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反傾銷規則本身的性質是反競爭的，必然會帶來保護的后果，不利于國際貿易的正常進行和，然而在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狀況下，完全放棄反傾銷法實屬不可能，而以競爭法取代反傾銷法的方案也受到重重限制，至多只能在區域性自由貿易區實現，因此比較現實的是對反傾銷法進行修改，最大限度地納入或融進競爭規則，消除現行規則中反競爭或限制競爭的條款，使反傾銷法能更多地考慮到競爭的需要。[27]至于具體的修改之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引入“公共利益”條款、采用更高的“微量”標準及對“相關市場”確定一個恰當的定義。真正的公共利益條款不僅是指應將消費者與用戶的利益考慮進去，而且要將“損害”定義為是對競爭的損害，而不是對競爭者（國內生產商）的損害，即實際上應以是否符合國民經濟整體福利和市場競爭為判斷標準。而“微量不計”規則是出于節約資源的目的而制定的，因為反傾銷案的訴訟成本極高，傾銷存在和損害的認定都需要動用大量的專業人才來進行復雜的調查和確認工作，這對于許多而言是個相當沉重的負擔，也不利于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正常發展。因此將貿易量與傾銷差額定出一個“最低限度”，低于此限者采取“微量不計”規則，實屬必要。然而在某些國家的反傾銷法中，“微量”的標準過低，所以有必要提高，實際上是放寬限制，以鼓勵競爭。至于最后一點，界定“相關市場”的關鍵是界定“同類產品”。對“同類產品”的界定直接關系到損害的確定，如果“同類產品”定義地較為寬泛，傾銷對進口國國內產業的損害就不易證明些。反之，如果對“同類產品”采用的是較為狹窄的定義，“國內產業”的范圍就會相應縮小，這可能導致對傾銷損害效果的高估，從而在本不應采取反傾銷措施的案件中采取反傾銷措施。有些學者認為反傾銷法中對“同類產品”的定義過于狹窄，建議加以拓寬，以便將需求的交叉彈性考慮進去[28]（需求的交叉彈性是指一種產品價格變動對某些其他產品的銷售產生的。如果一種產品價格上漲，人們對這種產品的需求就會下降，同時對另一種產品的需求就會增加，從而引起另一種產品的價格上漲。在此情況下，購買者就從一種產品轉向另一種產品了。[29]

應該說，保留反傾銷法并按照有利于競爭的方向加以改進的方案是現實可行的。從一個國家的角度來說，如果它確實認識到反傾銷法對競爭的消極作用，并相信引入更多的競爭規則會有利于其經濟的長遠發展，但出于對抗他國反傾銷法威脅的需要又不能即時取消本國反傾銷法，那么，它在保存反傾銷法的同時對其加以改進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采用寬泛的公共利益條款，注意評估可能的反傾銷措施對競爭所產生的效果；適用比WTO反傾銷守則更高的微量標準等等，只要這些做法是非歧視性的。總之，一國修改自身的反傾銷法以增進其整體福利完全是它的自由，關鍵是看該國國內支持派和反對派力量對比情況。

從區域性自由貿易區來看已經有了現成的例子，歐盟反傾銷法的最新發展就反映了對促進競爭的考慮。自1995年起，歐盟反傾銷法就納入了一個更為詳細具體的規則，要求歐盟委員會在確定傾銷、損害、因果關系之后，還必須確定是否有共同體利益的需要，如果沒有，就不能征收反傾銷稅。共同體利益包括許多方面的利益，主要是共同體利益、產品用戶的利益及消費者利益等等。盡管實踐表明歐盟委員會在對這三者進行權衡時，往往會把共同體工業利益放在第一位 （如1995年對粉末活性碳反傾銷案），[30]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如果歐盟用戶的利益較大，比生產工業更重要；歐盟的生產商沒有足夠的生產能力滿足歐盟消費者的需要；或者歐盟生產商的價格和產品成本比國際標準高，則裁決可能就是沒有共同體利益。例如，在中國的松香案中，歐委會做了傾銷的裁決，但沒有采取措施，因為征稅對松香用戶的負面作用超過了給歐盟工業帶來的利益。[31]

