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與各個民主黨派產生的時代背景、性質和特點反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創造性價值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創造性價值在于，它開創了中國式協商民主的新局面；開創了新型政黨關系學說；它具有西方政黨制度無可比擬的優勢。 關 鍵 詞：中國特色 政黨制度 創造性 價值 論文 作者簡介：梁曉宇，男，中共重慶市委黨校涪陵分校涪陵區區情研究室講師，九三學社四川省委會思想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統戰理論與執政黨的建設。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開創了中國式協商民主的新局面

協商民主是20世紀末興起的一種民主理論，本是西方政治學家針對代議制民主政治體制在當代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局限性，對民主本質進行深刻反思后提出的一套應對之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蘊含著深刻的協商要素。早在陜甘寧邊區時期毛澤東就提出“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1]他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進一步強調：“我黨同黨外人士合作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2]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結束，各民主黨派紛紛宣布接受新民主主義和中共的領導。民革在1949年1月發表聲明“革命的三民主義，必定是與新民主主義同其內容，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必須在中共領導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證。”[3]中國民主建國會也拋棄了中間路線，公開靠攏中國共產黨。1949年3月，民盟領導人章伯鈞、沈鈞儒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表示“今后工作，本盟同人愿以至誠接受貴黨之領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建設偉大事業中與貴黨密切配合，盡應盡職責。”[4] 1949年4月初中共與各民主黨派首次聯合發表的《反對北大西洋公約聲明》被民主黨派人士認為“中共領導的與各民主黨派統一戰線正式成立”的標志。通過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努力，當代中國最終形成了中共領導下的八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1949年9月27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建立。“人民代表大會是權力機關，有了人大，并不妨礙我們成立政協進行政治協商。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的領導人物一起來協商新中國的大事非常重要。憲法草案就是經過協商討論使得它更為完備的。人大的代表性當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協仍有存在的必要。”[5]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政協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顯。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實行協商民主的重要組織形式。雖然協商民主在中國應用的領域非常廣闊，如基層的民主懇談會、政府的聽證會、推選干部候選人時的民主協商等等都是協商民主的具體做法，但主要形式還是人民政協實行的大規模、大范圍的協商民主。而且，所有這些協商民主的做法都不是選舉（票決）民主的補充，絕大多數也不是選舉（票決）民主程序中的一個環節。協商民主已經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民主形式，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協作為我國協商民主的主渠道，無論是在政協內部，還是在處理與黨委、人大、政府的關系中，都應該奉行商量辦事的原則，采取協調、協作、協商、協和、協力等融通方式來處理相互關系。”[6] 鄧小平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繼續需要政協就有關國家的大政方針、政治生活和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各項社會經濟問題，進行協商、討論，實行互相監督，發揮對憲法和法律實施的監督作用。”[7]人民政協的主要性質和作用是以批評建設為主要形式的民主監督。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8]在我國，以人民代表大會為標志的選舉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而以人民政協為主要載體的協商民主和以人民代表大會為主要載體的選舉民主有機結合，成為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顯著特色。“在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表決進行重大決策之前，中國共產黨就決策方案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進行有效的政治協商，有利于廣泛吸收對國家、對人民有利的意見和建議，進一步優化決策方案，有利于在尊重多數人意愿的同時，照顧少數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保障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實現。”[9]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有機結合，既克服了多元競爭的弊端，又促進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構成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兩翼。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重要體現，是黨和國家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環節，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明確了人民通過選舉、投票形式權力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堅持和完善人民政協的這種民主形式，既符合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又體現了中華民族兼容并蓄的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大優勢。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開創了新型政黨關系

中國共產黨和各個民主黨派都誕生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1年，成立最早的民主黨派中國致公黨成立于1925年，成立最晚的民主黨派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于1948年。各個民主黨派的政治主張同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政綱基本一致， 他們從一開始就和中共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關系。中國共產黨同各個民主黨派在成立之初就有著共同的奮斗目標，那就是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共同的奮斗目標、共同的政治基礎塑造了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政黨關系。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和發展的過程中，不僅是當時舊政治系統的反抗者、改造者，更是新的政黨關系和政治系統的塑造者。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形成了團結合作的新型政黨關系。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得到各民主黨派的認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中國各政黨的共同目標。“國事是國家的公事， 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 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 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10]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講話，提出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黨與非黨關系方面；毛澤東提出了“兩個萬歲”的思想，他說：“我們的方針是要把民主黨派、資產階級都調動起來。要有兩個萬歲，一個是共產黨萬歲，另一個是民主黨派萬歲，資產階級不要萬歲，再有兩三歲就行了。究竟是一個當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具有西方政黨制度無可比擬的優勢

