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還未能充分利用潛在的資源

我國經濟存在著一些和一些新特點和新現象，我們只有在充分認識了這些問題之后，才能找出對策求得進一步的。

可以說第一個特點和問題就是中國目前未能充分利用潛在的人力資源、財力資源和物力資源，如大量勞動力資源閑置，城鎮約有2000萬人下崗失業人員，有1.5億的剩余勞動人口，市場上產品過剩，工廠生產能力閑置，庫存增加，資金供大于求，銀行里的存貸差現在已經上升到4萬億元，目前有1/5的銀行信貸資金沒有得到有效利用，大量的儲蓄無法轉化為投資等。劉先生的這一觀察十分準確和精辟。但我們還要補充一句，即使已經調動的資源有的也沒用在刀刃上，譬如，有些國債投資對就業拉動極小，平均投資11萬元才能拉動一個就業崗位，而就社會當前的情況看，一般投資5萬元或2萬元就可以增加一個就業崗位。再加上各級地方政府大大小小的政績工程，這一類投資對就業的拉動作用也很小。

到2002末我國居民儲蓄已達到8.7萬億元，國家的外匯儲備大約達到2900億美元，外資2002年涌進來530億美元。中國目前已經具備了龐大的資源。每年出現大量的外貿順差，其實質就是資源外流，是向國外借貸。在國內，有很多資金聚集在股票市場上空轉，就是投不到生產領域中來，形不成真實可見的實物資產，這也是一種資源浪費。第三是生產設備，現在85%的產品供大于求，許多產能過剩，開工不足，這是一種物力資源浪費。

因此，從人力資源、金融資源和設備資源來看，中國都需要想辦法調動起這些資源，再來一次快速發展。由于潛在的資源不能充分發揮，內需不足，導致我國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現象。自1997年以來，物價持續下降。無論是生產資料還是居民日常消費品，其價格都在一定程度地下降。當然房地產商品房一類產品除外。

物價下降，表面上看是生產過剩，供大于求，但實際上是個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這一原因導致了內需不足。有錢的人飽和了，不需要購買了，沒錢人想買沒有錢。現在我們該一下為什么潛在的資源得不到發揮的原因了。那就是市場經濟已經使人們的收入分配拉開了距離，貧富差距近些年里在不斷擴大。有人掙了大錢存到銀行不消費。有人掙不著錢，無法消費。看看各項數字，全年固定資產總投資增長率大約為25%，外貿進出口增長率為20%，居民儲蓄存款和企業存款增長20%，惟獨消費增長在8—9%之間低位徘徊。這說明了什么？只能說明社會缺乏消費動力。錢是有的，都放在銀行里呢，但不是那些極需消費的人的。因此，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注重發展內部那些薄弱的地方了，那就是農村、中西部和城市里的貧困人口。

當前中國的農村人口仍然占總人口的68%，仍然有9億人是農民。如此龐大的農村人口說明了我國經濟的化程度有限，城市化程度更是滯后。當人均GDP已經達到900美元的時候，城市戶口人口比例大約只占總人口的20%[不含郊區農村人口]，比起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差得遠。在存在著巨大的城鄉差別的情況下，城市經濟單兵獨進，發展到一定時候必然出現飽和。因為市場就那么大，農民沒有購買力，沒有縱深是不行的。因此，在我們今天中國經濟問題時，可以清楚地發現這樣一個事實：二元結構仍然在羈絆著中國經濟。地區和城鄉發展的不均衡必然到居民收入，而不均衡的收入是影響消費低增長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們的目標只能是城市化和集中發展。