對于反傾銷法的國際規則而言，納入更多的促進競爭的條款，限制和防止某些國家濫用反傾銷法來保護本國工業的途徑也是現實可行的。在烏拉圭回合之前，GATT反傾銷守則的許多規則和措施備受批評，因為它們存在明顯的漏洞，極易導致反競爭的效果。經烏拉圭回合達成的新的反傾銷守則（即WTO反傾銷守則）與以往的守則相比，發生了不少重大的變化，其意圖或至少部分意圖是為了使反傾銷法更能夠與競爭原則一致以促進競爭。這些變化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限制有關國家主管當局的酌情裁量權，增加在執法各環節上的透明度，以防止因濫用酌情裁量權而產生的偏袒一方的執法不公。烏拉圭回合談判之前，國際貿易界對東京回合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各國主管當局濫用其酌情裁量權上。程序規則上的缺陷往往使得無充分理由的反傾銷申請得到確認和執行，而這些申請的真實目的是迫使出口商提高價格，削弱進口國的市場競爭。因此，為加強反傾銷訴訟提起標準，保證理由充分的反傾銷申請得到調查并使調查能夠客觀而公正地進行，WTO新守則制定了大量的新的程序性規則，具體包括：

第一、申請調查的人員資質。對于哪些人有資格提出反傾銷調查申請書，1979年反傾銷守則規定地比較籠統，使申請的代表性不夠明確；WTO的新守則對此規定了具體標準。該守則第5.4款規定，若未經調查當局對申請書是否有“足夠支持或反對”的問題做出判斷認定，就不得發起調查。凡申請受到其合計產量占該相同產品國內行業總產量的50%以上的國內生產人的支持，當局才可認定為符合“由或者代表國內行業”提出申請的標準。這表明，未表態支持者不列入50%之內。另一方面，凡對該申請明確表示者，其產量低于該行業總產量的25%時，則絕對不準發起調查。而按照對該款的注釋⒁，“各成員方認識到，在有些成員方境內，相同產品國內生產人的雇員或者雇員代表可以或支持進行調查”。這樣，就解決了申請書的代表問題，同時也具體劃定了調查當局的職責范圍。

第二、現有最佳資料原則。現有最佳資料原則（best information available）是指，當反傾銷主管當局調查出口公司狀況、傾銷產品在出口國國內銷售的價格和數量、相似產品的成本和費用時，如果出口商答復不完整、不全面或出口商不允許、不配合主管當局的調查工作，主管當局可以依據其所獲得的最好資料做出裁決。該原則有可能導致不利于出口商的裁決結果，對于該問題，WTO新守則基本沿用了1979年守則的，但其在附錄中列出了一系列條件，規定什么情況下采用此原則，從而限制了主管當局濫用此原則拒絕考慮當事人提供的資料的做法。

第三、微量原則。WTO第5.8款規定：“遇有當局認定，傾銷差額屬微量者，或者傾銷的進口產品實際或潛在數量或其損傷情況可略而不計者，調查應立即停止。凡傾銷差額占以出口價格百分比計，不到2%者，則視為微量。凡從某個國家進口的傾銷產品數額，占進口國相同產品的進口額不到3%者，通常也認做可略而不計”，但是，幾個占不到3%的國家其合計進口量占7%以上者不在此限。此外，微量原則還表現在要求當局認定征稅時，應采取只要能彌補所受損傷即可的方式，或用低于傾銷差額的標準來厘定臨時稅額或價格承諾額的辦法。

第四、公共利益條款。由于反傾銷法對國內工業的保護往往是以消費者利益和經濟整體為代價的，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在采取反傾銷措施時，不能只把國內工業的受損情況作為考慮重心，還應考慮其他相關方的利益。WTO在第6條“證據”的第12款中規定，“當局應給予受調查產品生產行業的用戶，以及該產品一般有零售時則消費者組織的代表，以提供有關傾銷、損傷及因果關系調查方面資料的機會?！北M管該條款只給予有關方提供資料的機會，但與以往的守則相比，總算邁出了第一步，標志著一種突破。

