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對象問題既是政治經濟學理論問題，又是創新構建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基本問題。傳統觀點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是闡明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資料生產、交換、分配及消費的客觀規律的科學。但政治經濟學必須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其研究對象絕不能僅僅局限于生產關系，政治經濟學從本質上要求研究資源配置問題，將資源配置納入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體現政治經濟學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重要標志。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生產關系；資源配置 研究對象問題既是政治經濟學理論問題，又是創新構建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基本問題。盡管其是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但學術的爭鳴不僅沒有削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地位，而且還進一步促進政治經濟學理論隨時代發展需求而創新和發展。但畢竟馬克思恩格斯創立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時代與當代全球化經濟推動下的歷史時代存在著明顯差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所強調的發展性必然要求政治經濟學理論也應當順應歷史發展而不斷地創新和完善，在此條件下，筆者認為為了更好地發揮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當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有可能也有必要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進行拓展和延伸。 一、馬克思恩格斯對政治經濟研究對象的論述 順應時代發展需求創新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因為研究對象的確定將直接影響到其研究范圍，影響到理論成果對現實的指導作用。而要真正的創新和發展政治經濟學，就必須首先弄清楚經典作家們、特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闡釋其研究對象的。 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馬克思最經典的論述就是在《資本論》第1卷1867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盵1]對于這段話中“生產方式”的含義，理論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比較有見地的是衛興華老先生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象問題再探討》一文中的觀點，他首先肯定了在《資本論》和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生產方式”的含義不是斯大林所定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它是含義比較廣泛的概念，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具體含義，但概括起來是指生產的技術方式和社會方式。生產的技術方式一般屬于生產力范疇，不具有階級關系和特定的社會性質，而恩格斯曾說過：“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結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 [2]，由此我們可知，序言中所指的“生產方式”肯定不是指生產的技術方式，生產力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序言中的“生產方式”不是指生產的技術方式那么就應該是指社會方式，即在什么社會關系下進行生產。衛老先生指出馬克思把資本主義所有制以及資本和雇傭勞動相結合的特殊方式，看做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體系（總和）即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或決定條件，所以，《資本論》所研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是廣義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體系或資本主義經濟制度[3]。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曾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薄罢谓洕鷮W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有待于創造?！盵2] 二、當今政治經濟學面臨的問題 1.政治經濟學對當今問題解釋乏力。建國后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并且認為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再加上長期受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影響，將研究對象確定為生產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主要向無產階級說明他們的地位、歷史使命、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以及資本主義必然要為社會主義所代替的歷史趨勢。雖然在傳統政治經濟學中也研究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機制、資源配置等問題，但由于研究對象的局限致使對這些內容的研究弱化，散見于有關章節，沒有形成系統化的理論。改革開放、特別是1992年后，中國明確把建立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機制、資源配置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越來越大，而傳統理論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卻明顯乏力，這意味著產生于19世紀資本主義時期的傳統政治經濟學需要改革和創新，只有這樣才能增強其對全球化、信息化新時代的社會經濟活動的指導作用。 2.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由于受到社會歷史條件和研究對象的限制，傳統政治經濟學比較側重于對體力勞動分析而較少對腦力勞動分析、勞動對象偏重于對資源和土地而較少對社會資源的分析、勞動工具側重于對實物形態的機器而較少對非實物形態的知識、技術、信息與管理的分析。然而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的發明和廣泛應用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使社會從工業經濟時代邁向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科技創新、制度創新、人力資本、信息與管理在國民經濟中的貢獻力日漸突出，甚至起著決定性作用。而傳統政治經濟學在此方面的研究卻顯得蒼白。傳統政治經濟學對生產關系的研究側重于所有制的統一性而較少對其分離性的研究、側重于生產過程中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的對立關系而較少研究他們之間協調溝通的問題、側重于研究資本家的絕對控制與雇傭勞動者的附庸地位而較少研究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4]。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西方產權理論占主導地位，工資集體談判制度、員工持股制度、員工激勵機制等廣泛存在并影響著資本主義世界，勞資關系呈現二戰前所沒有的相對融洽關系，這一切都顯示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如不緊隨時代發展，改革和創新政治經濟學，那么勢必會影響我們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認識，從而削弱其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指導作用。 3.現代西方經濟理論對政治經濟學的挑戰。改革開放后，特別是中國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機制、資源配置等對社會經濟建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而正如上面所談到的，這些研究在傳統經濟學中處于弱勢，其解釋和指導作用甚微。改革開放帶來的不僅是西方的資金、技術、現代化管理理論，而且也帶來了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由于它們都不研究根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在現有根本經濟制度下集中研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和宏觀經濟運行發展，其理論體系對現實經濟的具體解釋和指導功能較之政治經濟學更為有力，其在中國的話語權越來越強，并構成了對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強大威脅。要想改變這種窘況，傳統政治經濟學必須要從時代的背景、中國的歷史與國情和吸收西方現代經濟理論合理成分中進行創新，而這必然體現于從政治經濟學學科研究對象上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