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主義市場改革目標的確立及其實踐，經濟史中的商品經濟和市場成為一個熱點。近年來，不僅對中國古代、近代商品經濟的專題討論會紅紅火火，各種專著、文章大量出臺，而且對中國商品經濟與市場發展的論述更涉及方方面面，觀點異彩紛呈，新的進展或突破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相輔相成，呈現出喜人的學術活躍與學術成果。由于經濟研究與社會經濟體制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天然聯系，中國現代經濟史的形成與中國經濟理論研究息息相關。這里，僅就半個世紀以來有關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理論與中國現代經濟史的有關研究筆者所及作一簡要回顧。

一、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理論的發展與突破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創建于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大陸，是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改革開放的產物。但是要探索中國改革開放路徑的選擇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建立的淵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間對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理論探索的。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發展和突破改革開放以前

從20世紀50年代中葉到1978年底，我國的經濟體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反映到經濟理論上，就是以“蘇聯范式”為基礎。這種經濟理論的生成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但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其弊端逐步凸現出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忽視了對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研究。其二，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和設想作為唯一的理論來源，否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市場經濟，排斥與市場經濟相關聯的經濟范疇、經濟機制和經濟。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會經濟運動的一般性，把一些本來是現代市場經濟共有的東西歸結為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進而在時間和空間上，割斷了社會經濟運動的連續性和相關性。這一點對近現代經濟史研究有直接。其四，它從生產關系出發來研究生產關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論體系從生產資料公有制出發，推出社會主義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系，并且引伸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有計劃發展規律和按勞分配規律，而這些推論和引伸，又都是為論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性這個宗旨服務的。這樣，在客觀上，它就難以對社會生產實踐產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導作用。[1]

在改革開放以前，對于商品流通與市場，首當其沖的問題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是不是一種商品經濟？對此，理論界曾進行兩次大討論。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黨的八大前后在毛澤東“以蘇為鑒”的思想指導下展開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大躍進”歷史教訓的背景下，圍繞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按勞分配等問題再次展開的。在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又進行了第三次大討論。

前兩次討論中形成的主要觀點大致有以下三種：

1.社會主義經濟不是商品經濟

由于經濟生活中實際上存在著交換關系，在認識上又有以下幾種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說。如王思華認為：“調撥物資是國營內部的產品分配，它們是由國家統一地有計劃地進行生產和分配，它們既不改變所有者，又不是自由買賣的對象，……但是為了估價，為了進行經濟核算，它們還不能不保存著價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著商品形式。如果把這種新的產品分配關系，仍然看作是舊的商品關系，那就是只從形式上看問題，而不是從本質上看問題”。[2]（2）產品交換說。如駱耕漠認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的這個非商品交換稱為‘產品交換’，這就是社會產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為商品來交換，而只作為單純的產品(回到本來面目)來交換。這種產品交換是不同于商品交換的更高一級的交換，在社會主義階段，是在勞動直接社會化的基礎上，直接遵照按勞分配和按勞換算的關系，采取‘等價交換’的形式進行的”。[3]（3）內部周轉說。論者認為，國營企業之間的交換，是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交換，是生產條件的交換，是屬于生產內部周轉的性質，它們之間的交換關系，既不是兩個各自占有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所有者在進行交換，而且也根本不發生產品所有權的轉移，因此，國營企業之間的交換關系，實質上不是商品交換關系。駱耕漠在1959年就比較系統地從理論上論證了這一觀點。[4](4)統一支配說。如雍文遠說：“有一些人，力圖使國營企業有權轉讓或出賣這些屬于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否認物質技術計劃供應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紅皂白地把這些供應統統納入一般商業軌道，以便讓他們自由買賣。如果這種意圖得逞，那么，不僅統一的生產計劃，由于沒有生產資料計劃供應的相應保證，而必然要受到破壞，而且社會主義國家將因此而失去生產資料的統一支配權，為資本主義的復辟活動打開大門”。[5] （5、6兩條是改革后的？）

2.社會主義經濟是從商品向非商品過渡的經濟。如張翼飛說：“商品量的方面的發展過程是和商品質的方面的消亡過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他認為商品的質將隨著每一步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改變，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隨著社會-生產關系的不斷改變，隨著國民經濟計劃化的不斷加強，而不斷地改變著。“到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時，商品也就最后趨于消亡了。”[6]薛暮橋也認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是商品生產的發展和逐步消亡的過程。“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交換在數量上仍將繼續增長，但這時候，在質量上則正從商品過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正在逐步消失。”[7] 3.主義是一種商品經濟。已故經濟學家卓炯和顧準，是老一輩經濟學家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者的重要代表。卓炯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創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市場”等一系列范疇，奠定了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寫道：“商品經濟的集中表現形式是市場，而市場是人類經濟生活一種進步的表現，從市場的大小和規模，可以看出一個社會經濟、文化的程度。……我覺得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并不是要消滅市場，而是要把無政府狀態的市場(也就是自由市場)改變成為有計劃的市場。”[8]在1957—1964年期間，他已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計劃市場、自由市場、國內市場、農貿市場、生產價格、市場價格、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資金循環等屬于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基本范疇。[9] 顧準早在1956年就已經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進行了；1957年撰寫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10]，同時孫冶方也發表了著名的《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于光遠也于1959年對于否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觀點提出不同的意見。認為：國營之間的商品交換也是商品關系，加入這種交換的產品就是商品。因為“企業之間的交換還有一定意義的所有權的轉移，……各個企業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業之間進行交換時的條件對各個企業的職工還發生物質上的利害關系”。[11]樊弘也認為：“物質的鼓勵在社會主義的現階段仍不失為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為了貫徹鼓勵，……，在國營企業內部的物質調撥的關系上也要繼續保存商品的關系。”[12]

