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1934年國民黨在江西開展了農村服務運動。當時的民國江西農村工作者，從管教養衛四個方面開展農村服務工作，探索出了一套以政府主導、服務農村為特點的傳統鄉村社會改造模式，力圖從多方面推動江西農村社會的現代化。盡管這種模式有其難以解開的死結，但仍是值得今天借鑒的農村改造模式之一。

【摘 要 題】現代史專論

【關 鍵 詞】民國時期江西/政府主導服務型模式/鄉村改造

【正 文】 1934年國民黨為了重建農村社會秩序并復興農村經濟，在江西發起了鄉村建設運動。一時間江西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江西鄉村建設運動在全國很有特色。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研究民國時期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成果，如美國學者查爾斯·海福德的《中國的鄉村建設：晏陽初與平民教育運動》、鄭大華的《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等等，研究地域多集中在河北、山東、江蘇等省，對此則很少提及，這種研究現狀，同當時江西鄉村建設運動在全國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稱的。本文擬對民國江西鄉村建設措施之一的農村服務運動作一初步的探討，意在拋磚引玉。

一、江西農村服務運動的發起

20世紀30年代中期，由于長期戰爭破壞和嚴重自然災害摧殘，江西農村已到了破產的邊緣。1933年冬，在即將占領江西蘇區之際，蔣介石授意全國經濟委員會，請派國際聯盟的三位專家伯饒爾、郭樂遜和司丹樸赴江西考察農村問題。三位專家考察江西農村后，向蔣介石建議：在江西設立10個農村服務區，開展農村教育、農業實驗、農村衛生與合作社組織工作。[1] 蔣介石采納了這一建議，指示全國經濟委員會具體辦理并從棉麥貸款項下撥190萬元充作江西農村復興費用，指定其中50萬元為農村合作事業費，20萬元作農業院建立費，30余萬元設立省衛生處，6萬元補助鄉村師范，而以35萬元作為辦理10個農村服務區的費用。[2] (P46) 1934年8～11月，由全國經濟委員會駐江西辦事處主持，選定臨川之章舍，南城之堯、豐城之岡上，新干之三湖，高安之藻塘，永修之淳湖成立服務區6處。1935年3月全國經濟委員會委派張福良為管理專員，來贛設立江西農村服務區管理處。同年5月，由管理處主持再選定南昌之青云譜，吉安之敦厚，上饒之沙溪，寧都之石上成立服務區4處。至此，10個服務區全部建成。[2] (P37) 10個服務區的地點選擇很有特色，分布于全省各地，交通上都非常便利，而且每個服務區在本區域內均有代表性，能代表普遍的情形。服務區的這種選點布局說明，當時國民政府是希望通過10個服務區的工作，而能影響于全省，做好了隨時推廣的準備。 從管理體制來看，江西農村服務區先是隸屬于全國經濟委員會，后來又先后隸屬于實業部、農林部，是在國民黨中央的掌控下進行工作的。江西農村服務區管理處，具體負責江西農村服務工作，規定江西省政府委員為管理處的當然委員，服務區管理處同時接受江西省政府的領導，協調江西省教育廳、農業院、衛生處及農村合作委員會等單位，共同推動服務區事業的開展。[2] (P39)從內部組織結構看，各服務區內部統一設總務、農業、合作、教育、衛生等科組，由管理處向各服務區派干事一人，另由各關系單位及當地縣政府與管理處會商選派農業、合作、衛生、教育指導員各一人，以干事兼任服務區區長，可運用本區所有社會資源，秉承管理處意旨，通盤計劃、協調、推進各項工作，整個服務區共有10余個工作人員。服務區既是各關系單位的一個派出所，又是一個農村服務事業的集合中心，也是縣政府下面的一個地方行政機構。 經費方面，各服務區成立時全國經濟委員會撥款35萬元，用作各服務區的開辦費用和經常性事業費。1936年7月改隸實業部時，部撥經費減到11.5萬元，后來由于抗戰爆發，實業部只發給60％的經費[2] (P40)，服務區在經費上感到十分困難。好在這幾年江西省地方政府給了農村服務事業一定的支持，所撥事業費由原來的8000元增至24000元，而且農業、教育、衛生、合作等各組工作人員之薪俸，也由省政府各機關負擔，使各服務區得以撐持下來。[2] (P40)改隸農林部后，中央經費仍照六成發放。經費困難一直是阻礙江西農村服務事業發展的大問題。 農村服務的內容主要是協助地方從事管、教、養、衛等基層工作，輔助農民改進生產和生活。其發展歷史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1934年3月～1935年11月的興起期，在這一階段各服務區先后建立起來；1935年11月～1939年1月的發展期，服務區的各項事業在這一階段得到了迅速發展；1939年1月以后的衰落期，這一階段，由于受到戰爭的影響，只有寧都石上、吉安敦厚、南城新豐堯3個服務區在照常工作，但因時局動蕩不安、加上經費嚴重缺乏，工作人員散失，事業規模在逐步縮小，其他7個服務區的服務事業則被迫中止。

