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在明晰全球化環境中對外投資的戰略意義的前提下，分析了我國對外投資的相對地位；論述了我國針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現實條件與能力依托，并在此基礎上得出了未來我國對外投資應采取的“要素互補條件下的合作共贏”的發展思路。

關鍵詞

對外投資現實條件能力依托

2004年以來，我國的對外投資增長迅猛，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從國際上講，盡管人們已經熟視并接受了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迅速崛起的事實，但當中國企業以并購方的姿態出現在不同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市場上時，無論是東道國的政府、企業、員工，還是公眾，都有諸多不適應性的反應；與此同時，我國跨國投資的企業也并非一帆風順，并購失利、卷入東道國訴訟糾紛等負面消息也引發了國內業界及學界的深入反思。本文將從對外投資的戰略意義及我國能力的相對地位、我國對外投資的現實條件、能力依托以及發展思路方面做一次嘗試性的探討。

一、對外投資：戰略意義與中國能力的相對地位

對一國而言，對外投資的戰略意義，既存在于國家層面，也存在于企業層面。

(一)國家層面

1戰略意義

在國家層面，一國的對外投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該國在全球化條件下利用國際資源，為本國的經濟利益服務的能力，因而它也從一個側面更加真實地反應了該國的國際競爭能力。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進程的加速，全球的對外投資也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代。然而從FDI來源國的角度觀察(見圖1)，80％以上的資本都源于發達國家，即使近幾年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在總量上有所增加，但在所占比率上并沒有明顯的提升。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一國的對外投資能力與該國的經濟實力密切相關，而其經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國的國際競爭能力。

2中國對外投資能力的相對地位

早在80年代，英國的國際管理大師鄧寧就用投資發展路徑理論(IDP模型)對上述規律進行了總結。鄧寧把一國的“對外凈投資”(一國的對外投資減去該國吸引的外資)與該國的人均GNP相聯系，把一國的投資發展過程分成了五個階段。在前兩個階段，由于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雖然可以吸收外來投資(FDI流入)，但對外投資的能力很弱；只有當該國的“人均GNP”水平達到一定的程度，該國才會積累起對外投資的能力；進而，隨著經濟水平的進一步提升，其對外投資會逐步增長。這里我們采用鄧寧的理論，對中國對外投資的相對地位予以考察。

我們首先考察中國吸引外資、對外投資以及對外凈投資的狀況。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FDI流入一直保持著較快的增長趨勢，2008年我國FDI流入僅次于美國和法國，成為世界吸引對外直接投資排名第三的國家。并且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的調查報告，在2009-2011年，中國仍然是對FDI最具吸引力的國家。相對而言，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1992年之后雖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相對FDI的流入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對外投資凈值一直為較大的負數，用鄧寧的IDP模型來衡量，我國還處于投資發展的第二或三階段。對比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如圖3、圖4所示，總體來說美國、英國等主要發達國家FDI的流入流出量都保持在較高的水平，而且FDI的凈流出圍繞零水平上下波動，說明其流入、流出是比較均衡的。根據IDP模型，其對外投資已相當成熟，處于第五階段的發展，反映出美國和英國的企業具有很強的對外投資能力。

此外，雖然2001年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相應政策的支持，我國對外投資有了飛速的增長，2008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到有史以來的最高值，流量排名全球第13位；存量排名全球第24位；但如果我們注意另一個統計指標，FDI流出的存量與GDP的比值，2008年我國卻只有3.4％，遠遠小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33％)，在發展中國家中排名也比較靠后，低于巴西(10.3％)、印度(5.0％)等發展中國家。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也滯后于總體經濟發展水平。

