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民眾教育南京國民政府前期浙江

論文摘要:南京國民政府前期(1927-1937年)，國民黨為鞏固其統(tǒng)治，推行民眾教育。此時的浙扛民眾教育，在貫徹執(zhí)政黨政策的同時，自身也獲得了一定的發(fā)展，如民眾教育機構的建立、師資培訓機構的設里、識字運動的開展等。在當時時完善近代國民教育體系、改進和提升區(qū)域文化，客觀上具有一定作用。

民眾教育以全體民眾作為教育對象，是失學的兒童、青年、成人的基礎教育，也是已受基礎教育的兒童、青年、成人的繼續(xù)教育和進修。早在20世紀20年代，廣東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許崇清就將“民眾教育事業(yè)的擴張”作為教育方針之一。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蔣介石為鞏固其統(tǒng)治，大力推行民眾教育。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的(民眾學校辦法大綱》，規(guī)定16-50歲的男女失學者均應人民眾學校，并采取先勸導后強迫的辦法，在全國掀起了民眾教育熱潮。浙江省為貫徹政府的治國方針，十分重視發(fā)展以民眾教育為中心的社會教育。1927至1937年間，浙江省在民眾教育的經(jīng)費投人、機構建立、師資培訓、運動開展等方面獲得了較大發(fā)展，成為當時民眾教育發(fā)展較好的省份之一。據(jù)1932年度全國社會教育概況統(tǒng)計，浙江省民眾教育機構達13 496個，僅次于河北，居全國第二;民眾教育教職員和學生數(shù)分別為15 116人和94 401人，列于河北、山西后，居全國第三。民眾教育經(jīng)費位居全國最充裕的四省之一，浙江1930-1936年7年的民眾教育經(jīng)費，占全國總經(jīng)費的12. 29%無論是經(jīng)費數(shù)還是經(jīng)費比例都是全國最高省份之一。

一、大民眾教育機構的建立

自1930年后，浙江各地的民眾教育機構數(shù)量劇增、形式多樣，在全國位于先進行列。民眾教育機構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社會式民眾教育機構，由社會機構承辦或兼辦;二是學校式民眾教育機構，由專門學校舉辦。

當時浙江省的社會式民眾教育機構有民眾教育館、圖書館、博物館、公共體育場、公共娛樂場、民眾閱報處、通俗講演所、公園、戲劇歌詠團、電影教育巡回施教隊等。其中民眾教育館根據(jù)民眾實際生活施行補習教育，是推行民眾教育的中樞機構。民眾教育館作為實施民眾教育的主要場所，具有多種功能，如出版各種通俗民眾讀物，舉辦和指導當?shù)孛癖娊逃顒?，組織民眾教育成績展覽會，成立民眾聯(lián)絡組織等。它在浙江民眾教育的發(fā)展中居于主要地位，對浙江省社會教育的發(fā)展起了促進作用。

1929年10月，省教育廳在原有公眾運動場舊址，創(chuàng)立了省立民眾教育館，委胡承樞為館長。該館下設民眾體育場、民眾圖書館，館內有通俗圖書560種，計1200余冊，并設民眾樂園，包括民眾茶室、娛樂室、電影放映場等。1936年，又增設省立嘉興民眾教育館和省立寧波民眾教育館。在省立杭州民眾教育館成立后，省教育廳通令各地將原有圖書館、體育場、講演所合并改組為民眾教育館，1930年，省教育廳又規(guī)定每號市至少成立民眾教育館一所。1931年，全省有縣市立民眾教育館29所，以后逐年均有增加。至1935年，共有民眾教育館139所，有的縣設有多個民眾教育館，其中嘉興一縣就有7個?？h立民眾教育館不僅數(shù)量較多，內設機構也較完備，以永嘉縣民眾教育館為例，該館就民眾實際生活，施以補充教育，下設8個部:總務部、圖書館、推廣部、編輯部、演講部、科學部、游藝部、體育部?！?/p>