二、關注我國經濟的分散性和分層發展

2002年上半年經合組織的報告《世界經濟中的中國----國內政策的挑戰》曾這樣評論中國經濟：“由于中國經濟極為分散的狀況導致了資源利用的不足和低效，從前推動中國增長的重要動力正在失去其活力，由于經濟日益受制于市場力量，單個部門獨立發展的空間不斷萎縮，經濟問題的相互聯系日趨緊密，中國經濟已發展到了一個要求對實施改革的方式進行重大轉變的階段。”這一判斷應當引起我們高度注意。如果讓我們用具體的語言和事實來解釋這句話的的意思，那就是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分散型工業發展，已經制約了中國工業、社會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首先讓我們來看我國經濟分散性的現狀。從中國勞動者的就業特點來看中國經濟的狀態。勞動研究所的一份報告對我國就業狀況有這樣一個結論：“就業層次低”。什么是就業層次低？具體講就是工資勞動者所占比例比較低，自雇型就業人員和非正規就業人員占有極高的比例。在發達國家，工資就業人員是一個絕對多數的群體，一般占全部就業人員的80--90%，非薪酬的家庭就業人員在這些國家數量極少，只占就業總量的1%都不到，自營就業者一般在發達國家占總就業人口的10%左右，在發展中國家一般要占到30—50%。

然而在今天的中國，2000年末，城鎮職工人數為11259萬人，私營企業雇員1021萬人，鄉鎮企業從業人員12820萬人，鄉村私營企業就業人員1139萬人，上述四項加起來為26239萬人，僅占我國全部就業人員[7.3億]的35%。剩下的65%的從業人員統統是自雇型就業人員。所謂自雇型就業人員就是自己給自己開工資，這一類人除了城鄉間的個體戶就是農民。農民是中國最大的自雇型就業群體。解放50年了，中國仍然象毛澤東當年所說的是“一個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

這些自雇型勞動者的產出和收入都是極其可憐的。目前中國農業的總產出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5.2%。以占社會半數以上的人口，擁有這么小的一點資源，從中可見中國勞動就業者之間拉開的巨大差距，城鄉間和人際間的巨大差距！

分析一下勞動力就業狀況就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態、工業化發展程度以及社會發展程度。一個國家的工資勞動者多，自營就業人員和家庭工少，就說明這個國家的經濟比較發達，反之，說明該國正規經濟部門不發達或低就業增長率。如果一個國家家庭工數量特別多，那就表明這個國家存在著巨大的農村經濟和貧困。目前的中國，家庭工和自營勞動者的比例竟然高達65%。特別值得反省的是，改革20多年間，這一比例居然未有多大變化。這就應該引起社會高度的注意：20年來，我們的工業發展和經濟發展到底走了一條什么樣的道路？

80年代興起的蓬蓬勃勃的鄉鎮企業，由于它的分散性和獨立性，已經使中國經濟成為一個難以緊密結合和相互聯系的整體，使中國產業結構出現一定的畸形，那就是在人均GDP已達到900美元的時候，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只占總勞動力的27.8%，農業勞動力仍占總勞動力的50%，工業部門的就業人口僅占占總勞動力的22%。相比之下，1999年，美國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為23.3%，英國為26%，日本為31.7%，德國為33.4%。我國的工業就業比例比美國還低1.3個百分點。近些年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提法在國內較為流行，但只要看一下我國的工業就業比例，就可以看出我國制造業的發達程度。

這種結構導致我國的就業彈性系數不斷下降。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就業彈性系數是0.32，即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帶來320萬人就業，90年代后，我國的就業彈性逐年下降到0.1，即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只能帶來1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例如，經濟增長8%，就能增加800萬個就業崗位。但是最近幾年，我國的就業彈性系數幾乎已經降到負數，即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業崗位不僅不增加反而還要減少。例如，“九五”期間，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員的比例僅下降了2.2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就業人員比例不僅沒上升反而減少了0.5個百分點，作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就業人員只增加了2.7個百分點。當然，出現這種現象也與前些年積累下的大量隱蔽性失業突然顯性化有關。