(二)企業層面

1戰略意義

企業的跨國投資是全球化發展的原動力之一，與此同時，跨國投資的企業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根據跨國投資的理論與實踐，我們理解，跨國投資的企業相對于非跨國投資的企業，具有以下幾個方面顯著的競爭優勢：第一，根據哈佛商學院波特教授的國家競爭力鉆石模型，在特定行業中，一些國家因具有需求、供給、相關產業以及競爭環境等方面的優質資源而使該國的產業具有相應的競爭優勢，因此，只有到這些國家去投資，才能獲取相應的“地點優勢”(location advan-rages)；相反，如果沒有能力投資到這些國家，企業將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第二，相對于非跨國投資企業，跨國投資的企業，因其在多個國家運作，在不同國家的戰略選擇上具有相對的靈活性和協調性，其有效的杠桿效應可以體現為，有能力舉他國市場的資源來支持一國市場的競爭。第三，由于各個國家在歷史、文化、制度以及經濟發展階段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不同，因而在類似產品的設計、制造以及創新思路等方面也會集中反應各民族的智慧。只有具有跨國經營能力的企業，才有可能在利用世界資源的同時，分享世界人類的才智，并將其轉化為企業的競爭實力。第四，相對于非跨國投資企業，跨國投資的企業擁有更廣泛的市場、因而享有更大的經濟規模額和更豐富的利潤來源，從而也有能力積累更多的資本，支持更高水平的創新活動，進而進一步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

如前所述，90年代以來高速發展的對外投資中，源自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是名副其實的先行者，在多年的跨國投資經歷中，他們率先積累了經驗，率先獲取了地點優勢，率先實現了更廣泛的經濟規模，因此，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無疑已占有更優的競爭地位。相對于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源自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顯然是后來者，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明顯居于弱勢。

面對這一嚴峻的客觀現實，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投資，是突破困境、獲取與發達國家跨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相互制衡地位的唯一出路，其戰略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2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能力的相對地位

關于企業在對外投資中的相對地位，我們采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的衡量方法。每年，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發布《世界投資報告》中都會列示全球范圍100家最大的跨國企業和100家最大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同時，也會對這些大型跨國企業的跨國程度進行統計。在該報告中，跨國企業的跨國程度是用三個指標來衡量的，他們分別是：國外資產和總資產的比值；國外銷售收入和總收入的比值；國外雇員人數和總雇員人數的比值。

如果考察近幾年全球100大和發展中國家100大的排名，2007和2008年的全球100大非金融跨國公司中，我國只有中信集團一家公司入圍，排在第88位。2007年發展中國家前100家非金融跨國公司中，中國企業有11家入圍，在數量上僅次于中國香港(27家)，與新加坡并列。在入圍的中國企業中，除了聯想集團和中興通訊之外，其他9家都是大型國有企業。

但如果考察跨國企業的跨國程度，與全球100大跨國公司相比，我國入圍發展中國家100大的11家大型跨國公司的跨國程度平均值為26.8，明顯低于大型跨國公司的平均水平(見表1)；與發展中國家前100大跨國公司相比，2007年我國前10大跨國公司的跨國程度值也全部低于54.4的平均值。如果按跨國程度排名，我國入圍發展中國家100大的11家跨國公司的排名將全部在60名之后。由此可見，發達國家大型跨國公司的跨國程度值普遍較高，國際化經營能力較強；相對而言我國幾家大型跨國企業的跨國程度較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等能力上的弱勢地位。

綜合國家層面和企業層面我國對外投資的相對地位，我們認為：近年來我國雖然對外直接投資有了快速的發展，但與FDI的流入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凈對外投資能力不足，與美、英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外投資尚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與此同時，在全球范圍內，我國世界級的大型跨國公司仍然很少，且跨國程度普遍低于平均水平，反映出我國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的國際化拓展能力明顯不足。 二、我國對外投資：對不同東道國的現實需求

雖然，如前所述，我國當前對外投資的全球地位不高、能力相對較弱，但從長期來看，我國的確存在對外投資的現實需求。在前述對外投資對一國及其企業的一般戰略意義的論述基礎上，考慮到我國具體的經濟發展程度和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我國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投資存在著不同的現實需求。

