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重要差別主要體現在它們不同的研究取向上。由于西方經濟學有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歷史形態和不同的理論流派，因而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這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取向上既有重要差別，也非完全對立、毫無共同之處。因此，分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研究取向上的關系不能一概而論，應當而且必須進行具體分析，科學分析不同時期西方經濟學的不同形態、不同流派在研究取向上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關系。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研究取向

不同經濟學理論的差別主要表現為其研究取向的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重要差別也主要體現在它們研究取向上的不同。由于西方經濟學有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歷史形態和不同的理論流派，它們在研究取向上也存在差別。因此，分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別不能一概而論，而應對不同時期西方經濟學不同理論流派的研究取向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取向進行具體分析。

一、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是進行經濟——政治的整體分析

理論與實踐充分證明，一個社會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總是密切聯系、不可分割的。與此相適應，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研究也總是緊密關聯的。最初，在古希臘城邦社會中，經濟學與政治學不是相互獨立的兩門學科，而是緊密結合的，二者內生于城邦學說之中，統一于哲學范疇之內。在16、17世紀重商主義興盛的時代，經濟活動的目標是增加財富，而政治活動的目標是保障財富的增加。這時，經濟學和政治學很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因而被稱為“政治經濟學”。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古典政治經濟學取代重商主義，崇尚國家權力的思想也轉變為保護個人權利的觀點，即反對國家干預而倡導“自由放任”。但其研究對象依然集中在國民財富的生產與分配方面，而不是個人財富的增長，政治學與經濟學仍然緊密結合，經濟學也仍被稱為“政治經濟學”。

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習慣于把民主、憲政和法治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作為前提來研究經濟問題。但這個前提是如何建立、如何發展變化等問題，則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一個社會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研究在這個制度條件下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17到19世紀的西方經濟學家們基本上都關注兩個問題：一是財富問題，即國民財富的性質是什么、如何通過分工等途徑增加國民財富。二是制度問題，即應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以保障個人財產權與經濟自由、交換及正當行為規則得到確立與實現，從而保障財富增加和國家強大。總體上看，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問題，即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及實現國民財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設置問題。斯密的經濟理論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關于財富問題、分工問題及其他一些經濟學問題。二是關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與國家學說等問題。追求國民財富增加無論對個人還是對整個社會都是天經地義的，但如果沒有相應合理而有效的社會政治法律制度來保障人們的個人權利與經濟自由、規范與制約人們追求財富的行為，那追求國民財富增加的目標就無法實現。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國民財富及其增長，但它的主要特色既不是單純研究國民財富及其增長的途徑，也不是要解釋特定政治、經濟制度實際上如何運行，而是解釋應確立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以保證國民財富及其增長及這種社會制度可能會如何運行和應當如何運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中心內容是評價政治、經濟制度，分析這些制度的優缺點，并為達到一定政策目標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薦最適當的制度結構，特別是有關福利分配、經濟增長和繁榮的制度結構。古典政治經濟學作為政治經濟學的開端，表現為“政治與經濟”之學，它以廣闊的視野研究經濟社會體系，分析政治主體國家(政府)、政治制度等對社會經濟活動與人們經濟利益的影響，也分析經濟對政治及社會其他諸方面的影響。這樣，就為后來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它對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和國家(政府)經濟職能的研究，對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經濟的整合研究，為后來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取向是單純進行資源配置的經濟分析

19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學將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心理分析的“理性經濟人”假定作為基礎，大量引入數理分析方法，以價格、競爭等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及生產和分配的效率等作研究對象，力求擺脫價值判斷，崇尚實證分析，進而逐步形成一個形式化的公理體系，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和“正統”。這時，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科學，并與政治學徹底分離，名稱也不再帶有“政治”一詞，其明顯標志就是馬歇爾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經濟學著作——《經濟學原理》。自此，古典政治經濟學為新古典經濟學所取代。