總之，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經濟的分散性和孤立性使潛在的資源難以產生聚集效益和整合效應。這一問題的部分原因在于計劃經濟時期的戶籍分割。隔離發展和分層發展，曾經是南非、印度一類國家的發展模式。我國當年的計劃經濟用戶籍管制將工人和農民隔開，將城市與農村隔開，將城鄉間人口自由流動中斷。改革開放之后，城鄉二元結構并未削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繼續存在，其結果就是工業化進程與城市化進程脫節，經濟結構也出現明顯的分層化，其表現就是，一部分企業產品面向社會低層，另一部分企業產品和服務針對上層。資源在兩個層次循環。如果一任市場機制的資源自由配置，資源將更多地向上層集中。也就是說工業發展了，產業結構沒有變化，城市化沒跟上，城鄉結構變化不大。由此導致的后果是經濟發展后繼無力，兩極分化、貧富分化倒是成為新現象。20年間的這種發展既影響了社會的整合、人口的整合，也影響了經濟的整合。所有事實表明，中國今后的改革應不再強調單一部門的發展，而是集中于整體經濟政策，以促進資源的有效分配。中國有待于進行第二次工業化運動，那就是適當向農村地區傾斜資源，在農村地區掀起一場新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運動。

三、還要集中，

城市化帶動整合和經濟整合

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綜合性、規模性和整合性都成了一國經濟能否繼續發展的關鍵。歐洲國家之所以在近20年里致力于建立歐盟經濟共同體，就是因為它們各國的單獨發展已經阻礙了資源的流動與配置，阻礙了更大的經濟效益。因此，它們在同一個大陸板塊上聯合起來，打破內部層層分割，統一成一個完整的大市場，人力和物力資源在這個大市場內自由流通。歐盟的出現對于增進歐洲這一大陸的經濟效益是無庸置疑的。

反觀我國，計劃經濟下形成的部門分割、地區分割、城鄉分割、行政分割仍起著障礙作用。如果沒有城鄉戶籍分割，如果沒有對農民的排斥，中國鄉鎮不會遍地開花，中國的布局不會象今天這樣分散，中國的城市化率不會這么低。如果沒有僵化的行政分割，地區差距也不會拉得這么大。至于說行業，如果沒有這么多婆婆和多頭管理，可能不會出現重復建設、內耗、相互掣肘和低效率。

因此，中國改革的下一個目標毫無疑問地已進行到打破部門分割的階段。這一任務對國內政策的制定帶來巨大挑戰，特別是對中國政府的自身改革是一大挑戰。這一切說明：中國改革的下一階段將更多地集中到政府自身，那就是政府的公共事務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中國經濟今后的增長點是城市化。城市化是干什么？就是聚集人口，打開城門放農民進城，在合適的地區再造幾座深圳式的大城市，同時，國家財政向農民轉移支付財力，加快小城鎮的發展建設。無此魄力和規劃，中國經濟就難以再度實現高速增長。目前我國大小城市僅有660多個，有部門認為，到2020年我國的大中城市要增加到1000個。

城市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推動城市化，城市化推動第三產業服務業，吸納大批人口就業，增加進城人口的收入。在這樣一種良性循環中，中國的經濟結構和增長速度才能上去，內需才能上去。如果中國經濟的瓶頸被打破，中國經濟持續保持10%的經濟增長速度再發展10年都是沒的。到2010年使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0萬億元、2020年達到40萬億元都是完全可以的。這就是十六大向我們指出的小康目標。當然，城市化必然帶動中國由外向型發展轉向內向型發展。事實證明，中國已經到了內向發展的階段了，中國的發展戰略將發生重大而根本的轉變，分配收入政策也將更加向再分配傾斜。當然，這一只能放到下一篇文章來闡述了。

四、關注中國經濟的多元化

目前的中國經濟再也不是國有經濟鐵板一塊了。不僅在經濟成分中冒出了一大塊民營經濟，更冒出了一大塊外資經濟。外資經濟目前占中國經濟的多大比例？估算一下可以知道。開放改革20年來，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450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大約4萬億元。目前，國有資產大約為11萬億元[不包括地下資源]，民營資產大約6萬億元，外商資產大約4萬億元。這就是目前我國的資產結構。由于11萬億元的國有資產中含有大約3萬億元的非經營性資產，因此，我國經營性資產的總數中有一半是民營和外資的。在產出方面，國有企業的產出僅占總產出的35%，非國有經濟的產出已達到65%。

