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筆者在UCLA寫作研究班的一篇論文發展而來，在長期的寫作過程中一直得到黃宗智先生的悉心指導，在此深表謝忱。同時非常感謝兩位評審人艾仁民博士與夏明方教授仔細的閱讀與犀利、中肯的修改意見。但文中存在的任何觀點與事實錯誤概由筆者負責。

一 引言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對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總體上由階級斗爭學說與市場經濟學說主宰。1950～1970年代主導農民、農村研究的是階級斗爭學說。根據這一學說，中國歷史上的農村仿佛充滿了受盡壓迫與剝削而被逼揭竿而起的農民。1980年代初以來流行的則是市場經濟學說。在這一學說看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仿佛都是受利潤驅使、想盡辦法掙錢的理性投資者。前一種學說明顯是受到了當時階級斗爭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后種思潮則與1970年代末農村改革以來的政治經濟形勢有關。不能否定，中國歷史上確實有不斷的農民起義，也存在蓬勃發展的農業商業，但造反、逐利畢竟只是農民中的部分或他們的部分特性，他們中的多數及農民的主要特點還是力圖適應當地環境而生存的勞動者。

一————————

① 文中江漢平原范圍大致相當于清末的荊州府(不含宜都)、漢陽府(不含黃陂)、安陸府、荊門直隸州(不含遠安)及武昌府江夏縣。由于1949年以來這些政區的名稱與轄區頻繁變更，行文中行政單位名稱除洪湖(1951年建縣)外基本上指清及民國時期，沒有改成現今采用的新名。

階級斗爭學派因為意識形態太濃而在中國學界日趨沉寂，市場經濟學派卻不斷普及并逐漸形成其主導地位。在小農研究領域，這一學派以舒爾茨理性小農的理論影響最為廣泛。按照他的說法，為適應市場刺激與機會，農民會尋求最大的利潤。為此他們會最有效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Schultz，1964：36～48)。換句話說，市場決定了傳統農業中資源的最理性運用，而農民表現也像資本家一樣理性。他承襲的是亞當·斯密的理論，斯密認為市場競爭與個人追逐利潤相結合會導致勞動分工及生產專業化，并反過來導致資本主義發展(Smith，1976 I：7～16)。他們兩人都認為市場刺激是農村轉變的主要動力(黃宗智，1992：8)。

然而斯密與舒爾茨都忽視了環境因素。斯密考慮的是穩定環境條件下可利用資源的使用，他沒有考慮不確定環境條件下對這些資源利用的可能變化。舒爾茨則干脆撇開環境因素，他甚至把那些受到水旱災影響、有新建大壩的社會排除在其考慮之外(Schultz，1964：37)①。

————————

① 誠如吳承明指出：“任何經濟學理論都要假設若干條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變，否則不能抽象出理論來。這種假設是與歷史相悖的。”(吳承明，2001：21)但既然水災是影響江漢平原農業生產的極重要因素，在我們的分析中就無法將其忽略。

但在理解、研究傳統農業時，我們卻不能無視環境的作用。即使現在，農業生產仍受到不穩定自然環境的深刻影響，這與在可控條件下進行的工業生產完全不同。在舒爾茨看來，傳統農業社會也是一個沒有人口壓力的社會，“所有想要和能夠勝任工作的勞動力都得到了就業” (Schultz，1964：40)。但明清以來的中國農村并非如此。

因此，這一解釋受到夏明方的強烈批評，他認為斯密、舒爾茨以及那些利用他們學說的中國學者把前工業社會的農村經濟浪漫化了。他特別批評他們有意無意地忽視環境變遷(特別是自然災害)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他認為自然災害在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如民國時期華北農村不確定的環境條件迫使農民選擇糧食生產以確保生存；在高度的生存壓力下(人口壓力加上缺少生存資源)，貧民也會冒高風險卷入市場以追求在最短的時間里獲得最大的回報。他認為這才是農村商業化的真正動力(夏明方，2000a)。

