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社會主義道德建設 道德調查

論文摘要: 毛澤東當年倡導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思想光輝，同樣適合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道德調查對于道德建設的必要性和意義，可以從多方面來分析和認識。在具體操作上，應當從開展關于道德調查的理論研究、把道德調查貫穿于道德建設的全過程、建立健全道德調查的機制等方面來進行。

1930年5月，毛澤東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發表了《反對本本主義》，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著名論斷[1]，從此在我們黨內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調查，旨在了解和掌握實際情況，依據實情制訂工作方針和政策，選擇適宜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做到從實際出發、有的放矢，從而完成工作任務，實現工作目標。毫無疑問，“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個用于指導共產黨人認識和實踐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原則，至今仍是我們在各項工作中避免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作風的指路明燈。那么，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不要遵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方法論原則、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什么是道德建設?“所謂道德建設，指的是一定社會的人們依據經濟、政治和法制建設的客觀需要，研究和提出并運用一定的道德價值標準和規范體系，培育人的德性和指導人的行為，營造一定的社會道德風尚，以維護道德文明現狀和促進道德發展進步的社會實踐活動。”[2]這是目前學界比較公認的看法。根據這個界說，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分析道德調查對于道德建設的必要性與意義。

(一)從道德建設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來看，需要通過道德調查了解和掌握社會道德的實際狀況

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狀況究竟怎么樣?這個關涉我國現階段道德國情的基本問題，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我們的道德建設只有由此出發才有可能做到有的放矢、富有成效。在我看來，我國新世紀新階段道德國情的基本狀況可以一言以蔽之:“道德失范”及由此引發的“道德困惑”。“失范”包含“道德滑坡”和“道德爬坡”兩種不同的情況，“困惑”包含積極和消極兩種不同的思想情緒。這表明，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面臨的形勢是復雜的，道德建設必須要有這樣的現實感和針對性，做到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而要如此就需要開展道德調查。要通過調查，厘清“道德失范”的真實情況，如哪些屬于適應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而產生的“新道德觀念”，哪些是受到挑戰和毀損的傳統美德等;要調查“道德困惑”的具體情況，如哪些“困惑”是追問道德進步的思想表現，哪些“困惑”是妨礙道德進步的表現等。還要通過調查，了解和掌握西方后現代思潮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影響，了解和掌握國人對道德建設的看法、意見和建議，促使道德建設與“民心所向”相一致。如果不是這樣看問題，我們的道德建設就可能脫離實際，帶有盲目性，為主觀主義或教條主義所困擾。

(二)從道德建設的理論要求來看，需要通過道德調查檢測社會道德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體系的科學性

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里，道德在“歸根到底”的意義上是由一定社會的經濟關系決定的。恩格斯說:“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3]這里所說的“倫理觀念”是伴隨“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而產生的，帶有某種自發的傾向，一個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是怎樣的，其“倫理觀念”就是怎樣的。就是說，“倫理觀念”尚不是道德的社會意識形態，更不是基于道德的社會意識形態概括和提出的道德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體系，由“倫理觀念”到道德社會意識形態，再到道德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體系，需要經過一系列的“理論加工”的過程，其間的關鍵環節就是促使道德意識形態具有真理性。社會提倡的道德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體系是否科學，取決于道德意識形態的真理性，即是否在“歸根到底”的意義上反映特定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的本質要求，實現社會發展規律與社會目的取向的有機統一。在當代中國，體現這種有機統一就是“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4]顯然，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要實現這樣的目標，不能僅憑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思辨活動，還需要深入社會變革中的生活實際，調查和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國情，使社會提出的道德價值標準和規范體系反映具有堅實的現實基礎，做到從實際出發。

或許有人會質疑:在任何社會，道德價值標準和規范體系都是理想的意識形式，其干預和命令人們的行為方式是“應當”，從實際出發豈不是降低了道德的標準和要求了么?這種質疑混淆了一個界限:把“從實際出發”等同于以“實際為標準”。誠然，道德作為社會提倡和推行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準則，是對社會經濟關系及“豎立其上”的政治和法律的上層建筑的超驗反映，這是道德反映社會生活的規律。但是，這種超驗必須要以經驗為基礎，不可脫離社會實際生活，所謂“應當”只能被理解為以現實為基礎的“應當”，從實際出發的“應當”，反映社會和人在處置現實的利益關系問題上應持道德態度的“應當”，而不是其反面。理想的要求和目標歷來都有科學與否的區分，科學的理想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它的“應當”指令必須從實際出發，這樣才有可能實現。檢測和評價一個社會提倡和推行的道德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是否科學，也應當作如是觀。就當代中國而言，看我們提倡和推行的社會道德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是否科學，就要看其是否客觀地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法律基本制度及其建設的客觀要求，是否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認同。這是基于唯物史觀的根本性的方法論原則，貫徹這一原則除了認真開展廣泛的道德調查，沒有別的選擇。

