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化的轉換歷程來看，有學者認為工業的始自糖業，與日本、大陸發端于紡織業的事實相較，其本質相同，都是從轉換舊普遍的舊式工業為新式工業開始。這是葉淑貞《臺灣工業產出結構的演變：1912-1990》所強調的論點。該文又提到，日本統治時期工業產出結構變動緩慢，偏重輕工業或消費財工業。1930年代中期，臺灣的工業幾乎只是砂糖一業。但是與日本相比，臺灣業相對于紡織業更具比較利益?；诖?，葉淑貞認為，總督府發展新式糖業而未扶植紡織業的政策，不應視為殖民政策的緣故。（注：所謂工業化的轉換歷程，系就工業產出結構的演變來看，其特色為：工業化初期多呈現輕工業或消費財工業較重的形態，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這兩個部門的比重不斷下降，而重工業或資本財工業的比重則持續上升，乃至呈現偏重重工業或資本財工業形態。此外，許多國家的工業化歷程多從紡織業進入工業化道路，見《論文叢刊》24.2（1996）:227-274。至于紡織業， 臺灣不產棉亦不產石油，日本統治時期的紡織業沒有什么發展，所見只有以麻纖維為主的制品，見林忠正，《臺灣近百年的產業發展--以紡織業為例》，《臺灣近百年史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年），頁469-504，本編另題名為《臺灣紡織工業發展政策之》，刊于《臺灣風物》45.3（1995.9）:121-172。）

在新式工業方面，日本統治時期的電力事業（含電燈）有相當的發展。電燈推廣之初，用電價格比日本各大城市便宜，整個日治時期電燈的普及率也高達35-40％。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臺灣電燈發展初探》、《日據時期臺灣的電力建設（1895-1945）》及《"油燈、瓦斯燈、電燈"--近代臺灣照明工具之變遷（1860-1920）》三文，敘述極詳。據其研究，電力建設雖始于劉銘傳推行洋務新政之時，但落實電力建設則是從日治時期開始。日本統治初期總督府公營電力的供電能力有限，部分地區開放民營。1919年"國策會社"性質的臺灣電力式會社（今臺電前身）成立，資本最雄厚，技術亦最成熟，逐漸合并其他電業公司。此外，從供電結構來看，日治前期供電以商業、官廳、米、糖、水利灌溉等對象為主，后期因應戰爭的整備，改以金屬工業，軍需工業為主，其電力規劃與實跟隨日本國內的需要而調整。（注：《臺灣學會通訊》7（1989.9）:21-32，《臺灣風物》46.3（1996.9）:219-254、48.4（1998.12）:51-90、49.1（1999.3）:17-50。此三文皆為著者碩士論文《日據時期臺灣的電燈發展（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年）的一部分。另外，對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研究，林炳炎著有《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發展史》（臺北：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資料中心，1997年）專門討論，書評見《臺灣歷史學會通訊》5（1997.9）:60-68。）

最后關于日治時期的工業政策，可許松根《臺灣的工業政策：日治篇》。許氏分1902至1937年期間為第一階段，工業政策先是振興糖業，再則是開發日月潭水力發電。1938年起為第二階段，工業政策以配合日本南進國策國主，發展軍需工業。著者認為，由于糖業多為日本財團所投資，多數臺灣人未得到好處。而日月潭水力發電對臺灣工業的貢獻，也只能就1934-1937年間加以論斷。其第一發電所于1934年完成后，確實帶給臺灣一些新現象，即新興的耗電工業（金屬工業、礦業）出現、新的日本財閥來臺等。至于第二階段因南進政策帶來的新興工業，因戰爭所需而起也因二次大戰的結束而終了。就各產業產量言，1937年以后有巨幅增加，但只維持到一九四一年。在終戰前一、二年，各產業皆處于減產狀態。（注："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討論文，第8601號，1997年6月。）

（五）稅務、物價、

稅務方面，連瑞枝、壯英章《從一張古契談清代臺灣基層稅收組織的運作》，系根據一紙1824年新竹北埔姜家的契約文書，籍以掌握胥吏制度下有關稅收組織的訊息。該份契約顯示，淡水廳署衙門中糧總一職的運作是采業戶（殷戶）分股認購制。業戶共同投資合購糧總一職，共同管理及承擔風險（墾戶抗糧而正供雜糧征收不足）。股東利潤則來自正供雜糧厘余分配、地方攤派金的減免，以及其他名目的規費等等。糧總是官方以合法方式將稅收風險分攤給各地殷戶，但股東們之間是一種契約關系，不是官僚體系中的倫理關系。（注：《臺灣風物》46.1（1996.3）:181-202。）