在這種情況下來看待國內生產總值即GDP這個概念，那就是大約1/4的貢獻來自外資企業。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每年以1萬多億元的速度在增長，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國企業在中國的產出，所獲利潤也大部分歸外商即跨國公司所有。那么我們應當怎樣看待GDP的增大呢？是不是GDP越大越好？如果是靠自己的力量來發展，當然是GDP越大越好。如果是靠外資的力量做大GDP，也要小心。增加GDP最簡便有效的的辦法就是吸引外來投資，讓國外資本大量涌入，2002年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527億美元，折合人民幣大約是4500億元，一下子就可以使我國的GDP增長2個百分點。目前，我們國家采取的是歡迎國外投資的政策，競爭性的部門對外資絕對敞開大門，要借外資的力量來建設中國，活躍中國經濟。但在這種大力招商引資的形勢下，中國人仍然要保持一份清醒。不一定外資越多越好，還要看到外資對內資的排斥和競爭。

首先，國外資本進入中國不是來扶貧的。資本的本質是贏利。不贏利外資是不會進入的。以康師傅為例，這家臺商在華經營10年，據說已匯回的利潤有200多億元。至于說與上海汽車公司合資生產桑塔那轎車的德國大眾公司，已經從中國不知收回了多少倍于投資的利潤。最近有報道說臺北市的超豪宅出現熱賣現象，有人用2.6億元新臺幣一口氣買下兩戶超豪宅，外加十幾個停車位。這些人大多是那些在祖國大陸投資賺了錢又把資金回流臺灣的臺商，他們在購房者中的比例高達40-50%。[《經濟日報》2003年1月12日，]

入世近一年來，外資加快了對中國市場的進入，吸引外資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人民幣呈現升值趨勢，從外匯投機角度看，外資有進入中國的趨向。二是跨國資本看中與中國國內壟斷部門的合作，以獲取壟斷利潤。例如美國柯達公司以排他性的條件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投資中國25億美元。各世界汽車生產廠家紛紛與國內企業合資，北京汽車公司與韓國最近生產出索納塔轎車，目前，各汽車企業已形成八國聯軍之勢，共同瓜分中國市場。

五、值得注意的內外壟斷利潤

據報道，外商在上海的投資回報率平均在25%左右。2001年上海的2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共實現利潤233億元人民幣，比2000年增長7%，其中貝爾和通用汽車兩家公司的利潤分別超過9億元和8億元。當年上海外企共繳納稅款192億元，比上年增長21%。2000年，在滬的463家已贏利外企工業大企業平均投資利潤率[利潤總額除以實到注冊資本]達到了24.7%，遠遠高于全市工業13.3%的平均水平。這意味著463家大型外企僅需4年多一點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資。另外，這些企業平均凈資產增值率[企業資產總額扣除負債總額后，除以累計實到注冊資本總額]為150.3%，高出全市工業平均水平42個百分點。這兩項指標均在中國居領先地位。

在這種高利潤的引誘下，2001年，上海利用外資的金額為73.73億美元，同比增長15.4%，位居全國第一。蘇州利用外資的金額達到72.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4.6%，位居全國第二。蘇州在2001年1-10月，吸引外資66億美元，利用外資的水平一度超過上海，上海第一次失去了保持了9年之久的龍頭地位。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沿海城市的經濟增長有多少來自外國資本，我國的GDP當中有多少是外資。當人們不理解地思索：中國經濟為什么如此高速增長時，看看外資的涌入就可想而知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既要看到外資帶來的好處，也要看到外資對內資的沖擊及對國內企業的威脅。可以這么說，沒有外資在沿海地區的崛起，就沒有我國老工業基地的衰落。東北的一些老工業企業就是在外資的沖擊下衰落的。

目前，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外資企業工作，全國在外資企業工作的就業人數大約已達到3000萬，占我國城鎮勞動力的1/5。如果今后外資企業的比例繼續加大，將有更多的人進入外企工作，我國的內部資源將在更大的程度上與外部資源結合。但外資企業在中國的進一步拓展毫無疑問將使中國內部中小企業受到更大的擠壓。

