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改革引出的最重大的問題莫過於社會公正問題。奇怪的是，對於如此重大的問題，一向卻很少見到有人專門討論，特別是在經濟學界。在大多數(shù)討論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章著述中，連社會公正這個概念都很少有人提及，好象那根本不算什么問題，要么就是認為這個問題與經濟學沒什么關系。國內的<東方>雜志曾連續(xù)登出卞悟先生的四論公正至上的長文，精彩透辟，切中時弊，據(jù)說在一般讀者群中反應很強，但在經濟學界卻沒見到有多少呼應。這看來不僅僅是言論禁忌的緣故，因為在言論自由的海外，經濟學家們也很少觸及這個問題。異議人士(國內的和海外的)近些年來比較強調社會公正。也有一些有自由派之稱的知識分子提出不同看法，在李澤厚與劉再復提出的中國發(fā)展四程序中，社會公平被置於第三位。由於李、劉二人對他們的主張沒有給出多少說明和論證，所以令批評者難以著手展開深入的討論。不過從他們主張社會公平應當緩議緩行這一點來看，那反映了一種較為普遍的似是而非的模糊觀念，故而值得注意。我在<中國的經濟改革向何處去>與<評鄧>等文章中曾經用了不少篇幅討論社會公正問題。這里，我打算再對此作一專門論述，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們對這個問題的充分重視。

讓我們先從綿陽工潮說起。

1.誰有權解雇工人?

最近，四川省綿陽市數(shù)萬工人，因所在企業(yè)突然宣布破產而失去工作，生活陷入困境，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這種事或許已經不算什么新聞了。據(jù)悉，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今年六月初國務院關於妥善安排企業(yè)下崗職工的會議上承認，全國已有一千三百多萬國營企業(yè)職工下崗待業(yè)，每天都有下崗職工集體請愿，包圍地方黨委的事件。

對於國營企業(yè)下崗職工的抗議活動，有些人——尤其是一些為當局推行經濟改革出謀劃策的人——頗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國營企業(yè)虧損嚴重，不改不行，改革方法之一就是裁員或宣布破產，由此造成的大量工人失業(yè)實屬難免，這本是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若因此便向廠方、向政府施加壓力，那就有無理取鬧之嫌了。他們奇怪:為什么同是被解雇，合資企業(yè)、私人企業(yè)的失業(yè)者通常都很少找廠方糾纏，唯有國營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的失業(yè)者卻要和領導爭鬧不休?有人干脆說，這些“國家職工”實在是讓“大鍋飯”和“鐵飯碗”給慣壞了，簡直成了“工人貴族”。不過這種批評很難令人信服。所謂“斯米克現(xiàn)象”就是一個反例。上海一家生產“斯米克”牌羊毛衫的國營企業(yè)，效益極低，有臺商前往洽談合資事宜，員工中風傳臺商可能裁員，於是大家干活都格外努力，效率倍增；後合資未成，臺商離去，該廠的生產效率頓時降回原樣。這再次證明了“桔生於淮南則為桔，生於淮北則為枳”的老道理。還需進一步分析的是，為什么同樣的一批工人，當企業(yè)是或變成是合資企業(yè)或私有企業(yè)時，他們可以比較坦然地接受被解雇的命運，哪怕失業(yè)後領取的救濟金更少；但是當企業(yè)仍屬國營性質時，如果要解雇他們，甚至僅僅是降低工資削

減福利，工人們卻不肯善罷甘休，要向廠方或政府抗議?其實，工人們做的全對。道理很簡單，如果企業(yè)是合資是私有，你是雇主，我是雇員，雇主當然有權解雇雇員；然而，如果企業(yè)是國有，你廠長和我工人同樣都是企業(yè)的主人——或者同樣都不是主人，那么，我工人憑什么就該被你解雇?你廠長憑什么就有權力解雇我?有的工人說得好:“廠子又不是你家開的!”問題的癥結就在這里。好比兩人合伙做生意，為了工作之便，張三負責管理，李四做具體工作，如果兩人投入的資金相等，干活也同樣賣力，那么，不管生意遇到多大困難，張三和李四只能同舟共濟，張三絕對無權炒李四的魷魚。國有企業(yè)等於是全體職工干部合伙做的一個生意，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等於是全體國民合伙做的一個生意，在其中，廠長和工人，政府首腦和普通百姓，他們之間的區(qū)別只是分工的區(qū)別，只要工人或百姓沒犯錯，廠長或總理就無權扣他們的工錢，讓他們失業(yè)。這層道理如此顯明，難道還需要更多的論證嗎?

2.“六軍不發(fā)無奈何”

我們完全贊成，中國的經濟必須改革。另外，我們也清楚地知道，雖然改革的目的在於增進全社會的利益，但是在改革過程中，難免有部分人的利益會受到暫時的損失。換言之，我們不得不為改革付代價。這不是改革的錯。認為改革會帶來社會代價的觀點是錯誤的。社會代價不是來自改革，而是來自舊體制長期積累的欠債。這筆欠債是非償付不可的，問題是，誰來付債?或者更準確地說，首先應該由誰來付債?