物價史方面，王世慶曾對清代米價加以注意。近年王良行、陳修平合著的《清乾隆朝田賦蠲緩措施與米價的互動關系：以臺灣為例（1738-1786）》一文，系利用王業鍵"清代糧價的統計與歷史考察"研究計劃搜集的糧價資料所做的分析。由于著者觀察到清乾隆時期田賦蠲緩措施在次數及規模上都遠超歷朝皇帝，為財政史上的特殊現象，因此嘗試以臺灣為例，探討米價波動是否構成蠲緩措施的原因之一，也探討蠲緩措施對米價的。著者認為，米價上漲與乾隆朝對臺灣實施田賦蠲緩（包括災蠲及賜復）的關系密切，而大部分的蠲緩策實行之后，也產生了抑制米價上漲的效果。（注：宣讀于"財政與近代歷史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金融方面，日本統治時期已經建立近代化的金融體系，并且留下豐富的金融統計資料，可支持經濟學家以西方的經濟學原理做實證研究。吳聰敏《臺灣的名目利率與物價膨脹率：1907-11986》， 旨在以日治時期和戰后資料驗證Fisher效果。按吳聰敏所述，Fisher效果是指"當借貸市場上套利機會殆盡之后，名目利率大約等于預期實質利率與預期物價膨脹率之和。"他發現，假設預期實質利率不變，則日治時期資料所示與Fisher效果不一致。（注：吳聰敏文中使用的1899-1960年名目利率，為臺灣銀行對一般商業銀行的放款利率，1961年以后采用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再貼現行率?！督洕撐膮部?3.4（1995 ）:419 -444。）

（六）商業組織、經濟發展指標

商業組織方面，清代臺灣有類似同業公會的"郊"，為傳統的商工團體。也以同地商工業者組成的超業際實業團體，則是日籍商工業者所引入，并逐漸取代"郊"，稱為商工會，相當于中國的商會。趙祐志《臺、日實業家與臺灣總督府的分合關系（一八九五-一九三七）--以商工會為中心之探討》、《日據時期臺灣的商工會與商業經營手法的革新（1895-1937）--以"拍賣"、"廣告"技術為例》提到，商工會的引入對日人在臺的商權競爭較臺人劣勢，并冀以商工會向殖民政府爭取特權打擊臺商有關。不過，日人商工會的成立及總督府的差別特遇，反使臺人仿效設立商工會與日人商戰的意識覺醒。無論日、臺商工會和總督府之間的分合關系如何，商工會組織的革新和現代商業經營術的推廣，富含許多刺激資本主義成長的因子，如致力經營合理化、重視精確數量的觀念、勤儉誠信精神、形象的追求等等。（注：《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22（1994）:267-313、《史耘》1（1995.9）:181-244。 此二文成為著者碩士論文《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的發展（1895-1938）》（臺北："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年）的部分章節。）

超業際實業團體之外，以個別企業體的發展史切入，有謝國興《企業發展與臺灣經驗--臺南幫的個案研究》一書，以發源于本世紀20、30年代的臺南市侯、吳兩家布行，及其發展至今的企業集團（由統一企業、臺南紡織、太子建設等數十家公司組成）為研究對象。著者從鄉土認同、資本累積方式、由商而工而多角化經營、企業內部組織與人際、以及政商關系等方面，探討臺南幫如何由一個傳統商號演變為一個現代化的企業集團。（注：謝國興：《企業發展與臺灣經驗--臺南幫的個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謝國興，《當代臺灣企業發展史研究的回顧》、《企業發展與臺灣經驗：一個歷史學的研究》，分別見于《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頁285 -30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331-351。）

