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夏天李登輝發表“兩國論”以來，兩岸關系經歷了差不多可謂空前嚴重的——軍事斗爭，那就是政府和大陸人民本著“一個中國”的根本原則，以巨大規模的正義聲討和人民共和國上力度罕見的重大軍事威懾，反對和遏阻上隨“兩國論”而來的迄今最緊迫、最惡劣的分裂動向。人們完全可以相信，若無這番堅決斗爭，分裂圖謀本將遠為猖獗，臺島被分離出祖國的危險也將遠為嚴重。然而另一方面，到眼下為止，李登輝悍然掀起并刻意維持的分裂濁流非但未見收斂，反而因為隨“總統”選舉愈益臨近而愈為強烈的島內政治游戲的需要，成了幾乎所有全力謀求統治權位的黨派或集團都多少涉足其中、以圖借其助力來撈取選票的惡潮。臺灣問題上的大危險遠未終結，而且可能由于“總統選舉”的緊鑼密鼓，連同一個或許會出現的事實——帶有分裂主義色彩的政綱經選舉結果，證明多少有利于黨派或集團私利——所不免具有的政治鼓勵作用而變得更加尖銳和緊迫。這些已有的或可能來臨的狀況，加上種種令人擔憂的事態(至少包括臺灣當局正著力加強其防御或反制武力，美國國會內外反華勢力依然活躍，問鼎總統寶座的共和黨政客屢發親臺言論，對臺軍事威懾的功效可能隨威懾態勢的延續而遞減，旨在增強遠期功效的威懾升級則有其相當狹窄的限界)，意味著在臺灣問題上作出根本戰略決定的關頭大概已近乎迫在眉睫。同過去任何時候(也許1950年上半年是個例外)相比，我們已不再有那么多時間可供政策的醞釀籌劃，或同時還等局勢的漸次改觀。

值此之際，形勢要求我們一方面在軍事威懾配合下作出最大程度的政治和外交攻勢，另一方面認真做好絕對必需時進行各類軍事打擊的充分準備。政治和外交努力主要是指：(1)在臺灣選出新“總統”以前，盡一切可能島內輿論，切實鼓勵反對分裂和傾向統一的力量，歡迎和促進任何黨派和政客朝這些方向的任何轉變，爭取盡量削弱李登輝的政治影響；(2)以運用軍事——政治手段力求剎住分裂動向為前提，待臺灣“總統”選舉后及時向新當權者提出依據創造性思維擬訂的、有較大可能成為兩岸政治談判基礎的政治解決方案，以切實消減臺獨危險，爭取祖國和平統一；(3)以目標明確、內在聯貫的外交努力爭取進一步大幅度改善中國的國際處境，特別是力求扭轉中美兩國間的相對緊張和欠缺互信狀態，盡可能促使美國政府信守“三不”承諾，收斂對臺軍售和將臺灣納入戰區導彈防御體系的力度與規模。至于做好各類軍事打擊的充分準備，則一是為了使軍事威懾具備賴以成功的足夠的可信性；二是為了對付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即中國政府再三示意的對臺動武“門檻”——臺灣當局實行“臺獨”或外國勢力為分離臺灣而進行重大軍事干涉[1]。

然而，僅考慮到上述政策主張及其各類主客觀依據，還遠不能算對臺灣問題有了大致透徹的思考。我們不僅必須正視和估量在臺灣問題上面對的所有基本困難[2]，如同認識完成統一大業的所有基本有利條件一樣，而且至少還必須討論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報刊有關文章都未提出的三個重要的問題[3]。第一，必須為實際和具體的軍事打擊預定非常明確、自覺和具體的政治目的(它們概括地說可以有兩類，即制止分裂、進而為最終的和平統一創造重要條件；或者一舉用武力實現統一)，并且堅持以此政治目的統帥作戰行動。第二，必須考慮到美國雖有可能缺乏足夠的意愿和能力來強行阻止通過大規模使用武力實現中國應有的完全統一，但與此同時它很可能頑固地拒絕接受戰后現狀，并且根本改變對中國的態度和立場，以致一場長時間的對華冷戰由此開始。第三，我們一方面可以說已經定下不能讓統一問題無限期地拖延下去的決心，但另一方面仍應有一種思想準備，即為祖國統一大業進行的努力可能還需要多年時間才能取得成功，使之得到鞏固則需要更為長久的奮斗。不思考這三個重要問題，就不足以做出無論就短期還是就中長期來說都可稱慎重的大決斷，同樣也不足以下定一旦確立就不應再有猶豫甚或輕易更改的根本政治決心。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們都屬于中國總體和長遠利益框架內關于臺灣問題的必不可少的大戰略權衡，并且都涉及政治統帥軍事這一根本的治國原則。

理應統帥實際軍事打擊的具體政治目的

在西方歷史上首次對戰爭總體進行客觀和辯證的克勞塞維茨[4]認為，作為有組織的大規模暴力，戰爭具有雙重性質，或者說具有兩大基本形態。在其抽象的或的形態上，戰爭是就其運用而言沒有邏輯限制的暴力行動，是兩大活生生的武裝力量之間的殊死沖撞。在其中，每一方都竭力要完全壓倒對方，由此而來的便是暴力的不斷升級，直至達到最終由一方摧毀另一方的極端狀況，即所謂絕對戰爭，或曰絕對暴力。用克勞塞維茨本人的話說，這樣一種形態的戰爭以徹底的軍事勝利為目標，“以便要么在政治上徹底消滅敵方，要么解除其武裝，從而迫使其接受任何和平條件”，而它的根本特征在于“毫無約束的武力沖突，不服從武力本身的以外的任何法則”[5]。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戰爭絕大多數是達不到極端狀況的有限的戰爭。此類戰爭并不導致作戰任一方的徹底屈服，更談不上它在物質上的全盤毀滅；可以包含這以外種種有限結果的經談判(不管談判雙方之間由戰爭造成或加劇的權勢差距如何)達成的和平，才是這類戰爭的可行結局。總的來說，在此限制戰爭升級的是戰爭以外的深層因素，它們集中體現在從事戰爭的政治目的與其對于戰爭行動的支配作用上面。按照克勞塞維茨的一位解說者的說法，“有一種關于戰爭中暴力的辯證法，它趨于用政策目的取代徹底軍事勝利目的。”[6]正是有限的政治目的阻止了絕對暴力和徹底軍事勝利的極大直接和間接代價，這種代價在大多數場合遠超過可得的實際裨益。然而，戰爭中的暴力還有另一種辯證法，那就是上面提到的“武力本身的規律”：出于戰爭所包含的絕對性質，或者說出于難免隨暴力沖突而不斷加劇的激情、仇恨和戰敗恐懼，軍事目的有一種趨于極端(即徹底摧毀對方)的強烈傾向。倘若政治目的不夠堅定，便難免導致有限戰爭的蛻化，造成戰爭行動與關于政治利益的理性估算背道而馳[7]。當然，政治目的本身的規定是極為重要的，它取決于所希冀和所涉及的各項價值正相間的恰當權衡，目標與其賴以實現的可用能力之間的大致相稱，以及戰爭行動的俾益和代價之間的有利估算。趨于極端的政治目的很容易在戰爭過程中全盤讓位于“武力本身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