六、跨國公司市場攻勢咄咄逼人

入世一年來，許多外資在表現不凡。據報道，2001年韓國在華投資的LG微波爐今年產量將達到700多萬臺，較去年增長了93.8%，銷量增長88%，出口增長189%，在中國的產能已接近1000萬臺。然而就在2001年，LG微波爐的產銷規模還只有300多萬臺，與格蘭仕相差600萬臺。但今年兩者的出口量便十分接近了：格蘭仕是557萬臺，LG達到513萬臺。

這說明外國公司在中國正在顯示出它們巨大的優勢。外國公司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績，與他們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及企業管理有關。比如在公司的成本控制及原材料采購上就有很多技巧，它們往往通過技術進步降低成本。比如LG空調制造中兩器（冷凝器、蒸發器）的成本非常低，國內企業蒸發器用的是9毫米的銅管，而LG用的是6毫米的銅管，耗材少了許多。

繼LG之后，將是摩托羅拉、通用電氣和通用汽車等跨國公司。這些年里，中國不少企業對跨國公司的綜合競爭力缺乏認識，總以為這些龐然大物在身邊無關疼癢。孰不知這些本土化的外企正在俏銷地崛起。例如，美國的通用電器公司[GE]，它在中國的投資建廠已達到大約十幾家。目前我國的照明產品已被通用電氣占了半壁江山。不僅在生產方面，GE還正在轉變身份，從一個電器的制造商轉變為電器的供應商。在全球制造業能力過剩、利潤水平日益下降的趨勢中，GE電器主要的獲利手段不再是制造環節的規模優勢，而是其全球銷售渠道的資源優勢和強大的世界品牌優勢。GE正在利用中國勞動力方面的比較優勢創造利潤。

再以伊萊克斯為例，它在中國的幾個設廠已經完全本土化，清一色的中國的員工和中國高層管理。在采購方面，這些公司擁有巨大的優勢，通過整合中國的制造力資源，正在顯示出其產品的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出口很多大單不是落在國內企業手中，而是被三星、LG等企業拿去。在空調出口上，只有珠海的格力公司靠著其產品的可靠性和低返修率，能夠搶到一些海外大單。從入世后第一年的表現看，很難想象今后幾年的變化。因此，中國企業還要有充分的憂患意識。

國有企業與國外先進企業相比的確存在較大差距，企業普遍缺乏核心競爭力，突出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企業規模小，在我國中，還缺乏一批能夠支撐和帶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大企業和企業集團，我國520戶國家重點企業的銷售收入之和，僅相當于世界500強前兩名（美國通用汽車、德國克萊斯勒）年銷售收入之和的98%；二是運行質量差，特別是國有中小型企業存在的很多，據有關部門材料，目前我國國有中小型企業超過5萬戶，職工人數約1400萬人，盈虧相抵已連續5年凈虧損。在流通領域中，除糧食企業虧損掛賬2000多億元之外，國有物資企業和商業企業也已連續多年虧損，形勢不容樂觀；三是盈利能力低，我國企業的盈利能力不盡人意，從1998年世界500強的統計數據看，中國石化集團（73位）總收入達340億美元，利潤僅有1.94億美元，在石化行業27家入榜企業中利潤排在倒數第7位；收入利潤率僅為1%，排在倒數第6位，這與排在第一的埃克森石油高達6%的收入利潤率形成鮮明對比。

七、跨國公司已不愿再與中方企業分享利潤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合資公司獨資化將愈演愈烈。寶潔公司以遷出廣州市為相威脅，迫使廣州市做出讓步，使其成為獨資公司。創始于1837年的寶潔公司，是世界最大的日用消費品公司之一。2000-2001財政年度，公司全年銷售額為392億美元。在《財富》雜志最新評選出的全球500家最大工業/服務業企業中派名第75位。此公司全球雇員超過10萬，在全球70多個國家設有工廠及分公司，所經營的250多個品牌產品暢銷130多個國家和地區。