在高層決策圈內，上關于經濟管理體制方面最富創造性的思路，是陳云1956年在黨的八大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模式。

盡管認為對于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商品經濟的看法由來已久，但是在國內理論界不僅長期不是主流，而且時時處于受批判的地位[13]。這種狀態桎梏了經濟制度的改革與中國經濟學的發展。

（二）改革開放以來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思想逐步解放，對于傳統理論的認識，在探索建立適合中國市場經濟下的流通理論的過程中，有所發展并有所突破。總的來說是經歷了一個從計劃經濟到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再到市場經濟的認識過程。

從1979年到1980’前半期為第一階段。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11屆3中全會對人們的思想解放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經濟理論研究也隨之趨于向活躍。在這個時期，經濟學界先后開展了有關價值規律、按勞分配、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以及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大討論，澄清了一些被顛倒的理論是非，出現了改革國家所有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主張。但在當時，“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觀點還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因而經濟理論研究的整體突破還沒有完成。

其中的觀點包括：（1）計劃經濟說。如李震中說：“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本特征的，應該是計劃經濟，而不是商品經濟。”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商品經濟‘這是兩個不同的命題。[14]姚耐則批評了“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提法。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落腳點應放在計劃經濟上，而不應放在商品經濟上。[15](2)商品經濟子虛烏有說。張理智認為無論是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經濟。他說，“在整個人類社會中，并不存在與產品不同的商品。而產品，并且唯有產品，才是貫穿整個人類社會的永恒范疇”。“在我國現階段，所謂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其本意不過是指：要通過大力發展社會分工來大力發，展用于各行業之間相互交換的各種產品的專業化生產，；以便提高勞動生產力，加速社會經濟的發展”。[16] （3）3.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產品—商品”經濟的統一體。如80年代初期，張仁德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細胞形態應當是“產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產品。“產品—商品”范疇可以把社會主義經濟計劃性和商品性兩個方面的屬性都包容進來，從而比較準確地反映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一般特性。他認為，生產資料全民所有權的統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勞動產品具有了‘產品性’，而生產資料歸企業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別性，則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這二種互相對立的屬性是由同一經濟條件，同一所有制的實現形式產生的。它們既互相對立又互相統一，結成不可分離的伴侶。[17]

4.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和產品經濟的統—體。袁恩楨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不是完全的商品經濟，因為人們的社會關系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能夠直接地表現出來，而不需要通過商品的媒介；社會主義經濟也不是完全的產品經濟，因為商品生產還存在。人們的社會關系在相當程度上還必須通過物的媒介才能體現出來。因此說，社會主義經濟既是商品經濟又是非商品經濟、既是產品經濟又是非產品經濟的“商品經濟和產品經濟的統一體。”[18]（3、4兩段也是改革后的？）

從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為第二階段。黨的12屆3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肯定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這就從根本上突破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最重大的禁區。在這個階段，理論界的爭鳴與交鋒異常激烈，幾乎每一種新觀點的提出都會引發一場論戰，而理論上的每一個重大進展也都要沖破重重阻力，并且會伴有反復。經濟理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1、對經濟理論的“蘇聯范式”開始了反思和批判；2、對商品經濟的內在規律和運行機制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業特別是大中型國有企業、建立完善的市場體系、宏觀經濟管理從直接控制轉向間接控制這樣“三位一體”的改革任務；3、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4、深入討論了改革過程中出現股份制、資本市場、產權改革和市場經濟等，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觀點。

從1992年開始，我國經濟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在這個時期，經濟理論發展的主要特點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講話“為標志，特別是“三個有利于”觀點的提出，進一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使我國經濟理論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2、黨的14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從而正式宣告了計劃經濟及其理論在我國的終結，為在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掃清了道路。在這一理論指引下，資本及其和資本機制被引入經濟運行，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和證券市場發展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突出標志。3、隨著經濟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相繼展開對過剩經濟、通貨緊縮、有效需求不足等問題的研究。這一切，都標志著中國經濟學界開始從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出發來研究社會市場經濟現象及其運動規律。[19]

