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目前，國民黨抗日游擊戰術思想、理論的專門研究尚屬空白。“九一八”事變之前，國民黨在早期軍事斗爭和反共軍事運動中就有了游擊戰術思想，并部分地付諸實踐。游擊戰術思想用在抗日方面，“九一八”事變至抗戰爆發處于醞釀與嘗試階段，1938年1月漢口會議時初步形成，1938年底正式確立并在其后得到發展。

【摘 要 題】抗日戰爭研究

【關 鍵 詞】國民黨/抗日/游擊戰術

【正 文】 抗戰時期的國民黨敵后游擊戰研究迄今仍是中國抗日戰爭研究中一個極其薄弱的環節。近20年來，史學界對國民黨抗日游擊戰場的研究有所關注，并有可喜成果問世。但由于對其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許多問題言猶未盡，尤其是對國民黨敵后游擊戰術思想、理論的專門研究尚屬空白。[1] 本文擬就國民黨抗日游擊戰術思想的醞釀、形成與發展作一簡要概述。

一國民黨早期軍事活動中對游擊戰術的嘗試及其影響

可以說，民國是在孫中山領導的無數次軍事斗爭中建立的。在孫中山軍事生涯的初期，強調更多的是組織敢死隊進行暗殺、突襲和軍事冒險，這種戰術只是含有游擊戰術的部分特征。1901年，孫中山在日本時，十分關注南非戰爭，對于波耳人不斷用游擊戰打擊英國軍隊，“特感重要，即取作中國革命黨武裝起義的借鏡”[2] (p56)。此后，孫中山在南方領導武裝起義時，對游擊戰的研究“不遺余力，故其心得亦深”。他說：“游擊戰術，有五種技能，為南方戰術中，最可采取者。一曰命中，二曰隱伏，三曰耐勞，四曰走路，五曰吃粗。”[3] (p189)孫中山對山地游擊戰術的研究注重實用性，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在當時的北伐中，粵湘桂聯軍設有游擊司令部，北洋政府軍隊相應地也配備游擊部隊，與南方聯軍周旋。孫中山的這一戰術還成為蔣介石“圍剿”紅軍的戰術藍本，1933年，蔣介石將其收入《剿匪手本》，大加宣揚。 蔣介石是孫中山較為得力的軍事助手之一，早年轉戰于南方群山之中，許多作戰計劃出自他之手，因此對于山地游擊戰并不陌生。南方山區作戰的經閱，使蔣介石在早期軍事思想上糅雜了一些游擊戰術的內容，這集中在三點：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集中兵力，以少勝多；注重側擊和挺進。[4] (p30～95)從純軍事角度考察，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和北伐之所以迅速獲勝，正是部分地得益于蔣介石上述戰術的正確運用。不過這一時期的蔣介石只是有意無意地運用了部分游擊戰術，對這一戰術并未有深刻認識，不過偶爾為之，況且上述戰術也是正規戰中所不可或缺的。真正讓蔣介石對游擊戰術產生深刻體驗的當是紅軍幾次反“圍剿”的戰役。 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國民黨對中共紅軍進行了四次“圍剿”，均遭敗績。這一慘痛教訓促使國民黨開始研究紅軍的戰術及應付對策。1933年4月，蔣介石在南昌講演《剿匪技能之研究》，認為紅軍“慣于夜間行軍，與黑夜襲擊埋伏，與游擊戰”，因此國民黨軍隊也要注意這幾項。同時，蔣介石對于曾國藩剿滅太平軍時所用的戰術原則，“即如游擊、山地戰、隘路戰、收容戰、伏兵、尖兵、后衛、側衛、搜索、沖鋒”[3] (p618～619)等均拿來參考。同年10月，蔣介石再次強調“剿匪”的戰略戰術應當“注重機動——挺進游擊”，“以赤匪的戰術才能消滅赤匪”，并將這種游擊戰術簡括成四句口號，即“輕裝急進，便裝遠探，秘密敏捷，夜行曉襲”[3] (p210)。后來又進一步提出“圍剿”紅軍戰術的六項要務，即“偵探、搜索、警戒、聯絡、掩護、觀察”[3] (p194)。概言之，蔣介石在“圍剿”紅軍戰術的研究中，把游擊戰術列為至為重要的一環，這也是他的軍事思想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將這一“研究成果”匯編成《剿匪手本》，大量發行，成為國民黨當時乃至敗走臺灣前反共戰術的“操典”。 