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方法論中的兩個經典隱喻
常慶欣
摘要:抽象與具體、實證和規范是經濟學方法論中兩個恒久的話題。在方法論研究中,有兩個經典隱喻:“李嘉圖惡習”和“休漠的鍘刀”來表述抽象和具體、實證和規范的關系問題。本文在分析兩個方法論隱喻的基礎之上,詳細討論兩個隱喻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啟示。
關鍵詞:經濟學方法論 李嘉圖惡習 休漠的鍘刀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THE TWO CLASSIC METAPHORS IN ECONOMIC METHODS
——review its apocalypse to Marxism Economics study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tract method and concrete meth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method and normative method are the two main questions in economic methods, which always induce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and ” Hume’ s lever-knife ” are the two famous metaphors, which are used to illum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meaning of the two economic method metaphors and review the apocalypse of them to the study of Marxism Economics.
KEY WORDS: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Hume’ s lever-knife; Marxism Economics.
導言
經濟學方法論是一門有關經濟理論分析中運用科學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規律或規則的學問 。經濟學方法論是有一定的層次性的,它既包括具有哲學意味的一般方法論,如有關實證和規范之間關系的討論,關于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的運動討論等都屬于一般方法論的內容;又包括反映著經濟科學本身的性質和特點的具體方法論,如借用物理學概念而發展起來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論,主張經濟理論必須著眼于個人態度和行為或者集團行為而形成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或整體主義方法論。經濟學方法論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具有獨特的導向功能。如果沒有個人主義方法論在19世紀末的廣泛傳播,微觀經濟學中的諸多理論就難以在當時產生和得到深化;如果沒有建立整體主義的方法論,制度主義這一經濟學“異端”也不可能取得長足的進步。另外,一種學說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總是會受到某種方法論的制約或支配。雖然很多經濟學者對經濟學方法論研究抱有否定的態度。
但是,在對西方經濟學 引進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越來越多的觀點和學說,而在理論探討的過程中,辯論雙方基于各自的方法論基礎和前提假設進行討論,已經在我們的實踐中造成了太多本不應該存在的爭議和概念的模糊。這種因為缺少對方法論研究而造成的智力方面的浪費是驚人的。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在馬克思總體方法論的基礎上,對勞動價值論的探討,不能脫離“生產總體”及其不同的環節和過程,另一方面也要十分清楚這個環節和過程在整個經濟關系總體中的地位和作用。如理論界爭論較多的生產要素分配問題,實際上主要是分配環節和分配過程的問題。發生在生產環節和過程的價值形成,決定的是可供分配的價值總額,生產要素所有權等規定決定著對既定價值的分配份額。從價值的形成到價值的實現、再到價值分配,存在著系列的轉化過程,這是總體內的辯證運動的過程 。不能對馬克思總體方法論有深刻的理解,必然會造成對勞動價值論的重大爭議。
這個例子的引入并不是為了比較某種方法論的優劣,雖然很多時候這種比較是必要的。因為對于不同的分析對象畢竟存在與之更加契合的分析方法。這里想突出的是,方法論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實際意義。本文的根本目在在于從思想史的角度,對經濟學方法論中兩個隱喻“李嘉圖惡習”和“休漠的鍘刀”進行分析,并在分析的過程中引入馬克思經濟學研究中對這兩個隱喻所涉及內容持有的態度,在此種意義上,后面的分析含有比較介評的意味,但是我們并不把某種態度作為標桿,而是在這種比較分析中,讓各種方法自己顯現出它的優勢與不足。
一、“李嘉圖惡習”
大衛·李嘉圖(1772-1823)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 。1817年4月,李嘉圖的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出版,這是一本標志著英國古典經濟學最后完成的著作。全書共分三十二章,馬克思指出,他的理論完全包括在前六章中,而主要在第一、第二章(“論價值”,”論地租”)中,除貨幣一章以外全書其余各章只是這兩章的補充和附錄。確保李嘉圖在經濟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鍛造了一般分析體系的能力,這種分析體系基于相對少的原理而獲得廣泛的結論,他的“體系”是演繹推理過程的一個紀念碑 。在李嘉圖的著作里,歷史、制度和事實這些在亞當·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東西都淡化為一種背景,有了他,經濟學喪失了以亞當·斯密的方法為特征的經驗傾向而變得嚴格和抽象了,從而經濟學變成真正自治的東西。即它基本上不依附于除了從它本身的思想體系的內部邏輯中產生的原則以外的任何原則。他的寫作風格的特點是要縮小抽象的結論和具體的運用之間的區別。李嘉圖擅長把復雜的經濟現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變量,然后通過對這些變量的解釋進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運作進行詮釋。熊彼特把李嘉圖這種將高度抽象的經濟模型直接應用于錯綜復雜的現實世界的傾向稱為“李嘉圖惡習”(熊彼特,1954年)。