此外，國民所得（或國民生產毛額）是研究總體經濟活動重要的指標，但一九五○年以前國內生產毛額的資料不完整，需賴估計。邢慕寰、吳聰敏、李登輝都曾估計過，刑氏估1929-1944年期間，吳估1910-1950年期間，李所估為1911-1940年。 此外， 日人溝口敏行則是估計1903-1938年間的國民支用毛額（gross national expenditures ）。（注：吳聰敏：《1910至1950年臺灣地區國內生產毛額之估計》，《經濟論文叢刊》19.2（1991）:127-175。）近年郭逢耀、崔洲英、 鐘靜宜等人合著的《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九年臺灣地區國內生產毛額之推估》，認為吳聰敏所估期間太長，部分時期資料缺漏，又再次處理這個，并以1930年代跨日本統治時期、光復復建期和國民政府遷臺期的經濟變動為焦點。他們認為， 1937 年平均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折算新臺幣約為1977元，之后下降，至一九四五年為679元，戰后則逐年增加 1951年為1493元。（注：《經濟論文叢刊》25.2（1997）:207-276。）

三、專題計劃

（一）"清代糧價的統計與考察"

臺北故宮和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在的清代糧價單，以及北京中國社科院所的清代后期糧價鈔檔，為20世紀以前中國史上最可靠的官方統計資料。雖然以這批材料為主的糧價史研究，已有不少的國內外學者參與其中，但對這批資料進行全面性的搜集和研究的學者當中，以王業鍵最具資歷。他所主持的"清代糧價的統計分析與歷史考察"研究計劃，便是奠基于他20年來長期累積的成果，并結合其他經濟史及統計學者共同執行。

此計劃從1996年起，即有系統的將臺北故宮和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糧價資料輸入電腦。1998年更與北京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簽約，將清代后期（1820-1910）糧價鈔檔8000余件陸續鍵入電腦，企望未來二年內能將清代糧價資料庫建立起來，提供學界使用。該計劃也對這些量化資料作選擇性的統計分析，觀察糧價長期變動趨勢、周期性、季節性，及各地區的糧價差異情形。此外，糧食供需的歷史研究也是該計劃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可藉以了解糧價變動的主要因素，如農作物分布與輪作制度、氣候變遷、人口增長、貨幣數量、以及米糧貿易組織與信用等等。

這個計劃尚持續進行中，但已獲致階段性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在糧價統計分析方面，已研發一套"清代糧價統計分析之專家系統"，為一可提供填補遺漏值及分析糧價時間數列的系統化程式。并完成相關研究論文二篇：《清代蘇州府糧價資料之統計分析》與《清代糧價之時間序列模型》。（注：陳仁義、王業鍵、胡翠華：《清代蘇州府糧價資料之統計分析》（將刊于《經濟論文》，1999年）；胡翠華：《清代糧價之時間序列模型》，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數理統計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在糧食供需的系列研究方面，首先完成《十八世紀中國糧食作物的分布》、《十八世紀中國的輪作制度》與《十八世紀中國各省糧食豐嗇圖及糧食運輸路線圖》。（注：《十八世紀中國糧食作物的分布》一文，見本文"一、中國經濟史研究回顧"一節；另有王業鍵、謝美娥、黃翔瑜：《十八世紀中國的輪作制度》，見《中國史學》8 （日本：東京中國史學會，即將出版）。）這就是生產部門最基本的土地利用狀況所做的分析，豐嗇圖及糧食運輸路線圖皆以府為單位，分省圖示，將來可結合各省糧價變動趨勢作綜合研究。另外還完成有關糧價與氣候變遷、東南沿海四省糧食供需與糧價分析、倉儲數量與分布、田賦蠲緩措施與糧價關系的研究論文，分別考察清代氣候周期、災害與糧價變動的關系，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之間的市場關系性，常平倉儲額的地理分布、儲額變動及其與人口增減的關系，以及乾隆時期田賦蠲緩與糧價的互動等主題。（注：有四篇論文：王業鍵、黃瑩玨合著二篇，即《清代中國氣候周期變遷、自然災害、與糧價的一個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及《清中葉東南沿海的糧食作物分布、糧食供需、及糧價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將刊于第70本（1999年）；王良行、陳修平：《清乾隆朝田賦蠲緩措施與米價的互動關系：以臺灣為例（1738-1786）》，見本文"二、臺灣臺灣史研究回顧"一節；以及《十八世紀中國的倉儲政策與數量分布》，未刊。）

