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亞太經濟共同體，，對外經貿政策

年月日，在首次召開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英文縮寫）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提出以為依托，建立亞太經濟共同體的設想。這一建議當即遭到亞洲國家的普遍反對，克林頓旋即對其設想進行調整。此后，曾就是否建立共同體問題進行過數次探討，但終未在成員間形成共識。直至今日，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仍然是本地區領導人所關注的重要問題。年在韓國釜山舉行的領導人會議提出“走向一個共同體：應對挑戰、適應變革”的會議主題。年的漢城（今首爾）會議繼續將“走向一個可持續發展與繁榮和富有活力的共同體”作為主題。美國還提出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但并未在成員間達成共識。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及對外開放程度與年相比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對于是否要建立“亞太經濟共同體”的問題，中國需要從國家根本利益的角度獨立看待這一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歷史上就其發展方向進行過怎樣的爭論，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又發生了哪些變化，中國又應如何重新審視當今的亞太經濟合作進程？本文將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發展爭議與深層解釋

．發展過程中的爭議

縱觀歷史，確實在亞太乃至全球事務中獨領風騷，成為許多前沿性議題的推動者和倡導者。在全球事務的層面，年的首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對烏拉圭回合談判進程起到了極為關鍵的催化作用，使之于次年初完成。年，率先提出制定全球信息技術協定，并得以實現。年“”事件后，于當年月在中國上海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深入討論反恐問題并發表了一項重要聲明，是“”后第一個以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名義共同發表的反恐聲明。在區域合作層面，根據亞太地區政治經濟的特點，先后提出彌合數字鴻溝，協調糧食、環境、經濟與人口增長間的互動關系以及打擊腐敗等新議題，并制定合作框架。

在國際機制創新層面，最具獨創性。國際機制通常指“特定國際關系領域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則、規范、規則以及決策程序，行為體的預期以之為核心匯聚在一起”。［］傳統的機制模式所要求的區域經濟合作實現方式是制定有嚴格約束力的組織章程，決策通過內部談判而達成，并有普遍的約束力。沒有走這樣一條老路，而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運作方式。年提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茂物目標”，即中的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承諾將分別于年和年實現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次年的大阪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確定為合作的“兩個輪子”。年，進一步確立了它獨有的合作方式，這就是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出席當年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高度概括的“方式”，即“承認多樣性，強調靈活性、漸進性和開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協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則；單邊行動與集體行動相結合”。江主席在會議上指出：“在集體制定的共同目標指導下，成員根據各自的不同情況，作出自己的努力。這些原則和做法，照顧了合作伙伴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使它們不同的權益和要求得到較好的平衡”。［］這一方式成為此后指導進程的基本原則，也是在引導區域合作總體方向和探討建立新型國際關系方面做出的最大貢獻。

然而，在發展方向的問題上，始終存在著爭論。首先是西雅圖會議的“大小”之爭。年月，克林頓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發表演講，闡述美國的“新太平洋共同體”構想，其基本內容包括四項：（）鑒于亞太地區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美國決定增加對該地區，特別是亞洲的貿易和投資，把亞太地區變為美國對外經濟戰略的重點。（）推行其“扇形經濟結構”，以美日為中心，逐步向韓國和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以及該地區其他發展中成員輻射，進而全面推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貿戰略。（）在亞洲繼續駐軍，以確保美國安全戰略的實施。（）推行人權外交，改變亞太地區的人權狀況。［］“新太平洋共同體”是一個融經濟、安全和人權為一體的制度化構想，美國并未在中全盤托出，而是先強調了亞太地區經濟的一體化進程。為此代言的是以美國學者博格斯滕為主席的知名人士小組。該小組于年月提出了名為《走向亞太經濟共同體》的報告，主張要為貿易投資自由化設立時間表，解決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前身）中難以解決的貿易問題，以此帶動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即要走向一個在全球貿易事務中起到領導作用的經濟共同體。［］美國政府據此在西雅圖會議前夕拋出一份成果文件，明確寫入要把建成亞太經濟共同體（英文為大寫開頭的）。