夏的批評代表了中國學者社會經濟史研究中重視環境因素的趨勢①。在西方的中國小農經濟研究中，這一趨勢早就出現了(黃宗智，1986、1992)，而且也表現在廣義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裴宜理，1980；周錫瑞，1987；濮德培，1987；Scho- ppa，1989等)，并在可持續發展理論、環境保護及經濟全球化浪潮等的影響下顯得更加突出(伊懋可，1993；奧思本，1994；伊懋可、劉翠溶，1995②；馬立博，1998；彭慕蘭，2000)。

這些研究雖均重視環境，但各有側重，或把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放在一定的環境中理解，或以環境變化為重點，從此出發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的變遷。雖然研究者們已開始傾向于把環境變化置于大的社會經濟背景下進行綜合研究(如伊懋可、劉翠溶，1995)，但多是從國家或精英角度自上而下地看環境的變化，很少從農業生產或農民的角度看環境變遷。此類研究的

————————

① 近年來對中國環境史(特別是自然環境的歷史變遷)的研究可見張國旺2003，把環境置于社會經濟大背景中研究的例子則有復旦大學史地研究中心2001等。

② 此乃1993年一次中外學者(以西方學者為主)研討會的論文集，中文版于1995年出版，英文版于1998年出版。因英文版中所選論文作者多為西方學者，本文在這一意義上將其納為“西方”作品。

另一普遍現象是不在意區分環境與生態，往往是兩者通用，而且所謂的環境或生態危機往往指的是資源危機，即因人類活動造成某種資源(如土地、燃料、水等)缺乏所形成的危機，有的因此把環境(生態)因素拔高到經濟發展的單一決定因子(如彭慕蘭，2000)。筆者贊同黃宗智先生將環境與生態分開考慮的做法，環境主要指地形、地貌、水系、土壤等自然條件，生態則包括環境及與之相關聯的社會經濟結構與人類活動。這種體系定義為生態系統，其中環境與人及社會經濟結構間種種相互作用的復雜關系則定義為生態關系(黃宗智，1992：21；參見吉爾茨1963：3)。因此環境及其變化只是影響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還得同時考慮與之相關聯的社會經濟結構間的種種復雜關系，特別是人在其中的作用，人類活動畢竟是改變環境的主要因素。

本文即以清及民國時期的江漢平原為例來探討此種生態關系。近20年來的研究表明，長江中游江漢平原與洞庭湖平原明清時期農村經濟增長的共同特征表現為納移民、墾垸田①、輸米糧等。在這一湖泊密布、河流眾多的地區，以筑堤圍垸為主的水利工程顯然在當地明清經濟的發展中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同時也存在與朝代循環大致同步的水利循環，亦即朝代之初政府鼓勵墾殖，水利工程亦運行良好；但大量筑堤圍垸也引發不斷增加的水災。而隨著朝代的衰退，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亦減弱，水利失修、經濟衰退；等新的朝代建立之后又開始新一輪循環(濮德培，1982、1987；魏丕信，1985；張建民，1987；張國雄，1989；彭雨新、張建民，1992；梅莉等，1995)。

————————

① 根據梅莉等的定義，“垸田是兩湖平原河湖交錯的水鄉地區一種四周以堤防環繞、具備排灌工程設施的高產水利田。垸堤、涵閘、渠系是判別本地區垸田的必備的條件” (梅莉等，1995：91)。也就是說作為垸田的基本條件是外圍有堤、堤上有涵閘、堤內則有灌排渠道。

其中江漢平原從清中期起，除不斷圍垸外，大量接納移民、大量輸出米糧的特征卻不見了。由于人口增長，更多的垸被開墾，這又加重了圍垸所引起的問題。隨之而來的是洪災更趨頻繁而漬災①更嚴重，這些直接導致當地經濟狀況的惡化(張建民，1987；龔勝生，1993；張國雄，1995)②。明清不斷增加的洪澇災害同時影響到江漢農村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糧食生產高產但不穩產、地籍混亂與修防負擔沉重(張建民，2001)；以及堤垸社會的形成與社會沖突加劇(張修桂、左鵬，2001)等。雖然這些研究注意到了江漢平原在人口壓力下從過度墾殖到環境惡化再到經濟惡化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多側重于宏觀變化而對農民本身的反應注意不夠；雖然水利興廢與朝代更替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系，但農民種什么作物并不一定受改朝換代的影響。而且他們的環境(生態)變遷顯然主要指的是筑堤圍垸所引起的自然環境變化及這種變化對農村經濟的影響，而對與之相關聯的社會經濟結構及種種生態關系的分析顯得不夠，特別是沒有深入探討環境變遷與市場變化在小農經濟中的作用以及面對變化的環境與市場農民所采取的經濟行為。農民的行為如何受到變化著的環境與市場的影響?他們如何及為什么做出經濟決定?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經濟行為是否符合舒爾茨及不少研究者視為理所當然的市場邏輯?

