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中國 傳統社會福利制度 制度保障 民本性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社會福利體系具有自身的歷史淵源、固有風險和運行機理，它具有局限性、民本性、剩余性、家族性和協同性的典型特征。在現代性的話語背景下，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帶給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在科學發展觀統領下，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必須做到：吸取有益精華，發揚傳統優勢；剔除歷史糟粕，克服時代局限；倡導與時俱進，實現持續創新。

傳統社會福利制度是在農業社會狀態下孕育、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民眾生活保障措施、規則和方案，是以政府、家庭、社區、宗族為主體的福利提供模式，也是建立在家庭保障基礎上的制度體系。盡管傳統社會福利制度有別于現代公共福利體系，但它卻是現代社會保障體系的歷史基礎，它不僅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而且有著不可忽視的現實影響。當前，以傳統生活保護為基礎的社會福利制度已成為世界各國社會政策和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繼往開來和面向新時代的歷史前提。而把傳統問題納人現代視野來研究，更成為理論研究和學術探討的重要取向之一。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歷史不僅具有過去的精神，而且還指示著未來的命運。恩格斯也曾指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 ;a3“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z}zsa可見，傳統社會福利問題正是一個現代性的命題，理論研究人員和實際工作部門必須澄清思想理念中的模糊認識，白覺地走出一條通向未來的必由之路。有鑒于此，筆者擬在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基礎上，著重對中國傳統社會福利制度的議題展開以下三個層次的分析、論述與闡釋。

一、中國傳統社會福利實踐運作的制度機理

中國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歷史上積聚了十分豐富的社會福利實踐經驗。從制度、體制和機制的角度看，傳統的社會福利體系具有自身的內在機理，社會福利規則、約束和期待的形成，是一個有機的建構過程。社會福利學家確信，“制度是非常穩定地組合在一起的一套規范、價值標準、地位和角色，它們都是圍繞著某種社會需要建立起來的”;[3]453“制度是根據角色和情境之間的關系界定適當行為的相互聯系的規則和常規的集合”。f4]160從生產方式的角度看，落后的生產力使人們無法獲取維持生存所必須的物質資料，成為傳統社會中人類始終難于擺脫的生存風險。人們利用生產資料進行勞動生產，通過自助努力來滿足生活的需求和安全的保障，并在生產活動中結成生活共同體互助共濟，抵御生存風險帶來的危機。只有少數喪失勞動能力而又沒有撫養對象的孤寡殘疾者，由民間或統治者以慈善、施舍的形式進行選擇性和區別對待的救濟，幫助他們抵御生存的風險。

(一)傳統社會福利體系的歷史淵源

中國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具有十分久遠的歷史源頭，早在遠古社會的古人就曾提出過所謂的“大同之世”，社會生活共同體之間的共濟互助和彼此相恤成為社會保障的實踐內容。時至先秦時期，原來部落共同體的撫恤習俗逐漸被制度化、政策化和長期化，“保民”、“明德”和“仁愛”成為社會政策的基本前提。此后，越來越多的封建王朝通過設置專職機構來實施、推行和踐行社會救助政策。“中國自古以來，評論統治者常以仁政政績為標準，而白唐堯始的救濟事業，也使救濟貧民成為帝王的責任。封建帝王將相和統治階級普遍把某種形式的生產救助和生活保障作為強化政治統治和提升社會控制能力的重要工具，中國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正是在社會成員之間彼此互助以及政府“敬德保民”實踐基礎上發展走來的。可見，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歷史淵源與傳統的社會結構、制度基礎和文化體系密不可分，傳統對現代的影響足以引起人們的重新思考和理論反思。

(二)傳統社會福利制度的固有風險

人類的生存離不開物質資料的生產，否則人類就一天也無法生存。但自從人類出現以后，由于生產能力極其低下，社會抵御和防范風險的能力相當有限。傳統社會以農業為中心，社會成員自我防備的能力十分脆弱，因此難以憑借個人的力量來謀求安全獨立的生活。只有依靠共同體下集團的相互扶助，才可能有社會的存續和每個人的生存。由于當時人類認識和支配自然的能力極其低下，社會生產力處于非常低的水平，人們不得不面對由于食物匾乏帶來的生存風險，以及嚴酷的自然界侵害生命生存的風險。社會成員如果遭遇不測事故、戰爭、自然災害以及其他事故來襲，人們就需要最低限度的生存保護，但傳統社會的流離失所和生活失去保障卻成為常在的現象。私有制的發展，逐漸剝奪了一部分人的保障后備手段，在社會財富高度集中的同時，不堪苛捐雜稅重壓的貧民為了爭取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料，不斷舉起義旗進行抗爭。周而復始的戰爭、起義和暴動毀滅著社會的財富和人口，自然災害的侵襲又使人們賴以生存的、本來就捉襟見肘的糧食供給雪上加霜，社會底層貧民不能獲取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成為生存風險的首要因素。

