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Web2.0時代網絡惡搞現象屢見不鮮，惡搞敢于打破傳統、顛覆經典，是青年人不滿精英掌控的文化霸權爭奪話語權的體現，一度在網絡上引起大眾的狂歡，并成為一種文化形態和文化景觀。部分作品因觸犯政治雷區、侵犯文化版權等原因遭到整治與監管，甚至有瓦解倫理之嫌。網絡惡搞該何去何從，本文將以青年亞文化為出發點，以傳播學分析為路徑，結合后現代文化理論，運用最新案例對惡搞做出分析，并對未來發展做出嘗試探索。

關鍵詞：惡搞;青年亞文化;后現代社會理論

一、網絡惡搞的背景

2011年末，網絡上一個名為《2012春晚官方預告片》[1]的惡搞視頻在上傳短短幾天后迅速走紅。視頻的內容是借用往年的春晚視頻片段加上新的配音，重新剪輯做出的一個惡搞性的春晚節目預告片。該片預告的都是諷刺時弊的節目：如“壟”上行，四大名爹，扶不扶，“漲”聲響起來，我愛五道杠，校車在哪里，脊梁頌等。這些都是在2011年頗具爭議的社會話題。顯然不可能是官方預告，2012春晚尚未出爐，就被這樣的預告惡搞了。春晚是政治和文化結合的媒介儀式，“在節目儀式中借助各種符號表征方式，以其感召力重建文化的‘想象共同體’，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在這種建構中重新發掘其現代意義，從而獲得外部世界的接納和認同。”[2]也是通過受眾參與這種媒介儀式，最終實現社會的整合和民族認同。惡搞視頻大膽地解構了經典，顛覆了傳統，是對春晚這種媒介儀式的褻瀆，還是觀眾對春晚的另外一種聲音?

Web2.0時代網絡的虛擬化、互動化的特點使受眾產生新的需求，網絡惡搞應運而生。2005年末，以胡戈《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為標志的惡搞風在幾年的時間里已經席卷網絡，網友充分借助惡搞展示個性、反諷社會，爭奪話語權。受眾通過對惡搞的圍觀釋放壓力、宣泄情感。網絡媒介借助惡搞抓住了受眾的眼球，賺了盆滿缽滿。惡搞在網絡上一度成就了大眾的狂歡!但是惡搞有時卻以“自由”標榜、拿“崇高”開涮，惡搞紅色經典逾越政治界限，遭到主流文化的整肅，因打文化版權的擦邊球受到監管。所以，惡搞不得不打起了游擊戰。惡搞究竟是一場對話傳統話語權，反抗文化霸權的青年亞文化革命還是一個瓦解社會倫理，影響價值觀的毒瘤?惡搞以后何去何從，本文將以青年亞文化為出發點，以傳播學分析為路徑，結合后現代文化理論對此問題做出思考。

二、惡搞與青年亞文化

從文化角度看，一個社會必然有代表其主流價值觀起支撐作用的主文化，當然也有與之對應的亞文化。“主文化是在社會中居主導地位的文化，為社會普遍認同;亞文化是以主文化為參照的同一共生環境中的不同文化類型，是社會中輔助的、次要的、邊緣的文化”[3]。網絡惡搞的創作者多是草根青年，他們用“無厘頭”的方式打破傳統，顛覆經典表達自己非主流的價值觀，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青年亞文化。

青年亞文化是伯明翰學派和早期英國文化研究的重點，青年亞文化由于關注弱勢群體、邊緣文化對主導文化和權利的抵抗，常常成為當代文化的焦點[4]。“抵抗”是其研究的一個核心詞。在《儀式抵抗》中伯明翰學派認為青年亞文化是社會結構出現矛盾的產物，是為了抵抗資產階級霸權和解決父輩文化和主導文化之間尚未解決的問題。“惡搞”則是當代網絡青年同精英主導的話語權和文化霸權的一種抵抗，正是因為網絡青年在現實生活中由于資歷和閱歷的限制，不能主導話語權，但是又有表達不同意見和觀點的需求，所以通過網絡惡搞來表達對主流的反叛。

媒介和通訊技術的發展，讓現實中分散了的意見實現了在觀點平臺的統一聚合，它從某種程度上代表了部分大眾的價值觀，卻無法避開從眾心理影響的負作用，這種負作用就包含青年內心的另外的聲音和反叛，另外的聲音通過惡搞得到了表達。

