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標準化趨勢是現代西方社會組織的特點，它是由技術理性在社會生活中的泛化所規定的。從組織理論的角度看，它的出現使生活組織中的人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社會的人逐漸讓位于角色的規定，這是與人的本性相背離的。本文通過對西方社會組織標準化技術理性的批判性分析，研究西方社會組織標準化技術理性控制下人的角色地位的形成過程，同時指出其反人性的本質，從而為知識經濟時代對技術和知識的科學運用和人的發展問題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現代西方社會組織標準化技術理性的確立

近代社會技術革命的發生，使人們看到了技術對增加社會財富、提高生產效率、滿足社會需求和增加剩余價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它一方面刺激了資本家改變資本有機構成，通過擴大技術投入、擴大再生產規模從而獲取超額剩余價值的欲望，迫使所有的資本家在較短的時間內改進生產技術，力圖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企業中把技術所能帶給他們的好處發揮到極限；同時，生產上的技術性要求也拓展到其他組織領域，使生產組織以外的組織都參照技術性生產組織的特點進行組織與規劃，從而把所有社會組織都演變成為技術化的組織，即為技術的目的而生產、為技術的目的而進行管理的組織形態。這種局面的出現，使所有組織體系中技術比例增長與組織成員相互協調的問題成為當務之急，它決定了傳統組織理論關于工業企業組織的管理討論的主題都是圍繞著如何提高組織效率的環節展開。另一方面，技術在社會組織中的普遍擴展，也為整個人類社會組織發展提供了極其明確的發展方向。在技術發展到以計算機為基礎的信息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組織更是有意識地把技術理性加以強化，作為國家政治組織的統治目標，即依靠技術的手段的威力把技術推廣到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變政治的社會規范控制為技術理性的內在控制，從而使以國家為基礎的社會組織演變成為以高技術的進步為依托、以效率邏輯為內在準則的社會組織狀態，技術與效率的邏輯原則成為信息時代整個社會組織發展的唯一準則。可見，當技術自身的發展與特定的組織制度奇妙地結合在一起時，技術理性就成為該社會組織的主要運作原則和普遍的文化統治方式。這也是技術從手工時代、機械化時代到信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最終結果。

現代社會由技術的發展而形成的組織普遍的技術理性的確立，特別是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以技術標準化為標志的文化氛圍，可計算性、標準化還原、職能的固定化等等成為一切組織現狀的重要特性，也是組織控制和組織調節的唯一手段。信息時代的這技術種標準化的社會組織有以下兩個主要特征：

第一，組織中理性知識的比重在不斷增長。這種理性知識主要是指關于技術的理性知識，它在技術性的社會組織形態中起著穩定組織結構、協調組織關系和推動組織技術向前發展的重要作用。“如果把技術看作是巨大的火車頭、強有力的加速器，那么就必須把知識看成是它的燃料。”（1）一方面，在現代社會中，理性的技術知識正在成為維系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任何一個組織如果缺乏與組織存在與發展相應的知識體系，那么組織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就會受到瓦解的威脅。因此，“弗蘭西斯·培根告訴我們：‘知識 ……就是力量。’這句話用當代的術語演繹出來，就是：在我們的社會環境中，‘知識就是變化’，而知識積累的加速，為技術這個火車頭提供燃料，就等于變化的加速。”（2）另一方面，技術理性的知識在組織中比重的增長，使組織呈現出某種整齊劃一的標準化結構的傾向，所有知識都已經成為具有可計算性、可預測性的確定知識，它引發了規范化的組織設計－－組織技術一體化的趨勢；特別是由于計算機技術在組織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更是加速了組織技術一體化的程度，使組織由“人為”的組織變成為“技術化”的標準組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標準化的傾向在現代組織形式中存在著逐漸向社會政治組織滲透的趨勢，即如M·韋伯所指出的那樣，表現為科層制的政治控制的形成。H·馬爾庫塞在評論M·韋伯的科層制時指出，“科層政治的控制與日益增長的工業化是不可分離的；它把工業組織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強化的效率，擴展到整個社會。”“而這一切都是由于它是 ‘利用知識進行統治’，即利用可確定的、可預測的知識，利用專門化的知識進行統治。確切地說，這是體制的統治，因為，基于專門化的知識，對這種體制進行擴展，只有當這個機構被完全調整到滿足它的技術要求和充分發揮它的潛能的時候才是可能的。”（3）荷蘭科技哲學專家E·舒爾曼針對這一現象也進一步指出，一旦計算機技術成為現代組織的物理基礎，即計算機技術如果侵入社會的政治生活，以計算機技術理性的知識取代整個社會的知識總體的地位，那么，它就會使社會政治的發展呈現出可怕的后果：“事實上，把有關現實的一個方面的知識與有關作為一個整體的現實的知識等同起來，或是允許它成為控制性的觀念，乃是危險的。然而，當技術－科學思想不僅被絕對化，而且被授予支配其他任何事物的權威，以致于使它扮演著以致帝國主義角色時，事情恰恰就是如此。”“利用計算機的給予和結果，計算機專家們〔例如，如果他們卷入政治決策之中的話〕就可以為政治家們制定法律……民主制在這樣一種計算機統治中就變成了一種怪物。”（4）