(三)傳統社會福利制度的運行機理

面對基本生活所必須的物質資料的不足所帶來的生存危機和風險，傳統社會主要把對土地等生產資料的擁有作為手段，維持自我的生存。他們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通過形成生活共同體的方式同舟共濟。同時，社會也通過相互扶助和提供慈善救濟的形式，為少數喪失勞動能力和生活依靠的老弱病殘人員提供最低的生活保護。任何個人對于生活環境的適應能力都非常有限，為了擺脫物質資料生產能力的嚴重不足而帶來的生存風險，人們主要通過各種手段來維持彼此的最低生活需求，貧民生活所需的物質資料幾乎在維持最低生活的過程當中被消耗殆盡。封建制度下的農奴以服勞役或把收獲的一部分繳納給地主和封建統治階級作為代價，換取生產工具以及對土地的使用權來維持最低生活需要。在傳統社會，一方面，人們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社會生活共同體而營生;另一方面，政府則企圖引導和動員民間力量來建構政府主導下的生活保護體系。在傳統社會，“社會保障成為官方和民間共同關心、密切協作的領域，其具體實施呈現出官民結合的運作實態”。

二、中國傳統社會福利制度呈現的典型特征

基于社會歷史、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國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有著自身獨特的性質。傳統社會生活保護制度的運行機理說明了，人類的生存風險主要來自于維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不足。為了獲取 和掠奪社會財富，高居于社會上層的統治者對社會低層課以苛捐雜稅或橫征暴斂，并不斷以戰爭的形式互相爭奪。失去維持最低生活資料的低層貧民不斷以起義和暴動等形式進行抗爭，社會財富和人口在征戰中消亡，迫使人類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生存風險。盡管彰顯于外的階級統治職能很容易被人們察覺，但封建社會并非不存在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只不過是表現形式較為虛弱而已。在傳統社會，人們通過物質資料的生產和生活共同體的形成，以及相互扶助和慈善救濟的實施，進行生活保障以抵御生存危機和風險，一定意義上官方的社會福利職能則起著巨大的緩和階級矛盾的作用。相對于現代社會保障，傳統的社會福利體系在制度、體制和機制方面呈現出以下較為典型的特征。

(一)以低級福利為救助實態，呈現出制度保障的局限性

傳統的慈善救濟不僅在救助水平上呈現出低級性，而且同時還具有選擇性和區別對待的特征。[B〕傳統社會福利的低級性主要表現為救助力度往往不能滿足被資助對象的生活需求，選擇性則表現為救濟的對象局限于生活共同體的內部，特別是沒有勞動能力和撫養對象的老弱病殘者、孤兒，異鄉人很難成為救濟扶助的對象。社會在鼓勵有勞動能力者進行生產自立、互助共濟的基礎上，選擇性地把沒有勞動能力且無依無靠者作為慈善救濟的對象，統治階級和上層貴族作為施善的主體，其目的在于共同體的維持和存續，通過施善活動彰顯其仁德，以維持他們在地區社會中的聲望地位。因此，這種慈善救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選擇性區別對待的慈善救濟未能充分考慮被救濟者的需求和感受，以施善者的一廂情愿為基礎進行任意安排。作為受惠對象的被救濟者只能感恩戴德被動地接受，甚至付出人格的代價，沒有任何選擇的權利。救濟者為了縮減被救濟對象的規模時常對受惠者進行恥辱性的、居高臨下的施舍。

(二)以傳統文化為思想基礎，呈現出制度文化的民本性

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傳統文化不僅博大精深，而且以仁義、愛仁和民本為特征。孔孟之道對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統治階級都有著深遠的影響，政府試圖從仁政的角度來實現惠及萬民的福利事業，但在資源缺乏、機構不完善、人權觀念尚未發育的情境下，政府卻只能在發生天災人禍的特殊場合為民眾提供有限的救濟。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民貴君輕和民本思想成為最為基本的倫理觀念和價值原則，確信救災濟貧是仁道互助主義的實踐和每一個人良知應盡的天職。“在社會治理理念上，歷史救荒者都以‘一民饑，日我饑之，一民寒，日我寒之’為體恤民眾的原則，將施粥、居養、給藥、贖子視為治災救荒的重要對策。在傳統社會，儒家思想確立了一統天下的主導地位，以民為本成為治理國家和社會管理的基本要求，“人性本善”和“仁、義、禮、智、信”則成為處理社會關系的道德準則。儒家思想不僅在中國有著深遠的影響，而且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已越出國界，傳到了日本、朝鮮和東南亞各國，成為東方社會福利思想的淵源之一。“重人”、“順道”和“人和”成為民本思想的延伸，古為今用則使傳統文化永葆美妙的青春。