(一)投資發展中東道國的現實需求

從長遠來看，投資發展中東道國的現實需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制造業的梯度轉移。從歷史上看，制造業的國際梯度轉移已經發生了多次。例如，在20世紀50、60年代，紡織業的制造中心從英、美等國轉移到了日本，而后又逐漸從日本向亞洲“四小龍”等勞動力成本較低并且有一定工業基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這些國家工業化的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升級，紡織業制造中心又轉移到中國和東南亞的一些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國家。事實上，隨著一國的經濟發展與人力資本的提升，產業的國際轉移顯然是不可避免的。相對于以往產業變遷的先例，我國確實存在一些特殊情況。例如，我國人口眾多且城市化進程緩慢，因而存在相對較大、且持續時間較長的低廉勞動力資源；再比如，我國內部市場廣闊，特別是大量農村市場對較低端的產品仍有廣泛需求，從而產業升級緩慢。但即便如此，人民幣的不斷升值以及國內各方面成本的不斷攀升已經對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造成了威脅；加之發達國家保護主義傾向的抬頭，因此，從長遠來看，我國制造業的對外轉移也是必然會發生的。與其被動地接受產業轉移的結果，不如主動地探索轉移的可能性，這樣，我國企業還可以從國際轉移中尋求保持競爭力與持續獲利的空間。在這一點上，英國的跨國公司為我們提供了范例：20世紀90年代，英國的許多跨國公司在食品、造紙、出版和印刷等行業有大量的對外直接投資，因為這些行業是在英國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的行業。英國的這些跨國公司正是在不斷的國際轉移中獲得了東道國的比較優勢，錘煉了跨國經營的能力，使自身的實力得以維持和延續，獲得了遠高于國內相應行業的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二，緩解國內能源壓力，適度利用和掌控國際資源。中國作為消費大國、能源小國，早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作為全球的制造業中心，我國的部分能源在是為全球制造產品的過程中消耗的。試想，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這種能源的需求必然會不斷上升，以我國自身的能源供給，滿足全球對中國制造產品的需求，顯然是不可能的。近幾年，不少國企和民企，通過參股或控股的方式投資于擁有資源的國外企業，這種方式也只能部分地解決問題，并且難以持續。一方面，參股或控股擁有的資源的國外企業只是擁有了部分收益的分配權，并不等于擁有資源本身；加之，資源對于各國來講，都是國家財富，從歷史上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坐視本國的資源大量被外國掌控，更不用說實質性的大量外流了。因此，這種獲取他國資源的方式，勢必會受到東道國的抵制。為此，探索將大量消耗能源的部分產業適度分散、緩慢地實現向資源豐富的發展中東道國的轉移，在一定程度上，會逐步減緩對我國能源的需求；與此同時，實現對外投資的我國企業，也是在一定意義上利用和掌控了部分國際資源，并且拓展了國際化獲取收益的空間和培養了國際經營的能力。

第三，分享發展中國家成長機會，進一步實現規模經濟。從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中，我們深刻地體會到，在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的過程中，會呈現出大量的發展機會。例如，許多產業從無到有的建設；國內市場從小到大、從低到高的發展等等。相對于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這種剛剛起步的市場發展機會對我國企業是非常寶貴的。與此同時，同樣由于三十年的開放與發展，我國的本土市場，已經是高度競爭甚至是一定飽和的市場；在發展中已經積累了一定技術與資本實力的我國企業，也迫切需要拓展國際市場來進一步實現經濟規模。華為、中興對海外發展中國家市場的成功開拓，就是與發展中國家共同成長、快速實現經濟規模的范例。

第四，錘煉跨國經營能力，培養國際化人才。作為“跟隨者”，中國的對外投資起步較晚，盡管看似投資數量大、上升速度快，但多為政府主導下的國企行為，并非企業自主的對外投資；在少數自主對外投資的企業案例中，跨國能力不足、缺少國際化人才成為了最核心問題。2006年商務部研究院的《對外直接投資公司調查問卷》顯示，在被調查企業對“海外投資的主要障礙”的選擇中，有191家企業認為“缺乏海外經營的管理經驗和管理人才”是主要障礙，占做出回答的企業的50.4％，所占比例最高。在對“海外子公司失敗的主要因素”的選擇中，受訪企業亦把“缺乏海外經營的經驗和人才”排在了第一位。相對于投資發達國家市場，我國企業投資于發展中國家市場會相對容易，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制度環境與發展中國家相對比較接近。為此，投資于發展中國家，有利于我國企業對海外市場的初步探索和國際化人才的逐步培養。

(二)投資發達國家東道國的現實需求

從長遠來看，投資發達國家東道國的現實需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跨越貿易保護，分享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消費市場。當今世界，盡管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很快，但最大的消費市場仍然在發達國家。如果沒有貿易壁壘，目前，以貿易形式分享發達國家市場，仍然是最適合中國企業競爭力的交易方式。然而，正如80年代當日本汽車對美國市場本土企業造成沖擊時，美國的貿易壁壘逼迫日本企業不得不采取對外投資方式一樣，面對發達國家層出不窮的新舊貿易保護措施，中國企業要維持已有的或進一步擴大在發達國家的市場份額，就不得不選擇對發達國家市場的直接投資。