二、江西農村服務運動的特點

從全國的情況看，民國年間中國鄉村建設運動大致有以下幾種模式：一是梁漱溟倡導的“鄉村建設模式”，由鄉村士紳階層主導，采取在鄉村社會確立新儒學的辦法，來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嫁接，以建立起中國農村走向現代化的文化根基。二是晏陽初倡導的“平民教育模式”，以受過西方現代高等教育的愛國知識分子階層為主導，采取平民教育的方式，實現鄉村民眾的科學化和知識化，從而推動中國農村的現代化。三是江西的“農村服務模式”，由國民黨政府主導，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用行政組織和服務精神來促進鄉村建設。同當時全國其他省份的鄉村建設運動相比較，江西農村服務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點： 1. 充分發揮政府在鄉村建設中的主導作用。 民國年間，創辦農村改進事業者，全國各處都有，但多屬民間組織，自力經營，不能依靠政治力量，以推行其工作。江西農村服務則不然，其動議來自國民黨中央政府機關，其工作在江西省政府領導下進行，其目的在于實現國民黨中央和江西省政府對農村改進事業的規劃。所以服務區的工作，可視為就是當時江西省政府的工作。推行服務工作時，充分利用政治力量，政府各級組織，各行政專員、縣長等，都必須竭力協助服務區工作，不致袖手旁觀。至于區長及保甲長，則必須視其為本身之事，更是竭力從事推行。“政府主導、服務型”鄉村改造模式的采用，使江西農村服務能夠充分利用各級政府的政治資源，爭取一定的人力、財力、物力支持。當年《大公報》記者徐盈對江西農村服務進行了長期的跟蹤報道，在最后一篇報道中得出結論說：“農村改進事業若是要獲得真正的成功，是在政府給予了這偉大的力量之后，一般農民的生活才能得到實質的改善！改進工作也會達到最高的水準！”[3] 2. 管、教、養、衛協調發展。 江西農村服務工作者認識到：“農村社會之進化，須藉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力量推進，決非某一力量能使之突進，……務使農業、合作、教育、衛生、工業均配合于地方自治內，彼此聯系”，因此，他們力主“管教養衛連鎖推進”。[2] (P39)在處理管教養衛之間關系的策略上，各服務區的做法是：第一，“由管入手”[4] (P9～10)，服務區首先建立各種組織，把農民組織起來，力圖依靠農民自己進行農村社會改造。第二，以教為先導，就是運用教育的手段去促進服務事業的完成。比如，農業技術改良，優良品種推廣、農村合作的開展、醫療衛生事業的推進等等，都是通過教育手段去推動的。[4] (P9～10)第三，以養為基礎，就是把發展經濟作為服務區的中心工作，力求使農民獲得實惠，讓農民在經濟上得到發展，在生活上有奔頭。第四，以全面改進農村社會和改善農民生活為根本目的。農村服務“目的在改善農民生活，改進整個農村社會”[2] (P39)，這就需要同時改造農村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就要管教養衛全面推進。由管入手，是為了把農民組織動員起來，培養自我改善生活、發展經濟的能力。