該計劃還編成《中國各省人口統計，1749-1850》，是根據清代各朝宮中檔各省陳報的人口數，及梁方仲、嚴中平搜集的人口資料集編而成，時間及較梁、嚴二人更為完整豐富。近期擬對梁方仲1820年各府州中可疑的人口及面積數據作必要的修正，重建各地區的人口密度。此外，以此研究計劃資料為基礎，至1998年為止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計有四篇。（注：這四篇碩士論文中，統計分析和歷史研究各有二篇。除了上文提到的胡翠華之外，其余三篇分別為：林志哲：《以EM法則來解決時間序列資料遺漏之研究》（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數理統計研究所，1996年）、黃翔瑜：《十八世紀山東省糧食作物與輪作制度的分布》（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年）、謝美娥：《清代前期湖北的人口、商業化與農業經濟變遷》（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年）。）而王業鍵與Ramon H. Myers 合作撰寫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九卷中"Economic Life，1644-1800"一文，則吸取了一部分王業鍵的糧價研究成果，將于2000年問世。由于糧價變動按陽歷觀察較為準確，且為了方便國際學術界利用這批糧價資料，該計劃附帶開發了"兩千年中西歷轉換"資料庫，開放給需要者使用。（注：網站地址為http://www.sinica.edu.tw/ftms/luso.htm. ）未來二年內，此計劃還將進一步對糧食流通與市場，如各省糧食供給豐嗇糧食運輸、米糧業組織及信用的部分撰成專文。

（二）"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

這個計劃始于1994年9月， 為臺灣"中央研究院"整合院內的人文及研究人員，跨所合作的大型主題計劃，由李遠哲院長發起，先后由張光直、蕭新煌擔任總主持人。以東南亞區域為空間范圍，研究方向包括南島語族的歷史，東南亞區域的語言、宗教、文化，脫離殖民統治后東南亞的、經濟、社會，以及東南亞華人與當地族群的互動關系等等。此計劃每年均有十幾個支計劃分頭進行，同時也獎助博士后研究及博、碩士論文的撰寫，并出版《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以及研究書目?！锻ㄓ崱肥且蕴峁﹪鴥韧鈻|南亞研究概況，介紹國內外相關的研究機構、人物、出版品等訊息為主，已出版六期。"論文系列"則是各項支計劃研究成果的呈現，目前已刊行24篇論文。（注：有關"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各項訊息皆可在臺灣"中央研究院"網站上看到，"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各篇論文也全文刊于網站，網址為http://www.sinica.edu.tw/～proseaw3/。）

此項計劃之中，有二個支計劃皆以日本統治時期臺灣與東南亞的經貿關系為主軸，分別是陳慈玉主持的"日本南進政策下臺灣與東南亞的貿易和資源分配"、林滿紅主持的"日治時期臺商的東南亞經貿活動"。前者已完成研究報告《初論日本南進政策下臺灣與東南亞的經濟關系》一文，主要是環繞日本"南進論"性質由庶民性漸轉為具體化國策，20-30年代臺灣與東南亞的經濟關系可從兩種層面的發展來觀察，一為東南亞（尤其是爪哇）成為臺灣茶葉（主要是包種茶）的主要市場，一為東南亞的礦源陸續輸入臺灣以配合本地電力資源，發展臺灣的化。（注：PROSEV Occasional Paper，No.1（Dec.1997）.）

相對于陳慈玉討論日本政府政策主要貨物的進出口所進行的研究，林滿紅較注意大商人所代表的商人族群，在臺灣與東南亞經貿活動中的角色。后者已完成《印尼華商、臺商與日本政府之間：日治初期臺商的東南亞經貿活動（1895-1919）》一文，從出口臺灣包種茶的商人（尤其是郭春秧）為對象，考察日本統治初期臺灣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中，印尼華商、臺商與日本政府之間的關系。林滿紅認為，臺灣包種茶輸出東南亞（尤指印尼）的商人中，日本籍的印尼華商人不但居于領銜地位，而且對臺商經商東南亞也具有先導作用，同時日本政府的"南進"政策很大部分也是仰賴這群華商在東南亞建立的商業網絡和成就而得以發展。（注：PROSEV Occasional Paper，No.1（Dec.1997）. 此文亦題名《華南、臺商與日本政府之間：日治初期臺商的東南亞經貿活動》，刊于《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7輯。）