第二，獲取技術、品牌等要素資源，引領企業競爭能力的提高和促進產業升級。依據哈佛商學院波特教授的國家競爭力鉆石模型，我們理解，受限于經濟發展水平，我國市場的需求特征主要體現為“需求相對簡單”且“價格相對敏感”，因此，我國企業的競爭手段多體現為，在一定技術水平上的價格競爭。這種市場需求特點及競爭方式的結果，一方面導致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不足；另一方面，過分的價格競爭導致多數企業資本積累緩慢，從而難以支持創新所需要的高額投入。相比之下，發達國家市場需求特點體現為相對復雜且在穩健的高質量基礎上的功能導向，因此，其產業發展體現為功能創新為主或創新性服務為主的取向。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投資于發達國家市場，可以因接近復雜需求而獲取技術創新的信息；進而，為直接滿足發達市場的需求，而激發靠創新取得競爭地位、贏得消費者的創新熱情。此外，由于發達國家起步較早，企業在技術積累方面比發展中國家企業有明顯的優勢，因此，投資于發達國家市場，還有可能通過購買或合作的方式獲取或利用本國產業升級所需的技術資源。

第三，從全球競爭戰略出發，進入跨國企業的主要市場和本土市場。在全球化時代，全球市場競爭已替代了相互獨立的單個國家市場的競爭方式，特別是在全球化潛力比較大的行業，只有同時參與世界各個主要市場的競爭，才有可能獲得競爭優勢。事實上，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已率先通過全球化運作，享有了多國市場帶來的規模效應；我國企業如果沒有能力進入發達國家市場，不僅無法分享全球化的好處，甚至連本國市場的份額都有可能丟失。此外，進入跨國企業的本土市場，對了解跨國公司的自身特點和運作規律最為有利，便于我國企業在全球市場或部分市場上選擇適當的競爭策略。在這方面，海爾是中國企業的表率，盡管投資發達國家市場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我們相信，這無疑是一種具有遠見的戰略舉措。

三、我國對外投資：順向與逆向國際化路徑及其能力依托

上述投資需求的可實現性，取決于是否存在現實的投資路徑及其必要的能力依托，而在當今全球化發展的新形勢下，投資路徑及相應的能力依托必須在企業與國家兩個層面共同探討，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在企業層面，遵照常規邏輯，一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及其路徑選擇，與其自身實力、投資目的以及東道國的地點優勢(10cation ad—vantages)都密切相關，并不被投資國及其企業單方的絕對競爭實力所決定。因此，我國雖然當前對外投資的地位不高，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不存在對外投資的現實條件。特別是，中國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特殊地位，也的確使其形成了一些與此地位相聯系的投資路徑與能力條件。

在國家層面，我們注意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政府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不但沒有減弱，相反，隨著對全球化的認識和經驗的積累，各國開放本土市場為其本國經濟及企業服務的本質，正在通過對外來資本的激勵或約束直接體現出來。發展中國家如此，發達國家也是如此。因此，對一國對外投資的現實條件的探討，必須將東道國政府的特殊需求以及投資國企業的相應能力考慮在內。

(一)“順向國際化路徑”與“逆向國際化路徑”的描述

根據鄧寧的投資折中理論(OLI模型)，擁有所有權優勢(如技術、管理、品牌等)，是實現對外投資的基本條件。從國際投資發展的歷史來看，早期英國、美國的大量對外投資，都是以擁有所有權優勢為特征的典型代表；80年代日本的對外投資，雖說是在美國保護主義的逼迫下被迫實施的，但當時的日本企業并不缺乏領先的技術水平，事實上，當時日本的產品正是由于含有相對于美國同類產品更加卓越的技術而在美國市場對其本土企業造成沖擊的。90年代快速發展起來的韓國對外投資，其突出特點仍然是在一些領域，如電子行業和汽車行業，擁有相應的領先技術，從而支持了其企業對外投資的成功實現。這里，我們將基于所有權優勢的對外投資路徑，稱之為“順向國際化路徑”，它既包括以尋求東道國市場為目標的對外投資，也包括以尋求東道國的廉價資源(如廉價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等)為目標的對外投資。基于國際投資的基本理論以及上述歷史狀況的描述，我們把“順向國際化路徑”稱為對外投資的常規路徑。