其次是教，教不限于識字一項，還包括向農民灌輸改進生活之知識，并使該知識能與農民生活發生密切關系，使農民學而即能致用。再次是養，養并不是給農民以金錢，而是利用知識指導農民，使農民能自行努力以解決其本身生活問題。最后才是衛，設法防范疾病、盜匪，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以達到農村社會的全面改進。 3. 不急于求成，有“溫良恭儉讓”的服務精神。 農村社會改進事業是一個漸進與不斷發展的長過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長期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的精神，需要作長期不懈的努力。當時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也對服務區的工作人員說：“對諸位服務工作，余有一期望。即毋作皮袍子，當成猴子毛。欲使農村改進事業，永久維持，必須如猴子毛，緊貽猴身，長久不脫，故諸位在鄉間，須作生發膏，使農村改進事業，在農民身上生根方可”。[5] 江西農村服務區在制定服務原則時明確規定，“我們要使政治有服務的精神，同時要使服務有政治的力量，政治和服務一致步調，相輔進行”。[4] (P13)江西農村服務工作者們在實際工作中堅持“溫良恭儉讓”五字方針。[4] (P14)所謂溫，即和厚可愛、慈祥可親。所謂良，即平易近人，入鄉隨俗。所謂恭，即對人對事，處處敬謹。所謂儉，即奉公守法，廉潔自律。所謂讓，即功則歸人，過則歸己。在工作中“本此溫良恭儉讓精神做去”，通過自己艱苦細致的工作，不斷拉近同普通農民的距離。當時江西農村服務的工作者們還非常“注意風氣之造成”[4] (P14)，力求把改造農村的設計理念，通過各種努力，變成農民的自覺行動。 4. 充分發揮農民在農村社會改造中的作用。 當時在全國其他省份的鄉村建設運動中，或多或少的都存在那種脫離農村實際、用城市眼光和知識分子觀念強迫農民改造農村社會的做法。相對而言，江西農村服務則具有較多的“服務”色彩。在實際的服務工作中，農村服務工作者堅持了這樣一套做法：“農民不能，吾人鼓勵之，進行有障礙，即協助解決，事業乏經費，則介紹金融機關投資，若推而不動，或動而不速，均委婉引導，任其循次漸進，決不越俎代庖，處處在培養農民自動能力，激發互助精神，使之能自治、自學、自給、自衛，以至于自強不息”。[2] (P40)他們持“溫良恭儉讓”五字方針，培植農民團體，把農民組織起來，隨時隨地注意當地人才之培養與訓練，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農村教育，使農民能擔當各種農村改進事業，而謀自身生活之改進，使各項事業之基礎不在服務區而在農民。 總的來看，民國江西農村服務運動，在實踐中探索出了一套改造中國傳統農村社會的獨特模式，這種模式可概述為：“政府主導、服務型”鄉村改造模式。主要內涵是：注重發揮國家、農村工作者和農民三個方面的積極性，力求管、教、養、衛連鎖推進，既樹立全面改造傳統鄉村社會的遠大理想，又充分考慮到農村社會改造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應該說這是符合中國國情、值得我們今天借鑒的農村社會改造的模式之一。