理論上的突破這就為中國經濟的實證研究開辟了道路，也為中國現代經濟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關于流通在主義中市場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經濟體制方面的演變，與此直接相關的是對經濟運行的理論認識和，即流通理論的演變。

（一）市場流通概念

首先，學術界從馬克思流通理論到前蘇聯和新的理論與實踐的演變歷程，探討了什么是流通、社會主義經濟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實踐等。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與流通進行了精辟闡述。一般認為，馬克思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貨幣的社會，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產品的分配，生產資料的有計劃按比例分配，生活資料的按需分配，分配過程就是流通過程。而楊承訓、余大章在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中認為，新經濟政策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商品貨幣關系，“列寧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奠基人”，“新經濟政策的理論，標志著列寧對社會主義與商品貨幣關系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轉折，也是馬克思主義認識史上的重大轉折”[20]。不過，列寧將社會主義下商品貨幣關系的存在僅看作是暫時的。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提出了社會主義下商品貨幣關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認商品市場，而否認要素市場的存在，將其商品貨幣關系存在的原因解釋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二種公有制形式，存在國營經濟之間的物資調撥，集體經濟之間的商品交換，以及消費者同國營商業之間的交換關系。以蘇聯《經濟學教科書》為基礎的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不承認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費品的商品交換，把交換等同于流通。蘇聯的經濟理論對新中國商品流通關系和商業體制的建立產生了很大。

新中國商業的計劃管理和計劃體制的初建從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開始，1953年以后逐步確立。孫全認為，蘇聯消費品商業的整個體制就不是商品流通體制而是分配調撥體制，與生產資料的分配調撥體制之間，只有集中程度的差異，沒有實質性區別[21]。夏春玉等認為，新中國的流通理論和商業體制基本上是以《蘇維埃貿易經濟》一書為理論基礎建立起來的。50年代根據蘇聯理論并結合中國實際編寫的《貿易經濟學講義》、《商業政策》等書，基本上是政策解釋學，顛倒了理論和政策的關系，這種學術傳統在改革后的很長時間里還在產生影響，阻礙了我國流通理論研究的更快發展[22]。

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解放思想，1984、1985連續二年召開了孫冶方社會主義流通理論討論會、第二次全國社會主義流通理論討論會。會上就馬克思的流通理論、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流通、流通體制改革等問題展開了廣泛討論。如張卓元說，長期以來，由于對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片面認識，由于經濟論、“無流通論”和產品經濟論的深重影響，致使社會主義流通理論這塊園地，顯得既荒蕪又貧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圍局限在狹義的商業部門的活動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應當從社會分工和社會化大生產出發來考察流通過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場范圍不僅包括物質產品市場，也包括資金、勞動力、技術、信息、外匯市場等。[23]董輔礽在為《社會主義流通過程研究》[24]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說，社會主義流通問題，在幾年以前還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因為那時把社會主義經濟看作是一種自然經濟，整個經濟就是一個“大工廠”。80年代后期關于社會主義流通理論的研究增多，但這些研究還受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流通理論有了很大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明確。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決“三多一少”（即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經營方式、減少流通環節）問題，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業、大流通、大市場”的概念。“大商業”包括生活資料、生產資料、不動產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勞務流、資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場”包括國內城鄉市場、國際市場等。人們認為，如今應當比馬克思對化初期的生產和流通的認識更進一步。如胡平說：“無論從馬克思流通的理論，還是從我國經濟建設的現實出發，都迫切需要重新評價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為一項產業，像重視抓生產那樣重視抓流通。”[25]柳隨年提出：“實踐越來越清楚地表明，流通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部門，對經濟質量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在某些方面、某個階段起著決定性的作用。”[26]劉國光提出：“要認真研究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后的流通理論。”，要下功夫研究社會化、國際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論，逐步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27]。陳文玲等通過對我國近20年的消費變化、商業在GDP中所占比重、商業對就業的作用等方面的數量統計，說明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正在加強，并與發達國家同類指標比較后指出，由于因素，我國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整體地位偏低，應該繼續加強和發揮商業作為啟動市場的助推器作用。[28]

（二）流通與生產的關系

與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關的是流通與生產的關系。傳統的商品流通理論在流通與生產的關系方面是重生產輕流通。胡平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認為流通不創造價值，從而忽視流通產業的重要性。”。[29]80年代后期關于生產和流通關系的討論較為熱烈，認識上還存在較大分歧。1986年召開的全國首屆中青年流通經濟理論討論會上，對此提出了“生產流通相互決定論”、“生產流通相互轉化論”、“生產流通并重論”、“流通中心論”等不同看法[30]。當時多數人持生產決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產，在一定條件下決定生產的傳統觀點。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決定論”。如冒天啟認為，流通在一定條件下決定生產的說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的重要地位來說，如果用“流通決定論”來加以概括，也沒有什么錯誤[31]。陳學工提出了“流通決定生產論”[32]。