昔日安史之亂，叛軍攻陷長安，唐玄宗在士兵保護下倉皇西逃。到了馬嵬坡一地，士兵舉行集體抗議，要求除掉楊國忠、楊玉環(huán)兄妹以謝天下。照理說，除不除掉楊氏兄妹對戰(zhàn)局并無影響。要擊敗叛軍，收復失地，還必須靠士兵們一刀一槍，浴血奮戰(zhàn)。士兵們絕不是舍不得打仗，但是，滔天大禍既然是你楊氏兄妹造成的，你們至今還高坐臺上，卻要我們當兵的去流血犧牲，天下哪有這個道理?“六軍不發(fā)無奈何”，到頭來，風流天子唐玄宗也不得不同意除掉楊氏兄妹，這樣，士兵們方肯一戰(zhàn)。那以後，玄宗的威信盡失，皇位也坐不穩(wěn)了，不久後就傳位給了兒子。

這是古代中國的例子。再講一個現(xiàn)代西方的例子。二戰(zhàn)結束之初，戰(zhàn)敗的德國經濟相當衰敗。駐西德的盟軍當局一度實行管制政策(包括管制物價)。西德的艾哈德政府則深信，唯有大刀闊斧地采用自由主義政策才可能促進經濟的復蘇與繁榮。這首先就需要開放物價，但是開放物價又很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波動，它會使得許多民眾的利益受到暫時的損失。盟軍當局對應否采用此一措施疑慮重重。基於對形勢的深刻洞察，艾哈德政府毅然決定在一天之內開放物價，結果并未引起什么波動，西德民眾默默地承受了這一改革所帶來的暫時困難。這是因為，西德民眾不僅充分理解開放物價的意義，明白長痛不如短痛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眼下的困難完全是當年希特勒政府作孽留下的遺產，艾哈德政府對此沒有責任。納粹政府既然已經灰飛煙滅，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那么，對於它留下的種種惡果，大家除了咬緊牙關努力克服之外，還能怎么樣呢?舊政府的垮臺，了結了一大筆歷史爛賬。新政府沒有義務去支付這筆算不清、賠不盡的糊涂賬。所以人民不會去反對新政府，向新政府施加壓力。好比一家銀行破了產，老板自殺，新老板重打鑼鼓另開張，原來的老客戶們雖說倒了大霉，吃了大虧，他們總不會把氣撒在新老板頭上。

3.關於“道德資本”

今日中國的情況卻正好相反。舊體制分明是共產黨一手搞起來的，因此，改革舊體制所需的代價就首先應該由共產黨來付。這是世間最明白不過的道理。可是，中共自己非但不付任何代價，把所有惡果全部轉嫁到對此惡果毫無責任的民眾身上，而且還趁改革之機大發(fā)橫財；民眾不服氣，反要招致當局的鎮(zhèn)壓。這好比楊氏兄妹穩(wěn)坐釣魚臺，還在那里命令士兵們流血賣命，還要把帶頭抗議的士兵抓來砍頭。這就好比銀行不倒閉，老板更不自殺，但他卻宣布不再償付客戶，而且背地里還把客戶的存款私分，同時還把前來質問的客戶扣上“暴亂”的罪名押入大牢。天下還有比這更不公正的事情嗎?

不錯，為了有力的推行經濟改革，我們需要一個強勢的政府。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也認為改革需要強勢政府，但是，科爾奈堅決反對壓迫性的極權政府。他說，不論壓迫性的極權政府能夠實現(xiàn)怎樣的經濟成果，他都堅決反對為穩(wěn)定化而付出這樣的代價。科爾奈根據(jù)Haggard和R.R.Kaufman的研究成果指出，那種認為壓迫性的極權制度更能有效地實行改革以及保持穩(wěn)定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這就否定了中國的所謂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我這里要補充的一點是，即便你同意借助於一個專制的政府搞改革，那么，你也必須要有一個新政權而不能依靠舊政權。舊政權必須讓位，舊政權必須為它過去造成的惡劣後果負責任付代價。唯有新政權才有足夠的道德資本去改革去實行新政策。正象“斯米克現(xiàn)象”所揭示的那樣，廠子若變成合資變成私有，工人們被解雇沒什么話好說，但若還是國營，當官的從不引咎辭職以謝天下，卻要讓千千萬萬的工人失業(yè)下崗，憑什么?

4.“有血有肉的私人”在哪里?

不久前，王小強發(fā)表文章，對科爾奈的私有化方案提出了深刻的質疑。科爾奈聲稱，改革國有企業(yè)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國有企業(yè)交到“真正有血有肉的私人”手中。話是不錯，可是，這些“真正有血有肉的私人”究竟在哪里呢?不知深淺的人也許會納悶:普天下難道不都是“有血有肉的私人”嗎?怎么會發(fā)愁找不到呢?其實，王小強的問題不是找不到真正的私人，而是找不到有資格的私人。

記得王小強講過一段故事。在改革之初，中央采納了分田到戶和承包制的建議，農業(yè)生產頓時突飛猛進，人民公社頃刻土崩瓦解。於是，不少年輕的改革家們便以為，只要靠著一個“分”字一個“包”字，就可順利完成把共產制度私有化的偉大改革。一天，時任總理的趙紫陽帶著他們來到鞍山鋼鐵公司，問道:鞍鋼該怎么分怎么包?眾人望著這十里鋼城都楞住了，無言以對。

能象分田到戶那樣，把鞍鋼平分給鞍鋼的全體職工——不，平分給全中國的全體國民嗎(國有企業(yè)屬於全體國民所有，因此每一個國民都該擁有平等的一份)?不能。因為這樣平分(哪怕是只分給鞍鋼的全體職工)的結果，導致了對龐大的、不可分的單位的肢解，等於是把大企業(yè)白白浪費。一塊大田分成十塊，田還是田；一部車床分成十塊，那就什么都不是了。基於同理，對大企業(yè)實行股份制也很困難，因為這很容易導致股份的過於零碎分散，到頭來沒有人會對企業(yè)的經營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