區別于上述常規對外投資路徑，近幾年，我國一些企業的對外投資，走出了在“所有權優勢”缺位的條件下，通過對外投資追求“所有權優勢”的反向路徑。盡管到目前為止，走這種對外投資路徑的企業中成功的案例較少，但這種反向的投資路徑非常值得認真探討。因此，為了與常規的“順向國際化路徑”相區別，我們將這種在缺乏“所有權優勢”的前提下對外投資尋求“所有權優勢”的投資路徑稱之為“逆向國際化路徑”。

(二)投資發展中東道國：順向國際化路徑與能力依托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對外投資90％以上都是投資于發展中國家。很顯然，我國企業對發展中東道國投資，采用的是典型的順向國際化路徑，而實現順向國際化路徑的基本能力依托，是相對于這些國家，我國企業具有明顯的所有權優勢。在此基礎上，在國家層面，針對發展中東道國政府對外來資本的需求，由于我國企業同時具有所有權優勢的相對性特點，我國企業的優勢地位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1我國企業“所有權優勢”的絕對性與相對性

與我國開放早期來自發達國家的外資進入我國市場的情況相類似，相對于發展中東道國的本土企業，我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具有絕對性。由于我國開放較早，不少產業和企業在引進外資之后在制造技術和管理能力方面都有了迅速的提升；與此同時，又由于我國具有較大的本土市場，從而使我國企業有機會較快地走下學習曲線，在掌握了一定技術的前提下，又實現了規模經濟條件下的成本降低。因此，無論從技術還是成本的角度，我國企業相對于許多發展中東道國的本土企業，都具有絕對的競爭優勢。

相對于進入發展中東道國的發達國家企業，我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又具有相對性。雖然發達國家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在技術和質量方面可能優于我國企業提供的產品，但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環境與我國的市場環境更加相近，市場需求的價格敏感性較高，在購買力有限的條件下對產品的性價比更加重視，從而我國企業提供的產品就呈現出了明顯的相對優勢。此外，在不熟悉國際知名品牌的發展中國家市場上，中國品牌也因中國在世界上迅速崛起這一顯赫事實而被賦予一定的號召力。中興通訊在爭取發展中國家的客戶時，常常會邀請他們到中國來參觀，這一舉措頻頻奏效的理由也正是如此。

2發展中東道國政府的需求與我國資本的特殊優勢

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本國市場的根本訴求，是期望外來資本能夠為其本國企業帶來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先進生產要素，從而幫助其本國產業和企業的發展。這一根本性的訴求，與我國開放初期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引進外資對本國產業和企業正面的促進作用，被稱為FDI的溢出效應。早在60年代，學者們就開始對引進外資對本國企業產生溢出效應的可能性進行了研究；近幾十年發展中國家開放的經歷又進一步驗證了以下的重要結論：即FDI的溢出效應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自動地產生，東道國產業環境及政策對溢出效應的產生會發生影響；進而，當引進的外資與本國企業的能力差距較小時，最有利于外資溢出效應的產生。這一結論，在我國的開放實踐中，也已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有鑒于此，在發展中東道國市場上，相對于來自發達國家的企業，我國企業所有權優勢的相對性表現在技術、管理等方面與東道國企業的能力差距相對較小，因而，東道國企業可以基于其現有的能力基礎通過學習和適度競爭來有效地獲取我國企業產生的溢出效應，達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目的。由此，我們確信，對于發展中東道國政府的引資訴求而言，源自我國的對外投資是最佳的FDI類型。這也是我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市場上的特殊優勢。

(三)投資發達國家東道國：逆向國際化路徑與能力依托

近幾年中，我國的對外投資平均每年有7％左右是投向發達國家的。與投資于發展中東道國市場不同，我國企業投資于發達國家市場，往往缺乏所謂“所有權”優勢，即中國企業在技術、品牌等重要要素方面，相對于發達國家市場上的國際企業和本土企業，都是相對欠缺的。

依據國際投資的基本理論，“所有權優勢”是實施跨國投資的企業克服不熟悉東道國市場等天然弱勢的能力依托，那么，在缺乏“所有權優勢”的條件下，逆向國際化的路徑是否可行?有鑒于我國在全球化發展中的特殊地位，我們先在企業層面從“投資機會”與“能力依托”兩個方面進行分析；進而，在國家層面對發達國家政府的特殊需求和我國資本的相應特性做進一步剖析。

