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廣東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是黨中央重大的戰略部署，也體現了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廣東的現代化進程直接而敏感地深受變化中的國際經濟環境影響。國際經濟環境的新變化為廣東率先實現現代化既提供了戰略機遇，也帶來了風險和挑戰。廣東必須制定正確的決策思路，積極參與到國際經濟中去，推進整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關鍵詞：廣東；率先實現現代化；國際經濟環境

東部地區在全國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是實現鄧小平“三步走”戰略構想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部署。鄧小平南巡講話進一步強調沿海地區要利用有利條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率先實現現代化以更好地帶動全國的現代化。按照這個奮斗目標，廣東可望到2021年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2000年初，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并在廣東考察工作期間，要求廣東增創新優勢，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黨中央提出東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體現了生產力布局的思想。在現代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利用東部沿海的區位優勢，合理布局生產力是關系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也是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廣東位于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具有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但同時也是受外部環境沖擊最為直接和敏感的地方。因而客觀和全面地分析、判斷國際經濟環境的新趨勢，與時俱進地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是廣東參與國際競爭、率先實現現代化的保障。

一、 當前國際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與格局

進入新世紀，中國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催生這些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和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結構調整以及中國經濟自身的崛起。變化中的國際經濟有一些重要動向值得關注。

(一)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20世紀上半期，人類社會遭受兩次世界大戰，受到極其慘重的人員傷亡和物質財富的破壞。20世紀下半期的大部分時間，整個世界被籠罩在“冷戰”的陰云下，防止戰爭與維護和平始終是中國對外政策的核心目標。在整個冷戰時代，中國堅定地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進步力量與和平的力量，同時也最大限度地遏制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世界和平的威脅。

冷戰結束以1991年蘇聯解體為標志，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的當今國際社會是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鄧小平同志十分明確地告訴我們：“我的看法是，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可能的”。根據鄧小平的科學判斷，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新的世界大戰在可預見的時期內打不起來”；“綜觀全局，2l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具體而言，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存在三個有利的國際經濟大環境。首先，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迅速發展。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日益提高，知識、智力成為生產要素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和創造價值的最重要源泉，為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必須建立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其次，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加快進行，新型國際生產網絡正在形成。國際產業分工正從產業層次轉換為價值鏈層次，一國的競爭優勢也不僅體現在某個特定產業或某項特定產品上，而是體現在產業鏈條中所占據的環節或工序上。這種新型國際生產網絡不僅使發達國家利用了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取得最佳的資源配置效果，占領國際市場，也為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及擴大相互間的直接投資。介入新興產業，全方位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提供了新的機會和條件。第三，全球性的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征是全球制度、規則標準的全球趨同。全球制度趨同也引領不同經濟體制的國家最終向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經濟運行機制的市場化轉軌內在地要求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也實行市場化趨向的體制轉型。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能否順利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中的關鍵問題在于以改革保障開放，以開放促進發展，使對外經濟開放有助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二者的良性循環。

(二)中國廣泛融入國際性與區域性經濟體制世界經濟的相互依賴關系日益強烈，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獨立于世界發展體系之外而求得生存與發展。積極融入國際機制是中國理性的戰略選擇。盡管國際機制的確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提供了一種“軟權力”。但應當看到，國際機制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產生何種影響，也取決于后者自身對全球和區域原則與政策改革和制定的參與。同時，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與西方之間的共同利益會越來越廣泛。這為中國爭取更多的國際機制資源提供了戰略機遇。如加入WTO有助于中國制止種種與國際經濟規則相悖的歧視性貿易行為，維護中國正當的貿易利益。也是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合作的重要平臺。另外，加入世貿組織為加快中國經濟的轉軌提供了最重要的體制保障。中國利用WTO的通行規范和國際慣例，加速處于攻堅階段的國企改革，進行政府職能的轉變以確立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

中國在加入WTO后，融入區域性國際經濟機制的步伐也不斷加快。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正式簽署了《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并率先進入了自由貿易區的實施階段。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南方共同市場、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亞太地區許多國家紛紛表示愿意與中國開展雙邊經貿合作，建立自由貿易安排。2003年，《關于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的簽署把港澳與內地，尤其是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基本定位于自由貿易區的模式，這成為中國內部自由貿易區的第一個范例。