民眾學校是浙江省學校式民眾教育機構中最主要的辦學形式。它起源于清末簡易識字學塾和民國后的平民學校，1927年起改稱民眾學校。初因無規(guī)可循，效率很低。1929年教育部公布《民眾學校辦法大綱》后，省教育廳先后頒訂了《浙江省縣市立民眾學校暫行規(guī)程》、《浙江省縣市立中心民眾學校暫行規(guī)程》、《浙江省獎勵各縣市優(yōu)良民眾學校暫行辦法》等一系列規(guī)程辦法，作為全省興辦民眾學校的依據(jù)。1932年，又頒布《浙江省二十一年度各縣市辦理民眾學校教育最低標準》，促成民眾學校在全省的興辦。兩年后又頒發(fā)《浙江省設立民眾學校補充辦法》及《修正浙江省獎勵各縣市優(yōu)良民眾學校暫行辦法)。民眾學校在這一系列法規(guī)措施的激勵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1928年至1935年，全省民眾學校從311所增加到2 834所，學生數(shù)從11 532人增加到117 138人，學校經(jīng)費從30 7%元增加到133 927元。

民眾學校是普及成年補習教育的重要設施，多采用半日學校、夜校等形式，實施以三民主義千字課、平民千字課、民眾學校課本等為教材的識字教育、公民訓練。以錢江義渡辦事處附設勞工夜校為例，該校于1933年3月舉辦第一期識字訓練班，學員34人，多為錢江義渡的船工，最小的19歲，最大的39歲。課程有識字、算術、常識、娛樂4科，采取夜間授課形式，每周授課12小時。Ls}浙江省一直把推廣民眾學校作為擴充社會教育的中心事業(yè)。民眾學校的設立，對掃除文盲、傳播近代文明、改造社會風氣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二、師資培訓機構的建立

因大量社會教育機構不斷成立，而社會教育無規(guī)可循，施教形式也多種多樣，辦理人員須受專門訓練方能勝任。1930年9月，省教育廳在杭州創(chuàng)立省立民眾教育實驗學校，以培養(yǎng)社會教育專業(yè)人才。該校設社會教育行政專修科和師范科，專修科招收高中畢業(yè)生，學制一年，師范科招收初中畢業(yè)生，學制三年。學校課程分必修和選修兩種，必修科目又分為基本訓練科和專業(yè)訓練科?；居柧毧朴泄?、國文、軍訓、倫理學、體育、生物、理化大意、歷史、地理、工藝、圖畫、音樂、社會組織及社會問題、心理學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概論等課程。專業(yè)訓練科有民教概論、民教實施法、社教行政、民教實際問題、民教實習、教材研究及教學法、鄉(xiāng)村建設、農藝及實習等。省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在凌家橋和留下設有實驗區(qū)，開辦實驗民眾教育館、實驗民眾館和實驗農場，供學生實習。該校自開辦至1937年省會淪陷，共舉辦專修科1屆，畢業(yè)生50人;師范科5屆，畢業(yè)生163人;還開辦兩月一期的師資練班，畢業(yè)百余人。這些畢業(yè)生大都服務于本省教育界，以在各縣民眾教育館工作為最多，其次在中心民校工作，也有在縣教育局、中學、小學及書局等處工作。他們擔任民眾教育館館長、主任、指導員，或是中心民校校長、小學校長等，成為浙江省社會教育師資的中堅力量，對全省社會教育的舉辦作出了貢獻。該校與國立浙江大學合設的現(xiàn)代文化講座亦對浙江省的文化啟蒙具有一定作用。

為進一步提高社會教育工作人員的業(yè)務水平，1934年3月，省教育廳編印了《浙江省民眾教育輔導半月刊》。1935年夏，省教育廳舉辦各縣市民眾教育館館長、中心民校校長暑期集訓，受訓300余人。翌年，省教育廳舉辦全省社會教育社會教育進修通訊研究部，以進一步增進社會教育機關服務人員的學力和水平。以上措施為浙江民眾教育的興辦奠定了人員基礎。

