設備”(如城市的學校可設附屬商店或實習工場，農村的學校可設農場)，并“組織訓練團”：另外，還要定期召開家屬懇親會，及進行簡易的職業智能測驗等。

二、職業指導規范下職業指導理論著作的出版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鑒于日趨嚴重的社會失業問題，教育部門吸納大批進步教育家的意見和建議，將職業指導工作視作解決失業問題和發展國民生計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抗戰前的十年間，國民政府不時關注、強化對職業指導的規范和指導。1928年5月，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了《設立職業指導所及厲行職業指導案》，要求“各級學校之修業年限最后一學年間，應有職業指導及升學指導”，“全國各大學及中學，應設立職業指導部”，“由大學院擬定進行順序，會同有關系各部，通令各省設立職業指導所”。此后，隨著各地職業指導機構的設立，為了加強聯絡，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共謀發展。1930年9月21日，全國職業指導機關聯合會成立大會于南京召開，它以研究各機關共同的職業指導問題為宗旨，旨在推動職業指導在全國的擴展。與此同時，中華職業教育社1927年9月和12月先后成立了上海職業指導所和南京職業指導所，開展職業談話、職業介紹、升學就業指導等活動，成效頗著。1933年7月，教育部更頒發《各省市縣教育行政機關及中小學校施行升學及職業指導辦法大綱》規定：“為增進中小學各級教育效能指導學生之升學與就業起見，應由各省市縣教育行政機關，督令所屬中小學實施升學及職業指導。”在政府對職業指導的規范下，在各地職業指導機構的努力下，1927-1937年間，職業指導在全國已經得以蓬勃開展。這也必然使得職業指導理論的研究得以加強。不僅職業指導著作的編寫和撰寫者出現多元化，而且有關職業指導著作的內容也更為具體化。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府組織編寫的職業指導書籍

1935年5月，教育部普通教育司首先編成《職業指導參考資料》第一卷，并要求各省市對之進行翻印，以為各省市實施職業指導之用。在教育部看來，“職業指導，并非憑空從外面指示一種職業。乃使各人之‘生活’與‘職業’合而為一，再謀‘職業’與‘人’依據科學的方式為合理的聯系，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以增進個人生活之安定與國家社會之福利。”基于這一認識，《職業指導參考資料》第一卷計包括“職業指導之意義”，“職業指導設施標準”，“職業調查”。“個性調查”，“擇業輔導”等方面的內容，雖然這本簿簿的僅有幾十頁的小冊子內容并不十分豐富，但由于它幾乎涉及了職業指導的方方面面，所以，仍然對當時各省職業指導的開展。有著極大的參考作用。

1936年4月，由教育部編著《青年擇業問題》一書也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在該書“弁言”中如此寫道：“《職業指導參考資料》第一卷注重職業指導上一般問題之初步的敘述，如職業調查、個性調查及擇業輔導等，均僅略述一二，以求對于各問題有基礎之認識：本卷則注意于業務內容之探討與其所需之適應的性能”。正基于此，該書不僅包括“職業之種類”、“擇業與家庭之關系”、“擇業與鄉土之關系”、“自己之身體與職業”等職業指導的基本問題，而且還就有志于軍人、鐵道事業、通信業、教育事業、銀行業、新聞事業、農業等的少年給予了建議。可見，標明為“職業指導叢書之二”的《青年擇業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乃是《職業指導參考資料》第一卷的重要補充。

(二)職業指導理論著作的翻(編)譯

在開展職業指導實踐的同時，多部國外的職業指導理論著作被翻譯或編譯出版。如潘文安、蔣應生譯《職業指導之原則與實施》(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莫若強編譯《職業指導與職工選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鄭文漢編譯《職業問題之探討》(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喻兆明編譯《各國職業指導》(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三)職業指導理論著作的編撰