第二，組織中專業技術人員的大量增加。在組織中，技術理性的知識體系固然能夠把組織的成員相互連結起來，而所有這些專業知識都是由組織中的專業技術人員來承擔的，現代組織更是如此。這些專業技術人員具備同組織發展的目標相應的專業技術知識，特別是在高技術已經成為當代組織結構的主體特征的今天，技術標準化對組織的影響越來越重要。它一方面促使組織大量吸納具備高科技知識的專業人員以增強組織的立足之本，另一方面，由于高新技術的應用，勢必會促進組織成員內在的社會規范標準的提高；高新技術的發展使組織的分工越來越細，高度技術性的工種把組織的各個成員日益固定在特定的組織目標中的某一環節之上，從而使組織成員“自覺”地把技術的規范看作是自己應該固守的社會規范，技術標準化的社會分工也就日益替代原有的社會分工形式而更加具有壟斷性，成為組織主導性的構成方式，這就使社會組織的分工理論獲得了其新的形式和內容。

現代社會技術標準化對社會組織形態的構建，技術理性在現代社會組織中的普遍確立，組織專業技術日益的大量增加，促使了西方社會中“技術決定論”思潮的產生。這種局面使現代西方社會組織中的職業分配產生了分化，促進了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工具積聚發展了。分工也隨之發展，并且反過來也一樣。正因為這樣，機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發明都使分工加劇，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劇也同樣引起機械方面的新發明。……總之，機器對分工起著極大的影響，只要一種物品的生產中有可能用機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產就立即分成兩個彼此獨立的部門。”（5）現代組織以技術為基礎的分工客觀上造成了兩方面的結果：一方面，一部分組織的成員以生產資料的占有、技術知識為基礎，成為組織統治者或組織技術權威，另一方面，失去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絕大部分組織成員則把自己作為人的存在交付給技術所支配，成為技術化組織中固定的“角色”。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進步表現在勞動社會化上面，而這種社會化必然要求生產過程中的各種職能的專業化，要求把分散的、孤立的、在從事這一生產的每個作坊中各自重復著的職能變為社會化的、集中在一個新作坊的、以滿足整個社會需要為目的的職能。”（6）通過這種技術化的職能角色向社會的擴展，于是，整個社會組織就變成了技術化控制的社會組織。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技術化的組織形態中，這種高度技術化的現實迫使社會政治組織以技術的效率來衡量組織發展的成敗，而政治組織對技術的普遍關注則超出了對組織中人的利益的關注程度。M·韋伯指出：這種情形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表現為資本主義特殊形式的統治“合理性”－－技術的必然性，它是一種以“貨幣計算的特殊形式”為特征的社會組織形式，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則是這種技術必然性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歷來的重點在于技術發展的經濟制約，今天尤其如此。沒有合理的計算作為經濟的基礎，也就是沒有極為具體的經濟史上的條件，合理的技術也不會產生。”（7）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技術理性的發展與制度構建已經是難舍難分，但從總體上說，技術理性的原則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統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隨后’或外在地強加于技術的；它們進入了技術機構的建構本身。技術總是一種歷史－社會的工程：一個社會和它的統治利益打算對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設計著。這樣一個統治‘目的 ’是‘實質的’，并且在這個范圍內它屬于技術理性的形式。”（8）哈貝馬斯也指出，現代組織，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統治的“合法性”的問題就是把技術的合理性當作統治的唯一合法形式，并日益把它當作新的社會意識形態；貫穿于“技術統治論”意識的是對人的壓抑，它試圖用控制自然的方法來控制社會。標準化的技術“使用以論證社會生活組織的標準脫離開相互作用所作的合乎規范的調節，并從而將它們非政治化。取而代之，它用一種公認的有目的－－合理的活動系統的功能把它們固定下來。”（9）這就清楚地說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把標準化的技術當作控制整個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的新的統治形式，這種標準化技術化的社會現實是構成組織理論中“角色理論”的基礎。