三、惡搞現象及特征分析

近幾年來網絡惡搞現象風起云涌，鋪天蓋地，集中體現在文字、圖片、音頻及視頻三個方面。文字方面，網友們大多拿爭議事件開涮，如對作家趙麗華進行“梨花體”的惡搞，網友們也紛紛寫起詩歌，如“我要在騰訊寫詩/一首/關于嫦娥的詩/我的詩/是/天下/最好的詩”“毫無疑問/我的檢查/一定是/全公司/最簡單的檢查”等等，一時間“梨花體”成了一種網絡文學文體。再如對“李剛門”的惡搞，網友競相拿“我爸是李剛”造句：“老夫聊發少年狂，我爸爸是李剛”，“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剛”“不是每一杯牛奶都是特侖蘇，不是每一個爸爸都叫李剛”等等。

圖片方面，主要是惡搞明星和海報，如杰倫版蒙娜麗莎，本山版新白娘子，范冰冰版乾隆等等，網絡視頻愛好者通過PS技術將“小胖”與很多電影海報嫁接，小胖成了網絡紅人，還催生出點擊率極高的“小胖網”。視頻方面更是不勝枚舉，影響較大的有胡戈的《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潘冬子參賽記》，《春運帝國》、近來的《樓市春晚》、《色戒版惡搞四六級》，各種方言劇，對黃健翔激情解說的惡搞等等。分析這些網絡作品，可以發現它們都是通過顛覆與解構，撕裂作品的能指和所指，對原作品解碼，打破原來的語境和寓意，通過新的編碼對其賦予新的超乎想象的奇異景象。其選材的“碎片化”、表現形式的“無厘頭”、作品風格的“荒誕化”都體現了強烈的后現代主義色彩，呈現了后現代文化去中心化、非同一性多元共生、否定權威等典型特征。惡搞典型的幾個特征分別是：

(一)惡搞特征的去中心性

即社會成員對國家主流文化和價值觀的疏離意識及由此產生的偏離或背離社會主流規范的行為。去中心化觀念和行為的形成與主體對客體對象的認同有關[5]。惡搞即通過戲仿、滑稽改編、戲謔、諷刺等方式打破人們的傳統思維、審美方式，使作品更加荒誕，使社會的權威和合理化的現象處在懷疑之中，摧毀并解構原來的中心、權威和敘述方式。如文章開頭所舉《2012春晚官方預告片》惡搞視頻中，完全打破春晚的歡慶主題，背離了宣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而把2011年的爭議大事件剪接在一起，達到諷刺現實的目的。

(二)惡搞特征的互文性

是指創作文本和原文本之間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也就是說惡搞的作品通過移花接木，篡改變形，惡搞者一面嘲笑原作， 一面又利用原作制造新的語義， 并在這種智力博弈的過程中， 將個性張揚到極致。如“梨花體”的詩歌是對趙麗華的《一個人到田納西》的直接映射。(“毫無疑問/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三)惡搞特征的集群性

是指青年亞文化群體共享與傳播，是一種自發的、無組織的、非理性的一種行為。“有惡搞者群體的相互依賴與暗示，也有網民與傳播者的相互依賴與感染， 從而使“惡搞”文化成為網絡的亞文化而被很大一部分網民所追尋”[5]。在各種思想交匯碰撞的社會轉型時期，惡搞這種突破常規，荒誕搞笑的方式逐漸被更多的人接受并參與其中，網友享受著嬉笑怒罵、肆意張揚的樂趣與顛覆傳統的快感。主流價值觀引導的大眾文化一直占據文化上的霸權，但在部分有批判精神的青年眼中不無取媚迎合之嫌，網民們把大眾文化打成一地碎片，顛覆傳統與經典，在網絡上展開一場“惡搞”的狂歡。

四、從傳播要素的角度分析惡搞引起大眾狂歡的原因

這場網絡的狂歡與傳播者草根至上、個性張揚的反叛心理，受眾娛樂至上、獵奇圍觀的娛樂消費心理，傳播媒介發展、提供技術的支持，“眼球經濟”的需求，以及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環境都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以下從傳播者、受眾、傳播媒介、社會環境四個方面做具體分析。

(一)傳播者：具有表達自我、反叛現實的批判精神

惡搞是80、90后這批青年人的困惑、矛盾、玩世不恭與創造力的結合體。一方面，這些年輕人對現實存在某些不滿，但在現實生活中相對缺少話語權，又不甘于精英主導的話語權力，不滿于精英掌控的文化霸權，他們被壓抑的情感需要表達。青年人喜歡標新立異追求刺激，不喜歡簡單地接受主導，想詮釋并創造他們自己的意義，所以借助網絡通過“無厘頭”的方式符號化地表達他們的自由精神與反叛。社會轉型期的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在短期內無法徹底解決，青年人更需要一個可以發泄的渠道和路徑，渴望自己的行動得到關注和認同。惡搞也是他們渴望被關注、被認同心理的一種表達。后舍男生等以惡搞成名的草根明星的誕生對傳播者創作惡搞作品也是一個促因。這些惡搞作品或是出于宣泄，或者煽情或者炫技，或者追名逐利，但都是年輕人在這個充滿競爭與壓力的社會中的一味調節劑。后現代精神，強調解構、尋求差異、反對宏大敘事、顛覆中心、褻瀆神圣與權威，主張用狂歡化話語來實現個體價值、彰顯自我實踐。惡搞正是反叛現實、尋求本我的批判精神，是后現代文化精神體現。