1988年8月18日，寶潔正式登陸中國，從此開始了在中國的輝煌業績。寶潔先與廣州肥皂廠、香港合記黃埔[中國]有限公司及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進出口貿易公司共同成立了其在中國的第一家合資企業----廣州寶潔有限公司。迄今為止，寶潔公司已陸續在廣州、北京、上海、成都、天津、蘇州等地設有十幾家合資、獨資企業。寶潔在華投資總額已超過3億美元。它擁有4500名員工。自1993年起，寶潔公司連續七年成為全國輕工行業向國家上繳稅金最多的企業。寶潔在中國的目標是到2020年達到銷售額突破350億美元，趕上1998年全球銷售總額。

1998年12月12日，廣州浪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寶潔和記黃埔有限公司簽定協議，將所持有的廣州寶潔洗滌用品有限公司12%的股權和360萬美元的債權全部轉讓給寶潔合記黃埔有限公司，轉讓價款為7800萬元人民幣。寶潔合記黃埔有限公司以現金支票支付方式受讓該項股權，協議生效日為1999年1月7日，轉讓價款于1999年3月29日到帳。

2000年9月10日，北京日化二廠向外界正式宣布：已經與寶潔[中國]有限公司達成協議，提前終止“熊貓”品牌商標的使用合同，收暉合資使用已6年的“熊貓”品牌。此前的6個月，寶潔[中國]有限公司已提前終止與北京日化二廠的合資合作，將合資企業北京熊貓寶潔公司轉為外商獨資企業。

2001年，廣州浪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終止廣州浪奇寶潔有限公司對“高富力”等品牌洗衣粉許可商標的專屬許可使用權，支付給廣州浪奇寶潔有限公司人民幣3300萬元作為它停止使用該許可商標的補償。

1999年12月1日，廣州浪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廣州浪奇寶潔有限公司協定協議，以人民幣4749萬元受讓對方所持有的韶關浪奇寶潔有限公司的100%股權。2001年2月，韶關浪奇寶潔公司辦理了工商登記變更手續，并更名為韶關浪奇有限公司。

2001年初，中國寶潔決定放棄起所持有的廣州浪奇寶潔有限公司60%的股權，廣州浪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放棄收購廣州浪奇寶潔有限公司外放股東----中國寶潔所持有的60%的股權。4月20日，中國寶潔將起所擁有的廣州浪奇寶潔有限公司60%的股權轉讓給香港高力公司。

2002年，廣州市工業企業最大的利稅戶----中外合資廣州寶潔有限公司，也將逐步過渡為外商獨資企業，廣州市政府已原則同意轉讓該公司的全部中方股份。這種做法已給我們發出了危險的信號，它可能出現的后果是：

1，壟斷市場，擠占國內企業市場份額，跨國公司通過追加投資等方式來實現獨資化的進程，一方面逐步削弱了本地企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逐步形成了對市場的壟斷，激戰了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雖然說通過以往多年的竟鎮，國內已經形成一批在產品技術開發能力、品牌、競爭力、市場占有率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并呈現出良好發展前景的企業，不過這些企業與跨國公司的實力有一定差距。跨國公司一旦通過獨資化形成對市場的壟斷，將對國內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是個嚴峻的考驗。

2，技術壟斷將進一步加強。技術優勢是跨國公司的立身之本，它們不愿與東道國的企業一起分享技術優勢所帶來的好處。跨國公司的獨資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先進技術的傳播，對國內企業設置了更高的障礙。

3，原有的民族品牌逐步退出。1994年北京日化二廠與寶潔合資成立了北京熊貓寶潔洗滌用品公司，合資后，曾經位列洗衣粉市場前三名的熊貓品牌產銷量逐年下降，如今北京日化二廠收回了熊貓品牌，但要收回失地要花費很大力氣。

八、農業方面的較量剛剛拉開序幕

2002 年在農產品進出方面出現好現象，進口總額下降，出口總額卻出現大幅上漲。我國承諾2002年小麥進口關稅配額量846.8萬噸、玉米585萬噸、大米399萬噸。但2002年1--9月份，小麥進口量僅占關稅配額量的6.6%，玉米則只占0.1%，大米占4%。2002年1-9月份，我國農產品出口額達到126億美元，比2001年同期增加13億美元，增幅11.5%；農產品貿易順差擴大到39億美元，增加13.3億美元，增幅52%，占同期全國進出口順差的29%，成為中國出口創匯的主要行業之一。