二、技術標準化與角色理論的產生

作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組織技術標準化的現實的反映，現代組織理論對組織成員研究的主要理論表現是角色理論（Role Theory）。從本質上說，組織角色理論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標準化技術統治作為社會組織存在與發展的“天然法則”，組織角色的形成實質上是標準化的技術理性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體現。因此，組織角色理論是以資本主義社會技術統治論為先在前提條件的。作為一種操作性的理論，組織角色理論也許可以不討論組織成員的角色所歸屬的組織性質，在特定的組織（如工業企業組織）中，經理就是經理，雇員就是雇員，兩者界限分明而且天經地義，但事實上，任何組織的成員都是特定社會關系中的存在，組織角色的形成與發展也無時無刻不受組織成員所處的組織自身的性質和狀況的影響和制約，因此，對組織本身性質的研究不僅不是多余的，而且在對組織成員歸屬認定的過程中是十分必要的。

在組織理論中，組織成員是組織中的某個角色，作為組織的角色，他（她）必須以對組織的認同為基礎和前提，即所謂“角色認知”。如果他接受了組織所賦予的角色，那么他就必須按照給角色所規定的角色行動，因此，“‘參加組織’就意味著承認一種組織角色。”（10）組織的角色說到底就是對組織確定的角色地位的認同。人在未加入某一特定的組織之前，他基本上是一個自由的人，但一旦他加入到某一特定的組織之中，則他就轉化成為組織的成員、一個特定的組織“角色”；他必須拋棄自己的一部分作為獨立的個人的本質，才能為組織所接納，從而完成“個人”向“角色”的轉換。這說明，任何組織中的成員或角色都是以失去他作為“人”的獨立存在為條件，然后才能被組織所接受，才能成為組織特定的“角色”。在特定的組織中，組織的成員所體現的角色地位是與組織目標聯系在一起的，作為一個獨立的個人，他可以是無拘無束的，個人的活動與自己的目標是同一的；而如果作為“組織人”，他的行為必須符合組織所指定的規范，遵守組織角色所要求的那些內在約束；作為組織的角色，他必須首先承認組織目標的合理性，在既體現組織目標的同時又依靠組織來實現他作為個人的獨立的目標。因此，在角色個人目標與組織總體目標的關系上，組織角色目標的實現必須以組織目標的實現為前提條件：人一旦成為組織的角色，組織目標對于個人來說是不依他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個人的角色地位無法改變作為總體存在的組織目標，而只能在組織目標的范圍內，借助組織目標的實現來實現自己個人的目標，即實現他之所以加入這一特定組織的愿望和目的。這就是說，是個人適應組織，而不是組織適應個人；相對于個人（組織角色）的目標而言，組織目標具有先在性和決定性。

由此看來，在現代社會組織中，由于標準化的技術目標的存在和作用的發生，整個社會組織已經成為技術理性所規范的標準化組織形態，因此，作為組織成員的組織角色是由技術化的標準來設置定位的，個人自己所擔當的角色中盡管也包含有作為個人目標的成份，但歸根到底，組織目標已經作為前提條件而先于個人目標而存在；當整個社會的組織形態都是以標準化的技術理性作為組織存在與發展的理性時，個人也就不得不成為其技術理性所操縱下的組織的某種角色。從這一個角度，我們可以說，所謂個人對組織目標的認同，不是絕對的、全面的認同或等同，而是普遍技術理性指導下的無可奈何的有限選擇的結果。個人在一定的組織中之所以成為“角色”，乃是與社會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因素是密切相關的，在標準化的技術性組織中，組織角色就意味著他只能是為組織技術標準化的總目標而服務的個人定位。

