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國崛起為建設性偉大強國的歷史進程的當前時期里，最大、最可能也最緊迫的障礙無疑是臺灣獨立，那首先是因為中國的內外基本安全和民族正常心理將由此而遭受巨大威脅——可能經不起的巨大威脅。尤其近兩個月來，主要圍繞臺灣“公投”問題和競選政治的臺獨傾向的惡性發展，很大程度上證實了大約15個月前的一種基本推測，那就是在中共十六大前后中國面臨的國際政治環境和臺灣問題形勢當中，“早已有之的困難，連同晚近出現的某些重大變動，已經并將繼續使中國領導人面對比較嚴峻的挑戰。戰略上需要提防的可以設想的最壞情況（the worst —case scenad.）或極端事態，是今后一些年臺獨趨向可能的嚴重發展，或許會使十六大產生的領導班底遭遇一種國務家們一般最不愿意碰上的局面：在或戰或和皆大不利的情況下，不能不立時做出是戰是和的根本決定。”[1]臺灣問題上目前形勢的最重要方面，一是陳水扁為首臺獨勢力的竭力操作和泛藍聯盟的關鍵退讓導致“公投法”人憲，二是陳水扁以近乎狂賭的方式，宣布并頑固堅持在3月20日大選同時進行“防衛性公投”。對于這兩者，反臺獨的力量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評估。第一是富有戰略意識的評估，斷定“公投法”人憲是臺獨勢力迄今為止取得的最大突破性進展，首次提供了臺獨的一個“法源”和打開了最危險的法理臺獨之門，盡管泛藍聯盟設置的種種限制使得“臺獨公投”近期內沒有法律上的可能，盡管很可能確實將在3月20日舉行的“防衛性公投”不直接包含臺獨抉擇。換句話說，“公投入憲”是實施“法理臺獨”的“公投制憲”的第一大步驟。“公投法”入憲和勢將做出的公投行動本身，將為臺獨勢力提供無論“緩獨”抑或“急獨”都可用的“民意”依據和某些國際輿論條件，提供一個接近于現成的、擇時可將臺獨抉擇納入其中的法律框架。不僅如此，如果陳水扁能夠在中國大陸的強烈抨擊和美國以及日本、歐盟的明確反對下搞成“防衛性公投”，那么臺獨勢力和臺獨傾向將由此得到一個重大鼓勵，不管他能否當選連任。

從這樣一種分析和判斷中可以得出一個戰略性結論：如果我們不僅必須堅守決不容忍臺獨（或者說不惜以戰爭制止或粉碎臺獨）這一終極底線，而且還必須盡最大努力防止臺獨、從而不致面臨被“將軍”的局面（或者有如上面所說“在或戰或和皆大不利的情況下，不能不立時做出是戰是和的根本決定”），那么就應當在3月20日以前大力爭取阻止“防衛性公投”，并且在那以后進而謀求鏟除或永久“封凍”異常危險的“公投法”。更廣泛地說，我們在臺獨問題上根本的戰略任務不僅在于一旦迫不得已就堅決動武制止或粉碎臺獨，也在于（甚至就戰略優先而言更在于）不動武而堅決阻止或防止臺獨。

與上述戰略性評估不同的是一種可有的戰術性評估：鑒于泛藍聯盟設置的種種限制，“公投法”入憲實際上是陳水扁的一次嚴重失敗，因為他追求的臺獨公投被迫變成了實際上純屬競選策略并且近乎無聊的“防衛性公投”，而美國總統及其行政當局對臺獨和“防衛性公投”新近宣布的明確反對更使他處于很不利的地位；就目前而言，最重要的事實是陳水扁不敢搞、也沒有能力搞“急獨”；特別是鑒于臺灣競選政治的復雜性，鑒于過去某些“對稱性”強烈反應到頭來增加了陳水扁當選機會的教訓，對“防衛性公投”的眼前恰當對策應當是官方在公開場合采取相對的低調。

