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是我國實現和平統一的基本國策，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大創新，它充分體現了民主的原則和精神，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國家的統一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愿望；堅持大陸社會主義的主體地位，表現了中國多數人的意志；允許香港、澳門、臺灣地區保留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有力地保護了少數的特殊利益；單一制國家內，兩種制度相容相處，表現了中國人的政治勇氣和政治寬容；“一國兩制”的逐步實施，中國的民主政治必有新的發展。隨著香港、澳門的即將回歸，“一國兩制”已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現實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一國兩制”不僅是我國實現和平統一的基本國策，同時也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大創新，它充分體現了民主的原則和精神，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一國兩制”為解決香港、澳門、臺灣問題而提出來的，經過十余年的努力工作，已經產生實際性的成就，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制訂通過，香港、澳門的主權即將回歸，“一國兩制”已經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現實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縱觀古今中外的民主政治模式，“一國兩制”的確立已突出地表現出它的創新特色和獨特性，而且它將更進一步推動我國的民主政治的創新和發展。

“一國兩制”的實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國兩制”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允許一些特別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指一段時間，而是幾十年不變；另一方面是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與統一問題，兩制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并存，兩種制度并不是平行的兩種制度，而是以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為主體，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保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根據憲法第31條規定，并按照“一國兩制”方針，1990年4月， 七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立了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回歸后的基本制度，即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1993年3月31日， 八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立了1999年12月20日澳門主權回歸后的基本社會制度。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輪廓勾劃出來之后，臺灣特別行政區的設立便有了可供參考的藍圖和范本，臺灣的資本主義制度也將長期保持不變。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都是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基本法律，它們的制訂和通過，充分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憲法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在中國以社會主義制度為主體的條件下，允許并保護一定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幾十年不變，這便突破了“一國一制”的憲法傳統，可以說，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憲政的一大創新，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大變革和發展。“一國兩制”從其構想的提出、憲法規范的確立及作為基本國策的確認，并在香港、澳門地區逐步實施，這一過程完全符合民主的原則和民主的程序要求；“一國兩制”的內涵充分體現民主政治的原則和精神；“一國兩制”的逐步實現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創新和發展。

一、“一國兩制”體現了中國人的多數意志

民主通常是指以多數人的意志為政權的基礎，承認公民享有自由平等和其他政治權利的統治形式。民主的基本內涵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并保護少數。”民主即是全體公民對公共事務的自主自決，也就是說，在群體中，對公共事務作出決定時，每個政治主體都有權平等地發表意見，參與決定。為了集中多數人的意見，需要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依照一定的程序，將各種意見付諸表決，最后的決定只能按照多數的意見作出，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一旦作出決定，無論是贊成的多數還是不贊成的少數，在行動上都必須遵守執行。同時在不違紀、不犯法的基礎上，少數應當受到保護，只強調少數服從多數而不保護少數，民主原則最終會遭到破壞。

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主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從民主的國家形態來說，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能夠享受和行使真正的民主權利，人民群眾的整體意志得以成為國家的意志。縱觀人類社會歷史，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筑，人們的經濟利益根本上決定著人們的政治要求，政治意志最終是經濟利益的表現。“一國兩制”正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正是體現了中國人民的利益要求。中國的統一是包括港、澳、臺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同時，統一的中國也是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必由之路，中國的統一能給大陸、港、澳、臺帶來無數的發展機會，經濟上將各方聯成一體，將使中國的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會因此而大大提高，中國人民將得到應有的尊重。統一是中國歷史傳統的凝結、現實的政治要求及實際的經濟利益所在，正因為如此，“一國”原則即中國的統一得到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正是為了中國順利的、和平的統一，中國人民表現出了高度寬容精神，創立了兩種制度并存的政治模式。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得以在全國人大會順利通過的事實表明，中國人民要求統一的愿望是真誠的、毫不動搖的。

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中國人民追求統一的要求并不表現為毫無原則的遷就和退讓，并不是放棄社會主義的成果而退向資本主義以求得各方的同一，而是堅持以社會主義為主體的原則，在中國大陸仍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只能在港、澳、臺繼續保留，但不能損害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由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所決定的。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堅持社會主義就是堅持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同時，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大陸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建立了完整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特別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大陸人民的經濟利益及其他利益已經同社會主義制度聯為一體，人民利益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得以體現，因此，否定和破壞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就必然地否定和損害大陸人民的利益，必然會遭到大陸人民的反對。因此，“一國兩制”必須是堅持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主體地位不變。從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公民的個人權利來說，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即“多數裁決”，大陸的人口占據中國總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大陸人民的選擇就是中國人的“多數選擇”，否認和破壞這種“多數選擇”就是對民主原則的踐踏和破壞。為了貫徹實施這一“多數選擇”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主體地位，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澳門基本法也作出如此規定。這條法律規范既要求港、澳立法機關立法反對叛國、分裂祖國行為以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又要求其禁止在港、澳出現顛覆中央政府及危害和破壞大陸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港、澳基本法的這一原則規定有利于維護中國人民的“多數選擇”，即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主體地位。