新古典經濟學改變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將其由古典宏觀的國民經濟增長和國民收入分配的研究轉向新古典微觀的消費者行為和企業行為研究。為實現這一目標，新古典經濟學以數學作為分析方法，去解釋單個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選擇。隨著數理化、計量化、均衡化和邊際化傾向越來越明顯，經濟學成為數學化和簡化的科學，拋棄了政治經濟學大部分的基本內容。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對制度變化和結構轉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數學那么精確，應把對社會變遷的關注限制在對整體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積的、調整的研究上。這導致經濟分析的方法適用于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但卻無法解釋各個歷史時期的特殊性質，也無法解釋從一個歷史時期向另一歷史時期的結構轉型，尤其當這些轉型包含分裂和動蕩時，經濟分析更加無能為力。另一方面，數學化和簡化的要求使經濟學不得不放棄對宏觀社會整體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得不將社會制度、心理力量、文化價值這些研究對象一一放棄，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正是全面分析的核心部分。這導致了經濟學的根本缺陷：它對社會的理解不充分，它不理解復雜的權力、社會結構、組織行為及文化實踐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因而無法真正理解人們的經濟行為。具體來說，新古典經濟學傾向于對靜態模型的描述，在平衡狀態中解決問題，將變化限制在一系列既定制度關系條件下。新古典經濟學將許多決定生產力的重要社會經濟因素置于自己的考慮范圍之外，其中包括企業結構與企業產權、教育和培訓、家庭背景等等，也忽略了權力與財富的關系，認為市場競爭的結果將使權力得到馴服，進而認為社會制度結構的力量對市場控制是無足輕重的。但事實上，經濟權力的日益集中會使競爭瀕臨崩潰。新古典經濟學傾向于將市場看作個體互動的自然產物，而不是社 會活動諸多方面之一。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的研究著作雖有不少對社會經濟活動精致的技術性分析及數據、圖表方面的分析，但關于政治與制度對經濟活動的決定性意義關注不夠、研究不足、認識不深。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導致經濟學理論本身出現危機。

三、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是注重經濟與政治的整合研究

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研究經濟問題應考慮政治因素，而分析政治問題也需要使用經濟學方法。在現實生活中，經濟(資源配置、市場機制與個人選擇)與政治(權利配置、國家制度與集體選擇)這兩者無法完全分開，因而企圖否定政治影響的“純粹經濟學”逐漸式微，而以經濟與政治的整合研究為基本取向的新政治經濟學日益興盛。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西方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研究發展中出現一個新領域。該領域以阿羅、唐斯、奧爾森、布坎南、塔洛克、諾思、加爾布雷思、科斯等人的著作為代表，呈現一種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經濟、社會和個人、國家和市場之間相聯系、相交叉或相重疊的現象和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用經濟學方法分析政治活動，闡述政治決策及制度對經濟至關重要的影響。新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標志著經濟學從“政治經濟學”轉變為“經濟學”后，再重新回到“政治經濟學”的軌道上來。相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傳統，這是一種繼承與創新。新政治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區別是：前者承認政治和經濟過程與制度是聯系在一起的，它們是一個內在聯系的整體，而不是彼此分離的領域，它們應當而且必須作為一個復合體被研究。新政治經濟學從歷史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批判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和概念，重構了大多數經濟學模型。