（三）東北亞區域研究計劃

與"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相對的另一個亞洲區域研究，為"中央研究院"1998年開始執行的"東北亞區域研究計劃"，也是跨所合作的大型研究計劃。該計劃研究的空間范疇含蓋中國大陸、臺灣、港澳及蒙古、西伯利亞、日本、朝鮮半島及琉球群島等相關地域，著重東北亞區域內各地區的關系、比較或亞洲統合研究。目前六個支計劃中，有三個涉及經濟史，包括李宇平主持的"日本與華北經濟蕭條（1930-1935）--一九三○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對東北亞經貿圈的沖擊"，林滿紅主持的"亞太經濟中臺灣、香港之間的競合關系--日治臺灣時期之經驗"，以及陳慈玉主持的"日本殖民臺灣與朝鮮之礦業發展比較研究"。除了李宇平之外，后二個支計劃都是與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經濟史關系甚密的跨區域研究。

（四）"臺灣資本主義擴張及經濟發展之長期趨勢研究"

這是由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社科所與臺史所10余位研究人員共同合作的集體計劃，以探究臺灣資本主義發展的脈絡、本質，及臺灣與東亞、東南亞之間的經濟關系為目標，堪稱為1998年臺灣經濟史研究中最龐大的研究計劃，該計劃包含三大研究范圍：（1）成長、 發展與分配，（2）資本擴張與區域間經濟關系，（3）造船、航遠與貿易。第一項研究范圍旨在觀察臺灣近百年的經濟發展與結構變遷，其分支計劃探討的課題，包括農業、工業政策對農業、工業發展的影響，茶葉發展與臺灣在地資本的關系，臺灣的地方政策與地主資本累積的變遷，戰后臺灣經濟成長的分析及影響因素，產業發展與所得分配等等。（注：研究人員方面，戰后臺灣的經濟成長及決定因素由胡勝正、陳明郎提綱，朱云鵬處理臺灣產業發展與所得分配，皆是戰后時期；傅祖壇和許松根分別擔任農業及工業的研究，曹永和以茶業為主，黃紹恒則討論地主資本累積的延續與變遷，討論的時程或自1860年、或自1895年起。）第二項研究范圍實以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1936-1946）為研究核心，以臺拓在臺灣的農墾、移民、軍需工業、工礦業，以及在中國華南、海南島、東南亞等地的海外事業為范圍。研究臺拓的島內事業，主要探討臺灣的農業開發與臺灣工業化的關系、資本主義在臺灣發展的特質。研究臺拓的海外事業，主在考察日本資本主義與海外投資的關系，探討國際區域間的經濟往來。（注：臺拓的開墾及栽培事業由王世慶研究，臺拓的工礦投資事業及其與臺灣工業化的關系由張炎憲研究，朱德蘭處理農業移民事業與軍需工業的部分，臺拓在華南的經營（福大公司）在海南島的事業分別由劉序楓及鐘淑敏研究，周婉窈則是對臺灣總督府的"南方調查"做總體評估。）第三項研究范圍包括臺灣船業的發展以及近百年的航運與貿易變遷，將從政府航貿易政策著手，檢討臺灣在戰前及戰后的航運網絡，及其在東亞經濟區域所扮演的角色。（注：蔡采秀以臺灣船業的發展為題進行研究，航運與貿易則分日治時期與戰后二個分支計劃，由劉素芬和湯熙勇各自主持。）

經濟史研究不單是歷史學者的專務，更需要具有豐富經濟學素養的研究人員投入，尤其是以可靠的數據和經濟學奠基的研究，可以處理歷史學者較少觸及的經濟史議題。"中央研究院"的經濟學者向來對戰后臺灣經濟多所深入，對于戰前的部分鮮少涉略。然而在這個集體計劃中，有關臺灣近百年的農業和工業的分支計劃則是由經濟學者擔任。這一方面是因為戰前的量化資料可用，尤其是臺大經濟系執行1950年以前的資料庫之建立和研究已行之有年。另一方面則是經濟學者的學術關懷所使然，亦即關注臺灣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和連貫性，其研究成果令人期待。（注：戰前或日治時期統計資料極為豐富，日本學者較早著手整理為工具書，如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出版的《日本帝國領有期臺灣關系統計資料目錄》（1985年）。近年臺大經濟系吳聰敏、葉淑貞、劉鶯釧等人也編有《日本時代臺灣經濟統計目錄》一書，1995年由該系出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更有"臺灣研究網路化"計劃，建立臺灣研究書目資料庫。其中與經濟史有關的，已有"臺灣地權與租佃關系研究書目資料庫"，可由網絡檢索http://twstudy.sinica.edu.tw/twstudy/land。）