在關于生產與流通的關系的討論中，吳承明的《試論交換經濟史》則從經濟發展史的更廣闊的視角，論述了交換對生產的促進和決定作用。他指出，在傳統政治經濟學里，常是重生產而輕交換，或把交換從屬于生產；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這兩種社會職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但另一方面，這兩種職能在每一瞬間都互相制約，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中國在經濟改革中出現的一些流通方面的問題，使人們感到，以往對恩格斯的見解研究不夠，還應當擴大視野，不僅研究商品交換，還應研究勞動交換、“智能”交換，及其相互關系，即從廣義上來研究交換這個“坐標”對發展國民經濟的作用，并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史的實際，找到一兩個交換的“自己的特殊的規律”。[33]

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流通決定生產”的理論得到充實，并進一步提出了把流通業從末端行業轉向先導行業的觀點。蔡寧林提出：“流通對生產、分配、消費不僅起被動的‘聯結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動的‘調節作用’”，“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把流通看作是聯結生產與消費的橋梁和紐帶。現在看來，……需要把流通作為一個先導性、主導性、支柱性的產業，并需要使流通產業超前發展。”[34]賈履讓等指出，隨著“市場開始作為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越來越顯示出具有決定性的作用”[35]劉國光提出，我國商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份額還不到10％，商業勞動力份額在整體勞動力中只占7％左右，這些指標不僅落后于發達國家，也落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說明我國經濟商品化、貨幣化、市場化程度還很低，“必須深刻認識到流通是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程度的一個窗口，是觀察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斷啟動市場、促進需求和消費不斷升位的一個助推器”，“商業作為啟動市場經濟運行的起點，將會轉化為周而復始的經濟增長的新起點。……商品流通業將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個末端行業，升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個先導行業。”[36]

近年來我國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過程中的儲運、保管、處置等許多環節的相關活動所形成的集成的、一體化的系統。“物流”的組織狀況影響流通費用，對于生產的作用表現在它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國家被稱為利潤的“第三源泉”。我國以往由于對流通本身的不重視，也就談不上對于“物流”的研究。近年來建立近年來物流產業已列入日程。[37]

傳統的流通理論使以往經濟史研究不敢強調流通的決定作用，對其的重要作用總是要加上一句“在一定條件下”的帽子，不能從歷史實際出發作出評價。流通經濟理論的發展與突破為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和基礎。

2001年來出版的由中國社會院經濟研究所撰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第一卷，不僅引用了陳云關于城鄉交流，“是目前活躍中國經濟的關鍵”的論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實證闡述了建國初期黨和政府以擴大市場流通為先導，以流通作為推動生產，將大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作為恢復與開拓市場、活躍經濟的關鍵的經歷。 （三）商品流通在體制轉換中的作用

吳承明：《在“傳統市場與市場經濟”討論會上的發言》[38]中指出：馬克思是十分強調生產的。但在傳統向近代化的轉變上，人類受個人能力和環境的限制，只有通過交換才能獲得經濟上的增益。亞當，斯密的交換導致分工、分工增進社會生產力的觀點，至今有效。但古典學派都是強調生產的，“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學派馬歇爾首創需求論，但認為短期內是需求起作用，長期間仍是生產決定市商場（？）。直到凱恩斯主義，需求變成第一位了，生產的要看市場，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紀“商人階級”的出現，然后經過二百多年社會、階級的演變，最后導致大機器的建立。因此，他認為，要重視商品流通在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中的作用。

三、資料整理的進展[39]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經濟史對商品、市場的迅速加強。首先，作為研究基礎的資料整理工作逐漸受到重視。近年來各有關部門，陸續整理出版了一批檔案資料、經濟資料，為學術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其中主要有：由社會院經濟研究所和中央檔案館合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總計約2000萬字，絕大部分為首次公開的。這些資料涉及新中國建立初期經濟體制、投資、流通、生產、消費等各個環節的運行和數字，對于研究當時中國的商品經濟與市場流通提供了翔實系統的資料。還有《當代中國商業》編輯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大事記》三卷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9－1990）；商業部編各年《物價文件匯編》，專題組編《新中國若干物價專題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編《中國供銷合作社史料選編》（中國財經出版社，1986），《中國供銷合作社大事記與發展概況（1949－1985）》（中國財經出版社，1988）；商業部編《集體和個體商業文件選編》（1981年），《私營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文件選編》（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國家統計局編纂出版的《中國貿易物價統計資料》，以及有關商業貿易的各種年鑒等等。