(三)以問題解決為救助形式，呈現出制度結構的剩余性

剩余性的社會福利模式是相對于普惠性的社會福利模式而言的，它主要表現為出現天災人禍后政府采取有選擇性的臨時救濟措施來安撫災民。北京大學的王思斌教授指出:“在舊中國，福利思想始終是‘剩余型’思想占主導地位。因為處在政府腐敗、戰爭頻仍、災荒連年的歷史環境下，即使是‘剩余型’福利也無法實現。; } u 73aa中國古代的倉凜制度和濟貧、養老、育幼等慈善事業，基本實踐就是以豐補歉和儲糧備荒，常見的做法就是等到問題發生以后組織專門力量實施救濟和幫助，其根本目標則是維持秩序、安撫人心和穩定天下。可見，傳統社會保障制度可以視為政府迫不得已的無奈選擇，消極應付和善后處置使其呈現出剩余性的典型特征。從這種意義上說，傳統的社會保障體系缺乏戰略思想和管理主義的視角，政府的危機應對和突發事件處置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被動地解決問題，前瞻性、預測性和戰略性則無從談起，救濟不力和缺乏應有的覆蓋面也是臨時應付和剩余性的典型表現形式。 (四)以宗族保障為社區單元，呈現出制度運作的家族性

傳統的社會福利體系以血緣關系和家庭鄰里為網絡形成的社區福利與救助單元，傳統的福利觀念與家庭、家族和宗族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在社團、群體和鄰里的互助網絡中，福利觀念強調以家庭為中心，先照顧自己的親人尤其是父母、兄弟、姊妹，然后才是別人。所謂“推己及人”的思想，主張和體現的就是明顯的親疏和遠近的差別化對待。中國是一個強關系的社會，大量重要的追求需要經由強關系的社會資本來實現。費孝通指出，中國人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實際上存在著差序格局，人們對自家人、自己人和外人的認知總是徑渭分明，“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樣投人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越薄”。李培林也認為，“中國社會的信任關系大多建立在親緣或類親緣的私人關系基礎上，所以中國人對圈內人有特殊的信任，對外人卻非常不信任”。ysyoz0宗族在社區福利中將有血緣關系的家庭聯系在一起，形成范圍較小的社會福利網絡，祠堂、宗廟和倫理把這種具有地域關系的人們集合成為一個體現親情的福利系統。

(五)以官民結合為實踐特色，呈現出制度運行的協同性

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很早就重視利用民間的力量來實施自救，為了抵御自然災害，大型水利工程由政府負責修建，小型福利設施則由農戶協作修建。傳統社會福利體系的結構單元并不是絕對封閉、互不往來、彼此割絕的體系，而是存在著官方與民間以及民間與民間的多元互換、相互交往、彼此互助的社會福利系統。在自給自足的社會運行機制下，政府濟貧制度的福利實踐多以“儲糧”和“義倉”為主要手段，從漢朝的“常平倉”到隋朝的“義倉”，再到南宋社區福利性質的“社倉”，都成為具有傳統生活保障色彩的福利措施。在官方財力有限的境況下，政府總是盡力引導、動員和協同社會力量，使其參與到制度化的福利體系中。同時，以紳士、社長和鄉紳為民間發起者的基層自組織實體，為了獲取地方事務的控制權，也主動請求政府授權來大行形式化的所謂“濟貧”。在社會福利的空間格局上，政府和民間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和共同協作，使傳統社會福利的制度運行呈現出官民結合的協同性。