四、研討會

（一）"財政與近代"學術研討會

1998年11月24-25日，約有三十余篇財政史論文在"中央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財政與近代歷史"研討會中宣讀。會議議題包羅甚廣，每個議題均有二篇以上的論文發表。討論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部分，有廈門大學戴一峰的《財政管理體制的結構性危機：晚清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新論》，及福建師大劉慧宇的《論國民政府時期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制度的演變》兩篇文章。戴一峰所謂的"新論"，意在肯定清末新政中的財政體制改革，亦即推行中央地方分稅制、預算決算制，其意義在于步向財政管理體制的近代化。至于劉慧宇一文，以評斷1927-1949期間國民政府統一國稅、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遐以標準等務為主，認為此時期的財政劃分制度仍具集權特色。

以清代票商為研究對象者，有張惠信《由清季貨幣的使用論山西票商的興衰》及宋惠中《票商與晚清財政》二文。張惠信所論山西票商的衰落理由，與向來歸因于其與清政府財政關系緊密的解釋大為不同。他認為山西票商的興盛主要是依賴銀兩幣值的區域差異，從中賺取匯差利益及期差利益而來。但是晚清幣制改革（廢兩改元）漸具成效，使票號的匯差利益流失，加上大清銀行和各省官銀錢局加入原由票號獨占的匯兌市場，票號逐漸失去生存空間終至瓦解。宋惠中著重票號業務與官方財政運作體系之間的連系關系。這種連系以清朝的解協餉制度由官解改商匯程序為基礎，并表現在票商承匯京餉、協餉，乃至借款的匯兌業務上，以及票商于地方政府財政拮據時予以代墊餉款。著者把各省關在官款匯兌總額中所占的比例，視為各省與票號關系疏密的地域差異，劃為"交匯型"（多在沿海省關）、"收匯型"（多屬內地省份）及關系疏遠者三類。至于票號是否代理公庫，他認為所代理者僅止于土稅局、厘局，非國庫或藩庫。

會中并有數篇關于戰時財政的論文，皆以抗戰時期或其前一階段為背景。包括蘇云峰《從擴張至收縮：抗戰前湖北的政局與財政》、陳淑銖《蔣經國與新贛南財政政策》、劉熙明《抗戰時期的偽軍財源》、林美莉《戰時利得稅的制定與實施》及侯坤宏《抗戰時期的財政控案》。蘇云峰比較湖北自北洋軍閥、武漢政府至國民政府統治三階段的財政情形，認為前二階段財政支出皆為軍事目標而采擴張政策，至國民政府時期才轉緊縮，同時湖北財政的化，亦自1933年張群主持省政及賈士毅改革財政開始。陳淑銖一文，主在1939-1949年間蔣經國在贛南實行自治財政的利弊得失。據她所述，蔣經國自粵系軍人手中收回鎢礦、等財權，及特允贛南支用鹽稅的特權，為其實施"新政"的重要經費來源。但是更多的建設附加捐，以及利用無償的民力勞役進行建設事業等務，則受人非議。劉熙明探討降日軍隊的財源，認為主要來自南京汪政權、日軍及自籌三方面。其中，由日軍直接組建或建制的降日軍才由日方供給財源，關內降日軍隊概由汪政權提供，而自辟財源方式包括自設商行或工廠、設卡抽稅、向地方攤派強索及搶劫等，皆延承民國以來的模式。林美莉、侯坤宏皆討論戰時財稅，前者檢討國民政府基于解決財政危機，進而仿效英、日Excess Warprofits Tax， 實施"戰時利得稅"的始末與利弊；后者以財稅訴訟案件為中心，歸納控案成因和類型，呈現當時政府機關的貪臟枉法及法制缺失面。

此外，以民間團體的財源籌措為主的研究，亦納入會議的子議題之中，包括莊吉發《清代秘密的財政體系》及邱麗娟《來生富貴：清乾嘉道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的經費來源與流向--以華北地區為例》。莊吉發一文說明秘密會黨中的財產為會內弟兄共有且平均分配，會員各持一定分額的股票，立合同載明權利義務，屬合股組織。秘密宗教教產則近似族長制管理，全由教主或總當家支配，教徒不能過問，為集權化管理。邱麗娟的文章進一步說明秘密宗教的起教動機與誘因的關系，教費多來自教徒依各色名目獻納累積而成，教費規模少者數兩至數十兩，多者連數千至數萬兩。教費的支配有教首自利型和福利型二種，多半私用，或謀一家溫飽、購地建屋、經營鋪業，甚至捐納為官。