應當認為，這樣的分析和判斷確有道理，特別是從爭取防止陳水扁連任、保持目前基本有效的對策勢頭和避免新增不確定性的角度來說很大程度上是如此。然而盡管如此，這仍然是一種近乎純戰術取向的觀點，沒有著重地考慮政治行動的廣泛后果，特別是其心理后果。從戰略上說，在陳水扁為首的臺獨勢力方面，往往最重要的是逐步做一件件“破天荒”的事，以便逐個造成大突破，以便反臺獨力量和所有有關方面變得逐漸容忍甚至“習慣于”經過革命性變化的新形勢。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的行為方式的教訓意味深長。那個時期里，納粹德國每一項具體的變更現狀行動（先后退出國聯，沖破《凡爾賽條約》軍備條款，將萊茵蘭重新軍事化，德奧合并，攫取蘇臺德區，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所余全部）的目的何在？不僅在于它每次行動時的眼前具體目的，也在于（或者更確切地說更在于）總體性的戰略和心理目的。它的每個步驟都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而英國人和法國人當時的主要錯誤就是大致只將它們視為有限的。[2]而且，如果說在上述逐個變更現狀行動中，歷史學家們公認的最重大關鍵舉動是1938年的德奧合并和攫取蘇臺德區，那么可以認為從1995年李登輝訪美拋出“中華民國在臺灣”論以來，謀求臺獨的迄今最重大關鍵舉動就是“公投法”人憲和宣布搞“防衛性公投”。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本文第二段展示的那些緣由。

二

不僅如此，還有一項使得局勢確實嚴重的甚至更基本的原因，那就是近年來在陳水扁一李登輝臺獨勢力廣泛和不斷的臺獨言行背景下臺灣公眾中嚴重發展的臺獨心理、臺獨情緒和臺獨傾向。陳水扁一李登輝臺獨勢力的蓄意“非中國化”操作，連同若干廣泛和深刻的島內歷史、政治、社會和文化原因，造成了這一最近由若干重要媒體深度報道的事態，[3]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它就是臺獨危險的相對最重要、最持久的方面，也是臺獨勢力乞靈于“公投”的主要原因，不管是為了謀求眼前選票，還是同時也為了最終實現臺獨。例如，據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1992年以來累積的民調資料，過去十年自我認定為“臺灣人”的答復詢問者從17.3％增加到了41.5％，大致相當于自我認定為“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人數，而自我認定為“中國人”的答復詢問者從26.2％減少到了9.9％。[4]臺灣《聯合報》2003年10月進行的一項民調則顯示，“62％的答復詢問者說他們自己是臺灣人——該報自其1989年開始問這個問題以來紀錄到的最高比例，那時只有16％說他們自己是臺灣人。與此相比，那些自我認定為中國人的從1989年高達52％減少到了19％。”[5]正是基于諸如此類的惡性發展，可以大致同意這么一種關于陳水扁臺獨言行的觀察：“有一種看法很誘人，即陳水扁是一名在為自己的政治生命不顧一切地掙扎的政客。……然而，起作用的遠不止是競選政治：臺灣人的傲慢正在膨脹……近年里（島內）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支持已近乎崩潰。‘過去12個月里許多禁忌已被打破’，在臺北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說，引證一項新的公投法和對憲法改革的兩黨一致支持（bipartisan sup-port）。”[6]對某些極顯著地包含臺獨危險的言行舉措的“兩黨一致支持”——這是近幾個月來臺灣島內政治的一項重大惡性事態。在臺灣當前的政制框架和政治／社會氣氛內，泛藍聯盟出于它在政治上生死攸關的競選需要，對臺獨要求已經做出了一些重大讓步，甚或可以說已開始逐漸傾向臺獨，雖然還遠不能說這已經成為泛藍立場的主要的或不可逆轉的趨勢。這就是所謂泛藍“跟進”泛綠。在泛藍聯盟就是否允許公投本身做了后果嚴重的180度大轉彎之后，連戰在2003年12月20日的一次競選集會上公開認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用報道此事的美聯社記者的話說：“如果國民黨人正式毀壞了這（”一個中國“）政策，那么就將沒有任何臺灣的大黨是親統一的。[7]近10天后，國民黨領導人之一、臺灣”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在接受香港《太陽報》專訪時公然說”國親不排除臺獨選項“。[8]剛總之，有如臺灣中央研究院的一位政治學家所言，國民黨”想表明它沒有了（親統一）包袱。……臺灣民族主義變成了支配性意識形態。“[9]