1我國企業實施逆向國際化路徑的投資機會與能力依托

在投資機會方面，我們得出兩點觀察：第一，透視聯想收購IBM、TCL收購湯姆遜的案例，我們發現，無論是IBM還是湯姆遜，都曾經是聲名顯赫的跨國企業，IBM因其IT服務業的強勁增長而決意放棄虧損多年的PC制造業；湯姆遜也因急于轉向媒體和娛樂業而拋開一蹶不振的電視機產業。究其主要原因，既有新業務高利潤的誘惑，也有因在制造領域喪失了優勢、被居高不下的成本所拖累的必然。推展至其他行業，雖然華為和中興通訊沒有深度卷入并購浪潮，但兩家企業迅猛的國際化拓展，以其豐富完整的產品線和更具性價比的電信解決方案，迫使諾基亞、西門子等老牌通訊設備企業不得不通過合并的方式強強聯合來維持規模效益，提高在行業中的競爭力。由此可見，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與國際產業的變遷，即使是IBM和湯姆遜這種老牌跨國企業，即使因全球化經營已獲取了發展中國家的地點優勢，仍然可能因喪失在制造領域的優勢而讓位于發展中國家企業。我們認為，這種類型的產業轉移或交接，應該不僅僅存在于上述幾個行業，這將為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企業提供在制造業領域拓展市場空間和持續發展的機會。第二，觀察上海電氣收購日本秋山印刷機械、上工申貝收購德國DA股份的案例，我們發現，相比于IBM和湯姆遜，日本秋山印刷機械公司與德國DA股份最大的不同在于，這兩家公司都是發達國家中未能及時實現國際化的企業。雖然兩家企業在其細分市場都具有技術領先的特征，但也都因市場相對狹小、且制造與零配件成本偏高而處于虧損邊緣。事實上，發達國家的本土企業即使都根植于發達國家，也并非都具有國際化經營的能力，而置身國際化經營可以為企業帶來明顯優勢的行業，這種企業必然會暴露其未展開國際化經營而造成的競爭弱勢。我們認為，發達國家這類企業的存在，也為迅速成長的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逆向國際化提供了現實的投資機會。 在能力依托方面，同樣通過案例分析，我們認為，在所有權優勢缺位的條件下，中國企業的本土優勢是當前中國企業實現逆向國際化操作的主要能力依托。這種能力依托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依托國內低成本的制造優勢。經過三十年的開放與發展，我國早已是全球公認的世界加工廠，盡管我國企業沒有大量的對外投資，但我國企業生產的產品早已銷向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全球市場，這說明，我國生產的產品在質量和功能方面是符合國際市場需求的。這一過程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國內大量貼牌產品的制造，因為在貼牌產品的生產過程中，我國企業從掌握品牌的國際企業那里學習了國際市場的產品標準和制造技術，并且逐步形成了相應產品的制造能力。這種制造能力在我國遍布多個產業，規模大且非常豐富，在當今世界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是不多見的。也正是這種為全球市場提供產品的制造能力的形成，使我國企業在實施逆向國際化投資時，比較獨特地享有了通過搭建與我國制造能力相連接的國際產業鏈、充分利用本國低成本制造優勢的能力。具體講，這種能力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充分利用國內的低成本供應能力。以TCL為例，當初TCL整合湯姆遜在北美的業務時，其核心思路就是盡可能加大在華零部件的采購。在并購發生六個月后，TCL一湯姆遜電子有限公司中國產零部件就已達到50％，因而2005年北美的虧損相比于2004年就因此而有所減少。再比如，海爾在進軍美國市場時，雖然對外宣稱“不是為了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志在生產高質量的產品并且從高售價中獲利”，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北美的成本過高，仍然采用了三個1/3的策略，即國內生產國內銷售1/3，國內生產國外銷售1/3，海外生產海外銷售1/3，以保證其產品在市場上的價格競爭性。其二，直接利用國內的低成本生產能力。除了從中國大量采購零配件的做法以外，將發達國家本土企業的當地制造逐步擴展為當地制造加中國制造，也是進一步利用中國低成本制造優勢的方式。例如，并購秋山機械之后，上海電氣將秋山的成熟技術引進中國，充分運用國內的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展開生產，同時利用秋山原有的銷售網絡將較低成本的產品供應全球；而日本則逐漸成為上海電氣的全球研發中心及部分國內尚不具備生產條件的高檔產品制造基地。雙方的優勢得到了充分的結合，使并購后印機的單位生產成本降低了30％。第二，依托本土廣闊的市場和在本土市場強大的運營能力。受限于中國企業的技術能力，中國市場所需要的許多中高端的產品還需要從國外進口，事實上，隨著中國市場產品需求的不斷提高；同時也隨著中國制造業的轉型與升級，中國市場對中高端產品的需求也越來越廣大和豐富。對于發達國家那些未展開國際化經營或國際市場較窄的制造企業，一旦擁有了中國市場，無疑會幫助它們迅速擴大經濟規模，從而直接獲取降低成本、享有規模經濟的好處。這一點，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可比擬的。秋山機械出售給上海電氣之前，其產品市場都主要在日本和歐美市場，并購后，更名為秋山國際的新公司認識到中國市場具有大量的潛在需求，市場發展空間巨大，所以開始迅速進軍中國市場。從2002年初正式完成并購到2006年的四年中，秋山國際在中國市場的年銷售業績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推進。其中秋山國際的Jprint雙面八色印機占同類進口設備裝機總量的2/3左右，可以說秋山國際在中國雙面印刷市場擁有絕對優勢的市場份額。FAG子公司DA出售給上工申貝集團后，同樣由于成功地利用了中國市場，在并購當年就實現了銷售收入的扭虧為盈，第二年主營業務收入較上年增長9.52％。以上兩個案例都是由于中國收購方企業在中國市場上的顯赫地位和對中國市場的了解與把握，成功利用了中國市場的規模效應的實例。第三，依托本土經營中的資本積累與政府的激勵政策。在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GDP年平均10％的增長帶來了國內市場的高速發展，從而使國內各個細分行業的龍頭企業也確實擁有了快速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機會。相對于國際上那些陷入財務困境的外國企業，實施對外投資和并購的中國企業往往都是資本充足、在行業內有相當實力的上市公司或最優秀的企業。與此同時，由于多年來大量貿易資本帳戶雙順差的積累和人民幣不斷升值的壓力，我國政府也出臺了鼓勵對外投資的相應金融性支持政策。因此，從對外投資的資本能力角度，中國企業無論是自身積累還是政策激勵，都是相對充分的。

