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一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與其外交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其中前者起著基礎性作用。歷史經驗還表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要外交調整與之相配合。據此，為了因應經濟發展方式綜合性、系統性和戰略性的轉變，中國外交需要繼續堅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堅持“不結盟”的外交原則，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如下調整：將更多外交資源應用于新的國際制度、國際規則的構建；適當降低對發達國家的外交投入，進一步加大對新興市場國家和周邊國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構建新的外交格局；更加積極地開展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密切相關的領域外交，不斷豐富其內涵，創新其形式；大力培養、大膽使用諳熟低位政治、善于經濟外交的新型外交官，不斷豐富外交官的來源和出口；努力規范外交參與者的行為，改革和完善外交決策機制、參與機制和協調機制。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調整；中國外交；論文

一 引論

近年來，中國外交調整、外交轉型乃至外交改革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探討的熱門議題之一。相關文獻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觀點大致可以概括為：由于中國國力增強，國際地位提升，國際影響擴大，其他國家特別是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和中國周邊國家產生憂慮和疑懼，并各自進行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的調整，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和地區環境發生變化，中國既往的國際戰略、策略和外交政策全部失效或部分失效，因此，中國外交必須調整、轉型或者改革。應當說，上述思路和觀點對于中國外交調整的解釋無疑是有價值的，也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仍可進一步深入研究。在筆者看來，由于經濟因素對于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基礎性作用，還由于內政對于一國外交的優先地位，因此，我們應當從觀察中國國內經濟活動的變化和影響入手，解釋中國外交調整的根本動因，并由此出發思考中國外交調整的方向、目標等具體內容。而在中國國內經濟生活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近年來的焦點、難點，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由于世界經濟環境和國內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其必要性、緊迫性進一步凸顯。所以，從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角度觀察中國外交調整，也許能夠進行更有說服力的解釋，做出更有價值的判斷。

基于上述認識，本文將首先討論一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與其外交之間的關系；其次分析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可能引發的經濟和社會的變化；最后就如何因應這種變化、進行中國外交調整提出若干建議。

二 簡要的理論和歷史分析

從理論上講，一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與其外交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一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決定著該國外交的目標、任務和布局。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經濟成果分享方式、經濟活動與自然環境的耦合方式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中經濟增長方式是前提和基礎。為了保證本國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滿足國民不斷提升的物質需求，執政者除了必須維持一個大體穩定的國內政治和社會秩序外，還應當維持一個大體穩定和總體有利的國際環境，以保證國內和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都能得到有效運用。而在本質上處于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要維持一個對本國適宜的國際環境，執政者就必須充分利用既有的外交資源，并進行合理的配置。概而言之，一國外交的目標、任務和布局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始終基于該國內政的需求特別是其經濟需求。沒有脫離內政需求特別是經濟需求的純粹外交事務。因此，一旦國家的經濟需求發生變化，經濟增長方式乃至整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其外交也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以有效履行自己的職能。

其次，一國所選擇的經濟發展方式恰當與否，對其國際地位、外交空間均有重要影響。由于自然資源稟賦、國內市場規模、經濟運行方式、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國家戰略目標等因素不同，各個國家所選擇的經濟發展方式是很不一樣的；即使是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所選擇的經濟發展方式也有很大差異。選擇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式，其績效也有明顯的差別。采用恰當的經濟發展方式，可以有效增強國家的硬實力，并有助于提升其國際地位，擴大其外交空間。反之，采用不當的經濟發展方式，則很有可能導致國家發展失敗或者出現無發展的增長，從而嚴重削弱國家的硬實力，提升國際地位、拓展外交空間自然也就談不上了。

最后，一國外交的質量對其國內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直接，也越來越大。在全球化深入發展、國家間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高的大背景下，一國外交事務與其國內經濟發展的聯系越來越密切。沒有高質量的外交，國家的主權、安全和海外利益均得不到有效保護；國家的對外關系可能處于不穩定甚至是危險的狀態，與其他國際行為體之間的摩擦、沖突乃至戰爭可能此起彼伏。而一個在外交領域舉措失當乃至嚴重受挫的政權，將面臨國內公眾、利益集團———特別是那些與他國有著廣泛聯系的國內公眾、利益集團———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往往轉化為對政權合法性的威脅。一旦出現這樣的局面，執政者必然需要花費大量精力、動用各種資源、運用各種手段予以化解，從而無法有效地進行國內經濟發展。