(三)從道德建設的實際效果來看，需要通過道德調查作出中肯的評價

眾所周知，道德評價在道德建設系統工程中地位特殊，既是道德建設系統的一個重要方面和領域，又是道德建設系統社會效益的評判者，即評判道德建設的實際效果。毋庸諱言，我們的道德評價長期以來并不重視道德建設的實際效果，而其所以如此又與不重視道德調查是直接相關的。一些部門和機構的做法通常是開展什么樣的道德活動就確認什么樣的道德效果，有的甚至把道德建設活動的預想目標和方案稍作調整就變成了大談道德建設效果的評價結論，以此忽悠輿論，沽名釣譽。如此評價的危害在于只在表層的道德文化層面給人一種“道德繁榮”的假象，而在深層道德文化里卻在淡化和消解人們對道德價值的信念和道德建設的信心。道德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和價值形態，整體上是由道德意識、道德活動和道德關系構成的。意識和活動層面是道德的可能價值形式，關系的層面是道德的價值事實，它是“思想的社會關系”，以“風尚”、“風氣”、“人氣”之類的世俗形式表現出來，展現其價值魅力，表達其對社會和人的終極關懷。道德建設，就是要通過道德教育、道德宣傳包括道德評價等一系列的實踐活動，把道德的可能價值形式轉化為道德的事實價值形式，真實地展現道德對社會和人的關懷。一個社會，從理論建設的角度提出完整的道德價值標準和規范體系固然重要，為此開展諸多的道德活動包括道德公益活動也是必要的，但是，這些都不能從根本上說明道德建設的實際功效。因此，道德評價的重點應是“風尚”、“風氣”、“人氣”等道德價值實現的事實情況，而要了解和掌握這樣的實際情況，不開展深入的道德調查是根本不可能的。

道德調查，作為道德評價的一種社會機制和實施途徑，應以所有與道德建設相關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活動現象為對象。在調查內容和價值取向上，既要調查有效果的積極的一面，也要調查沒有效果的消極的一面，既要調查認真開展道德建設的地區和部門的先進經驗，給予表彰;也要調查對道德建設采取敷衍塞責、弄虛作假的態度的地區和部門，追求他們的責任。為此，國家和社會有關部門要相應建立關于道德建設和道德調查的信息庫。 (四)從道德建設的運作機制來看，需要通過道德調查了解和掌握相關的實際情況，實行必要的監督和控制

在這個問題上，重點是要調查領導和管理道德建設工程的部門和機構的工作情況。在我國，沒有人懷疑設置道德建設主管部門和機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從中央到地方設置了相關的領導與管理機構，各行各業也相應設置了專門的機構并配備了專門的人員，這無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目前這樣的設置是否適合呢?領導和管理工作的實際情況怎樣呢?恐怕很少有人能夠說得清楚，原因就在于沒有開展相應道德調查。據筆者平時觀察，各級各類學校在道德建設和道德教育領導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較好，機構比較健全，運作機制比較有效，而面向其他公民的道德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就相當突出。一是機構不健全，存在有名無實、形同虛設的問題。二是人員配備不當，機構的領導者多為“安置”性的，其他工作人員多不懂得倫理道德專業理論，也缺乏領導和管理道德建設工作的經驗。三是經費缺乏，一些主管道德與精神文明建設的機構常年除了訂閱相關報刊的經費以外，幾乎就再也沒有什么開展活動的經費。是的，相對于其他社會建設來說道德建設的成本最低，但這不等于說可以“做無米之炊”。時下國人議論的“說起來重要，做起來不重要”的狀況，與道德建設的領導和管理機構存在某些突出的問題是很有關系的。必須看到，要準確地了解目前我國道德建設領導和管理機構的工作的真實情況，掌握這方面的“發言權”，以至逐步解決存在的問題，除了開展道德調查沒有別的選擇。

綜上所述，道德調查就是運用社會調查的方法，對社會提倡道德的科學性、社會實存的道德狀況、道德建設的實際效果及其運行及時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活動。它既是道德建設的應有之義，也是關于道德建設的評價活動。不難想見，不開展正常的道德調查，道德建設就難免會出現無的放失、盲目行動的情況，影響道德建設的實際效果，甚至會導致道德建設走向形式主義，最終動搖人們對道德建設的信心。因此，應當看到，在我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開展道德調查是十分必要的，意義重大。

為此，首先要開展道德調查的理論研究和建設。道德調查有其特殊的規律、要求和運作方式，這些都需要通過理論研究逐步加以說明。倫理學應將關于道德調查的研究攝入自己的視野，其知識和理論體系應有關于道德調查的內容和范疇。作為社會調查的一種特殊領域，道德調查也要遵循一般社會調查的原理和方法，因此倫理學研究還應引進社會學的方法，豐富和發展自己的方法體系。

其次，要將道德調查納入道德建設的系統工程，貫穿于道德建設的整個過程。各級有關領導和主管部門在制訂道德建設整體方案的時候，都應將道德調查納入整體規劃之中，就道德調查的意義、內容、要求、措施等作出相關的政策性規定和要求，如上文論及的道德價值標準和規范體系、道德建設實際效果和運作機制等。各部門各單位開展的各種各樣的道德活動、道德建設的經驗總結、道德榜樣的宣傳等，包括道德調查工作本身，也應接受道德調查。

再次，要建立道德調查的機制。機制，是由制度、支撐制度的軟環境(主要包括重視道德調查的社會認知和價值認同)、制訂和執行制度的機構整合而成的工作機理。其間的制度和機構，可由相關領導和主管部門在制訂道德建設總體方案時一并設置，而營造支撐制度的軟環境則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中華民族有重視道德建設和道德教育的優良傳統，但卻不大重視道德調查，尤其是不大重視社會道德提倡及其實際效果的調查，致使在道德建設和道德教育領域長期存在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傾向。因此，在實行道德調查、大興道德調查之風的過程中，強調重視道德調查的社會輿論和社會共識，是十分必要的。

[1]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

[2] 錢廣榮.中國道德建設通論[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42.

[3] 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重要文獻選編:上(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