三、識字教育運動的開展

在浙江省開展的多項民眾教育運動(如電化教育、通俗講演等)中，識字教育投入最多，功效也較大。1929年2月，教育部令全國在最短時間內舉行大規(guī)模識字運動宣傳，以喚起民眾對識字的興趣。6月，浙江識字運動委員會成立，其工作分為編印宣傳刊物、材料與舉行宣傳周。1929年至1932年，全省上下共舉行四次大型識字運動宣傳周活動。宣傳周的標語確有激動人心之處，如“臨海有一個人不識字，是全臨海民眾的恥辱”，“婦女不識字，不能教兒女”等。1930年后，全省各地先后興辦民眾識字教育，如杭州于是年頒布《杭州市實施成年補習教育初步計劃》，期于6年內完成識字訓練和公民訓練，使不識字民眾均能識字、讀書、看報、算;1936年又公布《杭州市二十五年度實施失學民眾補習教育計劃》，規(guī)定凡受第一次壯丁訓練的民眾，其文化程度不及民眾識字班畢業(yè)標準的，均須接受識字教育。這些計劃雖好，但實施起來有較大困難，大多未能貫徹。盡管如此，政府的掃盲決心可見一斑，識字之觀念也隨之初人人心。

識字教育主要由民眾學校實施，主要對象是成年失學民眾，識字教材選用《民眾讀本》、《識字課本》、《民眾千字課本》等。各地都擬訂了關于成年補習教育計劃，勸導或強迫成年民眾人學。此外，還采用小先生施教團、民眾識字牌、民眾閱報處、民眾問字處及代筆處等多種形式實施識字教育。這些機構團體設置簡便易行，貼近民眾生活，受到民眾歡迎，在各地遍地開花。至1932年，全省民眾閱報處達2 853個，居全國第二;民眾問字處及代筆處達7 576個，列全國第。 四、民眾教育與初等教育的結合

在浙江省民眾教育推進的過程中，呈現(xiàn)出民眾教育與初等教育互相結合、同時推進之趨勢。1930年，省教育廳制定了《浙江省中小學校兼辦民眾教育暫行辦法》，對學校兼辦民眾教育的事項作了規(guī)定，要求中小學將圖書館、運動場、禮堂、校園等酌量開放，中等學校應組織民眾教育委員會負責指導民眾教育事宜，并酌設選修課程或舉行課外講演，以增加學生對民眾教育的知識。1935年后，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結合更為密切。許多民校為小學所附設，許多短期小學、簡易小學與民眾夜校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所開展的教育運動如識字教育本身也涵蓋了兩種教育。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一些縣區(qū)也把兩種教育兼而行之。如永嘉縣于1935年8月制定《永嘉縣中心民眾學校及短期小學試行強迫人學辦法》，把中心民眾學校所在地(即短期義務教育試驗區(qū))四周3里以內的地方，定為強迫人學區(qū)，把9歲到40歲的失學民眾列為強迫人學對象，采取公安機關和鄉(xiāng)鎮(zhèn)長、保甲長協(xié)助推進等措施實行強迫人學。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的緊密結合進一步強化了教育的社會功能，改善了普通教育與成人教育相分離的局面，有益于完整的現(xiàn)代國民教育體系的建立和發(fā)展，從而推進社會的現(xiàn)代化進程。

五、民眾教育與區(qū)域文化建設

1930年7月，省教育廳明確提出教育局長任務為計劃、為行政、為指導、為改進社會。一個優(yōu)良的教育局長，一方面是一個指導員，是教師的教師;另一方面是行政人員，是教育內的行政領袖;一方面是計劃人員，對全縣教育負計劃和組織的責任;另一方面是社會的領袖，對于社會事業(yè)，負改進的責任。這社會的領袖作用則須通過舉辦有效的民眾教育來實現(xiàn)。此外，民眾教育的館場建設也為保存與發(fā)揚地域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1929年西湖博覽會閉幕后，省府為保存展覽品永留紀念，于次年籌設浙江省西湖博物館。1930年，全國運動會在杭州舉行，省體育場也于運動會后正式成立。這些大型的館場建設和眾多的地方民眾教育館場的成立豐富了省域文化生活，發(fā)展了省域文化特色，對地方文化的影響不可低估。