從實踐層面看，一國經濟發展方式與該國外交的密切聯系也確實存在。

首先看一下二戰后日本的案例。由于自然資源極為短缺，國內市場狹小，因此日本經濟對外具有極高的依賴度。用著名經濟學家米切爾·曼德爾鮑姆(Michael Man-delbaum)的話來說：“日本在必需品方面對外國的依賴大于任何一個工業大國。”而戰敗國的地位、非軍事化的限制，又使其只能選擇和平主義的國家發展路線。上述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決定了日本必須采取以“出口導向”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方式。而這又對日本的外交戰略、外交布局和具體的外交政策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一方面，它必須高度重視和優先處理好與其他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關系，以確保主要國際市場的穩定；另一方面，它又必須高度重視和認真處理好與主要資源供給國家、毗鄰其海上戰略通道的國家———主要是那些中小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以確保資源供應的穩定。但后者往往又與前者發生矛盾，由此導致日本經常采取一些看起來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外交行為。“其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針對國際局勢做機會主義式的調整，一次次地隨外部環境的重大變化而見風使舵。”比如，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后，面對海灣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武器威脅和國內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日本不得不采取與以往有著重大差別的“新中東政策”，其核心是反對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領土的占領，尊重中東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和安全，尊重巴勒斯坦人基于《聯合國憲章》的正當權利。這既是戰后日本在外交上第一次采取與美國不同的政策，也與歐共體國家的相關政策有著明顯的差異，從而招致這些大西洋兩岸國家的嚴重不滿。又如，1989年之后，“在聯合制裁中國的各國中，日本一直扮演著一個不太情愿的角色，只是為了維護西方的一致，才勉強同意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制裁中國的決議”。1990年，日本率先在西方七國中解除對中國的制裁，恢復對華第三批日元貸款。此舉同樣招致其西方盟友的強烈不滿。日本之所以這樣做，主要也是因為當時國內低迷的經濟狀況。