李嘉圖擁護一種抽象的演繹方法是獨創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現代經濟分析的道路,并產生了最終轉化為數學形式的定理。李嘉圖創立了許多抽象的名詞來觀察經濟也具有獨創性。沒有比李嘉圖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但也沒有人在考察所涉及的原理時更忠實于“奧卡姆剃刀 ”這樣的邏輯了 。李嘉圖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沒有問題,他嚴密推理的分析體系顯示了一種方法論的嚴密性,這種嚴密性是他的前輩和他的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所不及的。抽象在經濟學中是必不可少的。“經濟人”假設是一個最普遍、最重要的抽象了,即使是現代經濟學中一般均衡理論中的阿羅-德布魯定理、產權理論中的科斯定理等也都建立在抽象的基礎之上。這些“參照系(reference)”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 。李嘉圖的這種抽象方法與馬克斯·韋伯的“理想類型(ideal-type)”有相似之處。韋伯在自己的著作中經常使用“理想類型”的概念。雖然名稱如此,但是它并不指任何規范的或者值得稱贊的東西,而與現代經濟分析中所使用的“模型”有親緣關系。一個“理想類型”就是一種思想上的構造,它并不描繪現實,而是通過夸張它的某些特征并丟棄其他的特征而從中抽象出來的。它簡化了對經驗上觀察到的物質的假說、系統化和分類的形式化。
李嘉圖出現問題的地方在于把這種抽象直接應用于現實。李嘉圖研究經濟現象運用抽象方法,以邏輯推論來發現其中的“法則”,即經濟現象間的內在聯系。馬克思對李嘉圖的這一方法給以高度評價,并做了精辟的論述。馬克思說明了李嘉圖采用這種方法的“歷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經濟學史上的科學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 。這種方法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主要表現在,“這種方法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此亦有經典的評價,“他讓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獵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魚和野味的交換價值中的勞動時間比例交換魚和野味......看來,除了資產階級社會形式以外,“歐文先生的平行四邊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會形式” 。
抽象是必要的,但是直接用抽象的東西去解釋錯綜復雜的現實卻是一種“惡習”。如何避免這種傾向呢?馬克思在1857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論述的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方法是一種正確的方法。馬克思把這種方法歸結為“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即“思維用來掌握具體并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抽象上升到具體是一個由簡單的經濟范疇上升到復雜的經濟范疇的過程,也是一個由經濟范疇的簡單規定性上升到經濟范疇復雜規定性的過程。馬克思認為,“如果想不經過任何中介過程就直接根據價值規律去理解這一現象(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同勞動價值論之間的關系,李嘉圖企圖在價值形成的邏輯層面上直接說明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一分配問題。)……就是一個比用代數方法或許能求出化圓為方問題更困難得多的問題” 。李嘉圖的錯誤就在于試圖把“方”直接變成“圓”,在闡述方法上缺少歷史的和邏輯的“中介過程”。由于“中介運動在它本身的結果中消失了,而且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因此,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意義就在于運用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揭示從本質到現象轉化的“中介”和“中介過程”。 二、“休漠的鍘刀”
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的區別,“科學的”經濟學和關于經濟政策的切實建議的區別,可以追溯到那騷·西尼爾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西尼爾因為其對經濟理論和方法論以及應用經濟學的貢獻而為人們所知。關于經濟學的本質與范圍,以及經濟學家的職能,他的觀點十分著名。他認為,政治經濟學是論及財富的,必須與立法科學鮮明的區別開來,后者包括幸福與福利這樣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