會中還發表一篇探討中日貿易的論文：劉序楓《清代的長崎貿易與中日財政經濟關系--以貿易品結構變遷為中心（1684-1842）》（見本文"經濟史研究回顧"），以及林滿紅《財經考量與國民健康之間：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1820-1906）》。林氏從處理晚清言論界對土產鴉片嚴禁及馳禁兩論的互競過程中發現，直到1874年中央政府表明馳禁并"寓禁于征"，兩造言論的關懷焦點皆非鴉片對國民健康的，而是財經考量。1875年到禁煙運動的發生，雙方的言論才都包含了鴉片毒害觀念。林氏認為，雙方言論之所以含納煙毒說，實際上是受在中國的西方人士言論宣傳所影響，伴隨著漸趨高漲的民族主義和國家關懷，而有后來的十年禁煙。

在財政方面的論文也有數篇發表，如王良行、陳修平的《清朝隆朝田賦蠲緩措施與米價的互動關系：以臺灣為例（1738-1786）》（見"臺灣經濟史研究回顧"物價史部份的介紹）、許世融《臺灣的地方財政（1921-1942）》、黃克武《日治時期沙山的地方財政》、以及朱志謀《國家與個人關系的再組：日本占領時期臺灣自來水事業與財政補助》等四篇。（注：沙山即今彰化縣芳苑鄉，自1920年設莊。朱志謀文章，為其碩士論文《國家與個人關系的再組--以日領時期臺灣自來水事業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年）的一部分。）

無論是透過財政制度或自來水事業的興辦，許、黃、朱三文基本上都想要探討殖民政府的統治力如何深入基層，如何使地方人民與"現代國家"相連結。許世融、黃克武皆稱，1920年地方行政制度調整以后，地方財政制度隨之確立。亦即州（廳）、市（郡）、街（莊）的層級制度確定，各級地方政府開始財政收支的運作，稅收除上繳國庫之外，開始擁有可存留地方的稅源。這與1920年以前地方不能自有財源，而且絕大部分依賴總督府補助的情形大為不同，許世融稱之為"更具獨立財政的性格"時期。據他研究，地方政府的歲出入趨勢可以一九三○年分界，前期歲入類以"稅收入"為主，歲出項以支出恒占三分之一以上；后期歲入類以"稅外收入"比例增大，歲出項仍是教育支出居首，但公共建設、交通建設、產業開發、社會政策等項支出大幅成長。（注："稅收入"包含地租、所得稅、營業稅、礦業稅、戶稅等儲土地及每戶生產額為課稅基準的各稅，"稅外收入"包括財產收入、使用費、手續費、公債、上級補助款等項收入。）1920年所調整的州廳市街莊制，黃克武稱為"現代國家體制中的地方制度"的出現。自此后莊級（鄉鎮層級）財政體系于焉建立，地方財政的管理更滲透到下層，殖民政府從"數字化的管理"對每戶、每一個個人有效控制。另一方面，莊民納新式的稅、受教育、透過莊協議會的選擇參與地方、參加新式結社活動等，顯示現代公民所具有的一些特質已開始出現。著者稱此種為"從清朝統治之下的帝國臣民轉移到現代民主體制之下國家公民的重要步驟"。

隨著1920年臺灣地方財政體系的建立，地方政府有獨立的財政權，可依地方需求實施建設，自來水事業的興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逢勃發展。按朱志謀所論，1920年以前的自來水建設經費全賴國庫支出，由總督府統籌工事。建設點的考量主要是依統治的迫切性而開設自來水系統，例如淡水和基隆兩港是因軍事和商業的立即需求，臺北是因為全臺統治中心，縱貫鐵路沿線的大中型都市則是因位居各該地的行政中樞和貨物集散地。此外，為獎勵日人移民東部，自來水設施的興建成為改善移民村環境的要件之一。1920年以后，自街莊級以上的地方政府均有自有財源興筑自來水設備及自營，計至1942年為止新筑的自來水廠共123個。 雖然如此，這時期經費倚賴國庫補助的比例仍高達70％之譜。著者認為，這是臺灣自來水副業發展初期的一大特色，與日本本國最初由民間力量主導的發展不同。而且國家勢力藉自來水事業由大城市擴至中小城市都市而延伸，籍個人飲水來源和習慣的改變，轉移居民對聚落的依賴為對政府的依賴，象征國家權力的擴張。（注：黃克武和朱志謀所關注的焦點，都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國家支配角色的擴張，同樣的論調亦見郭云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嘉南大圳"（1920-1945）》，嘉義縣民雄鄉："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二）"臺灣長期經濟統計國際研討會"