(二)受眾：娛樂至上、獵奇圍觀的心理需求

“娛樂至上”是當今時代的一大特征。如今的社會，一方面信息爆炸，一方面信息匱乏。人們工作節奏不斷加快生存壓力不斷加大，更渴望接受趣味性新奇性的信息。“惡搞”具有強烈的娛樂色彩，或者通過戲仿、滑稽改編、戲弄、打諢等形式來博得人們開懷一樂;或者以批判性諷刺性的內容讓受眾暢快共鳴的罵，嬉笑怒罵間情感得到了宣泄。惡搞的顛覆性內容使受眾的獵奇心得到了滿足。

1.傳播媒介。“眼球經濟”的媒介需求與技術支撐傳媒利益驅動是惡搞流行的另一大原因。“注意力經濟”時代，市場的驅動使得爭奪眼球成了媒體的一致追求。報紙競爭的是發行量，廣播電視以收聽收視率為生命線，網絡為代表的新媒介以點擊率為晴雨表。惡搞有著廣泛的受眾基礎，尤其受年輕人的喜愛，所以網絡媒介需要“惡搞”作品來吸引眼球，增加經濟收益。數碼相機、DV攝像機、3G手機、網絡的迅速發展，傳播技術和渠道的變革給“惡搞”提供了條件和技術支撐。尤其是網絡的普及，使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可以同世界進行超時空的交流。網絡文化的虛擬性減少了對創作主體的約束、保障了創作主體更加自由的表達增加的觀點，為創作拓展了空間。而網絡的超越時空性極大的擴大了傳播的范圍，從而增強了惡搞的傳播效果。

2.轉型時期的社會環境、以及相關法律的缺失。我國社會正處在一個特殊的轉型時期，原來隱藏的社會矛盾開始凸顯，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區域差距、行業差距被放大，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受到質疑。社會轉型中，一方面公民社會在市場化的改革中快速發展成熟，網絡民主、網絡監督異軍突起，另一方面政府公信力在下降。轉型社會開放的環境也促使各種思想文化的交流和相互滲透，部分人認為這是在主流輿論引導下被建構的價值觀與現實存在距離，所以思想逐漸呈現多元化。多元化的思想下促生了各種批判以及惡搞。惡搞這種“景觀”和文化形態的產生也是主導價值觀輿論引導不力的一種體現。惡搞在網絡上的盛行與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也有很大關系。正是因為“無法可依”，所以網民才能大膽的打文化版權、著作權、名譽權的擦邊球。惡搞雖然在一邊嘲笑原作，一邊隨意的借用原作，但是這與侵犯著作權的界限模糊，所以惡搞的創作者們才得以盡情發揮著。

五、為何受到整治成為游擊戰

當下惡搞之風愈演愈烈，而且惡搞的觸角延伸的越來越來廣泛。從視頻到文本、從 英雄到明星、從流行歌曲到主旋律影片、從古典名著到當下熱門事件等等，現在的惡搞已經走到了“無所不搞”的地步，惡搞也從大眾狂歡變成了惡搞作品泛濫。其作品甚至惡搞紅色經典，觸動政治雷區，并影響到青少年的價值觀，個別作品還試圖挑戰道德的底線，如此下去青年人甚至會面臨信仰缺失的危機。所以，惡搞遭到了嚴厲的整治，惡搞逐漸變成了一種與主流文化博弈的“游擊戰”。分析其最重要的原因有以下兩點：

(一)以“自由”標榜，拿“崇高”調侃，倫理失范

一些惡搞作品打著“自由”的招牌，歪曲事實，混淆是非觀。惡搞紅色經典，惡搞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嚴重傷害了國人的感情，招來了民眾的廣泛譴責與政府監管機制的警覺。如在《閃閃的紅星之潘冬子參賽記》中潘冬子的身份變成了地產巨商子弟，小英雄潘冬子成了希望變成明星賺大錢的富二代。潘冬子與惡霸地主胡漢三之間的階級斗爭還被惡搞成“參賽歌手”與“評委”之間的腦筋急轉彎游戲。這種對真善美的顛覆，摧毀了人們的歷史記憶。它所傳播的東西沒有基本的價值底線，瓦解了倫理，有悖于道德觀。青年人在惡搞的影響下逐漸缺失道德的責任感。