1927－1935年這一時期編著的職業指導著作眾多。特別是中華職教社，其同仁在繼續開展職業指導實踐的同時，極力開展職業指導的理論探討。據統計，這一時期的職業指導理論著作主要有： 郎擎霄編《職業指導大綱》(上海泰東圖書局1927年版)，《職業指導實施概覽》(中華職業教育社1929年版)，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研究實驗部編《民眾職業指導》(江蘇省立教育學院1930年版)。喻兆明、陳重寅編《中學職業指導及升學指導》(南京書店1931年版)和《中小學升學及職業指導》(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何清儒主編《職業指導論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版)，甘純權著《職業指導實施法》(中華職業教育社1935年版)，黃逸蜂著《鐵路職業指導》(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特別是曾任上海職業指導所副主任的潘文安撰寫或編譯出版多部職業指導理論著作，如《青年職業指導》(上海大東書局1929年版)和《職業指導ABC》(上海世界書局1930年版)、《職業指導講演集》(上海職業指導所1930年印行)，《青年升學指導》(上海大東書局1931年版)、《青年服務指導》(上海大東書局1931年版)、《職業指導》(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版)、《小學職業指導》(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版)，《職業指導講演集》(上海職業指導所1930年版)、《青年成功之路》(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版)，與陸鳳石合著《青年成功指導》(上海大東書局1933年版)，與陳重寅、喻鑒清合編《小學職業指導實施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與孫祖城合編《女子職業指導》(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版)，等等。

(四)有關升學指導的理論著作

升學指導是職業指導的重要內容之一，1929－1937年這一時期，有不少升學指導的理論著作出版。如光華書局讀書會編的《學生升學指導》(上海光華書局1931年版)，中學生社編的《升學與就業》(上海開明書店1935年6月版)，潘文安編的《學生升學指導》(上海光華書局1936年7月版)。

特別是上海職業指導所，為了對當時中學生的擇業和升學更好地加以指導和幫助，編寫了多種升學指導理論著作。如劉湛恩、潘文安編輯了《升學指導》(上海職業指導所1929年版)，潘文安編輯的《職業指導講演集》(上海職業指導所1930年印行)，甘純權編輯的《升學、就業指導》(上海職業指導所1932年版)和《青年職業指針》(上海職業指導所1934年版)，上海職業指導所編的《升學便覽》(中華職業教育社1934年版)、《升學一覽》(上海1936年刊印)和《升學指南(上下冊)》(中華職業教育社1937年版)。所有這些升學指導理論著作，為當時青年的就業和升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以上職業指導理論著作，涵蓋了職業指導多方面的內容，其中不少更成為職業指導發展史上的重要著作。

如《職業指導實施概覽》由中華職業教育社輯行，1929年5月由該社出版。1929年，鑒于1928年5月全國教育會議議決《設立職業指導所及勵行職業指導案》后，“國內對于職業指導事業，實施者日多，而進行益力……各地學校之舉辦職業指導者，又時以辦法見詢，并有索取章程表格。以資參考者”，故中華職教社決定“就所辦京滬兩職業指導所之經過，與各專家各機關所訂之程序、辦法、表式等等，匯集成帙，刊行問世，以供實施職業指導者之考證。”于是，由劉湛恩、潘文安二人負責編輯了《職業指導實施概覽》一書，這部由中華職業教育社于是年5月刊行的著作，收錄有劉湛恩和鐘道贊、潘文安、徐受謙共同擬定的《籌備職業指導所程序草案》，潘文安所擬的《小學升學與就業指導辦法》。鄭通和所擬的《中等學校職業指導辦法》，由上海職業指導所所擬的《上海職業指導所章程》、《職業指導宣傳周辦法》，和一些實施職業指導需用的表格，如《就業指導表》、《學校畢業生調查表》、《教育與職業指導自析表》、《個人品性審查表》，以及由劉湛恩所擬的《擇業自審表》，中華職業教育社所擬的《調查職業指導效果表》等；另外，在“附載”中，還收有七篇職業指導理論性文字，其中包括劉湛恩、潘文安合寫的《職業指導是什么》、《職業指導與青年》和《職業指導運動與學校教育》等。其中《職業指導實施概覽》是對前一階段上海、南京兩職業指導所實施職業指導的一個總結，更為下一階段職業指導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何清儒主編的《職業指導論文集》也是一部重要的職業指導理論研究著作。該論文集計收集近一兩年國內職業指導專家發表的論著30余篇，如陳選善的《職業指導概論》、《職業指導的價值》、《智力與職業指導》、《興趣與職業指導》，何清儒寫的《實施指導的幾個實際問題》、《青年生活與職業指導》、《職業指導的續行工作》、《主要興趣測驗》，鐘道贊寫的《職業指導與青年出路》、《職業指導與大學生》，楊衛玉寫的《女學生之升學與就業》等。潘文安寫的《升學與就業》，潘序倫寫的《會計職業之選擇與預備》等。這些論文，內容涉及職業指導的基本理論、方法，與職業指導有關的測驗。職業指導與其他問題的關系等，既反映了當時職業指導理論探討的水平，也是研究及從事職業指導者重要的參考資料。