為貫徹上述戰術，蔣介石于同年7月下令在廬山創辦軍官訓練團，其軍事訓練“特別注重爬山射擊及游擊戰術”[5] (p8)。一番準備之后，蔣介石于1933年9月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所用即是廬山集訓的作戰原則和戰術，屢屢得手。蔣介石的這一“勝利”固然與紅軍戰略戰術運用不當息息相關，但國民黨新戰術的運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五次“圍剿”紅軍的經歷，對國民黨軍事思想的轉變產生了深遠影響。國民黨從中了解和熟悉了紅軍的游擊戰術，并且著手研究和運用?？谷諔馉幈l后許多參加過“圍剿”紅軍戰爭的將領對于紅軍的游擊戰術記憶猶新，容易接受和運用這種戰術去抵御外侮。國民黨抗日名將關麟征說：“只有用紅軍打我們的戰術，才能打倒日本?！盵6]

二國民黨抗日游擊戰術思想的醞釀及其初步運用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國民黨一部分愛國將領組織東北三省抗日義勇軍，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游擊戰爭。從事變爆發開始，“他們無日不在游擊戰爭狀態當中，……常常避實就虛，往往占領了一個城市之后，隨即退出，以避免敵人援軍的反攻”[7] (30卷3號)。這是國民黨利用游擊戰術抵御外侮的初步嘗試。這一戰斗情形在國內通過各種方式廣泛傳播，使得國人特別是上層人士對于游擊戰爭產生深刻印象，并視之為在淪陷區抵御外侮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戰斗方式。1932年，朱化魯等人在國民政府召開的國難會議上提出議案，指出東北義勇軍“雖未能及時收復失地，而此伏彼起各個游擊，亦足以使敵人疲于奔命，難于應付”，因此，在國難當前，“政府應扶助人民從速組織義勇軍并充實其力量，為政府后盾，作長期之抵抗”[8] (p190)。自此，抗日游擊戰術思想開始在國民黨內部秘密醞釀。 前次的廬山訓練“成功”地“圍剿”了紅軍，蔣介石大受鼓舞，于1934年7月再度在廬山舉辦更大規模的軍官訓練團，除了政治、精神訓練外，軍事訓練和研究隨著日軍侵入的加深有所改變，“講述范圍也由于日軍侵略不已，而轉移至抗日戰略戰術”[9] (p99)。蔣介石在多次的秘密演講中，主張在對日戰略上采“持久戰消耗戰”，戰術上則用“新的戰術”，即采用“圍剿”紅軍的方法，一是采取攻勢防御，二是步步為營，處處設防，三是固守不退，四“要注重游擊戰術”，即“主張用各種各樣的軍隊甚至非正式的軍隊來游擊”。蔣介石認為將來抵抗日本，“這個方法的確非常要緊，非常有價值”。[3] (p800～802)由此可見，蔣介石的抗日游擊戰術思想此時已經初露端倪。 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國民黨內許多將領和戰略家意識到中日戰爭不可避免，因而也在認真研究應敵方略。被張其昀譽為“中國近代軍事學開山之祖”的蔣百里1936年專程拜訪在鄒平搞鄉村建設的梁漱溟，意欲梁漱溟“于教育中注重鄉村自衛”[10] (p36)。1937年初，蔣百里奉蔣介石秘密視察各地防務之命，在北方再次便道訪問梁漱溟，勸梁于致力鄉村教育之外兼及鄉村自衛，他認為“將來的對外戰爭，民兵制和游擊戰都是弱大的國家所應采取的”[11] (p184)。中日戰爭一起，“中國唯有長期抵抗，利用農村基地，以民兵為主力，打廣大的游擊戰，才能把日本拖垮”[10] (p239)。5月，蔣百里又在廬山訓練團駐地著書立說、上課講學，他的《國防論》就在這一時期整理完成問世。蔣不斷提示經濟與軍事不可脫節，必須“寓兵于農，使民有農之實，而民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傊Y百里抗戰前的軍事思想“說穿了打游擊戰、自衛戰的秘訣”[12]。蔣百里是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又有在全國各地巡察的秘密使命，所以他的這些軍事思想對于國民黨決策層和高級將領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以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新桂系是促使國民黨抗日游擊戰術思想醞釀和確定的關鍵力量之一。