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登輝總統于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九日接受德國媒體訪問提出了臺海兩岸系「特殊國與國關系」（兩國論）的看法。此一客觀忠實反映臺海兩岸政治現狀的談話，卻引起了中共當局強烈的不滿，并發動所有文宣機器對李總統個人進行赤祼祼的人身攻擊。眾人皆知，兩岸政治分歧由來已久，盡管彼此可以不同意對方的觀點，但應有各自表達自身立場的權利，然而中共一再針對「兩國論」口出惡言，風度盡失，著實令人遺憾。本文論點認為，中共當局背棄一九九二年兩岸關于「一個中國，各自口頭表述」的共識在先，并且一再以「一個中國」原則為工具刻意打壓圍堵中華民國的國際生存空間之后，臺北被迫提出「兩國論」，這意謂臺北對北京當局的徹底失望，并決定采行此一預防性的戰略作為，以追求國家利益及生存發展。

「一個中國」的迷思與吊詭

臺海兩岸自一九四九年分治之后，在名義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峙共存的「兩國」格局便已形成。然而受制于兩岸政府僵化的「一個中國」政策影響，國際社會迄今仍無法針對兩岸「兩國」的客觀事實在法理上做出合理可行的安排。一九七一年之前，國際社會的中國政策受到臺北「一個中國」原則的制約，一九七一年之后則是受制于北京的「一個中國」政策。

事實上，臺海兩岸自一九四九年之后早已經是兩個互不隸屬的國家（各自擁有其土地、人口、政府、國民意識等主權國家要件，以及憲法、國名、國旗、國歌等政治法典與政治符號），但卻又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本身即是一種吊詭的現象。如果兩岸已經是「一個中國」，那為何北京當局一再強調「和平統一」呢？既然強調追求「統」那事實上就意謂著兩岸目前是「分」的現實。從邏輯上而言，應該是先有「兩國」然后再追求「一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之后，中共就制造了「兩個中國」并存的事實，因此創造「兩國論」的始作俑者應該是北京而不是臺北。臺北的政治立場似乎比較合乎事實邏輯，亦即「『一個中國』不是在現在，而是將來民主統一之后，才會有『一個中國的可能』」（注一）。

北京當局堅持兩岸目前是「一個中國」的原則乃是昧于歷史與現實的，從情、理、法的角度論辯均有其盲點，更缺乏說服力。因此北京同時從國際政治「權力」運作的角度切入，試圖以「力」迫使國際社會接受其「一個中國」的迷思，又以「不放棄對臺動武」的霸權手段持續向臺北施壓，制約臺灣人民的政策抉擇。換言之，中共今日對臺政策的本質即為結合權力運作（霸道）與宣傳欺騙的手段來支撐其虛擬的「一個中國」迷思。然而事實證明中共堅持此一超脫現實環境的政策并無助于兩岸關系政治分歧的解決。

臺北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風險

對于中華民國而言，在九０年代初期繼續堅守「一個中國」的基調，風險與利益完全系于中共的善意與否而定。由經驗論觀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往往使得臺北在策略上處于被動，并受制于北京。臺北堅持「一個中國」的風險來自于國際形勢比人弱的無力感，盡管臺灣內部贊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人士策略性地將其界定為「一個中華民國」，以試圖在兩岸分歧的政治立場中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建構兩岸的交集點，求同（均為一中）存異（各自表述），而且也不排斥未來兩岸追求統一（一國）的機會與可能性。但是此種善意的主觀意識卻經不起國際社會現實的摧殘以及中共當局毫不留情的反撲。中共不斷地以「一個中國」為工具在國際社會及兩岸之間打壓、矮化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和地位，誘使臺北進入其精心構陷的「一個中國」框架之中，并力圖迫使臺北最終向其稱臣為止。換言之，北京「一個中國」的思維邏輯完全和臺北的「一個中國」概念南轅北轍。臺北要的是現階段對等的和平共存，未來追求兩岸統一；北京要的則是現階段不對等的和平共存，盡快實現兼并中華民國的目標。事實證明，九月廿一日臺灣大地震之后，聯合國在秘書長安南「一個中國」的原則及中共幕后運作下，同意派人協助「中國臺灣省」救災的談話（注二），已經嚴重傷害了中華民國的主權及國家利益，堅持「一個中國」風險之高。由此可見，中共當局的心態與策略更加印證了「一個中國」原則對于維持兩岸和平共存，「井水不犯河水」的不可操作性，以及中華民國所必需付出的代價。