三、抗戰時期與戰后的職業指導理論著作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職業指導工作被迫轉移到抗戰所需要的人才問題和戰爭所帶來的更為嚴重的失業問題上。1940年，國民政府社會部又特設職業介紹部，負責全國職業介紹事務。該部成立后，不僅在重慶設立了職業介紹所，而且在貴陽、西安、桂林、衡陽、內江、遵義等設有社會服務處的城市設立職業指導組，并制作職業統計表(卡)60余種，分發各地以供職業指導使用。隨后廣東、貴州、四川、陜西、甘肅等省也先后設立了職業介紹所(組)。而由于大片國土淪人敵手，職業指導工作主要在大后方進行。特別是通過內遷西南的中華職教社。先后創設了桂林職業指導所、重慶職業指導所、昆明職業指導所、貴陽職業指導所等，開展職業指導實踐和理論探討。抗戰勝利后，出于經濟建設的需要，職業指導受到了國民政府有關部門和社會團體的重視。1947年1月31日。行政院公布了《解決大中學生畢業后失業問題辦法》；同時，中華職教社除通過新成立的比樂中學開展職業指導試驗外，還通過隨總社由重慶遷滬恢復工作的上海職業指導所開展職業介紹和指導工作。正因為如此，在抗戰時期及戰后，鑒于職業指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出現的新特征，職業指導理論的探討也更為深入。

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的職業指導理論著作主要有：何清儒著《職業指導學》(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重慶職業指導所編《升學指導》(重慶職業指導所1940年印行)，江恒源編著《如何辦理職業指導》(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版)，廣東省地方行政干部訓練團編《職業教育與職業指導》(編者刊1941年版)，沈光烈編《職業指導之理論與實際》(上海中華書局1941年版)，劉志聰編《大學升學指導》(前驅出版社1941年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高中及同等學校畢業生升學指導》(金華正中書局1941年版)，(日)增田幸一著、沈光烈譯《職業指導概論》(上海世界書局1942年版)，成都市社會服務處等編《升學指導》(成都市社會服務處1942年版)，潘文安編《小學職業指導實施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44年版)；鐘道贊、喻兆明編著《中學生教育與職業指導》(重慶正中書局1944年版)，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升學指導》(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1945年印行)，蘇健文編《實驗的職業指導》(世界書局1947年版)，中華職業教育社編《升學備覽》(國訊書店1947年版)，喻兆明著《職業介紹理論與實施》(中華書局1948年版)。

在這些職業指導著作中，何清儒著的《職業指導學》是一部具有較高理論水平的著作。

何清儒的《職業指導學》是我國第一部以“學”來命名的職業指導著作。在作者看來，職業指導教材的缺乏，對于職業指導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缺欠，亦是職業指導發展上一個極大的障礙”，據此他根據自己多次在大學中教授職業指導的材料編著成《職業指導學》，以供作大學的教材。該書計分20章，分別是：人與事，職業指導的意義，個人差別，心理測驗，面洽，分等評量，個別調查，職業研究，職業參考材料，職務資格的研究，職業訓練，職業介紹，續行工作，教育指導，中學的指導工作，大學的指導工作，職業指導所的組織，校外的指導工作。職業指導的效果，職業指導的將來等。

綜上可見，在中國職業指導的發展歷程中，大批愛國的教育家和先進的知識分子在“職教救國”思想指導下，在積極支持、參與乃至領導中華職業教育社等所發起、組織、開展的職業指導運動的同時：在極力倡導和宣傳職業指導、躬身實踐職業指導的同時：努力介紹西方國家職業指導經驗和發展概況。矢志于職業指導理論的探索。竭力編、撰、譯職業指導理論著作。這些職業指導理論著作，作為近代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們的出版，不僅有力地推動了當時職業指導的近代化，更是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史上的寶貴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