二、“一國兩制”保護了少數的利益

“保護少數”是民主政治的本來之義。當民主社會堅持“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時，多數的意志容易成為國家法律或政策，多數人的利益能得到有力的保護。在“多數裁決”的社會里，少數常處于劣勢，少數人的意志和利益常常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從長遠來看，少數得不到保護最終會危及多數，會使民主政治遭到破壞。所以真正的民主政治應切實地保護少數，以維護民主政治的完整和穩定。

統一后的中國將是一個紛繁復雜、多樣化的社會，大陸、香港、澳門、臺灣的居民各有其特殊的利益和政治要求，在大陸人民占據社會成員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保護港、澳、臺居民的“少數”利益是我國民主政治的一大難題。“一國兩制”從根本上解決了這一難題，國家根據港、澳、臺的特殊情況和其居民要求，允許其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這樣，確立了“保護少數”的基本前提。香港一百多年來一直是英國的殖民地，實行資本主義的政策，特別最近三十余年，香港經濟有了飛快發展，香港居民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應該說香港居民的經濟利益和社會生活是與現行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聯系在一起的，雖然香港居民的大多數仍是工薪階層和勞動者，但是他們從香港發達的經濟中獲益。香港主權回歸后，立即改變其社會制度和財產占有制度，就會破壞香港的繁榮與穩定，破壞香港的經濟秩序，從而導致香港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香港原有社會制度保持不變是符合香港人的利益的，香港居民的大多數也希望保留原有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澳門自17世紀以來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近幾十年來其資本主義經濟也有了重大發展，澳門居民從其發展了的經濟中受益不淺，澳門居民也有維持現行社會制度基本不變的要求。臺灣與香港并稱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較快，居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維持其社會制度不變有利于保持臺灣的經濟穩定。正是因為港、澳、臺地區有其特殊的情形，其居民有其特殊的經濟利益和要求，統一后的中國應當著力保護他們的經濟利益，滿足他們的特殊要求。已經制訂頒布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已經從法律上確保了“一國兩制”的實行。香港基本法第5條、第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澳門基本法也作了如此的規定。我國中央政府在對臺政策聲明中，也莊嚴承諾臺灣可保留現行社會制度長期不變。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還就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原則作了具體規定，如確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擁有高度的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司法權和終審權，實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政策，香港、澳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財政獨立，財政收入不上繳中央，原有法律制度基本不變等等，這些法律規定為保障港澳居民的經濟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據，也為其居民實行高度自治、表述和實現其政治要求提供了法律保障。

“一國兩制”原則并不因為保護港、澳、臺居民在其本地的利益要求而否決和排斥其在整個國家的利益要求。港、澳、臺在大陸的投資受到保護，港、澳、臺的中國人作為中國公民同樣可以享受公民的權利。就政治權利而言，港、澳、臺地區的人民可以選派自己的人大代表出席全國人大會，參與國家決策和國家事務管理，港、澳、臺還有不少全國政協委員出席全國政協會議，對國家事務發表意見，提出建議，在全國的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三、“一國兩制”拓展了民主國家的結構形式

在當代民主國家中，國家結構形式基本上可分為兩種：單一制和復合制。單一制國家里地方權力來自中央的授予，地方的權力有限。復合制又可分為邦聯制和聯邦制，主要是聯邦制。在聯邦制下，中央的權力來自地方的讓與，地方的權限很大。而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的設置同單一制的省和聯邦制下的州有著明顯的不同，我國是個單一制國家，但特別行政區不同于內地的省，它實行另一種制度，有著高度的自治權；同時，特別行政區也不同于聯邦制的州，它的權力，如高度自治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司法權和終審權、貨幣發行權、獨立關稅地位等是州所不能具有的，特別行政區的某些權力甚至大于州的權力。特別行政區的設置發展了我國地方政權形式和國家結構形式，突破了聯邦國家的州的權力遠遠大于單一制國家的省的權力的理論，從而發展了憲法關于國家結構形式的理論，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變化有著重大影響。