2發達國家東道國政府的需求與我國資本的特殊優勢

與發展中國家政府對外來資本的訴求不同，雖然吸引高端產業投資、維持其技術領先的產業地位仍然是其所鼓勵和期望獲取的資本類型，但創造，至少是維持本土市場就業機會，仍然是發達國家政府的最大訴求。在當今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在90年代后，由于制造業的大量轉移，雖然發達國家跨國企業從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中賺取了大量超額利潤，但也確實使其本土制造業的就業機會有較大程度的流失；與此同時，全球化還使得那些缺乏國際化能力的本土企業，進一步面對國際相對廉價產品的沖擊，因而企業倒閉所導致的就業機會的進一步喪失是隨時存在的。由此，發達國家政府對外來資本的訴求也非常明確：他們希望外資資本能夠挽救頻臨破產的企業，從而保證其就業機會。雖然企業倒閉對于市場經濟國家而言，是符合經濟規律的自然現象；但無論如何，因外來資本而導致的本國的就業損失，都是不受歡迎的。

從客觀上講，中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的投資與發達國家的本土企業有很好的互補性。如前所述，發達國家未國際化的本土企業所擁有的，無論是相對較高的技術、還是本土市場熟悉的品牌和渠道，都是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所追求的；而發達國家這些本土企業所面臨的成本困境，恰恰是中國企業可以通過有效利用本土優勢加以克服的。因此，在中國企業和發達國家本土企業之間，客觀地存在著非常契合的要素互補關系。這一要素互補關系奠定了中國企業投資于發達國家市場，與發達國家本土企業相互合作的重要經濟基礎。

進而，由于中國企業希望通過逆向國際化路徑獲取的“所有權優勢”具有典型的無形資產的特征，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就可以真正擁有的。因此，對于剛剛開始從事跨國經營的中國企業，為了將獲取的如技術、品牌、渠道等無形資產有效地加以利用，必須保留熟悉這些無形資產的特性，并且理解其應用環境的東道國原有企業的員工和管理人員(不一定是全部)。這種必然性，也恰恰符合發達國家政府的就業訴求。上海電氣在收購日本秋山機械之后，對并購后的秋山國際實施日本本地化管理，僅派一名中方人員作為中國籍社長參與秋山公司的管理；盡可能保留秋山原有員工，吸收啟用原秋山公司約130名優秀工程師、管理人員和技工作為公司成員，并鼓勵在并購前后流失的技術核心人員返回崗位。這種做法，使收購后的秋山國際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并解決了原有員工的就業問題，一方面獲得了日本政府和民眾的認可，另一方面也保證了企業順利的持續經營和后來雙贏的共同發展。