其次看一下美國的案例。與日本不同，美國國土遼闊，自然資源豐富，有著龐大的國內市場，所面臨的外部環境也較為優越；但與日本相同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對其外交也產生了明顯的影響。立國后的數十年間，美國之所以奉行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在經濟領域表現為貿易保護主義，除地理因素外，與其以農業生產為主且采用相對封閉的經濟運行機制有很大的關系。19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國內工業革命的完成，經濟國際化成為美國的迫切需要，因此，它開始奉行對外擴張政策，秉持的是具有強烈霸權色彩的門羅主義。專攻18世紀末、19世紀初美國外交的著名歷史學家布拉福德·珀金斯(Bradford Perkins)曾寫道：1812年戰爭過后，美國“迎來了民族主義的高漲，其標志是致力于促進美國貿易、擴大領土疆域并向那個以往關注甚少的西半球地區擴大影響。這些努力在1823年門羅主義那里達到了頂點”，并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也因此躍升為世界級大國。而在整個20世紀，美國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與其野心勃勃的對外擴張政策更加密不可分。在被另一位著名歷史學家入江昭(Aki-ra Iriye)稱為“美國的全球化”的20世紀前半期，美國之所以有意愿和能力深度卷入世界各地的安全、經濟和文化事務之中，與其依靠高效資本投入和科技進步、全力推進全球范圍的自由貿易的經濟發展方式有著直接的關系。正是得益于這一經濟發展方式，美國的實力和國際地位大幅度提升，其資金、技術以及商品更廣泛地進入世界市場，從而為戰后的國際秩序提供了經濟基礎；其強大的軍事實力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從而為戰后的國際秩序提供了安全和政治基礎。美國也因此接替歐洲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領袖。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的經濟發展在繼續奉行貿易自由主義政策的同時，放棄了以往的粗放型方式，轉而采取更加重視科技進步的集約化方式；冷戰結束以后，更是進入了所謂的“知識經濟時代”，科技進步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美國的實力由此進一步提升。與此相對應，美國外交政策和對外行為中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色彩也愈加濃厚，甚至一度出現了“美國不得不帝國”的論調。但這種咄咄逼人的“帝國行為”也嚴重分散了美國的注意力，大量消耗了美國的實力，強烈腐蝕了美國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近些年來美國的相對衰落、國內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乃至某種程度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也就不難理解了。總之，美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與其外交之間確實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關系；特別是在20世紀，美國的對外經濟、政治和軍事“這三種擴張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又相互推動，成為美國經濟現代化進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最后，新中國的外交政策變化也體現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由于國內外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中國采用的是以自給自足為基本特點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雖然期間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模式所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嚴重。70年代末，該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了。就內部而言，生產力水平總體上依然低下，國民經濟瀕于崩潰邊緣，該模式的合理性受到了廣泛質疑，并危及社會制度和執政黨的合法性。就外部而言，始于70年代初的國際產品和要素市場的自由化、世界貿易規模增加兩大趨勢，加大了中國實行自給自足經濟政策的機會成本，繼續采用該模式顯然是沒有前途的。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最高決策者決意放棄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發展市場經濟和外向型經濟，并為此制定和實施了對外開放戰略。“對外開放，包括對發達國家的開放，也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開放，是對世界所有國家的開放”，但其中的關鍵在于對發達國家特別是對美國、日本的開放，為此必須調整中美、中日兩大雙邊關系。這是因為，美國、日本當時是排在世界前兩位的發達經濟體和創新基地。就國內生產總值(GDP)看，1980年，美國為2．77萬億美元，日本為1．09萬億美元，分別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就專利申請量(居民與非居民之和)看，美國為104 329件，日本為191 020件，分別位列世界第二位和第一位；就總儲備(包括黃金)看，美國為1 714．2億美元，日本為389．2億美元，分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五位。所以，與美日這兩個國家關系的好壞，直接決定著中國外部市場的大小以及吸引技術、外部資金的多少。為了讓外部世界放心，鄧小平在

1982年舉行的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鄭重承諾：“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之后，歷次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均對此加以確認，并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為了貫徹這一基本國策，服務國家發展特別是經濟建設，30余年來，中國外交放棄了以意識形態畫線的原則，改變了“一條線、一大片”的布局，逐漸確立了“不結盟”的外交原則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形成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重點、多邊是舞臺”的布局，明確了“核心利益”、“重大利益”、“一般利益”的國家利益結構并進行了相應的資源配置，建立了外交政策咨詢制度和相應的組織機構。從實際效果看，這種從“革命外交”向“建設外交”的轉型總體上是成功的，外交工作“為國內保穩定、促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經濟總量從1978年到2010年翻了四番多，達到5．88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8%增加到9．3%”。

基于上述概要的研究，我們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結論：一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與其外交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其中前者起著基礎性作用；一旦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其外交也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要深入理解一國的外交行為、外交政策乃至外交戰略，預測其可能發生的變化，從分析其經濟發展方式入手是一個十分有效的路徑。

要明確此次中國外交調整的方向、目標和基本內容，必須深刻明了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可能引發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后果，否則，相關的研究就很有可能陷入空洞、臆想的窠臼。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可能引發的變化、可能產生的影響是多領域、多層次的。 (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經濟領域的影響

第一，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將顯著增強。經驗研究表明，自主創新能力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而國家競爭力的上升將有助于增強其整體實力，進而引發地區和全球格局的變化。當今世界各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存在很大差距，中國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這方面的差距依然十分明顯。而中國自主創新能力相對較低的現實也使其在技術領域需要依賴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這對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系產生了微妙影響。只有不斷增強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才能逐步降低這種依賴度，并逐漸使中國在與發達國家的互動中掌握更多主動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十二五規劃綱要》)再次強調，要“推動發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積極融入全球創新體系”。可以預見，實現這一轉變將對中國外交產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