三、現代性語境下傳統福利制度的啟示意義

通過對傳統社會生活保護制度運行機理和基本特征的分析，使我們認識到生產能力的落后，導致了人類維持生存所必須的物質資料的不足，成了傳統社會中人類遭遇生存危機的首要風險因素。但同時，傳統的農業社會并不存在著社會福利制度的空白或缺失，而是表現為制度不力、范圍有限和層次較小等問題。在傳統社會，人們通過生活共同體的形成和慈善救濟的展開來踐行同舟共濟和互通有無，特別是通過各種不同方式與生產資料進行有效的結合，來盡力實現在生產勞動中滿足自己生活的需求和安全的保障。這種生活保護方式有效地把民眾的生存風險控制在家庭和生活共同體的范圍內，使民間的生存問題始終沒有演變為普遍化的過于嚴重和十分突出的社會問題。可見，傳統的社會福利體系是人類的智慧在千百年來勞動和生活實踐中形成的結果，這種制度具有其歷史合理性的一面。然而，這種生活保護方式的局限性卻也是顯而易見的，它無法從根本上使全民受惠。當前，中國正迎來構建和諧社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歷史時期，深人研究傳統社會福利制度的功過得失和歷史局限性，在認清基本特征的基礎上興利除蔽和場長避短，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的建構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吸取傳統精華，發揚有利優勢

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許多先進的社會福利思想與生存保障觀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的寶貴精神財富。江澤民指出:“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m [14]562胡錦濤指出:“中華民族具有500多年的悠久歷史。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自強不息，開發了祖國錦繡河山，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n [IS]34中國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至今仍閃爍著巨大的智慧和光芒，留下了令人贊嘆的歷史和佳話，帶給后人無盡的啟發和勇氣。但是，由于過去受到極“左”思想的影響，把過去的歷史傳統統統視為封、資、修的東 西掃進了垃圾堆，這不能不說是十分令人遺憾的事情。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時代背景下，傳統的社會福利體系仍可視為現代社會保障的有效補充，建立在血緣 和地緣基礎上的生活保障方式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現代功 能。特別是中國農業人口眾多，傳統的生活保障仍然具 有巨大的優勢和生命力，對于解決政府資金不足問題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當前，中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解決城鄉養老問題，家庭的作用仍功不可沒。立足中國社 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現實，發展和完善城鄉社會保障事業必須充分調動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有效利用傳統福利制度的優勢來實現良好的社會動員，這已經成為時代的選擇，并將使中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構工程不斷邁向新的臺階。

(二)}I}除歷史糟粕，克服時代局限

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與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和“人治”傳統有著十分密切的內在聯系，一些陳舊的、落后的和不合時宜的因素也包含于其中，如何剔除糟粕性和克服局限性的做法，已經成為具有時代性的新興議題。與新制度主義相關的所謂“李約瑟之謎”的確發人深思，按照李約瑟博士的提問—“為什么中國在公元3一13世紀之間能保持西方世界望塵莫及的科學水平?而在16世紀以后為什么在歐洲產生了現代科學而卻沒能在中國產生?”李博士的答案是，中國傳統制度中的消極成分壓制了近代科學的興起，財富不能給人帶來智慧，商人之子的愿望是在官場中步步高升。事實上，原因是十分復雜的，制度上的結構和陳舊糟粕促使新的公平、自治和進步理念受到了壓抑。在總體的定位和評價上，傳統社會福利體系的消極性、陳舊性和剩余性都應作為歷史的陳跡而置于歷史博物館，新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建構應時刻不忘馬克思主義的“揚棄”觀和科學發展觀。在新的社會發展階段全面推進社會福利事業的建設，必須深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著力把握發展規律、轉變發展模式、破解發展難題、提高發展質量、實現又好又快發展，而不能照搬歷史傳統，忘卻傳統社會福利模式的歷史局限、制度局限和時代局限。

(三)倡導與時俱進，實現持續創新

社會福利體系建設有著內在的規律、規則和機理，在與時俱進中有效實施體制創新戰略成為提升建設績效的重要途徑。西方學者科斯(Ronald Coase)曾經指出:“社會行動是與制度創新密不可分的，離開制度創新，任何意義的行動都會失敗。?[16〕胡錦濤指出，“我們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要善于從群眾的實踐和創造中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如果說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在于及時實現制度創新，那么我們同樣可以說，搞好新時期社會福利制度建設的關鍵同樣在于創新。在科學發展觀統領下，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戰略選擇必須把促進體制創新作為基本途徑。為此，在實踐探索中應牢記“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力求做到“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n， [I8]”奮力開拓社會福利事業的新局面;必須優化相關的政策文件，暢通政策運行的各個環節和方面，在靜態上保證相關政策系統的各個子系統能夠實現多重優化，在動態上保證政策系統能夠實現良性運行和良性循環;必須堅持多視點多途徑多方向地尋找解決問題的對策、措施和方案，注重創新方法的綜合運用，在搞好戰略管理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福利制度建設的持續有效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