(三)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帶來經濟風險 自90年代以來，中國和美國經濟的增長使世界經濟逐漸進入了溫和增長和結構失衡并存的時期。全球經濟增長主要集中依靠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增長。凸顯了世界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嚴重失衡：一方面，美國消費日益成為經濟強勁增長的主動力，但卻造成了財政和貿易的“雙赤字”，并且不斷惡化；另一方面，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中逐漸積累起了高儲蓄、高投資、高消耗和高出口為主導的經濟結構性失衡。以上的失衡又直接表現為中國和亞洲的貿易盈余不斷擴大，而美國的貿易赤字不斷增長。短期內美國之所以還能夠忍受經常賬戶赤字的不斷增長，源于亞洲國家所積累的外匯儲備又重新投入到美國資本市場，彌補了美國國內儲蓄－投資缺口。

世界經濟的結構失衡給中國等東亞經濟體造成一定的風險。具體而言：其一是短期風險。如果中國等東亞國家減少自己的美元儲備投資，這就會限制美國購買自己產品的能力，從而使自己面臨隨之而來的就業和利潤下降風險。其二是中期風險。如果中國等東亞國家繼續投資于不斷貶值的美元，就會逐漸喪失國家財富。為了預防中期風險的升級，亞洲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降低美元儲備，從而對美元匯率形成了巨大的壓力。美國也不斷對我國施壓，要求提高匯率政策的靈活性。預計人民幣匯率 改革后，中國也難以完全釋放這種壓力。今后，無論是外部世界的被動調整，還是美國國內的主動性調整，都會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

二、 新環境下廣東實現現代化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廣東省的改革與發展已站在一個較高的起點，面對新世紀的國際、國內發展環境，機遇與挑戰并存。客觀和全面的分析、判斷是制定科學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據。

(一)世界科技迅猛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為廣東省高技術產業發展提供了戰略機遇，也帶來了風險和挑戰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為廣東高技術產業的跨越發展、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供了戰略機遇。目前，廣東省高技術產業已具備較大的產業規模，初步形成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術和光電一體化等高新技術產業群體。但科技的縱深發展也會加劇廣東高技術產業被“邊緣化”的風險。發達國家TNCS通過專利、技術標準等手段控制了產業高端環節，實行知識封鎖和專利壟斷，憑借資金和技術優勢擠壓國內高技術企業的發展空間，使本國企業面臨知識產權、技術標準、高層次人才、風險資本等多方面的風險和挑戰。這就要求廣東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改變原來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耗、低效益的增長方式，加快發展高技術產業。

(二)世界產業結構調整加快廣東產業結構的升級以及給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帶來風險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和結構調整給廣東產業結構升級帶來有利時機。目前，廣東已處于投資推動階段向創新推動階段過渡期，相對應的是集約型經濟和知識型經濟形式。接受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技術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將是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向和重點。同時，國際分工體系的不平等使廣東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也面臨風險。目前發達國家集團占據著國際分工的制高點。發展中國家不得不通過這種垂直性國際分工，走上工業化道路。但是如果不改變由發達國家控制技術和資金等要素的經濟格局，發展中國家永遠不可能實現產業升級。廣東是中國經濟外向度最高、出口額巨大且以勞動密集型工業制成品出口為主的省份。承受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所帶來的壓力就更大。據測算，1995-2000年廣東出口數量指數曲線與出口價格指數曲線走勢呈反方向變化，且兩者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這說明廣東出口整體效益下降的問題日益嚴重。然而，對于廣東而言，融入全球性的分工體系是一種現實而不是選擇。廣東應依據自身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制定合理的產業發展策略。

(三)國際貿易收支失衡給廣東“外向型經濟”帶來風險近年來，國際貿易收支失衡突出表現在美國的巨大貿易逆差與東亞地區和歐元區的大量貿易順差。它將給廣東經濟帶來兩方面的風險：其一，國際貿易收支持續失衡可能帶來的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將加劇廣東新興市場的不安全性。廣東是國內金融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但廣東金融機構也存在不良資產嚴重、流動性不足、競爭力不強等不少問題。特別是自2005年7月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