第二，中國的國際貿易結構將趨于平衡。國際貿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之一。實證研究表明，由于產業機構、要素稟賦狀況、技術水平、外商直接投資以及貿易開放度等因素的綜合作用，自1980年以來，中國的出口貿易結構一直都在升級，只是在不同階段升級的速度有所差異而已。這一特點對中國的出口市場結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在過去十年間，中國的出口市場結構變化迅速，具體表現可以概括為“一降一升”。所謂“一降”，就是美、日、歐(盟)三大發達經濟體占中國出口的總份額從2001年的53%下降到2011年的44%。就國別和地區而言，中國對美出口從超過20%降至17．1%，對日出口從16．9%大幅下滑至7．8%，對歐出口則從15．4%小幅上升至18．7%。所謂“一升”，就是中國對新興經濟體的出口份額大幅攀升。其中，東盟占中國出口總額的比例從7%升至9%，拉美則從3．1%升至6．4%。由此可知，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貿易依賴總體上有所下降，對新興經濟體的貿易依賴則有明顯上升。《十二五規劃綱要》已明確提出如下戰略目標：“促進服務出口，擴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提高服務貿易在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基于這一戰略目標和當前世界經濟的總體走勢，可以預計，未來中國的貿易結構仍將延續上述趨勢。而中國國際貿易結構的變化有可能重塑世界貿易格局。

第三，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FDI)結構將更為合理。一國的FDI與其經濟發展方式、GDP總量以及國際收支狀況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其中國際收支差額、外匯儲備總量直接制約著該國FDI的規模，而其對投資領域和目的地的選擇則不僅限于直接經濟利益的計算，還有政治和安全戰略方面的考量。近年來，由于中國的GDP總量快速增長，國際收支一直處于順差狀態，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中國FDI的增長率和總額兩項指標均急劇上升。從投資存量看，2003年為330億美元，2011年升至4 247．8億美元。從投資覆蓋情況看，截至2011年，中國的OFDI已經輻射到全球177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存量占89%。就直接投資對象國看，最大部分集中在鄰近中國的亞洲經濟體。從投資企業的數量看，亞洲居首，歐洲次之，非洲居第三位。從所涉及行業看，雖然分布廣泛，但主導份額來自第三產業，第一、第二產業無論是存量還是流量均出現下降趨勢。《十二五規劃綱要》所確立的境外投資戰略目標將有助于推動中國的對外投資結構朝著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

(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政治和社會領域的影響

第一，涉外中央部委的涉外職能將進一步凸顯和擴大。這與中國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有著直接的關系。無論是提高利用外資的水平，還是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都需要增強中央政府的綜合統籌能力，完善跨部門的協調機制，加強宏觀指導和服務能力。而要做好這些工作，都離不開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努力。

第二，省級地方政府、大型國有企業(包括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的經濟實力、治理能力將進一步增強，對國家發展的作用將進一步增大；與此同時，它們影響國家相關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也將進一步上升。

第三，市場經濟機制的完善將使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特點更為明顯，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將進一步提高公眾的受教育水平。與此相關聯，普通公眾對政治和社會事務的關注和參與程度也將進一步提升。這將進一步增加國內治理的難度，增加決策者和行政機構的壓力。

總之，新一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是綜合性、系統性、戰略性的轉變”，它將引發多領域、多層次的變化，從而使中國對外部世界的需求、態度和行為方式與以往有明顯的不同。而這些變化和不同又會在不同層次上對中國與相關國家、地區或國際組織的關系以及中國與國際體系、國際制度的關系產生或直接或間接、或大或小的影響，從而改變中國的全球、地區特別是周邊環境，并將部分改變中國外交的基本內容、行為方式乃至外交戰略、政策和整體布局。因此，中國外交確實需要在恰當評估國內外形勢及其發展趨勢、認真總結既往經驗的基礎上做出適當調整，以便更加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四 中國外交調整的原則要求與基本內容