1936年4月，李宗仁第一次提出“焦土抗戰”口號。次年元旦，李宗仁撰文闡述“焦土抗戰”的兩個涵義：一是“不惜化全國為焦土”進行抗日的政治方針和決心，二是“焦土抗戰”的戰略，即是游擊戰、運動戰、堅壁清野相結合的持久戰，而非速決戰。李認為，“中日戰爭一經爆發，日本利在速戰，而中國則以持久戰困之，日本利在主力戰，而中國則以游擊戰擾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則利用內陸及堅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7] (34卷1號)。“焦土抗戰”的理論出臺后，受到新桂系的熱烈歡迎，中共也曾表示“歡迎”、“擁護”“李宗仁先生的抗日主張”[13] (p168)。新桂系更是為之推波助瀾，李宗仁、白崇禧連篇累牘地發表演說、函電、談話、文告，主張以“焦土抗戰”為對日國策，要求中樞堅決確定“焦土抗戰”的國策。新桂系將以持久戰、游擊戰為核心的“焦土抗戰”理論提高到“國策”的高度，使之得到廣泛傳播，以致“焦土抗戰”四字“后來在抗戰期間曾被廣泛引用，成為一項最悲壯的抗戰口號”[14] (p681)。 總之，抗戰爆發前，國民黨的抗日游擊戰術思想已有初步醞釀，抗日游擊戰也稍有嘗試。而這恰被目前史學界所忽視。客觀而言，“七七”事變后，國民黨抗日游擊戰的開展并非空穴來風，正是抗戰前游擊戰術思想的存在，才奠定了全面抗戰開始后國民黨抗日游擊戰術思想初步形成、確立和發展的理論基礎。

三國民黨抗日游擊戰術思想的初步形成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國民政府軍政機關長官、幕僚人員逐日在何應欽官邸舉行各種會議，研究應敵方略。7月20日，唐生智建議“一切事體顧慮現實狀況，一切事實就實際取辦法”，以避免“大兵力白白犧牲”[15] (95年2期)。8月8日，黃紹竑建議在河北戰場采用游擊戰，“應令前線部隊派出挺進隊(每師一營)，密入敵之后方北寧路一帶，擾敵偵察”[15] (97年3期)。11日，黃又建議擁擠于平漢路的國民黨軍“宜推進至保定以西地區，以太行山為根據”，實行機動作戰。[15] (95年2期) 何公館的談話會具有決策的機能，蔣介石基本采納了這些建議。8月2日，蔣指示軍委會編訂抗日戰術時，應注重“游擊、偵查、反間”[16] (p39)。20日，國府大本營頒布“國軍戰爭指導方案”，令第一戰區“實行柔性之攻擊”，“在前線之部隊應組織便衣游擊隊，渡過永定河，深入平津鐵路以東地區組織民眾、破壞交通，以牽制敵人之運動”[15] (87年1期)。大同失陷后，日軍直趨包頭，9月15日，蔣電令寧、青、綏部隊“協同作戰”，“準備各地游擊”，以阻敵前進。[16] (p51) 應當指出的是，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黨是不重視游擊戰術的，軍事上主要是依靠正面戰場的“一線式”陣地防御戰。游擊戰只是零星用之，而且限于平津、太原會戰期間的北戰場。在多山地丘陵的北戰場，適宜機動游擊，國民黨軍也有此前在江西山地與紅軍作戰的經歷。所以，1937年11月29日，蔣介石致電善打硬仗的第13軍軍長湯恩伯：“以后作戰應多用柔性游擊戰。避實擊虛，務保持戰斗持久力為要?！盵16] (p147)至于淞滬戰場均為江河湖漬，國民黨軍缺乏作戰經驗，更缺乏在江河湖漬實行游擊作戰的理論。加以戰爭甫發，國土淪喪不多，無敵后游擊的場所，國民黨無法意識到此戰術的重要性。故抗戰初期，國民黨只重視正面戰場，“重視正規軍，各地區僅有少數自衛軍義勇軍，類似游擊隊之組織”[17] (p302)。把敵后游擊戰作為“國策”的決策自然難以提上議事日程。但是隨著平津、晉冀和江浙等大片國土的淪喪，國民黨正規部隊的迅速潰敗，許多有識之士深感中國“以劣勢的裝備，光是同敵人在一點一線上爭勝負，一定得不到很好的結果。于是‘全面戰’與‘全體戰’的論調，就成為當時最流行的術語。而游擊區(淪陷區)的如何控制，游擊戰的如何開展，遂亦成為當時人們最感興趣的問題”[18] (p626)。