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定義國有經濟控制力，分析影響它的因素，以及它與政府經濟職能實現之間的關系。對國有經濟控制力的研究，就是要找到在給定經濟和社會結構時，政府采用何種政策組合能最有效地實現其經濟和社會目標。因此，對國有經濟控制力的研究就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1.給定社會和經濟結構，什么是政府不能采用的經濟政策。

2.政府可選的經濟政策工具實現經濟目標的時滯和逼近程度的分布。

3.作發展中經濟里，國有企業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工具，它對國有經濟控制力的作用如何。

這三個方面的內在聯系如下：首先要確定與經濟系統和政府目標不相容的政策工具，只有在確定了政策工具的可行集后才能討論政策的效果。討論不可行的政策的效果是無意義的。由于國有經濟控制力大小是由政策工具實現政策目標的程度和時滯來衡量的，因此研究政策工具的“威力”和“等待時間”就是理所當然的。國有經濟作為發展中國家普遍采用的經濟政策工具，它的重要性一直是有爭議的。它的存在會對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力有什么樣的影響是決定國有經濟前途的主要考慮因素。

從這三個方面的內容來看，第一個是最具思辯色彩的，第二個則完全是實證的問題，第三個則要通過演繹提出一些將由實證分析來證偽的假說，因而本文只分析第一、三兩個方面，提出一些分析，由后續研究來作實證研究。

第一節 國有經濟控制力的定義及實現控制的可行集

現代政府都被認為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經濟職能：維持經濟增長和穩定、實現物價平穩和充分就業、推進收入公平分配。為了實現這些經濟職能，政府被賦予一些控制經濟的權力和實施這些權力的條件。控制在這里的含義是完全技術性的。它是指給定社會和經濟結構，政府根據其效用函數，確定政策目標，即要經濟系統要達到的狀態變量。通過改變控制變量的值來改變經濟系統的狀態，從而實現其政策目標。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過改變控制變量來改變狀態變量從而達到政策目標時的時滯和實際逼近程度。當政府采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標很快很好的實現時，可以將之定義為控制力大，反之則小。當然這里的快慢和逼近程度是由政府的效用函數來提供判別準則的，比如一個民選政府希望在大選前實施的經濟擴張計劃能在大選前奏效，從而為在選舉中獲勝創造條件。于是政府自然有對經濟控制力的標準。但這不在本研究范圍內。本文假定這些判別標準是外生的。

很顯然，不同的經濟系統中政府的可選政策工具箱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不同的經濟系統對政策變量的響應是不同的。首先要對經濟系統的不同作出說明。經濟系統的分類是極其多樣的，可以說只受到研究者想象力的限制。本研究遵循發展經濟學的傳統，將經濟系統分為發達的工業化經濟系統和二元經濟系統。發達工業化經濟系統中市場機制發達而且廣泛。一項政策對經濟的沖擊將以市場的方式，在難以計數的經濟實體之間，以極其復雜的方式被經濟系統所吸收，產生一些后果。研究者需要極其復雜的工具才能粗略地判別一項政策與其效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實際上在復雜的經濟系統中，因為各種儲能單元的存在，如庫存、情緒對人們的判斷的影響、信息收集與處理的局限性等，對一個經濟沖擊的響應是如此復雜，以至于人們有時會作出錯誤的判斷，尤其是當社會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因此政策的后果往往是難以預料的。當一個經濟系統處于平穩運作的，對政策的后果的判定相對要容易一些。

在許多國家，政府曾經或正在使用國有企業作為實現其經濟目標的手段。由國有企業代替市場機制來實現同樣的目標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準確地知道在市場環境下一項政策的結果。如果不知道后果，通過國有企業來實現同樣的目標就無從談起。另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能準確地控制國有企業來實現同樣的結果。但是，發達市場經濟的特征就是高度的復雜性。到目前為止，人們只能用一些高度綜合的指標來粗略地評估經濟的運行情況，比如利率、通貨膨脹率、國民收入增長率等。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用國有企業來實現政府的經濟目標，則國有企業的相對規模必須很大才有可能影響到這些指標。這只是必要條件。這里，國有企業的相對規模指相對于它們所供應的市場而言。首先，如果單個國有企業的規模很小，顯然是市場的接受者而不是領導者。如果大量的小型國有企業處于相互替代的市場上，那么除非禁止競爭，否則，國有企業也只能是市場的接受者。如果國有企業規模小，但處于生產的不同階段，那么，它們實質上是一個巨型國有企業的生產車間而已。因此，要想通過國有企業來控制經濟，國有企業首先要有很大的市場權力，即相對市場的規模要很大。國有企業處于壟斷地位時，市場權力最大。但是，市場權力不等于經濟控制力。