對新中國商業和市場史的研究探討已有諸多成果。但從經濟史的角度進行專門的研究相對較少，許多是在討論當前改革時回溯歷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就專題史的研究看，1980s年代以來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業部商業經濟研究所編著《新中國商業史稿（1949－1982）》（中國財經出版社，1984），趙玉芝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史》（黑龍江出版社，1991），蘇志平主編《中國商業發展報告》（中國財經出版社，1997），萬典武主編《當代中國商業簡史》（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價格方面的較多，如嚴瑞珍等著《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當代中國價格簡史》（商業出版社，1990），葉善蓬編著《新中國價格簡史（1949－1978）》（中國物價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編《中國物價50年》（中國物價出版社，1998）；供銷社史有遲孝先著《中國供銷合作社史》（中國商業出版社，1988），楊德壽主編《中國供銷合作社發展史》（中國財經出版社，1998）。此外還有當代中國叢書中的《當代中國的商業》、《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當代中國的物價》、《當代中國的供銷合作事業》、《當代中國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1988－1997）。近年來出版了數種版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其中都有關于商業的考察。有關商業和市場史的專題論文更加豐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來屬于商業工作史或教科書體裁。總體上看，專就新中國商業和市場史的研究還顯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進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專題研究進展情況

（一）關于新中國商品流通的體制演變[40]

在關于新中國商業史的著作中都較為詳細地敘述了新中國初期商業體制的建立及其逐漸被納入嚴格的計劃管理的過程。一般認為，改革前新中國的商品流通體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蘇聯商業模式，在對私營商業進行改造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種流通體制的特點是包括單一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兩種形式的單一公有制，商業機構按照行政系統層層設置，將市場人為地進行按部門、地區分割，商品流通和商品價格受國家指令性計劃控制，商品經營按是一、二、三級批發加零售的固定的縱向進銷渠道，按計劃層層分配調撥，財政分配上“統收統支”等，既商業工作效率，也違反商品流通客觀。從70年代末起，關于商業體制改革的討論與爭論即不斷在進行。

近兩年有人考察了我建國20世紀后半葉50年來的商品流通體制的演變歷程。李家祥等從商品流通體制改革措施的出臺及其背景變化角度將建國50年來商品流通體制的沿革分為四個階段：1949－1977年為舊流通體制形成中的探索階段；1978－1984年為新流通體制的產生階段；1984年末－1991年為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的流通體制改革階段；1992年至今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流通體制改革階段，文章闡述了各階段商品流通體制的狀況與改革情況[41]。有關研究還有肖怡的《建國以來流通領域變革的成因與深化思路》[42]。

關于對改革前商品流通體制的評價問題，以往多是在承認其缺點問題的同時，也給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見從建國初期以致后來的物資匱乏角度，認為這種計劃供應的商品流通體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證了新中國工業化建設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進行了一些調整和充實，與當時的經濟形勢是相適應的。

近年來對改革前的商品流通體制的基本評價沒有更大的變化，但對以往較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問題開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關于1956年完成對私營商業改造以后的單一公有制問題，萬典武認為，中國在1956年放棄“公私兼顧”政策而迅速取消資本主義商業進而基本取消個體商業，實行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是錯誤的開始，中國在1956年放棄“公私兼顧”政策而迅速取消資本主義商業進而基本取消個體商業，是違背了歷史的階段性和經濟規律。；當時中國基本上還是“一窮二白”，正需要執行“公私兼顧”政策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來發展經濟，以手工勞動為主的商業尤其要執行這一政策，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商業和個體商業來擴大商品流通，活躍城鄉物資交流。關于“一五”時期的商業政策，萬典武他認為，一般的說法是說“一五”時期是中國經濟狀況最好的時期之一，這是正確的，但全面評價“一五”時期商業政策的歷史功過，應同時說兩句話：這是中國商業最好的時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開端。[43]

國有商業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體制改革中重要問題之一。對于新中國國營商業的建立及其在建國初期穩定市場、保證商品供應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見。謝潔萍考察了1953－1997年間國有商業的效益問題，以1980年商品流通體制改革為標志，分為二個階段：1953－1979年，國有商業市場占有率達97％以上，純銷售增長，勞動效率提高，流通費用下降，但利潤率呈下降趨勢；1980－1997年，市場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潤率大幅下降，虧損增加，國有商業企業總體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體制問題[44]。關于國有商業的改革，理論界經歷了一個思想不斷解放的過程。關于是否堅持“國有商業的主渠道作用”的爭論一直延續到90年代。直到黨的“十五”大以后，關于國有商業的改革問題形成了新的理論和政策思路，商業所有制結構調整，商品流通體制的總體改革也正在深化。[45]