我國政黨制度的顯著特征在于：“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從制度層面對這一問題加以系統地理論闡述。改革開放以后，一些人在中國政黨制度上出現了一些模糊的認識，甚至是錯誤的認識和觀點，認為中國應該像西方那樣實行多黨制、議會制，輪流執政。對此，在1979年10月19日，鄧小平就我國的多黨派合作發表了重要的講話，他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是我國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15]鄧小平還通過比較與分析，深刻揭露了西方多黨制的弱點，闡明了我國多黨合作的優勢。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有什么好處呢？那種多黨制是資產階級互相傾軋的競爭狀態所決定的，他們誰也代表不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在資本主義國家，人們沒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許多人就沒有理想。這種狀況是他們的弱點，而不是強點，這使它們每個國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來，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牽制和抵消。我們國家也是多黨，但是，中國的其它黨，是在承認共產黨領導這個前提下面的，服務于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國由共產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由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中國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亂，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16]鄧小平的講話實際上是將多黨合作納入了政治制度的范疇，使之成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劃清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與西方資本主義政黨制度的區別，有效地抵御了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模式對我國政黨制度的沖擊。

“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國家重大問題上進行民主協商、科學決策，集中力量辦大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互相監督，促進共產黨領導的改善和參政黨建設的加強，這既避免了多黨競爭、相互傾軋造成的政治動蕩，又避免了一黨專制、缺少監督導致的種種弊端。我國的政黨制度的巨大優勢就在這里，同國外一黨制和多黨制的根本區別也在這里。”[17]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政治上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在國家政權建設上的執政黨與參政黨的關系，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團結合作關系，從而劃清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國外一黨制和多黨制的根本區別，也深刻揭示了我國政黨制度的巨大優勢和強大生命力。2000年12月4日，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提出了衡量中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具體標準：“一是看能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二是看能否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保持和發揮社會會議制度的特點和優勢；三是看能否保持國家政局穩定和社會安定團結；四是看能否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8]歷史經驗證明，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總結國內外的歷史經驗教訓，與各民主黨派共同創立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它凝聚了包括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智慧。它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奠定了基礎，具有強大的優勢和旺盛的生命力。 在共同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各民主黨派及各界人士充分表達各自所聯系的群眾的具體利益，使各種利益要求經常地、暢通地反映出來，有利于有效地協調各種利益關系，處理各種社會矛盾，有效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如，1998年5月上半年，四川省樂山市川鹽化公司生產經營處于困境，連續四個月發不出工資，導致工人醞釀上街游行。九三學社樂山市委在得知這一情況后果從穩定大局出發，要求社員一律不得參加游行，并勸阻其家屬及親朋好友上街，做好疏導工作。社市委還擠出部分資金幫助社員特困戶解決暫時困難。這對當時化解矛盾、穩定社會秩序產生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事隔不久，中共中央統戰部王兆國部長多次表揚了九三學社樂山市委，他在四川省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上感慨地說：“國外的反對黨惟恐執政黨不出問題，千方百計抓執政黨的辮子，而我們的參政黨如九三學社，一發現有影響社會安定的苗頭就事先采取措施，千方百計地為共產黨分憂，天底下哪有這么好的參政黨？”再如，1997年初，四川省簡陽市三岔鎮四耳村因經濟發展滯后農民生活極為貧困，因稅收問題引發了群體事件，極大地影響了當地的社會穩定，引起省委、省政府乃至黨中央、國務院的嚴重關注。事態平息后不久，九三學社簡陽市基層委員會和四川省農科院支社的社員便深入四耳村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指導村民科學種田、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發展多種經營。經過兩年時間的努力，四耳村的經濟有了長足發展，農民收入大幅度增長，人均收入從1998年的1020元增加到2000年的2500多元，群眾生產熱情空前高漲，人心思治、思穩，黨群、干群關系得到了極大改善。四川省省長張中偉在聽到這一情況匯報后，立即給九三學社四川省委打電話表示由衷的感謝。5.12汶川地震發生后，各民主黨派立即全力投入到抗震救災和災后重建斗爭中。九三學社四川省的一名成員深入險情頻發的現場勘查，提出了唐家山堰塞湖疏散處置具體方案，及時上報黨中央和省抗震救災指揮部，得到及時采納，使得舉世矚目的唐家山堰塞湖險情被成功排除；他還從其地質災害防治專家的專業角度提出了北川新縣城重建的場址選址方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查并通過了這個方案。如今，一座嶄新的北川新縣城已奇跡般地屹立在世人面前。

注釋： [1]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43. [2]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437-1438. [3] 薛啟亮.中國民主黨派史叢書·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7. [4]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件（1941-1949）[M].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516. [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633-634. [6] 周國富.論政協文化建設[J].理論研究，2006(1). [7] 鄧小平.鄧小平論統一戰線[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156. [8]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260. [9] 葉小文.“協商民主”正開出一條新路[N].北京日報，2011-3-2. [10]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 [11]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 [12]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6.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2. [14] 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3. [15]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5. [16] 江澤民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