對于何謂“外交調整”，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迄今尚未達成共識。有些著述甚至根本就沒有對這一概念加以明確界定。本文認為，外交調整是一國對其外交的構成要素、層次、內容進行部分或者全部改變的行為總和。從構成要素上講，涉及外交理念、外交原則、外交戰略、外交政策、外交體制等；從層次上講，涉及全球、地區、雙邊等；從內容上講，涉及政治、經濟、安全等。外交調整的最高層次是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即外交戰略的重大變革，它通常意味著一國外交的改弦更張甚至是另起爐灶；在其之下則有外交轉型(diplomatic transition)、外交改革(diplomatic reform)等區間。綜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此次中國外交調整主要是政策、策略、布局以及體制層面的變動，而非外交原則、外交戰略的重大更改，其精髓應當是延續中的變革，堅守中的維新。因此，它并非外交革命，而與外交改革、外交轉型有所類似。

從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角度看，未來中國外交調整應主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明確三個不動搖。首先，堅持“戰略機遇期”這一判斷不動搖。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無疑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而要塑造這樣的環境，既取決于我們對外部環境走向的準確判斷，也取決于恰當的戰略設計。如果說之前我們關于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基于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及其引發的全球、地緣和雙邊關系的變化對中國有利的話，那么在當下和今后一個時期，這一判斷的基礎則是發達國家較長時期的經濟衰退、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性成長而可能引發的全球、地區的經濟－政治格局的新變化。這些新變化總體上對中國是有利的。所以，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并沒有因為近期出現的重大外部挑戰而喪失。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洞察力和信心。不僅如此，中國還應當著力經營好并盡可能地延長這一戰略機遇期，不為暫時性、偶發性的事件所動搖，從而為實現在更加堅實的經濟基礎之上的真正崛起爭得更多時間。

其次，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這一戰略方針不動搖。盡管國內學術界對該方針存在激烈爭論，國外學術界特別是歐美學術界對此貶多于褒，但在本文看來，如果我們真正弄清楚了這一戰略方針的內涵，特別是弄清楚“韜光養晦”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不為外部世界的鼓噪或者曲解而心煩意亂，不為詞典中的解釋所拘泥，其實是可以得出明確結論的。如果像戴秉國國務委員所強調的那樣，韜光養晦的“主要內涵是中國要保持謙虛謹慎，不當頭、不扛旗、不擴張、不稱霸，與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果像曲星教授所反復強調的那樣，我們是在“韜意識形態之光，養經濟建設之晦，為國際新秩序之為”，那么這一戰略方針就必須繼續堅持而不是予以放棄。我們必須始終明確的是，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雖然中國的綜合國力還會繼續增強，國際地位還會繼續上升，但速度肯定不會像以往那樣快，幅度也不會像以往那樣大；大而不強、無力承擔過大的國際責任，無法全面、有效地主導國際事務的進程，將是中國必須正視的客觀事實。更何況，在提升自身力量、擴展國家利益、改善國際地位、增大國際影響的過程中，中國又必然與既有的全球和地區體系、秩序以及主要行為體發生不同形式、不同性質、不同程度的摩擦乃至沖突。因此，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里所面臨的國際環境甚至有可能較以往更加嚴峻和復雜。因此，“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當然，如何基于變化著的現實，在兩者關系上進行適當微調，有所側重，也是中國外交調整的應有之義。

最后，堅持“不結盟”的外交原則不動搖。“不結盟”是當代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和顯著特點，并在實踐中取得了顯著效果。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對這一原則同樣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不少學者明確主張放棄或者改變這一原則，與有關國家結盟，聯手對付外部挑戰———特別是來自美國高調實施重返亞太戰略所構成的威脅。本文認為，無論是基于并不久遠的歷史經驗，還是基于復雜的現實考量，抑或是對未來的基本預測，放棄“不結盟”原則的主張都是不可行的；結盟的實踐則是不大可能的，更多的是一廂情愿的主觀訴求或者極度簡化的理論推演。退一步講，即使我們放棄了“不結盟”原則，某些結盟對象國也確有意向對此予以呼應，最可能出現的結果是：加深國際體系中的守成大國特別是美國的疑懼乃至敵意，惡化而不是優化中國發展的整體外部環境，從而與結盟的主旨相背離。