在發達經濟中，經濟實體之間的關系通過難以計數的市場之間的互動來實現。如果政府不是通過采用一些依賴市場機制的政策，而是通過創造國有企業來實現經濟目標，那么就首先必須對整個經濟實行國有化。比如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就只可能在政府雇用全部勞動力條件下實現。給定一個經濟中有非自愿失業者，政府通過創造一些國有企業來吸收這些勞動力，顯然這些國有企業的勞動效率要低于整個經濟的平均水平，否則這些勞動力早被私人企業所吸收了。而國有企業也不可能擁有特殊的高效率生產技術。假設政府壟斷了這樣的技術，因為政府開發這些技術的經費來源于稅收或發行國債，但卻不向社會公開這樣的技術，那么這是違反社會公平的。當然，這不包括國防技術。不過沒有政府會吸收街頭的失業者去生產核武器或激光制導炸彈來減少失業。那么這將使為生產同樣多的產出而需要更多的投入。從而資源價格上升。這將迫使一些處于邊際上的企業破產，將所雇傭的勞動力拋向失業隊伍，這樣政府又必須創造另外一些國有企業來吸收這些勞動力。很顯然，這些勞動力的勞動效率是要低于新的平均水平的。這又將導致對資源的爭奪。最后只剩下這兩種情況：要么是全部經濟被國有化，要么只剩下少數十分有效率的私有企業，使之可以在資源被如此浪費的情況下仍能生存。當然后面這種假設只在規模報酬遞減情況和效率分布函數是不連續的情況下存在。

首先，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在一個很大的規模區間中，沒有顯著的規模經濟或不經濟[1]。其次，效率分布函數是幾乎處處連續的。這里的效率指投入產出的效率。盡管經濟學家對資本和利率的定義爭吵不休，但在現實中，財務狀況決定了企業的存亡。因此可以用資本收益率或多個類似的指標的加權平均值來測度企業的效率。顯然融資成本、原材料價格、稅收、產品市場等都會使企業的這個指標變動，而且經濟環境決定了一個企業的最低生存效率。當企業的效率指標長期低于這個最低生存效率指標時，企業就會由于耗盡自有資源而死亡。效率指標的分布是一個隨機過程。它的樣本函數顯然是非負的，單調增的，而且在有界閉區間上取有限值。單調增的性質很容易理解。效率指標越高，低于這個指標的企業的數目越大。因此，效率分布函數是有界變差函數。那么，這個函數除了在一個黎貝格零測集外導函數存在而且黎貝格可積。于是分布密度函數幾乎處處連續而且有限。換句話說，效率分布函數只有至多可數個不連續點。事實上，由前面的推理，國有企業吸收的是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勞動力，而且國有企業勞動力沒有被解雇的壓力，勞動效率更低，因此，國有企業無法以市場方式與私有企業競爭。政府必須增加稅收或通過發行國債來為國有企業虧損融資。否則國有企業將因為耗盡自有資源而死亡。這樣，增加了資源的成本。建立國有企業導致最低生存效率指標不斷上升，就不斷有私有企業破產，新增失業。最后的結果是，所有企業更換了所有權，而價格水平大大提高了，產出下降了。

全部經濟實現國有化以后，就出現兩個問題：一是必須取消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否則競爭必然會導致一些企業失敗破產，解雇勞動力。這就違背了充分就業的初衷（充分就業不是完全就業）。而一旦取消競爭，就必須實現完備的中央計劃，否則就會出現未出清的市場。只要不嚴禁私人企業，那么就會有在國有化條件下自愿失業的勞動力組建私人企業滿足市場出清的要求。這就會在私人與國有企業之間形成競爭。只要這種私人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存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差異，那么生產可替代產品的國有企業之間就會存在差異。因此，要么通過在國有企業之間轉移支付來抹殺這種差異，要么就得面對這種差異所導致的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前一種選擇就是讓發達的市場經濟轉向蘇聯模式，這是難以想象的，而后一種選擇將徹底瓦解以國有企業來解決市場經濟中經濟問題的努力。

同樣的推理可以同于創造國有企業以實現經濟增長的情況。因此，在發達市場經濟中是不能用國有企業來解決經濟問題的。因而國有企業不是發達市場經濟的可選政策工具。

在二元經濟系統中，經濟由占比例較低的現代工業化經濟和占統治地位的傳統經濟部門所組成。實際上，這是二元經濟的特征定義。二元經濟的絕對規模較小。在其中經濟活動的復雜程度較低。在現代經濟部門和傳統經濟部門之間的聯系是很簡單的，僅僅是傳統部門提供給現代部門品種很少的一些初級產品，換回維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同時現代部門與國外的聯系也局限于進口中間品進行加工后在國內銷售或出口。制造品的品種也很少。除了在與原宗主國有密切聯系的領域，與大規模復雜工業生產相伴隨的商業、金融、保險、法律等制度很幼稚。而且這些活動大部分集中在少數大城市中，廣大農村尚處于近似于自給自足的傳統經濟中。在這樣的條件下，政府的經濟政策很難以市場機制的方式作用到整個經濟中。針對現代部門的經濟政策很難通過現代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