(二)沒有價值標準的惡搞，使青年面臨信仰缺失危機

有人說微博是網絡青年的泄憤工具與吐槽機器，惡搞是泄憤和吐槽的集中體現。一方面他們通過惡搞爭奪話語權獲得了宣泄的快感，另一方面惡搞的群體在獲得宣泄的快感同時也面臨著信仰缺失的危機。浮夸的話語和無厘頭的表演方式，是惡搞的手段;這種浮夸和無厘頭甚至成了青年的追求。有的惡搞作品為了達到“顛覆”的效果，把崇高的價值追求、無私的奉獻精神、務實認真的生活態度當做調侃的對象。如果惡搞這種大眾精神解放的狂歡，變成了沒有價值標準的盲目狂歡，這是一種道德滑坡和精神肢解的表現!“躲避崇高并不是單純緩解精神壓力的有效方式，消解一切深度和價值最終可能導致沒有什么價值是可信的和值得人們追求的，那勢必造成人們的精神恐慌”[6]。

六、對惡搞文化未來發展的嘗試性探索

惡搞是一種網絡族群的創作方式，縱然這種方式會有諸多的弊端，但是它作為一種青年亞文化的文化景觀，既不應該被被消滅也不應該被主流文化同化，更不任其自由發展，它應該被寬容的對待，允許其帶著鐐銬跳舞。“鐐銬”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網絡法律法規的建設、門戶網站的“把關”以及提高公民的媒介素養。

1.網絡法律、制度的約束與技術的控制。網絡惡搞成風最重要的原因是相關法律與制度的缺失，網絡的虛擬性是惡搞的一大促因。北京市2011年12月推出《北京市微博客發展管理若干規定》提出“后臺實名，前臺自愿”即注冊時必須使用真實身份信息，用戶昵稱可以自愿。新浪、搜狐、網易等各大網站微博將在3月16號全部實行實名制。微博實名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與爭執，但是實名制在抵制不良信息方面確實起到了強有力的作用。視頻網站的管理可以借鑒這種實名制，這樣能很大程度上抵制顛覆倫理的惡搞作品。同時，保護文化版權、著作權相關法規的完善也能促使惡搞作品向健康合理的方向發展。另外，建立完善的網絡監控系統是解決惡搞等網絡諸多問題的直接手段。

2.門戶網站加強“把關”，提高門檻。傳統媒體是一個以傳者為中心的單向傳播時代，受眾出于主體缺失和傳播被動的地位。Web2.0時代打破了傳者和受者的限制，使大眾從傳統媒體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他們既是傳播活動的參與者，又是傳播符號的譯碼者;既是信息產品的消費者，又是傳播效果的反饋者。各門戶網站作為凈化社會文化信息的“把關人”與“守門人”，對信息的篩選則更為重要，“把關人”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要兼顧社會效益，并且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對于惡搞作品，要提高評判各種文本信息的能力，堅守文化本位意識，加強對“惡搞”作品的過濾與篩選，并且提高上傳惡搞作品的門檻。

3.提高受眾的需求品味與媒介素養。惡搞作品的廣泛傳播歸根到底是受眾對信息的選擇與接受的過程，所以通過媒介素養教育培養受眾批判性的審視媒介信息，建立自我防御機制，鑒別有娛樂精神的惡搞，屏蔽“惡俗”與“胡搞”非常重要。“近一二十年來，新型媒介素養教育在英、美、加拿大等國成為方興未艾的社會運動， 其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到媒介制作過程中， 目的是培養出學生具有批判性思維的媒介素養”[7]。惡搞作品需要“疏導”，但被疏導的對象不能僅僅是惡搞的創作者，而應通過媒介素養教育引導大眾的選擇。

總之，惡搞作為一種典型青年亞文化代表，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它是青年人反對文化霸權，追求話語權的一種創作方式。也有部分惡搞作品因沒有價值標準，致使倫理失范。我們對待惡搞作品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任其自由發展，要寬容的對待，通過引導與監管，促其合理健康的發展。惡搞不應該是與主流價值觀抗爭的游擊戰，而應該用真正的娛樂精神，在道德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有“度”地創作，只有這樣才能成為真正的文化的狂歡!

參考文獻：

[1] 2012春晚官方預告片惡搞視頻[OL].優酷網，http://v.youku.com/ v_show/id_XMzM5NjE2Mzg0.html.

[2] 邵培仁，范紅霞.傳播儀式與中國文化認同的塑造[J].當代傳播，2010(3).

[3] 姜楠.文化研究與亞文化[J].求索，2006(3).

[4] 胡疆鋒.從“世代模式”到“結構模式”——論伯明翰學派青年亞文化研究[J].中國青年研究，2008(2).

[5] 覃曉燕.后現代語境下的惡搞文化特征分析[J].現代傳播，2008(1).

[6] 王笑楠.對惡搞現象的文化分析[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2010(5).

[7] 耶丹.論網絡惡搞現象及其控制[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