新政治經濟學重視政治和經濟的整合研究，試圖恢復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重建政治經濟學，這無疑拓展了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研究視野，增強了社會科學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在新政治經濟學中，“經濟”是指在資源約束、市場機制和物質利益驅動下的個人選擇問題，“政治”是指在權利約束、國家制度和個體權利沖突下的集體選擇問題。從總體上說，新政治經濟學就是“政治與經濟之學”，它既研究政治制度、權利結構與政治決策對社會經濟活動和人們經濟利益的重要影響，也研究社會經濟發展要求與人們經濟利益訴求對政治制度、權利結構與政治決策的重要影響。因此，新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經濟活動時不回避政治因素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從其實質看，新政治經濟學是對決策的政治本質如何影響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選擇，從而最終影響經濟結果的研究。新政治經濟學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限制，大大擴展了對經濟活動的研究范圍。一方面，新政治經濟學研究基本制度結構的形成與演變的原因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它把基本制度作為社會經濟及其發展的內生因素。另一方面，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經濟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過程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新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經濟政策問題上的目標是二重的，既研究最優的經濟政策(能實現資源社會最優配置的政策)應該是什么，又研究實際政策與理論上最優政策的不一致，認為實際政策往往是利益相互沖突的社會成員政治活動或公共選擇的結果。

具體地說，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特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目的從物質福利增長轉變為自由權利的實現。關于經濟學的研究目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是追求國民財富增長，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是追求效用增加，舊福利經濟學認為是物質福利增進。而新政治經濟學認為，效用和福利的增進絕不僅僅依賴于對物質財富的消費，還依賴個人特征和所處狀態，如能力、權利及自由。新政治經濟學提出自由權利概念，認為實現自由權利才是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二是研究重點從資源配置發展為權利配置。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源配置問題，研究的中心問題在于人們怎樣把這些稀缺資源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或環節以實現利益最大化。新政治經濟學認為，一方面，人們在資源配置決策中存在的利益沖突，從而使技術上最優的經濟決策往往得不到采用；另一方面，人們的初始條件無法自由選擇，而是先天地決定于自己的父母及社會，因而個人無法通過改變初始條件來增進福利。社會要實現總體福利增進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必須用公共權利調整個人初始狀況，并通過制定行為規則，規范個人權利和公共權利，以防止其濫用損害他人權利。這就是所謂的權利配置，它包括個人權利配置和公共權利配置。三是研究方法從倚重實證分析方法轉變為重視規范分析方法。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標和對象是政治學意義上的權利概念，這難免要進行一定的價值判斷，如維護誰的權益、保護什么權利等。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是實證意義上的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則是規范意義上的經濟學。

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取向是進行生產方式與社會結構的綜合研究

從歷史淵源看，新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以古典政治經濟學為基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僅同新政治經濟學一樣，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把經濟與政治結合起來進行整合研究的科學傳統，而且更加強化了經濟與政治兩者之間的緊密關系，提出“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系統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全面剖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理學結構”。馬克思不僅研究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方式，而且更注重研究生產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與社會關系；不僅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而且把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納入其研究范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把經濟與政治密切結合起來進行整合研究的典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最大特色是將一定的社會形式、社會關系、政治關系同物質生產方式密切聯系起來，對社會經濟結構及以此為基礎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層建筑即整個社會結構進行綜合研究。具體地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提出三個基本觀點：(1)法的關系與國家形式根源于物質生活關系。馬克思指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2)物質生產方式產生并決定生產的社會形式、社會關系與政治關系及其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笆虑槭沁@樣的：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系，而不應當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3)生產方式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簡言之，社會的經濟結構，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薄叭魏螘r候，我們總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分析了社會結構的各種形成要素及其內部聯系的基礎上，科學地闡明了社會變革的根源、過程及研究社會變革的基本方法。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社會變革開始于生產力發展而引起的生產方式變革，然后是生產關系隨生產方式變革而發生相應變革，最后是隨經濟基礎變革而引起上層建筑變革。馬克思在闡述社會革命發生的過程、內容及其研究方法時指出：“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薄半S著經濟基礎的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p>