第五、時間限制與日落條款。日落條款（sunset clause）是指，一項反傾銷措施，無論是價格承擔還是征收固定反傾銷稅，若以后沒有任何的修改或新的復審決定，則屆滿5年后自動失效。[32]訂立日落條款是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因為大多數反傾銷措施在實行三、五年之后，由于時過境遷，市場條件的變化不再需要了。日落條款主要在歐盟、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國內反傾銷法中有規定，1979年的反傾銷守則沒有關于反傾銷稅適用期限的規定，只是在其第9條中規定：反傾銷稅只要在必要范圍內起著阻止正在造成損害的傾銷，就應該保持繼續有效。WTO新守則加入了日落條款，在某種程度上縮短了反傾銷措施的適用期間。另外，WTO新守則還對反傾銷的各環節制定了嚴格的時間限制，如問卷調查限定30日內作回答，若實在有困難可適當延長；臨時措施必須在開始調查60天以后才能采取等等。

2．收緊結構價值的規則。反傾銷法規定，在計算正常價值時，如果不能采用出口國市場價格和第三國可比價格，則采用按原產地國的生產成本加上一定數額的管理費用、銷售費用和其他費用及合理數額的利潤得出的結構價值。過去一直有人批評西方國家在適用其國內反傾銷法時采用偏高的成本、費用和利潤額，人為地抬高比較“基線”，以便更容易地證明傾銷的存在，得出更大的傾銷幅度。WTO新守則制定了相關條款以“管住”結構價值的計算。第2條規定：“管理、銷售及其他費用和利潤的數額，要根據受調查的出口人或生產人對相同產品在生產中和正常貿易過程中銷售的實際數據。凡該數據無法根據此類數據確定者，該數據應根據以下情況來確定：（i）該出口人或生產人在同一大類產品原產地國國內市場生產與銷售所花費與獲得的實際數額；（ii）其他受調查的出口人或生產人在相同產品原產地國內市場生產與銷售所花費與獲得的實際數額的加權平均數；（iii）任何其他合理方法?？梢?，該條要求采取”實際數額“是對某些國家人為抬高比較基線的否定，具有積極意義。再者，為防止計算結構成本時會出現的對各種花費的不合理分攤，尤其是對高含量產品中高額研試費用的估算和分攤，WTO反傾銷守則也進行了專門規定。此外，WTO新守則還規定對以結構價值確定正常價值（以成本為基礎）的使用方法只能位于以出口國國內價格和第三國可比價格確定正常價值（以價格為基礎）的使用方法之后，除非以價格為基礎的計算方法不可靠，否則，不能使用以成本為基礎的計算方法。

3．價格比較問題。在反傾銷實踐中，某些國家堅持將每筆交易的出口價格與加權平均正常價值相比較的方法，許多人批評這種比較方法不公平地夸大了傾銷，進而夸大了傾銷幅度，多征了反傾銷稅。而1979年守則只規定了出口價格與正常價值之間應進行公平比較，沒有規定具體的比較方法，也就無法限制某些國家適用其有擴大傾銷幅度傾向的計算方法。因此WTO新守則在這方面做了重要的改進，它在第二條中規定在出口價格與正常價值之間應采用“加權平均值對加權平均值”或“單個對單個”的比較方法，即在加權平均正常價值與全部可比的出口交易的加權平均價格之間進行比較或每筆交易的出口價格與每筆交易的正常價值之間進行比較，由此來確定傾銷幅度。但是美國和歐盟通過對該條加入一項例外來削弱其影響，即：如果當局發現出口價格在不同的購買人、地區和時間之間的差別很大，并且當事人能夠解釋為什么加權平均對加權平均、單個對單個方法進行比較不能使這種巨大差別的考慮得到適當，則可以將加權平均的基礎上確定的正常價值與每筆交易的出口價格進行比較。該條款的意思是，出口商可能會在同一國家的某一地區低價銷售，在其他地方維持高價，采用加權平均方法計算出口價格時，會得出不構成傾銷的結論。[33]這時，可采用每一出口價格與加權平均正常價值進行比較的方法?？梢?，在WTO的新守則中，雖然為“單個對平均”的比較方法留下了空間，但能夠使用的機會已大大減少了。