（二）關于市場與市場化問題

近年來，對于新中國成立以來市場問題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改革開放前的一個階段的市場狀況問題，有的則貫穿通至今。近年來關于這一時期市場問題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場與市場管理的變化過程。龔建文針對90年代初的市場疲軟問題，從歷史經驗的角度回顧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貨膨脹后出現的市場疲軟及其解決措施[46]。陳廷煊考察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城鄉物資交流、物價政策與市場管理等[47]。董志凱的《論“一五”工業建設中市場的作用》[48]認為，“一五”時期國家既有抑制市場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場機制解決物資供求，穩定物價的的方面，那種認為這一時期形成了既沒有市場也沒有企業的社會的認識是對歷史的誤解。趙學軍考察了建國初期的市場，他的《建國初期的投資公司初探》[49]一文利用檔案資料考察了建國初期投資公司的興辦過程、經營情況、停辦原因，總結了歷史經驗。 學術界就對于50年代市場衰落的趨勢消亡進行了。，趙凌云認為1949－1956年間是市場因素消亡、計劃體制初步建立的時期，他提出市場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和實踐上將市場與計劃對立起來[50]。武力的《論50年代市場式微的原因和后果》[51]一文通過分析當時的國內外經濟形勢，認為50年代由計劃與市場并重轉向以行政管理為特征的計劃經濟，與其說是推行蘇聯理論模式的結果，不如說是當時中國經濟基礎、要求和國際環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獨立的體系，高積累下基本穩定，但經濟運行成本增加。[52]

市場中介組織是溝通與市場、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國家之間的橋梁與紐帶，也是測度市場化水準的一個重要方面。近代商會與商人團體是時下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經濟史這方面的研究要遜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對建國初期的商業組織與城鄉交流進行了研究。[53]董志凱就1978年以來我國各類市場中介組織的研究。[54]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介組織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將越來越突出，在現代經濟史在的位置也會顯著起來。

（三）關于糧食流通體制問題[55]

在農產品流通問題中以糧食流通體制問題的討論最為集中，所論涉及糧食購銷政策、糧食流通、糧食市場等方面。一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單純的批判方式，從實證分析出發提出了新的觀點和決策建議。崔曉黎通過分析對以往的看法提出質疑：不同意那種認為認為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使資金從農業流向工業，是為工業化初期積累資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提出質疑，認為中國的統購統銷政策不同于蘇聯的義務交售制，不存在以犧牲農業保工業的決策意圖，中國明確認為工農業必須同時并舉，在工業化過程中始終兼顧農業，中國的統購統銷沒有實現為工業積累超額資金的目的，在1953－1984年間從農業積累的資金通過各種渠道絕大部分又返還到，真正從農業積累并用于工業建設的資金十分有限，在此分析基礎上，從工農產品交換關系、城鄉市場演變等方面研究了新中國的城鄉關系問題[56]。鄭有貴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來南北兩個區域糧食流向流量的變化，分析了從南糧北調向北糧南運演變的階段劃分、成因、轉變特點和啟示、糧食流通政策的演變與績效等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改進糧食區域間流動對策建議[57]。蘇志平等將1949－1997年糧食流通體制變化分為四個階段：1949－1952年糧食自由購銷階段；1953－1984年糧食統購統銷階段；1985－1993年糧食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變階段；1994以后，宏觀調控下糧食市場流通階段，并分別考察了各個階段特點，提出了40多年的經驗性結論（前述《中國商業發展報告》）。徐建青利用檔案資料考察了1953年到1957年間農村國家糧食市場從建立到關閉的整個過程，考察了我國探索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曲折過程[58]。賴睦的《我國糧食流通體制50年的歷史演變》[59]將這段歷史分為4個階段，并提出進一步改革的對策建議。

（四）關于工農業產品價格問題

近年來價格理論和價格改革是一熱點問題。其中關于新中國物價史的研究也涉及了方方面面的問題，有關論著眾多。這里僅略述其中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問題的研究。剪刀差問題之爭產生于前蘇聯，我國關于剪刀差問題的研究討論時間最長也有很久了。近年的爭論涉及剪刀差概念、問題的由來、剪刀差的變動趨勢、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滅等等。

關于剪刀差概念，歷來有比價剪刀差、比值剪刀差、價格與價值背離形成剪刀差的幾種認識，這一爭論一直在延續。至于剪刀差問題的由來，一種看法認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為的，是長期主觀失誤的結果，剪刀差不是促進工業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60]。持相同看法的還認為，剪刀差源于“超額稅”，是前蘇聯政府通過行政強制壓低或抬高工農產品價格而產生的，目的是為工業化積累資金。我國的剪刀差問題存在于1953－1985年期間，解放前及1949－1952年間不存在剪刀差問題[61]。另一種看法認為，無論何時何地，剪刀差總是一個價格現象，不能脫離工農產品價格水平及其比價關系去認識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因而剪刀差不是傳統計劃經濟的陪葬品[62]。