中共背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

多年來中華民國始終以善意的態度與具體行動，致力推展和平、對等、互惠與建設性的兩岸關系。一九九一年五月臺北正式宣告終止實施長達四十二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該年修憲時，增修條文第十條將中華民國憲法的地域效力限縮在臺、澎、金、馬，「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注三）。這些都意謂著臺北早就已經片面放棄對中共動武的政策，代表著善意，向北京傳達愿意經由對等協商的方式解決兩岸政治分歧的訊息。

一九九二年臺北針對北京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做出有條件的讓步，亦即雙方達成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的共識。海協會并在同年十一月二日電告海基會「我會充分尊重并接受貴會的建議」（注四）。兩會在一九九二年針對兩岸政治關系定位的彈性做法，「同意彼此不同的觀點」應該是值得鼓勵與肯定的，因為有了一九九二年「一個中國，各自口頭表述」的共識，才使得一九九三年「辜、汪新加坡會晤」得以實現，并簽署了四項協議（注五）。

令人遺憾的是，一九九二年北京所展現的彈性與務實基本上只是一種策略性的運作。北京在一九九六年臺海第三次危機之后迄今，一再公然否定兩岸兩會之間曾經就「一個中國」原則有過「各自口頭表述」的共識，甚至扭曲事實，只強調兩岸之間只有針對「一個中國」原則達成了共識，沒有「各自口頭表述」這回事。其實任何稍具邏輯與普通常識的人都會直覺地反應，中共說的是真話嗎？臺灣會在一九九二年如此愚蠢地向中共簽下了「賣身契」，做出堅守對其不利的「一個中國」共識，而沒有任何附帶條件嗎？走筆至此，兩岸之間的是非曲直已經是不言自明了。我們可以就一九九二年兩會協商時的情境做出下列合理的分析：對于北京而言，「一個中國」原則對其有利，因此是它所堅持希望得到的。對臺北而言，「各自口頭表述」提供了臺北彈性解釋「一中原則」的空間，留下了退路。因此在相互妥協的情況下，雙方在「一個中國，各自口頭表述」的共識下，確保各自的原則與立場，雖不滿意但也勉強能夠接受了。因此我們可以說那是一種創意的展現，值得珍惜。

過去數年來，臺北為了遵守一九九二年的共識，因此對于兩岸關系的政治定位都不脫「一個中國，各自口頭表述」的范疇。無論是「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一個中國，兩個地區」、「一個中國，兩個政府」、「一國兩隊」、「一個分治的中國」等等，都反映出臺北尊重兩岸共識的誠意，也唯有如此做，臺北才能兼顧外部情勢的需求以及內部人民的期待與壓力。臺北希望北京能夠遵守一九九二年的口頭共識，體諒彼此的困難，將高度爭議性的主權問題暫置一旁，先務實地就攸關人民權益的功能性與事務性問題協商解決，加強兩岸人民交流，相互展現善意，彼此提攜，「中國人幫助中國人」，為日后統一工程創機造勢。然而此一大陸政策，卻被北京當局的霸權心態所完全否定。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之間，兩岸關系浮沉動蕩都是肇因于雙方政治立場的分歧，而中共不愿務實地面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更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兩岸民間過去十二年來所累積龐大的交流量卻無法發揮國際關系「整合理論」所提出的「擴散效應」去影響改善兩岸的政治關系。