————————

① 漬災通常表示地下水位太高以致作物根系總是浸在水中(即使常規水稻其根系也不能總是浸在水中)。作物在這種情況下不一定會死，但收成肯定受影響。

② 這種納移民、增垸田、增水災的現象在相鄰的洞庭湖平原也同樣存在(濮德培，1987；梅莉等，1995；龔勝生，1996等)。其中濮德培的研究是迄今為止對明清洞庭湖平原經濟變化研究較為全面、也是惟一的英文專著。他從國家與農民關系的角度出發探討了洞庭湖平原從明中葉至19世紀中葉人增、垸辟、農業增長與生態惡化的過程，并指出中國19世紀的危機其實在18世紀就已埋下種子(濮德培，1987)。雖同屬長江中游平原，江漢平原與洞庭湖平原仍有差別：洞庭湖區沒有沿江大堤；其開發比江漢平原稍遲(尤其在20世紀初又出現一次新的墾殖潮)；洞庭湖平原以水稻生產為主，而江漢平原水旱兼作明顯等。

按照舒氏邏輯，自清中葉起，由于當地垸田的大量增加以及全國范圍市場糧價的上揚，江漢平原應該繼續生產并出口更多的稻米。即使由于人口壓力而顯得土地日益稀缺，當地老百姓也應轉向經濟作物尤其是棉花——明清以來最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的生產并大量織布輸出，但這并沒有在江漢平原出現。雖然該地區也有種植經濟作物(特別是棉花)的悠久歷史，且棉花在各縣均有種植，但在清前期水稻生產達高峰之后，江漢平原并沒有轉向以棉花生產為主，也沒有出現曾在江南普遍的棉爭稻田、紡織業市鎮繁盛的現象，反而在民國初期卻出現棉花種植的激劇擴張。

由于舒爾茨強調的是農民經濟中市場的萬能而忽視了長期的環境變遷，而考慮江漢平原長期環境變化的學者們又對不斷惡化的環境條件下當地人的農業經濟行為重視不夠。因此兩者均不能完全解釋江漢平原這一存在長期水利問題的地區在清代及民國時期的經濟變化。本文因而試圖主要從作物選擇與家庭紡織業生產的角度出發考察江漢平原農民在人口壓力、環境惡化及市場擴展情況下的經濟行為，從他們的行為出發分析其是否及如何對環境或市場的變遷做出反應，同時從較廣泛的程度上探討這種行為的理性問題，借以初步闡述各種生態關系在小農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舒爾茨師法斯密認為，市場激勵與利潤原理會驅使農民對市場變化做出反應，并因此導致利潤最大化及資源最理性的運用。但在清代及民國時期的江漢平原，持續的人口壓力與長期的環境惡化不斷影響農民的經濟行為，農民則對變化的環境表現出靈活的適應性。環境因素在農民經濟抉擇中扮演了比市場激勵重要得多的角色。舒爾茨把市場看成是經濟成長的決定因素。但在前工業社會，農業體系作為有機整體，涉及許多其他重要因素如氣候、環境、人口乃至政府政策等，不能僅把其中一項分開而將其夸大為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

舒爾茨旨在糾正當時對傳統農業的負面批評而強調農業在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并提出改造傳統農業的方法。但為此他顯然夸大了傳統農業中市場刺激及農民經濟行為理性(即受市場驅使追逐利潤)的程度。在清代及民國時期的江漢平原，農民的確也介入市場，但這種介入并非決定于回報，更多決定于環境的宏觀變遷。當地農民進出市場或是否與市場聯系與市場驅動沒有必然的聯系，他們更多考慮的是盡量適應環境、降低風險的效用最大化選擇。因此在許多情況下，江漢農民選擇某種作物或謀生方式主要是應對多變而脆弱的環境以確保維持生存。否則，不穩定的環境導致的只能是不穩定的產量與收入。