國民政府也意識到了這點。蔣介石在1937年11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保持戰斗力，持久抗戰；與消耗戰斗力維持一時體面，兩相比較，當以前者為重也。此時，各戰區應發動游擊戰，使敵于占領各地疲于奔命也?！盵19] (p35)為順應新情勢，軍委會在12月13日策定新的計劃，指出“國軍以確保武漢核心，持久抗戰，爭取最后勝利之目的，應以各戰區為外廊，發動廣大游擊戰”[20] (p196)。24日，蔣介石宣稱，“中國軍隊及整個戰略，最遲在兩個月內，將全部改組”[21] (p36～37)。 1938年1月8日，蔣介石在漢口召集重要軍事會議，研討對敵戰法。（注：關于此次會議召開的時間，白崇禧在回憶錄中多次敘述為1938年，但韓信夫先生依據白回憶的矛盾推定為1937年冬天(見《民國檔案》1990年第3期)。但《中國全面抗戰大事記》第二輯有如此記述：1938年1月8日，“蔣委員長在漢口召集重要軍事會議，決定變更抗戰策略，改守為攻，白崇禧、閻錫山、宋哲元、陳誠等均挾策返前線指揮”。本文采此說。）在會上，白崇禧提議：在戰術上，“應采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后游擊戰，擴大面的占領，爭取淪陷區民眾，擾襲敵人，使敵局促于點線之占領。同時，打擊偽組織，由軍事戰發展為政治戰、經濟戰，再逐漸變為全面戰、總體戰，以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效”。白崇禧的建議被蔣介石采納，隨即通令各戰區加強游擊戰。[22] (p303～304)這一決策第一次把敵后游擊戰作為一種抗戰策略，并且系統地論述了敵后游擊戰的意義及其與正規戰和正面戰場的關系，它標志著國民黨敵后游擊戰術思想已經初步形成。 漢口會議后，游擊戰開始在各戰區逐步鋪開，各戰區在制定作戰計劃時，均能運用游擊戰術。1938年1月，李宗仁制定的徐州會戰作戰指導方針要求“以軍隊聯合組織訓練之民眾，施行游擊，以牽制破壞敵之后方，前呼后應”[20] (p106)。徐州會戰的作戰指導較之淞滬、太原會戰機動靈活，是促成臺兒莊大捷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州會戰后，蔣介石于6月9日發表時評：“現在戰局的關鍵，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據守，最要緊的是一方面選擇有利地區，以擊破敵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域，及敵軍后方，盡量消耗敵人的力量?！盵21] (p20)21日，蔣介石在與德國記者的談話中說，“特別注重之一點，為中國決計繼續抗戰，無論其為疆場上之會戰，抑為游擊戰均可”[21] (p47)。在此，蔣介石對抗戰前途抱樂觀態度，并開始把正規戰與游擊戰相提并論，視為抗戰的兩種方式?？梢?，蔣介石對游擊戰已經有了新的認識，游擊戰已被列為與正規戰相等的戰略地位。在同月軍令部制定的“保衛武漢作戰計劃”中，游擊戰已被升格為正規軍作戰戰略部署的一部分。該計劃令第五戰區“應指定八個師以上兵力，在大別山分區設立游擊根據地”，第九戰區“應以四個師以上兵力，在九宮山建立游擊根據地”，向敵后方游擊；深入敵后的第一、二、三戰區，則“仍以現在部署，積極向敵襲擊，以牽制敵向武漢轉用兵力”[16] (p310)。 綜上所述，抗戰甫發，國民黨軍基本上是實行深溝高壘式的陣地戰，各地區部隊中只有少數“類似游擊隊之組織”和臨時性的機動組織，游擊戰難登大雅之堂。到漢口會議后，不僅正面戰場有大規模的正規部隊的游擊部署，而且深入敵后的游擊戰場初具規模，并成為牽制淪陷區日軍，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的有生力量。種種跡象表明，漢口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國民黨敵后游擊戰術思想已經初步形成。