關于我國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變動趨勢問題。李子超等認為，新中國的剪刀差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是歷史上的三大差別在工農業產品交換價格上的表現形式，建國初期為了迅速恢復工業生產，適當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農民參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種形式，這個問題需要經過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才能逐步解決；從比價關系看，“一五”時期剪刀差是在縮小（前述《當代中國價格簡史》）。關于新中國剪刀差的變動趨勢，李炳坤從價格價值關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變動情況，認為這一時期從價格變動關系看是縮小了，從價值變動關系看則擴大了，剪刀差擴大的結果是對農業生產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63]。嚴瑞珍等從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1952－1986年間的動態變化、國外發達國家剪刀差的變動情況等方面較為系統地進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決剪刀差問題的對策；該研究認為剪刀差現象存在于工農業產品交換的一定階段，從歷史上看，是在大工業產生以后逐漸形成的，并隨著農業現代化的實現而逐漸趨于消滅；1952－1985年間，1979年以前從工農產品綜合比價比值指數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擴大（其中“一五”時期僅是比價剪刀差縮小，比值剪刀差實際擴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縮小；從理論與實踐的總結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損害農業，間接損害工業，不是上策（前述《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劉素閣研究了1949－1956年間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演變情況，認為這一時期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呈總的縮小趨勢，其存在是為了從農業提取工業化的建設資金，其結果對農業造成不利影響[64]。前述《中國物價50年》一書認為，新中國縮小工農業產品交換價格剪刀差實際從恢復時期已經開始，“一五”時期顯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復，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到1998年，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已接近市場水平，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的提高大大低于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提高幅度，工農業產品交換比價有很大縮小。[65]看來，由于對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認識，導致在剪刀差變動趨勢認識上的差異。徐建青在《建國前期的市價與牌價》一文中，以糧食類和花紗布兩類商品為典型，從市場運行及其成本的層面上，探討了這一時期國內商品市場的變遷。認為，建國前期國內市場上存在著市價與牌價兩種性質的價格，有效地利用市場機制促進了這一時期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市價與牌價并行這種價格運行機制本身是一種高成本的機制。而這個時期各個利益群體的存在及其市場行為與國家計劃目標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增加了國家在市場管理與市場交易中的成本。以較低的預期成本迅速實現國家的計劃目標，是這一時期國家進行制度選擇的依據這可能是導致市場萎縮關閉、制度變遷的更為直接的原因。[66]武力在綜述各家研究的基礎上認為：“剪刀差”是統制或計劃經濟的產物，在完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農產品價格比在短期內的擴大是正常的，不必人為地改變它。建國以來工農產品價格比的波動，如果說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從1953年農產品統購統銷到90年代初完全放開工業品價格和農產品購銷價格之前這段時間。在此期間，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民那里拿走的農業剩余也沒有許多人估計的那樣多。此外，改革開放以前農民收入增長過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國家限制了農民的農業生產自主權和發展非農產業。[67]

關于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商業和市場問題的研究成果還有很多，但是跨階段的研究、系統深入的研究有些剛剛起步，有些還在醞釀之中。總的來說，還有待于深入。

近年來關于新中國商業和市場史的研究還有很多，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總的看研究是在走向深入。同時，綜觀近年來的研究，比較一致的認識是，中國50年的經濟發展歷程是我國探索走出一條適應中國情況的建設道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曲折歷程，貫穿始終的是理論“探索”與實踐摸索與理論探索相輔相成“奠基”，羅螺旋式上升的進程。看來這是我們研究的主線。我國盡管和借鑒了蘇聯的理論和經濟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從計劃與市場并存到計劃經濟再到改革開放后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經歷了長期探索和曲折前進的路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這個探索和嘗試過程還沒有最終完成將長期持續下去。中國經濟學的創新立足于中國經濟體制的創新與中國經濟的發展，立足于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我們的工作任重而道遠。

更好地總結過去，從理論與實踐上進一步探討和開創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將是經濟史學界和理論界的長期使命。 注 釋：

[1]了韓志國：《從計劃轉向市場經濟—新50年經濟評述》》，載光明日報1999.10.01。

[2]王思華：《我對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的幾個的一些看法》，《經濟研究》1959年第l期。

[3]駱耕漠：《論商品和價值》)《經濟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駱耕漠：《論商品和價值》)《經濟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遠：《社會主義經濟學有關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幾個問題》，《學術月刊》，1961年第6期。

[6]張翼飛：《社會主義階段商品的和消亡問題》，《經濟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紅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頁。

[9]李炳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東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頁。

[10] 載《經濟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遠：《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問題的討論》，《經濟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關于社會主義下商品生產問題》。《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頁。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當作“廣東孫冶方”而遭批判（見卓炯著：《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頁）。顧準于1957年被劃為右派，1965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開始，孫冶方與顧準、張聞天一起在經濟研究所的四清運動中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接著被批斗（見邢小群：《我與顧準的交往――吳敬璉訪談錄》，載《百年潮》1997年第4期；羅銀勝編：《顧準－民主與“終極目的”》，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頁。我們應該感激顧準等一批經濟學家和陳云等領導人，他們憑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良心和信念，敢于沖破傳統觀念的羈絆。這是難能可貴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談計劃和市場問題》，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報》。