在臺灣大學經濟系任教的學者，如吳聰敏、古慧雯、葉淑貞、劉鶯釧等人，是經濟學者投入經濟史研究最有成績的一個學群。他們尤其致力于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研究，其成果日昭。近年來，臺灣的經濟學者將原本局限于戰后臺灣經濟發展的興趣，向上延伸至日本統治時期，除了學術界本土化熱潮的影響之外，日本統治時期留下的龐大經濟調查及統計資料逐漸為人發掘和整理，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誘因。不過，經濟學者研究經濟史，尚須將統計資料以經濟為綱加以整理，或推估重要的經濟指標，如國民所得、物價及工資指數、人口及勞動資料、貨幣、及國際收支變數等等，才能進一步探究經濟史議題。關于這方面的努力，可以從1998年10月中旬臺灣大學經濟系舉辦的"臺灣長期經濟統計國際研討會"發表的幾篇論文看出來。

此研討會為臺大經濟系與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共襄舉辦，也可視為一橋大學"亞洲長期經濟統計"相關系列中臺灣地區的成果展示。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曾以編纂《長期經濟統計》一書著名，該書被譽為"新經濟史學家"以經濟理論及統計分析研究經濟現象而推估、編輯的長期統計資料鉅冊。（注：《長期經濟統計》系1960年代日本經濟學家對1868年以來各項經濟統計資料所做的推計與分析，做主要是提供近代日本經濟發展過程的研究，全書十四冊。葉淑貞：《開啟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契機--從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傅戈及諾斯談起》，《經濟前瞻》9.1:168-169。）研討會論文包括張清溪、劉鶯釧的《日治時期臺灣非農部門的個人所得分配》，葉淑貞的《臺日貿易物價統計：1897-1942 》， 吳聰敏的《1895 年前后臺灣的產出、 工資與物價》，Noriyuki Nojima的《臺灣貿易ぞ一タベ一ス》，還有溝口敏行、 尾高煌之助、Osamu Saito、Kelly B.Olds等學者發表有關GDP、外貿、工資、福利等方面的統計資料討論，時間斷限更有上溯至19世紀中期者。

五、經濟史研究討論會

近二、三年除了大型研究計劃不斷的推陳出新以外，經濟史研究學者也有一個跨單位的學術社群成立。為了讓研究機構與各大學院校的經濟史學者能有機會齊聚一堂，共同切磋、交換研究心得，王業鍵與劉翠溶發起組織"經濟史研究討論會"。該會自1996年12月起，每月舉行二次，自由參加，是一個不限定討論主題的開放式討論會。討論會迄今已進行了50余次，參與的成員除了"中央研究院"各所的經濟史研究人員之外，也包括臺大、清大、暨南、中興、中正、東吳等大學的歷史系及經濟系教授。舉凡個人已完成或未完成的論文，或是初步的研究構思，都可在會中提出討論，藉以拋磚引玉。

近二年來曾在會中討論的經濟史議題包括：（1）商人與商業， 如廣東洋行行商（陳國棟）、日治時期的臺商及華商與政府（林滿紅）、《夷堅志》中的商人旅行風險（梁庚堯）；（2）工礦業， 如日本對華煤礦投資（陳慈玉）、百年來的臺灣（許松根）；（3 ）農業及經濟，如明清江南農村生活水平（潘敏德）、臺灣農田水利（劉素芬）；（4）市鎮與城市史， 如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及性質的再檢討（范毅軍）、城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劉石吉）；（5）財政史， 如清乾隆朝皇室財政收支（賴惠敏）；（5）物價史， 如清代糧價資料庫的建立與統計分析（王業鍵）；（6）史，如近代企業管理制度（劉文寶）、臺灣的企業（謝國興）；（7）環境史（劉翠溶）；以及（8）稅則、地租，如一九二九年稅則性質的數量（分析）王良行、日治時期臺灣的地租水平（葉淑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