三

如上所述，臺獨危險的發展程度已經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而且，如果陳水扁得以連任，那么在2008年結束以前，他個人的臺獨渴望、臺獨勢力和臺獨選民要他兌現承諾的壓力以及對“永久喪失時機”的恐懼頗有可能驅使他就臺獨同大陸最后攤牌。正如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王在希1月3日在悉尼的講話指出：陳水扁公然宣稱要在2004年舉辦第一次公投，2006年“催生臺灣新憲法”，2008年實施“臺灣新憲法”——這實際上是一個走向臺獨的時間表；臺獨勢力正在有計劃、有預謀地通過各種手段，謀求在2008年前完成臺獨步驟。因此，如他所強調，“堅決遏制‘臺獨’分裂活動，是全體中華兒女當前的一項緊迫任務。”[10]當前的緊迫任務是堅決遏制臺獨分裂活動。也就是說，我們在臺獨問題上根本的戰略任務不僅在于一旦迫不得已就堅決動武制止或粉碎臺獨，也在于（甚至就戰略優先而言更在于）不動武而堅決阻止或防止臺獨；而且，由于前面展示的一切原因，在當今形勢下首當其沖的是要在3月20日以前大力爭取阻止“防衛性公投”，并且與此密切相關，爭取造就某些重要狀態來促成陳水扁大選失敗。

誠然，中國政府近來做了一系列堅決表態和重大努力，它們在遏制臺獨動向、包括爭取阻止“防衛性公投”和為了阻獨而天經地義地合理影響臺灣大選方面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成功。其中特別重要的是溫家寶總理通過答《華盛頓郵報》問、在白宮同布什總統會談和胡錦濤主席通過中美兩國元首電話交談宣示的兩項根本立場：（1）決不容忍臺獨，必要時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制止或粉碎臺獨；（2）堅持和平統一方針，只要還有一線希望，就盡最大誠意和最大努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第一條是阻獨的最根本保障，是在臺灣問題上的終極底線；沒有這一條，臺獨將相當迅速地成為并保持為現實，我們在至關緊要的臺灣問題上將一敗涂地；第二條既是爭取逐步實現中國最終完全統一的正確的大戰略選擇，也是促使美國政府明確反對臺獨、從而使我們能夠不動武而阻止或防止臺獨的一大至關緊要的條件。

成功地阻獨的關鍵之一，在于從大戰略目標的角度將阻獨與促統適當地區分開來，將阻獨置于最突出、最優先的地位，并且為之構設與促統有所不同的基本戰略。中國政府特別在2001年以來貫徹了這一大戰略目標界定，而且與此密切相關，在對待臺灣當局頻繁的臺獨言行方面采取了同2001年以前有顯著不同的戰略和策略——堅忍地克制的“非對稱性”戰略和策略（用王在希在悉尼講話中的說法是“我們對陳水扁當局一直采取克制的態度”。[11]這加上中國政府“決不容忍臺獨”的堅決表示，在陳水扁步步升級的臺獨行為對美國利益的刺激之外，決定性地促成了美國總統與其行政當局近來再三明確反對臺獨和臺灣公投（包括“防衛性公投”）的重大表態，連同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政策的某種積極的重要變化。[12]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由來已久的最根本政策，是兩屆美國總統一再公開宣布的“維持現狀”——即“美國反對臺海兩岸任一方未遇挑釁地改變現狀”。大致2001年以前，在美國眼里可能“未遇挑釁地改變現狀”的主要是中國政府，但大致從那以后，特別在陳水扁2002年拋出“一邊一國”論以后，臺獨傾向的惡性發展和中國戰略策略的上述優化，導致美國政府越來越明確地將臺灣當局（并且只有臺灣當局）看作正在謀求“未遇挑釁地改變現狀”，而近來大肆推進公投更是屬于竭力謀求改變現狀之舉，不予阻止就可能將美國推入與中國軍事沖突的重大風險，并且必定嚴重損害在政治和經濟上對美國非常重要、并且將愈益重要的中美關系。對于阻止和制止臺獨來說，保持和增進美國政府的這種根本判斷至關緊要。這方面的努力近來終于取得了空前重大的成果。