武漢會戰結束后，我第一、二、三、四、五、九等戰區的大部或一部成為淪陷區。大量淪陷區的出現，迫使敵我雙方重新研判對策。日軍出于兵力的捉襟見肘，不得不暫緩攻勢作戰，而將精力蜷縮于所謂的“占領區”。國民政府也因久戰疲憊，正面戰場壓力較大，不得不把視野投向眾多因潰散而滯留在敵后的部隊和民眾。 早在1938年4月，軍委會就意識到日益擴增的淪陷區在抗戰中的戰略地位，因而對淪陷區作了如下全方位的戰略指導：“在失陷地區除對敵政治經濟文化始終不妥協外，同時展開廣大游擊戰，使侵入敵軍只能占點占線，不能利用其軍事威力發生政治勢力而占有其面積，且使敵軍對其所占點線之周圍在軍事上發生嚴重顧慮，不能長驅直入，以摧毀其戰略上之企圖?！盵23] 武漢失守后，蔣介石于10月28日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宣稱：“至就軍事而言之，武漢在戰事上之價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點，而實在其外圍之全面，今我在武漢外圍鄂、豫、皖、贛主要之地區，遠及敵人后方之冀、魯、遼、熱、察、綏、蘇、浙各干線，均已就持久作戰之計劃，配備適宜之根據與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盵16] (p35)看來，國民政府對淪陷區處置和決策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了。 武漢會戰后，軍委會相繼在長沙、南岳和西安等地召開重要軍事會議，對第一期作戰的戰略戰術進行檢討，并制定了第二期作戰的指導方針。從這些會議，尤其是11月底召開的南岳會議所作出的決議來看，國民黨已把敵后游擊戰放到持久作戰的戰略位置，實現了主戰場由正面陣地防御向敵后游擊戰的戰略戰術轉變。這標志著國民黨抗日游擊戰術思想已正式確立，這一思想在會后的實踐中又得到進一步的拓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游擊戰略戰術思想的正式確立。在南岳軍事會議上，蔣介石確定了第二期抗戰“政治重于軍事，游擊戰重于正規戰，變敵后方為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敵后”的總戰略。[24] (p268)之后，軍委會根據會議精神，制訂了《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連續發動有限度之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后之廣泛游擊戰，加強對淪陷區之控制，化敵后方為前方，迫其困守據點，阻止其全面統制與物資之剝奪，打破其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調部隊分期整訓，強化戰力，準備反攻爭取最后勝利”[16] (p149～150)。為適應戰略變更，軍委會特作如下之調整：1. 在戰術上，“決定游擊戰術，與正規戰術并重，使其能巧妙之配合”[17] (p211)。2. 重新劃分戰區，并在淪陷區設黨務、政權、軍事等專管機關。軍委會令各戰區均劃分若干游擊區，指派部隊擔任各區游擊。1939年春，又變更戰斗序列，將全國劃分為10個戰區，其中增設了深處敵后的魯蘇和冀察兩個游擊戰區。3. 輪流整訓部隊。蔣介石宣布，南岳會議后全國部隊擬分三期輪流整訓，“其法即將全國現有部隊之三分之一配備在游擊區域——敵軍的后方擔任游擊，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對敵抗戰，而抽調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訓。等到第一批整訓完成，仍調回前方作戰，或擔任游擊”[16] (p176)。 (二)游擊戰理論研究和指導日臻成熟。國民政府對敵后游擊戰的戰略決策完成后，國民黨內部研究游擊戰術的風氣日熾一日，許多富有作戰經驗的高級將領著書立說，縱談游擊戰的妙法，從而推動了敵后游擊戰的理論研究。抗戰爆發后，新桂系編撰《焦土叢刊》，蔣百里著有《新式游擊戰術綱要》，馮玉祥著有《抗日游擊戰術問答》，黃紹竑著有《游擊戰的理論與實際》，甚至文人政客也紛紛對游擊戰品頭論足，例如朱家驊就發表演講說，游擊戰“僅戰術之一，決無專事游擊，可以制勝之理”[25] (p463)。