我們雖然無法對江漢農民進行分層分析以了解不同階層農民對維持生存與市場介入所作的不同反應①，但仍可看出農民所居住的地方對其經濟行為的影響。種水田的農民因更直接地面對頻繁的洪水而不得不更多地考慮適應環境；而種旱地的農民則可能有更多的機會種植經濟作物而較多地介入市場；既種旱地又種水田的農民則會視水旱田比例而做出相應的選擇。但所有這些人無一不要首先確保糧食生產。清中葉以后，越來越多的人移向更低的地方圍墾更多的垸田，甚至復轉向漁業為生。雖然這會降低他們的生活標準，但這是緩解人口壓力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此情況下，他們首先會考慮如何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最好地利用已有資源以盡量減少損害或損失，亦即是在當地的生態系統中追求效用最大化，而非利潤最大化?！?/p>

① 如斯科特對東南亞農民(1976)、黃宗智對華北小農(1986)所做的分析那樣。

盡管江漢農民在清代與江南農民一樣在利用可利用資源時盡其所能，他們這樣做卻都是為了維持生存。只不過江南農民表現為更多地卷入商業性農業生產，而江漢農民更多地表現為對環境變遷做出相應的反應。舒爾茨強調導致利潤最大化的資源利用乃是理性的經濟行為，但這只是一種理性。江漢農民在盡其所能利用當地資源時所表現出來的也是一種理性，即在降低風險、確保生存的前提下對資源利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

舒爾茨并沒有考慮長期環境惡化的影響。而對江漢平原來說，這是明清以來其經濟變化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洪水的不斷威脅與由漬災所引起的越來越大的破壞導致了環境條件的持續惡化，其影響可從個體農民的反應上看出來。他們有豐富的經驗適應多水的環境，但亦不斷受制于它。在此情況下，在江漢平原清代經濟發展中，市場刺激顯然不是江漢農村經濟變化的主要動力，環境因素比市場因素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但這并不是否認市場刺激的作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外部市場需求增長的情況下，江漢農民也開始大量植棉、織布而更多地卷入市場；但這一市場介入是與更大的人口壓力(漢水流域部分縣份)及稍為改善的環境條件(長江流域部分縣份)相互作用的。這也說明，人口壓力、環境變化、市場刺激與農民反應在整個生態系統中均既非單一的變量，也非單向作用的因素，而是相互交叉并與其他不少因素相互作用，并由此導致江漢社會經濟的形成與轉化。

參考文獻

舊方志

光緒《漢川圖記征實》，復印件。

同治《漢川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江蘇古籍出版社、

上海書店、巴蜀書社(以下簡稱中國地方志集成版)2000年版。

乾隆《漢陽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中國書店1992年版。

同治《監利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版2000年版。

乾隆《江陵縣志)，臺北：學生書局1970年版。

光緒《荊州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版2000年版。

《荊江堤志》，1937年，出版者不詳。

光緒《沔陽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版2000年版。

同治《石首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版2000年版。

光緒《孝感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版2000年版。

同治《枝江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版2000年版。

新方志

《公安縣志》，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0年版。

《漢川縣簡志》，出版者不詳1959年版。

《漢川縣志》，中國城市出版社1992年版。

《漢陽縣志》，武漢出版社1989年版。

《洪湖縣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湖北省志．農業(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湖北省志·地理(上、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監利縣志》，無出版者1959年。

《荊江大堤志》，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荊州地區志》，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

《沔陽縣志》，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潛江縣志》，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石首縣志》，紅旗出版社1990年版。

《枝江縣志》，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90年版。

其他

曹幸穗(1996)：《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

程鵬舉(1990)：《荊江大堤的決溢及重要修筑的初步分析》，載中國水利史學會編《長江水利史論文集》，河海大學出版社。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編(2001)：《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歷史結構》，復旦大學出版社。

龔勝生(1996)：《清代兩湖農業地理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3)：《清代兩湖地區人口壓力下的生態環境惡化及其對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期。