“政府主導、服務型”鄉村改造模式，盡管在江西實施的時間不長，但卻給江西農村社會帶來了明顯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江西農村社會的現代化。具體表現在： 1. 暫時緩解了江西農村緊張的社會關系，使農村社會得到了一定整合。 農村服務事業，將國民黨政府主持的民政、教育、衛生、農業、合作等引入農村，使政治與服務打成一片，使農村出現了“很有生氣的征兆”[6] (P47)，因此農民與政府、地主之間的矛盾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緩和。在農村服務運動中，服務區都建立了各種農民組織，如村務改進會、青年勵志團、婦女會、農藝團、農產會等等，基本上把各階層的農民都組織起來。在此基礎上，服務區又開展了整治地方治安，維護地方利益，改良農村社會風俗等工作，如實行禁煙、禁賭、提倡集團結婚、破除迷信等等。特別是“在息訟、拒毒、風俗改良、村容整理方面，尤為著有成效”。[7] 這就使農村社會得到了一定整合和動員，提高了鄉村社會的自治能力，為國民黨在江西的抗戰積累了一些民眾基礎。 2. 優化了江西農業的產業結構，促進了江西農業向市場化方向發展，提高了江西農業生產力。 各服務區建立后都設置了示范農場，組織了特約農家，“經常作各種農作品種之表證繁殖”，為農民改良農業技術、推廣優良品種提供示范。大部分服務區都引進了外地優良農作物品種、畜牧品種，在農村中推廣。江西省檔案館館藏“農業院報送的政績表”提到：到1938年各服務區中心村在推廣優良棉種、優良稻種、蔬菜、果木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績。[8] 通過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優良的作物、畜牧、果樹品種，各服務區明顯地改變了傳統農業以糧食種植為主的單一結構，出現了向多種經營發展的趨勢，商品性的農業有了較大的發展。 3. 初步建立了農村基礎教育設施，促進了農村教育的現代化，提高了農民的思想文化素質。 當時各服務區都建立了保學、中心小學等教育設施，這些學校后來大都被保留下來，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時江西農村教育設施落后的狀況，而且為此后農村教育的發展奠定了某些基礎。當時的各類教育，基本上是免費的，盡管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畢竟為貧苦農民及其子女提供了一個受教育的機會，有助于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多少能為江西農村培養一些人才。與此同時，各服務區開展了多種多樣的民眾教育。例如通過創辦民眾學校、農藝會、合作講習會、農民劇團等，對農民進行農村實用技術、農村合作、農村改進等教育。這些教育工作的開展，對當時江西農村文化產生了多方面積極的影響。正如時人評價所說：“農村服務，不僅樹立農村合作經濟基礎，且已使多數民眾了解‘團體力量，大于單力，民族國家，重于個人’，此后當更能團結向上”；“農村服務已使一般農民認識‘人定勝天、科學萬能’，由此將不再迷信命運鬼神，而甘墮落”；“農村服務，已培植數千真能運用四權為大眾謀福利之農村青年領袖，為推行地方自治，實行憲政奠定基礎”。“農村服務，不僅掃除若干文盲，且已使更多數民眾自感文字知識之重要，努力自我教育”。[2] (P40) 4. 初步建立了農村醫療保健體系，促進了農村公共衛生事業向現代化方向邁進，使長期以來江西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得到了一定改善。 農村衛生服務是江西農村服務的重要內容。舊江西的農村歷來衛生條件極差，缺醫少藥的現象非常嚴重，農民得了疾病，往往依靠迷信，請神漢巫婆，聽天由命地等死。面對這種狀況，各服務區都非常重視農村衛生工作，10個服務區都設立了農村診療所或保健所，現代化的農村醫療衛生設施得以初步建立起來。農村診療所的服務主要有三個項目：第一，替農民診治疾病，開展衛生防疫。鑒于不少農民生活貧困，無錢看病，各服務區在給農民看病時盡量少收費，有的乃至免收藥費。衛生防疫主要是定期為農民接種牛痘，注射疾病預防疫苗，控制傳染病(如天花、霍亂、腦膜炎、白喉等)流行。到1936年各服務區設立鄉村醫院、分診所及巡回診療所共13所，一年內診治男女病人30，000多人，種痘及預防注射超過15，000人。[2] (P39)第二，幫助地方培訓衛生保健人才。由于經費、人力等方面的原因，各服務區創辦的醫療機構不多，專業醫生也不夠，為此，各服務區就把農村各類學校的老師組織起來，進行短期的醫療衛生知識培訓，讓他們進行簡單的醫療診治。第三，開展清潔運動。如組織農民進行大掃除、衛生檢查、改良廁所糞坑、遷移豬圈、牛欄等，有的還制定了公共衛生制度，派壯丁輪流打掃村內衛生，室內則由各家婦女負責打掃，規定不遵從指導者要處罰。 5. 農村公共設施建設得到加強，農村面貌有較大的改觀。 隨著服務區整合農村社會能力的加強，各區抓住有利時機積極整理和新建地方公共設施。例如建立農場、林場；建筑民眾會場和鄉村公園、修路架橋、整理街道、修水庫、修圩堤、設農倉等等[4] (P8)，再加上鄉村學校、鄉村醫療設施的建立，使農村公共設施建設得到加強，農村面貌有較大的改觀。 總之，民國江西農村服務在提高農村自治能力、發展鄉村教育、改良農業、改善農民生活、破除迷信、傳播現代農業科技知識、沖擊農村家族觀念、發展鄉村公共醫療衛生事業、培養各種新式農村實用人才等方面都為江西傳統農村社會注入了現代性因素。