4．因果關系問題，在反傾銷中，只有證明傾銷與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才能對傾銷產品征收反傾銷稅，但是在某些復雜的情況下，很難區分哪些損害是由傾銷造成的，哪些不是，這就要求明確規定出如何認定二者之間有因果關系。1979年守則只規定“必須證明傾銷的進口產品正在造成本協議范圍內的損害。與此同時，可能還有其他因素也在對該工業造成損害，但這些因素造成的損害不應歸咎于傾銷的進口產品?！边@種模糊的條款很難限制各國反傾銷主管當局擴大因果關系的做法。因此WTO新守則對此規定了具體的認定方法，它要求主管當局調查所有的除進口產品之外的有可能造成進口國工業損害或損害威脅的可知因素；特別是，新守則要求主管當局考慮外國與進口國國內的競爭情況及貿易限制措施，這顯然是將競爭因素納入了因果關系條款，有利于全面而公正地考慮傾銷與損害的關系。

5．爭議解決機制。在WTO新守則中另一個有利于競爭的變化是爭議解決機制的適用。WTO爭議解決機制采用倒協商一致的方法。爭議解決機制對反傾銷守則的一般適用的意義是：由于倒協商一致方法的采用，再也不會出現因成員國無法達成一致意見而導致專家小組或上訴機構的報告無法通過的局面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實施反傾銷守則的程序性規則及其他要求，還可以將守則中對主管當局酌情裁量權的限制進一步具體化，使之更加明確。這些無疑都有利于WTO新守則中有所改進的部分真正得以付諸實施，從而起到限制和防止有關國家濫用反傾銷法保護本國工業，妨礙競爭的作用。

簡而言之，WTO新守則與以往的守則相比，進行了許多修改，這些修改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促進競爭的需要，體現了國際對反傾銷法實質與作用的反省和重新認識，也表明對反傾銷規則加以改進使之朝著與競爭原則一致的方向發展的途徑是現實可行的。

五、中國的態度

上文從經濟理論出發，論證了傾銷行為的性質，然后介紹了“完全取消反傾銷法”、“以競爭法取代反傾銷法”和“對反傾銷法加以改進”三種方案，并分別就這三種方案的現實可行性進行了分析?！巴耆∠磧A銷法”方案認為反傾銷法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利競爭的，應加以廢除；而競爭法與反傾銷法的根本不同又決定了不存在以競爭法取代反傾銷法的真正必要性。1997年的加拿大和智利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就明確取消了反傾銷法對兩國間貿易的適用。但是，在目前貿易保護主義泛濫的大氣候下，為了保障本國工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生存下來，許多國家不可能立即廢除作為貿易政策體現的反傾銷法，因此， 在當今國際社會，“完全取消反傾銷法”方案顯得有些極端，現實可行性較差?！耙愿偁幏ㄈ〈磧A銷法”方案認為競爭法優越于反傾銷法，且傾銷中唯一對競爭有害的掠奪性定價是競爭法和反傾銷法都加以規制的行為，因此，可用競爭法取代反傾銷法。但是，以“效果原則”域外適用競爭法不符合國際法上有關國家管轄權的理論；主動禮讓方法又難以解決國家之間競爭法差異的難題；而制定統一的競爭法以取代反傾銷法，從而將從嚴界定的、反競爭的“傾銷”行為納入國際競爭法規制范圍的途徑，基于各國競爭法的迥異和國家對主權的珍視，其難度也是顯而易見的。總之，無論是“完全取消反傾銷法”還是“以競爭法取代反傾銷法”都沒有足夠的可行性，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困難。相比之下，“對反傾銷法加以改進”方案雖然不夠徹底，但最為求實，也是能為最多數國家所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