此建議遭到中國、韓國及多數東盟成員的反對。他們認為，如果建立這樣一個亞太經濟共同體，亞洲國家在經濟上根本不是美國的談判對手，必將處于劣勢；在政治上難以避免讓美國當盟主，進而使之可以大肆推行其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構想，這樣亞太地區事務的決策將遠離民主，而由美國一家說了算。這表明在目前情況下，建立亞太經濟共同體的想法，既不反映也不符合亞太地區的現實。［］面臨強大壓力，克林頓在西雅圖會議的領導人晚宴上不得不轉換基調，稱美國政府的設想是希望建立一個各成員和睦相處、集中進行經貿合作的“大家庭”（英文為小寫開頭的），暫時擱置了建立亞太經濟共同體的動機。但西雅圖并不是克林頓亞太戰略的終結，美國從未放棄初衷，在此后的若干年中，不斷以不同的方式推動走向其設想的亞太經濟共同體，只是因遇到這樣或那樣的阻力而未能如愿。西雅圖會議對大家庭的內涵也沒給出明確的答案。所謂的大家庭，意味著只是一個經濟論壇，還是一個半機制化的區域合作組織，亦或是一個松散的經濟共同體？盡管方式的確立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這個問題，但由于美國對發展方向的指導思想根深蒂固，而其他成員考慮也各不相同，在自身定性和發展方向上并未形成真正的共識。

年在印尼茂物舉行的第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圍繞設立貿易投資自由化時間表的爭論，是方向之爭的再度較量。當年的知名人士小組提出第二份報告，雖然報告明確反對走向歐盟式的內向貿易集團，主張實行開放的地區主義，即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成果可在雙邊互惠基礎上給予非成員，但建議所有成員于年前實現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盡管這是一個沒有量化的自由化目標，但它一旦為各成員領導人所認可，將至少具有政治上的約束力。以馬來西亞為代表的亞洲國家堅決反對這一時間表，強調每個成員都有權選擇自己開放市場的方式與速度。美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堅持認為，如果沒有一個合作的時間框架將失去動力，最終不會取得任何成果。

雙方各持己見，難以達成妥協。分歧的根源仍然是對的未來方向有著不同的考慮，要不要時間表將決定是走向一個自由貿易區還是僅僅推動貿易投資的自由化，是以強制性的條約為執行基礎，還是保持以政治共識推動具體合作的作法。因此，要哪一方放棄自己的主張都是相當困難的。在此情況下，印尼總統蘇哈托顯示了一個老牌政治家的睿智。印尼自身亦不愿設立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時限，但處于會議主席位置上的蘇哈托避免了走向前臺的做法，而是提出設立兩個時間表的建議，即中的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分別于年和年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這樣，既保留了時間表，又給了發展中成員年的緩沖期，他們可逐步開放市場。會議最終通過了含有這兩個時間表的成果文件，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茂物目標”。

最近一次的爭論是有關“部門提前自由化”建議的實施，這也是歷史上在發展方向問題上最白熱化的一次較量，并且到了攤牌的地步。年加拿大主持會議期間，為加速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在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成員的倡議下，一項名為“部門提前自由化”的建議出爐，其內容是選擇環境產品與服務、醫療設備與儀器、汽車、珠寶、玩具等個與亞太地區經貿發展密切相關的部門先于茂物目標的期限實現自由化目標。個部門的選擇本身就是一個激烈討價還價的過程，因為任何一個成員都希望將市場開放具備優勢的部門納入進去，將需要保護的部門排除在外。在部門最終確定后，經過了近一年的密集磋商，各成員都派出包含部門專家在內的龐大代表團，對個部門逐一進行審議，但分歧依然十分明顯。矛盾集中的焦點是，主動推動部門提前自由化的成員要盡量淡化甚至扔掉茂物目標的兩個不同的時間表而制定統一的新時限，被動參與磋商的成員則堅持要在制定新時限時體現茂物目標中的差別待遇。對于中國而言，還遇到更為特殊的障礙，因為當時中國還不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而部門提前自由化建議中的要價已超過中國在入世談判中的承諾，這種“超世貿”的自由化速度對于當時的中國及其他內尚未入世的成員來講，顯然是不現實的。馬來西亞一貫對貿易投資自由化采取保守姿態，而作為當年會議主席卻轉變了態度，希望促成這項新建議。但因各方之間的矛盾在談判進入實質階段后難以調和，最終無法達成協議，會議決定將此建議一攬子提交世界貿易組織討論，部門提前自由化在內以失敗收場。 ．爭議的深層解釋

對于這三次交鋒，可以從國際經濟學理論的層面進行分析。國際貿易利益在國內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分配是不同的，貿易使出口部門福利增加而使進口部門福利減少。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