[15]姚耐：《也談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報》。

[16]張理智：《“商品”和“商品學”質疑》，《天府新論》1988年第8期。

[17]張仁德：《理論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淪問題》，《天津社會科學》1985年第4期。

[18]袁恩楨：《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和產品經濟的統一體》，《學術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參見韓志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新中國50年經濟理論研究評述》》，載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報。

[20] 楊承訓、余大章：《新經濟政策理論體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 孫全：《再論清除無流通論對商業的》，載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河南社科院經濟所編：《社會主義流通理論問題》，中國展望出版社，1986。

[22] 夏春玉：《流通經濟學的貧困與構建設想》，《當代經濟科學》2000年第1期。

[23] 《財貿經濟》編輯部編：《社會主義流通理論探索》，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會主義流通理論問題》。

[24]高滌陳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經濟參考報》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報》1992年4月13日。

[27] 劉國光：《推進流通改革，加快流通業從末端行業向先導性行業轉化》，《商業經濟研究》1999年第1期。

[28] 《經濟參考報》1992年1月28日。[28] 劉國光：《重新認識中國商業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關討論還有：洪奕謀等：《必須十分重視流通在再生產過程中的特殊職能》，（《福建論壇》經社版，1995年第8期）；周時昌：《談談流通產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財貿經濟》1998年第1期）；童年成：《商品流通功能新說》（《中國流通經濟》1998年第6期）；趙國柱：《新時期商品流通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商業經濟與管理》1999年第5期）；謝潔萍：《淺論我國商業對市場經濟的促進作用》（《經濟與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9]見會議綜述，載《中南財經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安徽財貿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

[30]見會議綜述，載《中南財經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安徽財貿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

[31] 冒天啟：《經濟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探討》，中國社科出版社，1982。

[32] 載《商業經濟文薈》1989年第1期。

[33]吳承明：《試論交換經濟史》，《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 《經濟日報》1992年5月26日。

[35] 賈履讓等：《中國流通產業及其運行》，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

[36]劉國光：《重新認識中國商業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關討論還可參見：楊昌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和流通》（《商業經濟文薈》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發揮流通對生產和消費的引導作用》（《商業經濟研究資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錫：《應明確提出流通決定生產的理論觀點》（《廣西商業經濟》1997年第1期）；丁俊發：《商品流通熱點探索》（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郭冬樂等：《中國商業理論前沿》（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張光忠：《21世紀――復合商業》（《商業經濟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樂等：《中國商業理論前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37] 有關研究如：王之泰：《構筑中國的物流平臺》，載《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1月26日。

[38] 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參見徐建青：《社會主義流通經濟理論與實踐的探索》，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1。

[40]參閱徐建青：《社會主義流通經濟理論與實踐的探索》，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1。

[41] 《建國50年來商品流通體制的沿革與啟示》，《天津師大學報》，1999年第4期。

[42] 《商業經濟文薈》，1999年第5期。

[43] 《當代中國商業簡史》，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

[44] 《關于國有商業45年經濟效益的基本評價》，《經濟與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 參見《國有商業深化改革的途徑研討會觀點綜述》（《商業經濟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國商業研究領域的新進展》（《財貿經濟》1999年第4期）；《“羊城杯” 深化商品流通體制改革研討會觀點綜述》（《財金貿易》1999年第7期）。

[46] 《1950年市場疲軟的回顧與思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商品市場與物價管理》，《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 《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 《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 《1949－1956年間中國經濟體制中市場因素消亡過程的歷史考察與啟示》，《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 《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1期。

[52] 關于市場史的研究還有：吳育頻：《50年代黨對商品經濟與市場的初步探索》（《黨史研究與教學》1994年第5期）；陳清林：《論建國以來黨的市場改革與市場建設》（《黨史研究與教學》1995年第2期）；陳樂一等：《中國市場周期波動的實證研究1953－1990》（《湖南商學院學報》1995年第3期）；

[53] 鄭成林：“經濟組織與市場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凱：《1978年以來中國市場中介組織的成長》，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4。

[55]參閱徐建青：《社會主義流通經濟理論與實踐的探索》，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1。

[56] 《統購統銷與積累》，《新中國城鄉關系的經濟基礎與城市化問題研究》，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 《當代中國農業變革與發展研究》，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論與價格改革》，《中國經濟》1991年第5期。[58] 《50年代農村國家糧食市場的建立和取消》，《當代農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誤區》，《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59] 《湖北財稅》1999年第10期。

[62]張西營等：《新時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時期》，《經濟研究》1993年第5期。

[63] 《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問題》，農業出版社，1981。

[64] 《過渡時期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演變情況與歷史啟示》，《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4期

[65] 有關研究還有：梁無瑕：《評新剪刀差論》（《財政研究》1982年第3期）；黃道霞：《論剪刀差》（《中州學刊》1988年第5期）。

[66] 武力：《1949-1978年中國“剪刀差”差額辨正》，《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4。[66] 載于《中經網》聯合論壇，經濟研究所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