在筆者看來，現代社會組織角色的定位至少與以下社會因素有關：

（1）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決定組織角色的內在規定。在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是劃分組織成員角色的根本依據，具體組織中經理或雇員的角色差別，不在于角色劃分的職能分工的不同，從根本上說，在于生產資料占有制的不同。作為組織權威的經理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或代言人，理所當然地成為組織的領導者，而組織的雇員則只是組織權威憑借其生產資料的物質基礎而使用的工具，他除了自己在組織中被領導的角色以外，別無其他；組織的結構就是依據組織權威的需要而進行的職能分工和安排，組織的目的是以生產資料的占有制為基礎，以組織角色為手段，實現組織的最大化效能。因此，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是組織角色定位的內在邏輯。

（2）技術標準化的現實是組織角色定位的外在歸屬。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只是從根本上為組織角色的定位創造了可能的條件，而現實組織中的角色則要依靠具體組織技術性的要求來界定。在現代組織形態中，技術理性的發展已經成為一種標準化的存在物，因此，組織角色的定位也就相應地按照技術標準化的要求來加以實現。這種技術標準化的組織角色在政治組織發展過程中表現為著名的層級體系為特征的“科層制”；在經濟組織發展過程中表現為組織理論中的“組織結構”，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范式，即“組織圖”－－“ 高聳型”（或“垂直型”）（Tall Structure）組織結構、“平坦型”（或“扁平型”）（Flat Structure）組織結構；在軍事組織中則明顯地表現在從軍事統帥、將軍等等到列兵為止的固定角色體系。等等。這說明，由于技術標準化對整個社會組織的規范作用，使所有組織形態都以技術標準化的形式來實現組織的目標，組織角色的定位則表現為以技術化的層級體系來規定和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技術標準化的形式是實現組織角色定位的外在條件。

（3）角色與組織的聯系是以經濟的、技術的可計算性為原則的耦合關系。技術標準化的結果是作為個人的組織角色以經濟的、技術的可計算性為條件的內在關系，兩者結合的基礎是由整個社會生產關系所決定的組織的目標與組織成員的目標的統一性。組織成員之所以加入組織，是因為組織目標和組織成員的目標有著內在的一致的利害關系，組織成員可以通過在組織中的活動實現自己的個人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經濟關系；而經濟關系在技術標準化的社會組織中是以可計算性的方式來計量的。在具體的組織形態中，組織角色對組織的貢獻按照他對組織定量化的工作量來表示，組織也是根據組織成員對組織目標達成過程中的角色工作量的大小，對組織角色的貢獻作出衡量，從而確認角色在組織中所存在的價值。例如，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家總是用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雇傭工人的勞動量來確定雇傭工人的勞動價值－－資本主義的工資。在組織理論中，體現組織成員角色存在價值的利害相關程度是以組織成員對組織的“忠誠心”來說明的，這在表面上似乎是以情感方式來聯系組織與其成員的關系，但實際上，組織成員的“忠誠心”也可以還原成為可計算的數字形式，如用對組織的認同程度、對組織貢獻的大小、組織角色與角色之間的合作關系的密切程度、組織成員與組織權威觀念的理解程度等等數字化的方式來體現。所以，在現有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人”被忽略了，他被還原為可計算的、可操作的、通用的和可替代的純粹“動作”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過程所關注的對象，成為理解我們所處的社會生活的唯一方式。因此，西方著名的技術統治論專家梅葛洛龐蒂對這種組織存在的方式理解成為“數字化生存”的方式，這無疑是一針見血的。