四、基本結論與對外投資發展思路

(一)基本結論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得出了以下三點結論：第一，在充分意識到全球化環境下對外投資的戰略意義的前提下，通過考量，我們認為，我國的對外投資能力，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企業層面，都是相對較弱的。第二，依據我國當前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我國現實地存在著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需求，雖然兩種需求存在本質的差別，但對于我國的長遠發展，兩種投資都具有不可忽視和不可替代的戰略意義。第三，依據我國及東道國的現實條件，無論是在擁有“所有權優勢”的條件下對發展中國家走順向國際化的投資路徑，還是在“所有權優勢”缺位的條件下對發達國家走逆向國際化的投資路徑，我國企業都具有現實的投資機會和能力依托。特別是，在充分考慮不同東道國政府的需求時，我們發現，我國的對外投資，具有滿足東道國政府特殊需求的資本特征。

(二)發展思路

基于上述現實條件與相應能力的分析，我們認為，未來我國對外投資的發展思路應表述為：要素互補條件下的合作共贏。這一發展思路需要國家與企業在思想意識與投資實踐中把握以下要點：

第一，在思想意識上，把握歷史時機，不墨守成規。如果說，順向國際化路徑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全球化提供給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對外投資的發展機會，是大家已經熟視并引以為常規的投資路徑；那么，逆向國際化路徑也同樣是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帶給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機會。中國企業的逆向國際化路徑，并不因其不符合常規而不可行。順向與逆向國際化路徑的選擇，都是企業在具備不同的競爭性要素的條件下，通過國際化過程，獲取和利用全球資源的理性選擇。因而，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充分考慮我國對外投資的長期利益，無論是中國企業還是中國政府，都不必被已有的投資理論和慣性思維所束縛。

第二，在國家層面，提倡協同發展理念，構建互利共贏平臺。相對于發達國家早期的對外投資，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在外部環境方面遇到了更加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在環境問題、能源問題上，中國被有意無意地指責為問題的制造者和能源的掠奪者，這種言論，對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非常不利。事實上，正如拉美國家曾依靠其資源稟賦支持了早期的經濟起飛、中國依靠廣大的內陸市場換取了工業化所需的技術資源一樣，發展中國家正期待著利用自身的稟賦優勢同樣爭取經濟發展的機會。理解了這一點，作為投資國，有意識地滿足東道國的需要，正是與東道國共同成長、并有效利用國際資源的現實做法。面對國際上對中國崛起的不適應性反應，中國政府在世界舞臺上的作為比直接實施對外投資的企業更加重要。當今世界，全球化越來越被看作各個國家在世界范圍內爭取發展的機會，而“去全球化”也開始顯現為各國維護本國利益的工具，在此條件下，中國政府，只有以其在國際上不斷增強的地位，一方面在思想意識上倡導并強調協同發展的理念；另一方面在實踐中切實搭建與東道國互利共贏的投資平臺，才能在國際上樹立中國和平崛起的形象，為我國企業創造對外投資平等發展的外部環境。

第三，在企業層面，意識要素互補條件，鍛造合作競爭能力。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能力缺憾是明顯的，但這種缺憾無異于任何國家的初始對外投資，都會因對東道國市場與環境缺乏了解而舉步維艱。然而，正如文中所述，無論對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的投資，東道國市場都存在著與我國企業互補的要素；特別是，這種互補要素不僅存在于企業層面，而且存在于國家層面。正是這種互補要素的存在，提供了我國企業與東道國企業攜手合作、彌補不足、互利共贏的發展條件。由此，對外投資的中國企業，首先要在意識上樹立合作共贏的全局發展觀念，進而，在此思想指導下，反思對外投資的戰略措施，充分考慮與東道國本土企業的互補要素，創新性地設計與要素相關的利益實現機制，從而學習并錘煉合作競爭、創造共贏機會的能力。在這方面，我們的能力差距還很大，前面的路還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