第二，將更多的外交資源應用于新的國際制度、國際規則的構建，從國際體系事實上的既得利益者、消極適應者真正轉變為積極建設者、主動塑造者。經濟發展的成功實踐表明，中國是現存國際體系、國際制度———特別是兩者的經濟維度———的受益者；承認兩者的合法性，并愿意接受它們的某種約束，是當代中國外交的前提和基礎。不僅如此，為了回應國際社會期待的提升，中國已經主動提供了一些國際公共產品，愿意承擔與自身實力相稱的國際責任，企盼擴大和深化同各方的“利益匯合點”，構建更多的“利益共同體”。

但也應當看到，現存的國際體系仍處于大國主導的國際制衡狀態，絕大部分國際制度、國際規則是建立在西方價值觀念基礎上的，在相當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西方國家的意志和利益，其不平等、不合理之處甚多。迄今為止，中國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確實還不多，承擔的國際責任確實還不大，通過和平方式改變現存國際制度和國際規則中的不公正、不合理之處的意愿確實還不夠堅決。這也正是中國實力上升與國家形象改善不甚匹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未來中國外交在這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隨著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深度和廣度的進一步擴展，我們應當強化主動塑造意識，投入更多外交資源，本著先易后難、先經濟后政治和安全、全球與地區并重的基本思路，以聯合國、二十國集團(G20)等全球性多邊機構為抓手，以推進聯合國改革和全球治理改革、落實自由貿易協定(FTA)等為基本內容，穩健、有序地推動國際體系的變革，推進新的國際制度、國際規則的建設，并積極融入具有自身文化特點、符合世界發展趨勢的價值觀念，使國際制度、國際規則真正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第三，適當降低對發達國家的外交投入，進一步加大對新興市場國家和周邊國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構建新的外交格局。之所以如此，既與前文所討論的中國自主創新能力增強、對外貿易與投資結構改進有關，也是世界經濟版圖因此次金融危機而發生的深刻變化所致。對于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盡管我們不能因為其暫時的經濟衰退而忽視它們的發展潛力，但也不宜像以往那樣，把過多的外交資源和注意力投放到這類國家身上，尤其要力戒“隨美(國)起舞”的外交政策設計和外交行為取向，要懂得“實者虛之”、“險者夷之”這兩句中國古老格言所蘊涵的智慧，并在戰略和政策設計上加以體現，以進一步增強中國外交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對于具有相似歷史命運和共同現實追求、在資源和市場方面又有特殊重要性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應當投入更多精力，運用更多外交資源，鞏固已有或者構建新的多樣化、有效率的合作機制，其中特別要做好如下兩點：一是積極推動金磚國家機制的特色化、成熟化，使其有別于現有的跨區域國際合作機制；二是利用自己特有的國際經濟地位，積極推動“七十七國集團”的轉型，使其作為金磚國家機制的后盾和依托。要通過與新興市場國家的真誠協作，互相幫襯，帶動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集體成長，最終改變近代以來形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格局，推進人類社會朝著更加均衡、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

對于周邊諸國，中國應繼續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繼續奉行開放性地區主義，展現最大的誠意和最大的耐心，運用最靈活的外交技巧，努力消除相關國家對中國發展和強大的疑慮和恐懼，力爭形成厚基礎、多支點、有活力、效益好的周邊外交新格局。為此，除不斷豐富雙邊合作的形式、機制和內容外，要充分利用好上海合作組織、東盟與中國(“10+1”)、東盟與中日韓(“10+3”)、東亞地區論壇等現有多邊機制，在南亞地區適時創建新的多邊機制。要有效管控各種危機，及時處置突發事件，特別是妥善處理敏感而復雜的領土爭端。要進一步發揮省級地方政府在中國整體外交中的積極作用，鼓勵和幫助它們進一步強化與相關國家特別是相鄰國家的經濟關系。要努力將中國對周邊國家的經濟輻射力有效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安全影響力，將彼此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有效轉化為在政治上、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要通過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形式，深入發掘彼此文化的一致性，充分尊重彼此價值觀念的差異，進一步增加彼此的區域認同感。 此外，對于后兩類國家，中國還要逐步容忍和習慣來自它們的批評，有效化解它們在某些議題領域可能與發達國家聯手對付中國的行為，由此進一步夯實中國外交的基礎，增加中國在處理與發達國家關系方面的回旋空間。