馬克思、恩格斯不僅科學地闡明了物質生產方式與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之間的密切聯系，且從總體上概括了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主要內容與基本特征：“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是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p>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取向集中體現為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科學設想：一是“五篇結構”設想。1857年，馬克思在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時首次提出著名的“五篇結構”：(1)一般的抽象規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于一切社會形式。(2)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并成為基本階級依據的范疇。(3)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產的國際關系。(5)世界市場和危機?！拔迤Y構”是馬克思對其經濟學著作的第一個結構設想，它反映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系統的科學思考。二是“六冊計劃”設想。1858年2月，在寫給拉薩爾的一封信中，馬克思在其經濟學著作結構問題時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個分冊：(1)資本(包括一些緒論性的章節)。(2)地產。(3)雇傭勞動。(4)國家。(5)國際貿易。(6)世界市場。在這兩個設想中，馬克思都堅持把社會經濟結構與社會上層建筑(國家)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把一國社會結構與國際關系、世界經濟政治關系結合起來進行整體性綜合研究。

目前，許多人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分析中國社會現實問題，這只能找出問題的表面原因或中層原因。要找出其深層原因，就必須繼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傳統。如“三農”問題，單純從一般的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角度的分析很難作出科學解釋與正確解決。相反，如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分析“三農”問題，則可更好地進行解釋與解決。這是因為，“三農”問題在17至19世紀的西方及在印度和我國臺灣地區，都在一個大的宏觀制度背景下、在經濟與政治相互作用中逐步得以解決。因此，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種把經濟與政治結合起來進行整合研究的科學方法，研究如“三農”等當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才能揭示其深層原因，才能找到根本出路。

自中國進行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人們習慣于把它看作單純的資源配置方式的轉換，有意或無意地忽視制度創新與政治變革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然而，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絕不只是單純實現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的經濟改革，而是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深刻變遷的整體性、結構性的社會變革。因此，只有用整體的、歷史的分析方法分析經濟轉軌，才能得出比較科學的結論。這種整體的、歷史的分析方法的最高成就，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P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分析范式對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分析具有更科學的解釋力與指導力。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根本原因在于傳統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結構的內在矛盾運動。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絕不是單純的資源配置方式或經濟運行機制的轉換，而是生產方式、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全面而深刻的變革：物質生產方式方面，要廢除人民公社制度而全面實行農戶承包經營制度，廢除國有國營制度而實行企業自主經營制度，從產品生產轉變為商品生產，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社會生產方式方面，要從公有制一統天下轉變為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從國家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形式轉變為以股份制為主要實現形式的新型公有制形式。生產關系方面，要打破以往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逐步確立自主化、民主化、社會化的管理制度，打破平均主義分配制度，突破單一按勞分配格局，逐漸形成勞動、資本、技術與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新型分配制度。上層建筑方面，要推進憲政改革，確立與保障公民權利，限制與規范國家權力，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轉軌的基本方向既不是走以“自由化”和“私有化”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道路，也不是實行市場機制與傳統社會主義制度機械“對接”的改良社會主義模式，而是全面構造以市場化的生產方式為核心、以公民權利為基礎、以民主法治為保障的現代社會主義模式。

總之，在研究取向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相同之處在于它們都研究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理學結構”，而重要區別在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社會徹底的“生理解剖學”，而不是把揭示本質與描述現象混雜在一起的“二重性”學說。同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相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著重點不是分析生產的物質內容(物質生產方式)，而是生產的社會形式(社會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進行經濟與政治綜合研究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單純進行經濟分析的“純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新政治經濟學十分相近，都進行經濟與政治的綜合研究而不是單純進行經濟分析，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著重研究社會基本經濟制度政治選擇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著重研究社會經濟政策政治選擇的“政策經濟學”。因此，要堅持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必須明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性質，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取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解剖社會經濟形態的“生理學結構”，而不能熱衷于解釋社會經濟生活的表面現象；應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社會結構的內在矛盾，探索社會變革的方向與道路，而不能為某種現存的社會結構進行論證與辯護或只為制訂具體的經濟政策服務。因此，就其本質來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批判的、革命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辯護的、“建設的”政治經濟學。在當前與今后的經濟轉軌過程中，我們應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進行全面、深刻的社會結構變革，而不能局限于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等表面性、片面性的經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