(道光)《湖北安襄鄖道水道集案》，復印件。

本書編委會編(1980)：《湖北農業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近代農村副業資料選輯(1840～1949)》 (湖北省鄉鎮企業管理局《鄉鎮企業志》編輯室編)1987，出版者不詳。

黃宗智(1986)：《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

——(1992)：《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

蔣玲、龔勝生(1998)：《近代長江流域血吸蟲病的流行變遷及規律》，《中華醫史雜志》第2期。

李文治編(1957)：《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一)》，三聯書店。

劉翠溶、伊懋可編(1995)：《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下)》，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陸游：《入蜀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梅莉(1993)：《江漢平原葑田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期。

梅莉、張國雄、晏昌貴(1995)：《兩湖平原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

彭雨新、張建民(1992)：《明清長江流域農業水利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

森田明(1974)：《清代水利史研究》，東京：亞紀書房。

水利水電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編(1991)：《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史料》，中華書局。

宋平安(1989)：《清代江漢平原水災害多元化特征剖析》，《農業考古》第2期。

吳承明(2001)：《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中國經濟史研究》第3期。

夏明方(2000a)：《生態變遷與斯密型動力、過密化理論——多元視野下的舊中國農村商品化問題》，《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二卷。

——(2000b)：《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中華書局。

徐凱希(1991)：《近代湖北植棉業初談》，《中國農史》第2期。

——(1990)《近代荊沙地區植棉業的發展和演變》，《荊州師專學報(哲社版)》第3期。

徐仁璋、楊明麗：《江漢平原湖區生態農業梯度開發模式初探》，《中南財經大學學報》，1986年第6期。

徐新吾主編(1992)：《江南土布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續行水金鑒》(黎世序、潘西恩編)，臺北文海出版社。

曾兆祥主編(1984)：《湖北近代經濟貿易資料選輯》(一至五輯)，湖北省貿易志編輯室(內部資料)。

張國旺(2003)：《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第3期。

張國雄(1995)：《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江漢平原垸田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時期的發展》，《農業考古》第1、2期。

張建民(2001)：《明清時期的洪澇災害與江漢平原農村生活》，載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編《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歷史結構》，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9)：《湖北通史——明清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1987)：《清代江漢——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查》，《中國農史》第3期。

張家炎(2001)：《清代江漢平原垸田農業經濟特性分析》，《中國史研究》第1期。

——(1993)：《清代中后期江漢平原洪澇災害研究若干問題芻議》，《中國農史》第3期。

——(1992)：《明清江漢平原的移民及其階段性人口增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1期。

——(1991)：《清代江漢平原水稻生產詳析》，《中國農史》1991年第2期。

張修桂、左鵬(2001)：《明清時期的洪澇災害與江漢社會》；載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編《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歷史結構》，復旦大學出版社。

本書編委會編(1995)：《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業歷史卷》，農業出版社。

Esherick， Joseph. 1987.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 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lvin， Mark.1993.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 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 East Asian History6: 7～46.

Geertz， Clifford.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 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pton， Michael. 1968. The Theory of the Optimising Peasant. The Jour- 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3: 327～51.

Marks， Robert. 1998.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sboren， Ann. 1994. "The Local Politics of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Lower Yangzi Highlands"，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5， no. 1: 1～46.

Perdue， Peter. 1987.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 nan， 1500 ～ 1850.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Official Goals and Local Interests: Water Control in the Dong-ting Lake Region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Journal of Asian Stud- ies 41.4: 747～765.

Perry， Elizabeth.1980.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 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omeranz， Kenneth. 2000.The Great Divergency: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oppa， Keith. 1989. Xiang Lake : 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hultz， Theodore. 1964. Trans 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ames.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Adam. 19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I)， Chicago: The Universi- ty of Chicago Press.

Subrata Ghatak， Ken Ingersent. 1984.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ill， Pierre-Etienne 魏丕信. 1985.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Adminis- tration of a Hydraulic Infrastructure : the Example of Hubei Province in Late Im-

perial Times"， pp. 295～337， in Stuart Schram (ed.) 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London: School of Orient and African Studies.

Wu Chengming (ed). 2000.Chinese Capitalism， 1522～1840，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Zhou Qiren. 2000. Population Pressure on Land in China : the Origins at the Village and Household Level 1900～1950， Dissertation of UC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