三、角色理論提出的問題－－角色定位與人的全面發展

從理論上說，技術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組織發展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人，兩者都是為了求得人的本質的全面發揮和最終實現，但現實卻往往與之相反。從上述論述中就可以看出，在現實的社會組織中，無論是技術的發展還是組織自身的發展，都走向了人類自身理性的反面。組織理論對技術與人的關系的技術理性片面化的導向、組織中人的角色定位，實際上反映了（1）作為組織成員的個人在標準化技術組織中的人性缺失的狀況；與此相聯系，（2）社會規范控制已經變成為技術規范控制的形式。這就提出了如何對待組織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技術理性的普遍存在和片面化發展，已經成為組織中人的全面發展的障礙：一方面，從組織存在的本質而言，人參加組織的目的無非是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發揮與實現提供一種有利的環境，而組織自身由于技術理性片面化的制約，不得不把技術力量的發揮看作組織本身發展的唯一目的，因而強調組織的規范性操作，人在組織中只是起著某種工具的作用。盡管現代組織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把組織中的人性的實現看作組織的義務，重視人的能力的培養（如組織行為學強調“社會人”的觀點、對組織成員“激勵”原則等等），但與組織技術標準化的本質目的相比，畢竟是組織附帶的一種功能，而且這種對組織中人的能力培養的根本目的也只是為了促進組織運作的正常進行，提高組織本身的技術化效率。這就使人的全面發展的良好愿望與現實組織存在與發展的宗旨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和沖突。另一方面，從人存在的本質而言，組織技術發展的目的又迫使組織中的人的本質發生了異化，人作為人而存在價值演變成為組織中角色工具的價值，只為組織技術化的目的而服務；而組織標準化技術的特征又使組織中的人還原成為組織的角色所需的標準化程序，人作為他自身的存在、人的本質力量的實現都與組織可計算的技術理性方式相聯系，人的全面發展在資本主義組織中只剩下可還原的、可計算的標準“ 動作”，這就使人的全面發展、人的本質的實現與組織的技術發展現實之間產生了矛盾和沖突。這說明，由分工而引起的人在組織中的角色定位，表現為以技術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矛盾關系為基礎的人性的缺失，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人”在組織中只是體現為“動作”的功能。

H·馬爾庫塞在他的《單面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一書中對現代資本主義組織中人性的異化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基于技術發展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的變化，使整個社會組織只是表現為單向度性。即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物質產品的豐富，勞動者花費在勞動組織中的體力和強度都有所減輕，組織中的人在物質需要方面獲得了滿足，整個社會于是體現為在技術及其成果的合理性基礎之上的、占主導地位的、單一的肯定向度，其結果是蘊含在社會組織中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價值等等否定的向度則被技術單一的肯定向度所淹沒或同化，這就使社會組織中的人－－勞動者的全面的需要發生了異化：勞動者的勞動態度和意識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物質方面得到滿足只是一種虛假的滿足，而人的豐富的個性、人的精神內在的方面被技術的肯定方面所剝奪、所否定，人喪失了對現有工業社會組織的否定的理智批判的功能，反而感到在這種異化的社會組織中的安逸自在和無拘無束，這樣，人的全面發展在發達工業社會組織形態中就成為一句空話。“在這樣一種社會里，生產和分配（具有日益增加的自主化因素）的技術手段，不是作為能與其社會和政治后果隔絕開來的純粹儀器的總和，而是作為一個先驗地決定著這些手段的生產及使用和發揮這些手段之作用的操作系統在運轉。”（11）正因為整個社會組織都已經成為技術運轉的機器，所以，在組織中的人也就成為這部機器的某一角色或零件，完整的人、人的自主性在發達工業社會組織中已經找不到了，他只是自主技術目的的實現工具，只是組織的角色而已。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技術化的社會，“技術社會是一個統治系統，它已經在按技術的思想和結構在運轉。”“這是發達工業社會的目標，技術理性的‘終點’。”（12）因而，人要在組織中獲得解放，有一個前提條件，即“工業化必須先于人的需要和滿足的發展… …自由的實現就依賴于這種征服的手段。”（13）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組織中的個人已經成為技術服從的個體，“他被結合到受管制人們的技術共同體中。”（14）因此，在組織技術標準化實現之前，人要實現他自己的本質和價值是根本不可能的。