進口下降主要是因為大豆進口大幅度減少。2002年進口下降幅度較大的農產品主要是大豆、油菜籽、大麥、玉米。其中大豆是近年我國主要進口產品，但2002年1-9月份，大豆進口比去年同期減少355萬噸，減幅達32%。農產品進口總額的比例從2001年的1/3下降到不足1/5。

2002年的表現是不是意味著我國農產品不會遭受國外農產品的沖擊呢？也很難下這種結論。2002年，國際糧食價格上漲，國內糧食過剩，從而避免了國外玉米、小麥等關稅配額農產品沖擊我國市場。2002 年盡管糧食進口較少，但食糖、豆油、棉花等其他關稅配額農產品，配額完成率已經分別達到60%（105萬噸）、14%（35萬噸）和11.3%（9萬噸）。估計今后這些農產品的進口配額會進一步增加，市場開放的壓力正在逐步顯現出來。另外，如果扣除2001年額外多進口的300萬噸大豆因素，2002年1--9月我國農產品進口總額實際比去年同期增加1.1%。因此，2002年的農產品進口實際上是呈增長趨勢的。

九、關注國民收入的均衡性

中國經濟從總體上看，經濟總量在不斷增長，也就是說財富在不斷地以每年8%的速度增加，但增加出的這些財富又不是均勻地落到每個公民頭上。最明顯地就是城鄉之間的差別，近5年來，城市居民的收入平均年增長率在10%以上，而平均可能只有3%，如果不以平均數來，更多的農民收入是零增長或負增長。因為農產品連續5年處在降價狀態，農民的收入怎能增加呢。城市的居民收入也在拉開，好企業與壞企業之間的收入差別很大。行業與行業之間的收入拉開距離，白領與藍領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拉開。一句話，今天的經濟增長再也不是計劃經濟時期那樣，一長俱長，一增俱增。

因此，在今天這種市場經濟的情況下，每個企業和每個個人都要動腦筋去爭取獲得這些增長著的財富。政府也要動腦筋使財富在各群體間均衡地分布。這是我的第一個觀點，那就是告訴人們盡管我國的經濟在發展，財富在增加，但決不意味著每個人都能發財。有些人不但沒有增加收入，反而被淘汰出局，退出競爭市場，被迫下崗，進入社會低保行列。這就是今天中國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情況：不均衡發展或說非均衡發展。這是引進市場競爭機制后必然出現的現象。這種機制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弊端，優點是逼著每個人都要參與競爭，調動起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自身潛能，缺點是在優勝劣汰的過程中出現了貧富分化。

當前還有一類收入分化不是由市場的自由競爭造成的，而是體制和制度造成的。這主要表現在壟斷和分割上面。壟斷部門靠著市場壟斷和定價權可以輕松地獲取高額利潤，實現個人的和行業的富裕。而處在非壟斷領域的人們卻沒有這種利潤特權。分割也能造成貧富差距，中國最大的分割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城鄉分割，用戶籍制度把城鄉之間的居民分割起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受到限制，農村居民難以得到化的好處。從目前來看，造成我國收入分化的兩大因素主要是這兩者：壟斷和分割。當然還有特權和腐敗等因素。

之所以要指出中國經濟的這些特點，之所以要減少收入的差距，主要是為了讓我們的經濟能順利而快速地發展，如果一個國家出現了較大的貧富分化，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便會減速，特別是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富人難以大肆消費，導致一部分財富積累起來，沉淀下去，資源不能得到很好地利用，經濟就不能快速運轉。因此，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尤其需要提倡發展的均衡性。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一旦失去了均衡，便很容易使經濟的后續發展受到。例如，如果占全國人口70%的農民收入上不去，9億多人口缺乏消費能力，中國就要出現生產過剩，經濟速度就要降下來。好在這一點最近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

綜上所述，擺在中國面前的挑戰是嚴峻的，不僅中國企業要奮起迎接挑戰，中國政府還要在政策和發展戰略上做相應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