一九九六年九月，當中共前外交部長錢其琛在國際社會公開宣稱「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謂的「三段論」）時，兩岸在一九九二年獲致的共識，已經因為中共的背信而宣告瓦解。北京在一九九五年片面推遲第二次「辜汪會談」的舉行，片面終止履行兩會人員定期會晤協商解決問題的作法，以及一再以武力恫嚇臺灣的行徑，兩岸交流十二年所累積的利基已逐漸消蝕。更有甚者，中共利用臺灣「九、二一大地震」的悲慘時刻，「趁火打劫」，政治矮化中華民國的言行，兩岸關系只有「漸行漸遠」可以形容。大自然讓臺灣承受了慘痛的代價，提供北京當局一次寶貴的「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機會之窗，但是此一窗口就讓一些魯莽的北京政客給關閉了。

「兩國論」－預防性戰略的思維

當李登輝總統于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九日經由德國媒體對外宣示，兩岸為「特殊的國與國關系」之后，這意謂著臺北長久以來積壓于內心，對于北京當局霸道、打壓、羞辱、刻意拖延處理兩岸交流失序問題的不滿與反擊。從理性決策模式分析，臺北勢必評估也了解「兩國論」對于國際社會與兩岸關系所將產生的沖擊與影響。十多年來，在一再委屈而無法求全之后，臺北的「兩國論」似有將臺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壯氣氛。「兩國論」出臺的立即效應便是將北京長久以來精心地以「一個中國」為框架，企圖和平兼并中華民國的戰略布局給打亂了。換言之，中華民國已經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主導的「一個中國」賽局失去了興趣，準備重新開啟兩岸新的賽局。由于北京的背信、霸氣與傲慢，一九九二年兩岸兩會好不容易達成共識所形成的戰略緩沖空間也已消失殆盡。北京的不智作為先是迫使臺北，然后也間接迫使自己必需去面對臺北「兩國論」所形成的挑戰和壓力。很顯然地，中共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策略并未奏效，而情勢發展至此，臺北與北京均是輸家。

「兩國論」的出臺意謂著臺北將從過去受制于中共的談判格局中重新出發，并且準備和北京進行一場對等而有尊嚴的政治談判。事實上，任何理性而有智能的談判者，都不可能愚蠢到去和對手進行一場已有預設談判前提、談判結論、以及將自己變成談判標的物的「談判」。果真如此，那不是談判而是投降。過去多年來和北京交往的經驗已經讓臺北獲致教訓，北京并不想在對等、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共商兩岸「和平統一」的大業，北京只是想「和平兼并」中華民國，完成一九四九年尚未結束的國、共內戰殘局，以「中央對地方」的心態來和臺北互動。事實已經很明顯，兩岸在政治分歧上根本沒有交集，中華民國更不可能自毀長城去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兩國論」的提出不論是從戰略布署以及國家利益維護的角度而言，均有其重大的意義。臺北若是為了向北京表達善意而堅持了「一個中國」原則，但是北京卻不相對回報同意「各自口頭表述」的善意空間，兩岸關系如何良性互動下去？如果北京堅持要「一個中國」，為什么臺北不能堅持「各自口頭表述」呢？

結論

綜上分析，臺北系被迫地將兩岸關系定位在「特殊國與國關系」的架構上，盡管如此，兩岸未來時機、條件成熟追求統一的機會之窗依然是存在的。誠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蘇起所指出的，「兩國論」之后，政府將「不修憲、不修法、不收回」，大陸政策本身沒有任何重大改變與修正。臺北希望的只是北京能夠尊重兩岸政治現狀，擺脫「一個中國」意涵的爭執，在對等的基礎上，「兩岸可以針對雙方所面臨的問題無所不談，其中當然也包括大陸當局希望的政治談判」（注六）。兩岸關系能否改善，端系中共當局一念之間了。

注釋

注一：總統接見國際扶輪社三四七０地區社員代表（有關兩岸關系新定位談話），總統府新聞稿，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二十日，第四頁。

注二：見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談話，聯合報，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廿三日，第二版。

注三：同注一，第三頁。

注四：「海協會：盼及早繼續兩岸文書會商」，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第二版。

注五：這四項協議是：一、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二、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三、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四、辜汪會談共同協議。

注六：詳參大陸委員會蘇起主任委員八十八年七月十二日記者會報告事項新聞稿，第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