然而與此同時，必須強調一個嚴峻的事實：盡管自臺灣公投計劃出籠以來，中國政府反復予以強烈抨擊，并且反復宣示決不容忍臺獨，美國政府也反復明確表示反對臺獨和臺灣公投，然而陳水扁的回應起先是從要搞“核四”公投升級為要搞大有臺獨抉擇意味的政治性公投，接著是在遭到與“公投法”入憲相伴的法律限制后宣布要搞“防衛性公投”，而后便是頑固堅持“防衛性公投”；不僅如此，在這整個過程中他的臺獨言論一直在變本加厲。

陳水扁的這一反應方式原因何在？或者說，他在壓力之下不退卻的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以前述臺灣公眾中的臺獨心理、臺獨情緒和臺獨傾向的嚴重發展為大背景，他決心緊抓富有臺獨意味的公投問題爭取當選連任，而他的臺獨渴望，連同他在經濟振興、兩岸交往和社會建設等方面之乏善可陳，加劇了這一決心。因此，頗有可能像臺灣的一位政治學者所言，“不管美國在3月20日以前可能對陳水扁本人施加多么大的壓力，或者提出多么

嚴厲的警告，陳水扁都不大可能改變初衷。“至于中國政府的警告，無疑被他認為在當前時段里，起碼在3月20日大選日前不存在兌現問題，因而沒有眼前危險。簡言之，在他看來無論他個人的政治生命，還是他的臺獨渴望的實現，都取決于當選連任，為此他準備不顧一切。

然而，也正是由于如此，因而倘若有不容懷疑的一系列情況表明堅持要搞“防衛性公投”很可能嚴重損害其連任前景，陳水扁就很可能在3月20日以前就此退卻；不僅如此，只要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那么無論他是否搞“防衛性公投”，他在一場所有觀察家都預料他即使能勝、也只會是險勝的選舉中必定失敗。如前所述，“防衛性公投”流產或陳水扁下臺或這兩者，都大有利于遏制臺獨趨勢，否則就會在今后短短數年內面對甚至遠比現在嚴重的臺獨危險。最近確實有了某些初始的跡象，特別是陳水扁政府的“外長”簡又新于1月6日稱不會“辦一個沒有和美方溝通、取得諒解的公投”[13]使人能夠相信如果以合適的途徑、在要害處加劇壓力，就很可能造成這樣的效應。

四

能夠如此加劇壓力的自然是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顯而易見，阻止“防衛性公投”以及陳水扁當選連任就是在當前遏制臺獨危險，因而符合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也符合臺灣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不那么明顯的是為此急需三個要素：加劇壓力；選擇要害處施壓；選擇合適的途徑施壓。

迄今為止，美國政府反對臺獨和臺灣公投的表態僅為聲明言辭，并非具體行動；同時，這些言辭針對的臺灣“聽眾”只是陳水扁，而不是可以決定陳水扁大選輸贏的臺灣公眾。它們已經取得了重要效果，但（至少現在看來）還不足以確保“防衛性公投”流產，也還不足以強有力地促成陳水扁大選必敗，如果說這失敗確實被美國政府視為它理應視為的那樣符合美國的重大利益。要達到這樣的效果，一種可以設想的方略是美國政府以臺灣公眾為其心目中的主要影響對象，通過某種可以使盡可能多的臺灣公眾很容易明確地意識到危險——舉行公投和陳水扁連任之危險的舉措，包括（哪怕只包括）相應的聲明言辭，只要它們能引起對于此類危險的廣泛的公眾警覺甚或惶恐心理。美國政府在美國國內政治和對外政策慣例方面實際上大有如此去做的可行余地，在其適當的方式選擇和操作調控方面也大有如此去做的經驗可循。