第四，更加積極地開展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密切相關的領域外交，不斷豐富其內涵，創新其形式。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要性、緊迫性使得中國經濟外交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適應中國對外開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資為主轉向進口和出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的新形勢，未來中國經濟外交所覆蓋的領域將越來越多，內容將更加豐富，其形式上的創新將尤為必要。比如，隨著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等理念在國際社會的流行，新能源技術廣受追捧，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而中國在該領域是有比較優勢的。因此，我們可以將其包裝成為一種外交禮品，用于具體的雙邊外交實踐。這不僅可以進一步凸顯中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方面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而且有助于深化中國與有關國家的雙邊合作。

第五，大力培養、大膽使用諳熟低位政治的新型外交官，進一步豐富外交官的來源和出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于中國外交有著多方面的特殊需要，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新型外交官。新型外交官不僅要懂得高位政治，還(更)要懂得低位政治，特別是要善于進行經濟外交。因此，外交官的經濟知識和工作經驗就顯得尤為必要。從近年來的情況看，雖然有經濟專家深度介入中國外交決策過程，有富有經濟工作經驗的官員出任中國外交部重要職位或大使，但數量并不多。因此，中國外交在這方面還有較大的改進空間。我們應當適當拓寬外交人才的來源，不斷豐富其類型，不斷增加其出口。要選拔更多具有世界眼光、掌握現代經濟理論知識、具有豐富經濟實踐經驗的人員，將其充實到各級各類涉外部門中去；與此同時，還要讓那些年富力強的高級外交官到國務院其他部委的涉外職能部門、大型國有企業(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省級地方政府擔任主要領導職務。要改變以往外交官主要在外交部和中聯部之間以及在外交系統內部流動、高級外交官的選拔主要局限于外交系統內部的局面。在這方面，美、日等國的一些成功經驗值得借鑒。

第六，進一步規范外交參與者的行為，改革和完善外交決策機制、參與機制和協調機制。由于省級地方政府、大型國有企業(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對中國外交決策的需求度和影響力進一步上升，也由于除外交部之外的國務院其他各部委、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的涉外職能進一步擴大，加之普通公眾對中國外交的關注和參與程度進一步提升，因此，中國外交所面臨的國內環境已經并將繼續發生深刻變化。面對這種變化，如何有效整合上述外交領域的重要參與者，使其更好地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的整體利益；如何進一步提升外交部門與國內公眾打交道的本領，增加外交的透明度和包容性，強化外交的社會基礎，將是未來中國外交決策體制、參與機制和協調機制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為此，應當改革和完善現有的外交決策體制、行政體制，以提高外交的統籌能力和決策效率；適當提升外交部的政治和行政地位，以增強其權威和協調能力。

五 結論

上述研究表明，一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與其外交事務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面對伴隨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而產生的經濟、政治、社會以及對外需求的深刻變化，中國外交應當繼續堅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堅持“不結盟”的外交原則，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如下調整：將更多外交資源應用于新的國際制度、國際規則的構建；適當降低對發達國家的外交投入，進一步加大對新興市場國家和周邊國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構建新的外交格局；更加積極地開展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密切相關的領域外交，不斷豐富其內涵，創新其形式；大力培養、大膽使用諳熟低位政治的新型外交官，進一步豐富外交官的來源和出口；進一步規范外交參與者的行為，改革和完善外交決策機制、參與機制和協調機制。

鑒于相關任務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中國外交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經過一個循序漸進的較長過程。在此期間，我們的決策者和研究者都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對于決策者來說，要有決心、信心、耐心和細心，特別是不能操之過急，要深知“天下之以躁急自敗”的道理。對于研究者來講，則要在明勢、識實的基礎上，深入研究中國外交亟待解決的重難點問題，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思路和行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