為適應游擊戰爭發展的需要，加強對游擊戰爭的戰略指導，1939年10月，兼任軍訓部部長的白崇禧，依據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組織人力編寫了《游擊戰綱要》，頒發各戰區、各軍事學校，作為開展游擊戰的教材，為游擊戰的實施提供了可行依據?！毒V領》共分組織、根據地、政治工作、戰斗、命令等14篇?！毒V領》強調建立游擊根據地的重要性，還突出組織民眾的必要性?！毒V領》的戰斗篇闡述了游擊戰術，規定“游擊隊之戰斗，主在敵軍后方行之；以運用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駐我擾，敵疲我攻，聲東擊西，避實就虛，乘敵不意，出奇制勝之妙訣，求達擾亂、破壞、牽制、消耗敵人之實力為目的。故攻堅、硬戰、死守等，皆須求避免”[26] (p33～34)。《綱要》全書240頁，比較詳盡地闡發了國民黨抗日游擊戰的軍事思想和理論，規范了游擊戰的戰術方法，成為指導國民黨游擊戰爭的綱領性文件，也代表了國民黨游擊戰術思想的最高水平，對國民黨敵后游擊戰場的開辟和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三)大量培養游擊干部。為了迅速開辟敵后戰場，廣泛開展游擊戰爭，軍事委員會開始有組織地對游擊干部進行培養和教育。1939年2月，軍委會選派各戰區部隊營長以上的軍官和高級司令部的中級幕僚人員，在南岳成立“游擊干部訓練班”，并邀請中共干部葉劍英等30多人參加工作。游干班的教育訓練實行政治、軍事并重，課目分為精神、政治、軍事訓練三大類，還邀請中外知名人士和領袖人物授課、演說、作報告。南岳游干班從1939年2月始，共創辦七期，每期三個月，畢業學員5659名。[27] 其他形式的游擊干部培訓也相繼展開。胡宗南對游擊戰術研究亦頗重視，“有志經營陷區，組織敵后部隊，配合正規部隊之作戰”[28] (p97)。1939年，胡宗南呈準在西安成立“西北游擊干部訓練班”，每期召集名額為1000至1500人，直至抗戰結束共辦12期。此外，胡宗南還大量收容蘇魯皖各淪陷區的流亡青年，以后又成立中央軍校第七分校、戰干第四團、將校班、西北干部訓練團、青年勞動營，“受訓青年逾十萬人”[29] (p15)。為加強對深遠敵后根據地的領導，為敵后培養游擊干部，中央軍校特設立軍校駐蘇、魯、冀三個干訓班，分別招訓蘇、魯、冀各省境內之青年軍官及學生，培養戰地游擊部隊所需干部。國民黨通過各種途徑培養出大量游擊干部，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返回敵后戰場，成為領導游擊戰爭的中堅力量，從而推動了國民黨敵后游擊戰爭。 綜上所述，國民黨的抗日游擊戰術思想有一個醞釀、初步形成、正式確立和發展的過程，甚至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國民黨在早期軍事斗爭和反共軍事運動中就有了游擊戰術思想，并部分地付諸實踐。因此，探尋國民黨抗日游擊戰術思想的成長，不能絕源斷流。這一成長過程，并非一蹴而就，亦非信手拈來，而是抗戰爆發前后國民黨所面臨的軍事困境使然。這一情形必然使其成長過程呈現被動與非前瞻的雙重特色，應急性與實用性的功利目的昭然若揭。因此，其理論的堅實程度自不待言，不可高估。況且，理論與實踐的相脫離素來是國民黨施令的致命傷，即便是提上決策會議的大事亦正如蔣介石所云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30] (p444)。這也正是國民黨開展的敵后游擊戰爭日趨沒落乃至過早消亡的癥結之所在。另外，從主觀因素考察，國民黨抗日游擊戰術思想的成長離不開國民黨黨外勢力，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建議、幫助、推動與影響?？梢哉f，國民黨的抗日游擊戰術思想受教于中共，但又遠遠落后于中共，二者不可同日而語。[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