同樣可以設想，美國政府若要據此行事，最關鍵的動因必須是它真正確信阻止“防衛性公投”以及陳水扁當選連任是美國緊迫的、至關緊要的利益所在，以至將此視為需要以上述不同尋常的舉措加以緊急對待的一種“危機防止”。能夠使美國政府如此的只有中國政府。從公投問題被提上臺灣的政治議程以來，中國政府的表態基本上也只限于聲明言辭，它們雖然已經取得了重大效果，特別是作為決定性要素之一促成了布什行政當局公開反對臺獨和臺灣公投，但（至少現在看來）還不足以確保“防衛性公投”流產以及陳水扁大選必敗，而如前所述，力爭贏得這兩個結果關系到我們非常重大的根本利益，遠大于美國在其中的利害關系。不僅如此，考慮到近三年來給我們阻獨促統造就了一系列重大好處的、本文第三節所說的“堅忍地克制的‘非對稱性”’方略，聲明言辭的效果也會有其進一步的局限。

因此可以設想，從現在起到3月20日臺灣大選，中國政府的戰略和策略除了那些已有并已產生了若干重大效果的成分之外，還需要增添旨在加劇壓力的成分，包括（哪怕只包括）所示目的明確地限于阻止“防衛性公投”和遏阻“法理臺獨”趨向的、有限但有力的軍事威懾舉措，而且大概需要“只干不說”和通過對美外交渠道表明目的。除非美國政府事先理解并且確信一旦臺灣在3月20日舉行公投、中國政府就會對臺獨勢力采取某種程度的軍事行動，它就不會有足夠的動因做出上面所說的“危機防止”舉措。我們所示目的的明確有限性將保證美國政府維持其根本判斷，即臺灣而非大陸要“未經挑釁地改變現狀”，我們有限但有力的軍事威懾舉措則將造就美國加劇對臺壓力的決定性條件。

五

2004年是臺灣問題的關鍵一年，因為將在這年3月20日舉行的臺灣大選要決定一個關鍵問題：今后四年里執掌臺灣政權的，究竟是要在這四年內完成臺獨步驟的陳水扁，還是仍不謀求臺獨的連戰和宋楚瑜？在很大程度上，不同的人選決定不同的形勢，也因此決定在不同形勢下阻獨促統的不同戰略。如前所述，如果陳水扁當選連任，我們頗有可能在今后四年里面對被“將軍”的局面，那首先是對我們的意志、能力（尤其是軍事能力）和在嚴重危機狀況中軍事／政治戰略的素質的考驗。另一方面，即使陳水扁連任，我們的根本戰略任務依舊如前所述，不僅在于倘若迫不得已就堅決動武制止或粉碎臺獨，也在于（甚至就戰略優先而言更在于）不動武而堅決阻止或防止臺獨。

倘若連戰和宋楚瑜當選，臺獨在今后四年內就不大可能成為比較緊迫的危險，或者說將給我們留下一個四年的“緩沖期”。然而，我們將立即面臨如何從阻獨促統的總目的出發同執政的泛藍打交道的問題。[14]這個問題從總體戰略的角度說，就是如何在這四年內依靠一套創新性的政治／戰略構想和政策，通過與泛藍政權的政治對話，大力爭取在“一個中國”的鐵定根本原則之下構建某種新的兩岸關系格局，以此決定性地削弱臺獨勢力的影響及其根基。如果泛藍聯盟贏得此次大選，那么今后四年大概是我們最后一個“緩沖期”，在其中我們要只爭朝夕地爭取實現這一根本任務。這首先是對我們在臺灣問題上的政治智慧、政治戰略素質、尤其是政策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考驗。在臺灣問題的當前這個歷史階段，我們的最根本原則是“一個中國”。只要能持久地阻絕臺獨，中國的完全統一就必定在不太遠的將來實現。（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注釋：