港、澳、臺地區的獨特的地方政權形式即特別行政區的設置，有助于維持這些地區歷史形成的政治傳統，有助于這些地區的居民實現其民主權利，表達其意志要求，維護其獨特的經濟利益。

四、“一國兩制”表現了政治寬容的民主精神

民主不僅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精神。在民主政治生活中，民主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一般來說，一國只是一制，但是中國人卻創造性地實行“一國兩制”，在一個單一制的國家里，在社會主義占有主體地位的情形下，允許資本主義在一定地區存在，這種“一國兩制”的民主政治更需要有其獨特的民主精神，特別是政治寬容的精神。

從本質上說，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社會制度，在當今的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較量仍在進行，特別是西方的政治大國正在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和非難。在這種國際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了大無畏的政治氣概，表現出了高度的政治寬容，根據中國統一的實際需要，果斷地提出“一國兩制”，允許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港、澳、臺地區繼續存在。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同處一國，其對立與沖突是在所難免的，解決這些矛盾和沖突需要寬容的精神和態度。“一國兩制”下，中央不要求港、澳、臺實行社會主義，港、澳、臺不破壞大陸的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在不同地區施行，在一國之內和平相處。這種政治寬容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某些“民主”大國自詡為“真正”的民主國家，但它們卻容忍不了別國實行與之不同的社會制度，而常受到它們攻擊的中國卻能在一國之內容忍另一種制度的存在，這中間政治寬容精神的高低差別是顯而易見的。

在中國的民主政治生活中，占據人口多數的大陸并不依據其多數壓倒港、澳、臺的少數，相反，給予少數以充分的民主政治權利。港、澳、臺實行資本主義，但這些地區的人大代表和政協代表可參與國家管理。其本地居民可依照基本法規定決定本地區的大小事務，免受不當干涉。基本法的起草和修改要充分考慮其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總之，港、澳、臺的居民仍可按其原來的方式活動，其自治權、各種政治權利、自身意愿將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容忍不同制度在一國的存在，容忍不同階級、階層、集團的意愿的共存，這才是真正的政治寬容，這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

五、“一國兩制”必然促進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

港、澳即將回歸，大陸與港、澳的聯系正日益密切，在交流、交往的過程中，信奉資本主義的港、澳居民將有更多的機會了解中國的民主政治，將參與中國的民主政治活動，這樣，他們及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士將會更清楚地了解中國式民主，更充分地認識到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獨特性和先進性，有利于消除對中國民主政治的偏見。更多的接觸和交流，將會使他們更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制度是歷史地形成的，是最適合中國國情、最有利于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民主政治制度。當然，中國大陸也可以從港、澳地區及其它國家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吸取有價值的東西，有鑒別地、適時適度地用之于中國民主政治生活之中，促進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比如說，香港的高度發達的咨詢、協商制度就有其可取之處，香港的廉政公署的政治設計也很有獨特之處，這些政治設計無疑值得借鑒。

兩種制度的直接相處相容，有利于中西方民主政治價值觀念的比較與吸收。相對于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民主價值觀而言，港澳地區的價值觀的西方特色更濃一些。應該說，西方民主價值觀中有些較為先進的東西是有可取之處的。比如西方觀念中重視個人權利，注重保護個人權利，這就值得我們借鑒，我們在注重發展集體人權時，同時要注重發展個人權利。當然，兩種制度直接相處也有利于中國人看清西方觀念中那些落后的、片面的東西，有利于中國民主政治走健康發展之路。比如西方觀念中片面強調個人權利，甚至于置他人權利和集體權利于不顧，這些應是中國民主觀念中應排斥的東西。

“一國兩制”已不再是政策構想，它已不再停留在紙面上、言談里，它已處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之中。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創造運用了許多新的民主方式和方法，創造了許多新的民主形式。比如香港、澳門基本法的制定工作就采用了新的工作方式，首先成立由中央和香港（或澳門）人士共同組成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工作，反復咨詢港人（或澳人），多方調查，多次修改，基本法草案條文逐條表決，等等，基本法的起草方式就與以往的法律起草工作不一樣，更帶有公開性和透明度。再比如對香港政治體制的規定就有創造性，香港基本法否定了現行的香港總督制，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獨立，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互相制衡、互相配合，這種政治體制有著全新的特色和面貌。目前，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已經成立并開展了工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正在推選之中，而推選工作本身就是一種新的選舉方式。所以說，“一國兩制”不僅從政治構想，而且從實際政治運作方面，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隨著“一國兩制”的繼續推行，許多新的問題必定會出現，為解決這些復雜的新問題，新的民主方法和工作方式必將產生，這必將促進中國民主政治的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