荷蘭的技術史論專家E·舒爾曼也指出，在現代意義的組織形態中，“勞動者被看作只是起一個技術活動者的同樣作用。他通過重復最簡單的動作，被設定為擺脫了任何思維和技巧的錯誤。他不允許作有意識的思想和自由的行動；毋寧說，他必須讓自己的本能受控于節奏和日常……這種勞動標準化的后果是對個性的水平化影響；這種勞動使大腦僵死。勞動者在其工作的特殊情形中，被剝奪了對整體的把握。”因此，人在組織中已經成為組織實現其技術標準化目標的工具角色，它使人類勞動的本質發生了貶值；而“人類勞動貶值的結果是：涉及其中的人失去創造性；在這種勞動標準化的前提下，責任和自由成為過去的事物。把人類個性化簡成為在先決定的功能，非常容易導致對‘天職’（Calling）感的喪失。工廠教育勞動者，稱他的個體性和自由個性有害無益－－這種情形在企業的經濟和技術整合下有增無減。”（15）

伴隨著標準化技術組織的形成和發展，人在組織中成為單一的角色與動作，它不僅使組織中的人性發生缺失，而且也使社會對由角色所組成的組織控制方式發生了重大的轉折。以社會政治、道德、倫理、法律或宗教思想為統治原則的社會規范，在標準化技術組織中已經演變成為以技術理性為唯一的社會控制規范的統治形式；社會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生活方式也被技術的方式所同化，一切都以技術理性、效率邏輯為社會的價值取向，這就促使了整個社會控制的模式由社會規范的形式向技術控制的模式轉化，出現了馬爾庫塞所指出的那種“新的控制形式”。它造成的必然后果是組織目的與組織規劃的技術化、社會價值理性被組織技術的理性所取代的局面；組織的角色地位固定化，使組織中人的行為規范也發生了變化；由于人在組織中變成了“角色”，因此，人就被迫接受雙重的控制：他在受社會規范控制的同時，又必須受組織技術規范的控制，而且后者的控制力量往往大大超出前者對人的損害程度，成為主導性的統治力量；它使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發生全方位的異化，導致組織中人的本質喪失并日益惡化，以致人在組織中再也無法把持自己的命運，只有在組織技術理性的支配下求得其狹小的生存空間。

由此可見，標準化技術理性的發展，對現有組織及組織中的人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它使組織中的人成為單一的“角色”，進而把整個社會都轉化成為技術控制的社會。在現有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形態中，組織的角色與組織中的人的個人目標是相互分離的，因此，人僅僅是標準化技術組織的工具，人的本質及其全面發展在標準化的技術組織中是不能實現的。組織中的角色不是人的本質的體現，也不是人借以實現自己本質的依據；角色所體現的功能把人與他自己的本質相互割裂，它注重的僅僅是作為組織角色的“動作 ”，而不是體現為完整的人的存在價值；人也只是在組織角色所規定的范圍內獲得組織所期望的存在價值，而不是人的全面發展的本質和人的價值的真正實現。這種局面的出現，歸根到底是由組織賴以存在的社會物質基礎－－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的現實所決定的。這說明，只有當整個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發生根本的變革時；只有當技術標準化的組織變革成為首先可以實現人的價值，同時又與組織自身的價值相互一致的社會共同體，亦即組織的價值首先是以人賴以實現他真正的價值為取向的共同體時；只有當組織的技術發展成為人實現他自身的價值的物質條件和體現方式、成為與人的本質與價值的實現相互一致的前提時，人的全面發展的理想才能最終實現。

注釋：

（1）（2）〔美〕A·托夫勒：《未來的沖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5年，第28頁、第29－30頁。

（3）（8）〔美〕H·馬爾庫塞：《現代文明與人類困境》，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第9 5－96頁、第106頁。

（4）（15）〔荷〕E·舒爾曼：《科技時代與人類未來》，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377－ 378頁、第43－44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4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33頁。

（7）〔德〕M·韋伯：《經濟與社會》，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88頁。

（9）〔德〕J·哈貝馬斯：《走向一個合理的社會》，第106頁。引自陳學明：《哈貝馬斯的“晚期資本主義”論述評》，重慶出版社，1993年，第251頁。

（10）〔美〕H·西蒙：《管理行為》，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第259頁。

（11）（12）（13）（14）〔美〕H·馬爾庫塞：《單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頁、第7、2頁、第15頁、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