[1]時殷弘：“中國的外部困難和新領導集體面對的挑戰——國際政治、對外政策、臺灣問題”，《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3期。該文完成于2002年10月。

[2]參見Gordon A.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3r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v Press ，1995）。chapter 7.[3]例如見Philip P‘Pan ，“New National ldentity Emerges in Taiwan ：Cultural Shifting Away from Main·landChina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2004；George Wehffritz，”Rockin the Boat，“Newsweek，January 5，2004：”Taiwan Sees Rising Awareness Of the lndepen-denceCause ，“Editorial ，China Post，January 1，2004.參見Ching Cheong，”Beijing'sDiplomatic Victory May Backfire ，“Strait Times，December 13，2003.[4]Wehffritz，”Rockin the Boat “。

[5]Pan，“New N~ional ldentity Emerges in Tai-wan”。

[6]Wehrfritz，“Rockin the Boat ”。

[7]“Taiwan Opposition Flip-flops，”The Daily Yomiuri ，December 22，2003.“Speaking tO a crowd Of young voters in Taipei ，Lie mentioned On Of PresidentChen Shui-bian's favorite campaign slogans ahead of March 20vote ：'On each side（Of the Strait ），there's a country.`Lien said，`If you put it simply as eachside has one country，there should be nO problem.”

[8]太陽報》2003年12月30日。另一家媒體將“不排除臺獨選項”稱作國民黨和親民黨近來“采取（的）新立場”。見“Taiwan Sees Rising Awareness of the lnde·pendenceCause ，”Editorial ，China Post，January 1，2004.另據報道，國民黨中常委內有人提議將“中國國民黨”改名為“臺灣國民黨”。見Wehrfritz ，“Rockin the Boat ”。

[9]Ibid.[10][11]“王在希：制止‘臺獨’是中華兒女當前緊迫任務”，中國新聞網，2004年1月3日。

[12]《紐約時報》載文評論道：“雖然行政當局堅持說它的政策不在變，但專家們認為它的態度經歷了一個重要轉變。（位于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亞洲問題專家科特·坎貝爾說：”布什行政當局已經從美國歷來已久對‘和平手段’的強調，轉向側重于一個具體目的，那就是確保維持現狀。‘“David E.Sanger，”U.S.Asks Taiwan to Avoid aVote Provoking China，“New York Times，December 9，2003.過去強調”和平手段“是針對中國政府，現在側重于”確保維持現狀“是針對加速謀求臺獨的陳水扁當局。

[13]“簡又新：我應可獲美諒解照辦公投”，《中時電子報》（www.chinatimes.com）2004年1月6日。還有，陳水扁的主要助手之一、“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1月3日公開說，推進公投給陳水扁提供的助票勢頭正在衰減，如果“處理不適當”就能夠起反作用。此種動向的主要動因被認為在于美國以及日本、歐盟明確表示反對公投和臺灣單方面改變現狀。見Crystal Hsu ，“Defensive Referendum May Hurt DDP ，Says Aide ，”Taiwan News ，January 4，2004.一位臺灣的政治學者最近告訴本文作者：“許多、即使不是大多數民進黨精英對陳水扁蔑視美國反對公投并非完全感覺良好”：“如果他靠損害美國對2004至2008年的民進黨政府的支持重新當選，這對任何其他在2008年以后成為陳水扁后繼者的民進黨精英都確實是個大障礙。”另外，出于美國等國的反對，泛藍聯盟競選總部發言人于1月5日表示，“為避免引起國際疑慮及民眾不安”，泛藍聯盟“傾向暫緩發動”大選日任何議題公投。見“連宋競選總部：國親傾向暫緩發動公投”，《中時電子報》2004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