四、“政府主導、服務型”鄉村改造模式的三個死結

如上所述，“政府主導、服務型”鄉村社會改造模式，其優點是明顯的，其績效也顯而易見，但亦有它的“死結”。正因為這些死結沒有解決，江西農村服務的績效受到了嚴重的消減，遠沒有達到當初設定的復興農村的目標。 1. 不敢打破原有既得利益格局，制度創新難有作為。 江西農村服務是由政府主導的，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當時政府的性質決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推行損害地主利益，而對農民有利的制度，不可能改變現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農村服務在注重服務，運用技術創新推進江西農村社會現代化的同時，忽略了制度創新，尤其是沒有對當時的土地制度進行創新。土地是農村、農民和農業的最根本的問題，土地制度是農村的核心制度，當時在江西搞農村建設，絕對不能忽視了土地問題。中國共產黨能夠在江西建立起全國蘇維埃運動中心區域，把江西四分之三的版圖變成紅色區域并堅持6年之久，就在于通過土地革命改變封建的土地制度，贏得了農民的支持。當時有人在國民黨占領江西蘇區后，曾經建議國民黨利用江西作一個“平均地權”的實驗，那時南昌行營遵照蔣介石的意旨，也的確制定了一個新的土地條例，內容包括“計口授田”、“征土地累進稅”等。[3] 但這個條例因各方面既得利益階層的反對而被擱置，直到農村服務運動結束也沒有實施。相反，就在搞農村服務的那些年，江西農村卻出現了“佃農一天天的多起來”的現象。根據1937年對江西農村的抽樣調查[3]，佃農與半自耕農占總數的75％以上。 可見，導致江西農村社會發展落后的制度環境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依然是地主占有土地，通過高額的地租剝削農民，結果造成了農民生活貧困化。而生活貧困的農民根本就沒有接受管教養衛服務的能力、條件和積極性。比如“養”的服務，為農民提供農業新品種、新技術，明顯能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但是各服務區“多半發生著‘種樹無山’、‘改良種子無田’的現象”。[3] 因此，要實現農村社會的現代化，就必須進行制度創新，必須徹底改變那種壓迫農民、歧視農民的各種各樣的制度。 2. 內耗問題十分嚴重，工作效率難以提高。 “政府主導、服務型”農村社會改造模式在實踐中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內耗”問題，這種“內耗”主要表現為從事農村服務的個人和機關“對于農村工作，往往自行其事，分道揚鑣，不相為謀。”[4] (P1)當時暴露出來的矛盾大致有四：一是指導員之間的矛盾。每個服務區都是由五個方面派來的人組成的，即農業院派來的農業指導員，合作委員會派來的合作指導員，衛生處派來的衛生指導員，教育廳派來的教育指導員以及管理處派來的總理全區事務的干事等。由于所學專業、思想主張、政治派系、機關背景等等不同，指導員之間經常會發生矛盾。結果“鄉村工作不協調，各作各的事情，減縮了工作的效率”。[3] 二是干事與指導員之間的矛盾。干事雖在名義上居于領袖地位，可是干事并不懂得的專業知識，有時候會受到專業指導員的輕視，而干事又因自己的領導地位不能忍受，于是沖突便起來了。因此在服務區，干事與指導員發生的問題最多。三是原派機關之間的矛盾。當干事與指導員，或指導員之間發生問題到了不可解決的時候，惟一的辦法便是請求原派機關調換干事，在這時，問題就演變為原派機關的矛盾。四是干事與縣長及縣政府之間的矛盾。自從干事兼了區長以后，就引起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糾紛。按常例說，區長本是縣長的臂助甚至是親信，現在一個不相隸屬的人插了進來，互相之間的不適應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各區的干事和縣長便時常發生矛盾，有時是干事犯“幼稚”，有時是縣長犯“昏庸”，雙方經常鬧到省內。各種矛盾的發展，使得農村服務“所得的效果是微乎其微”。[4] (P1)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農村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政府力量運用得當，有助于農村社會進步，可是，如果運用不當，只能徒增矛盾，削減農村社會改造的效率。 3. 政府大包大攬，鄉村建設資金捉襟見肘。 民國年間中國戰爭不斷、國窮民困，當時政府對農村服務事業更不可能有持續的足夠的經費投入。江西農村服務在鄉村建設經費的籌措問題上，把寶押在了中央和省政府的撥款上，依靠這樣一個財政十分困難的弱勢政府，根本不可能解決鄉村建設的資金問題。資金短缺一直是阻礙江西農村服務事業發展的大問題。平均每年國民黨各級政府用于農村服務區的拔款只有十幾萬元，這點錢對偌大的江西農村無濟于事。因為，江西農村太大，農民太苦、農業太落后，所需資金很多。籌集這些錢，對政府來說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分攤到各個服務區，每月只有幾百元。如何籌措鄉村現代化所需資金，是“政府主導、服務型”鄉村改造模式必須解決的問題。歷史已經說明，這個問題的解決，單純依靠政府是不行的，而必須多渠道籌措農村社會現代化所需要的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