六、民眾教育的經(jīng)驗與教訓

綜上所述，1927年至1937年浙江省民眾教育的推行，在當時對強國自救，提高國民文化素質，完善近代國民教育體系，改進和提升區(qū)域文化客觀上具有一定的作用。由于民眾教育的教育內涵、目標、體系與今天的終身教育有極大的相似性，某種程度上說，我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民眾教育是早期終身教育思想的實踐。在浙江省具體的實施過程中，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jīng)驗，對當今終身教育和學習化社會的構建無疑具有啟發(fā)意義。第一，機構多樣、手段靈活，切合普通民眾的需要。當時的民眾教育機構，種類繁多，有民眾教育館、民眾學校、職業(yè)學校、盲啞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公共體育場、公共娛樂場、民眾閱報處、通俗講演所、公園、戲劇歌詠團、電影教育巡回施教隊等多種形式，任何一種社會文化機構和學校教育機構都可作為實施民眾教育的機關。與之相適應的民眾教育手段也非常多，既可利用語言、文字、圖畫等，還可借助電影、無線電、幻燈等電化技術，凡是有助于教育實施的民眾喜聞樂見的手段都可利用。這樣做既可利用已有機構場所，節(jié)約人力和經(jīng)費，又可適合民眾的口味和需要，充分調動民眾學習的積極性，使民眾教育像空氣一樣，滲人每一個普通民眾的生活，成為民眾生活的必需品。第二，注重師資培養(yǎng)。民眾教育是新興事業(yè)，需要大量的專業(yè)人才，但它與正規(guī)的學校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的師范教育無法滿足其師資的需要，省立民眾教育實驗學校的創(chuàng)立，較好地解決了社會教育專業(yè)人才的培養(yǎng)間題。該校設置了大量民眾教育的實踐課程，開設實驗區(qū)、實驗民眾教育館和實驗農場，供學生實習，培養(yǎng)了大批富有實踐能力的民眾教育專業(yè)人員，對浙江省民眾教育的推進起到了重要作用。當今的終身教育，從概念提出到實施推廣，需要大批的實踐人才。而目前的成人教育體系和學校教育體系無法提供成熟的師資，成為終身教育推進的瓶頸。倘若能借鑒民眾教育的經(jīng)驗，舉辦專門的學校進行師資培訓，對終身教育的推進將大有裨益。第三，整合各種社會資源，改造現(xiàn)有學校教育制度，建立較為完整的民眾教育體系。在浙江省民眾教育推進的過程中，正規(guī)學校教育和社會文化機構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浙江省的民眾教育是在整合各種區(qū)域社會資源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這種整體性的發(fā)展模式對當今的學習化社會的構建是富有借鑒意義的。終身教育和學習化社會的建立不僅在于提高國民文化知識水平，更重要的是引領國民主動介人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的變更，使其對社會變革具有更多的適應性。因此，在建構終身教育和學習化社會時，必須滲人民眾生活的每一個毛孔，每一個細節(jié)，整合、發(fā)揮所有的社會資源，改造現(xiàn)有的教育制度，建立和完善整體性的繼續(xù)教育體系，使普通民眾(尤其是農民)真正受惠于終身教育，籍此適應以城市文明為核心的現(xiàn)代化的社會轉型。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全面而客觀地看待這段教育發(fā)展歷史。盡管從統(tǒng)計資料可見當時浙江省的社會教育機構與教育范圍得以擴大，教育形式多樣，相應的法規(guī)、制度已逐漸具備，但實際上，這些計劃、法規(guī)、章程大多無法真正落實，僅是一紙空文，許多運動是政府極力提倡，鄉(xiāng)間疏于執(zhí)行，轟轟烈烈走過場。如識字教育的實效并不如人意，以杭州為例:從1931年至1948年，杭州市區(qū)不識字人數(shù)下降率平均每年不到0. 1%個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接受了西式新教育的國民政府官員們，對中國鄉(xiāng)村的了解遠未及對西方社會制度的膜拜，在學習西方教育制度時，忽略了本國實際接受能力，在很多時候，他們只是在文件上建立了一套制度。盡管浙江省各級教育機關為推行這套制度作出了極大的努力，在具體做法上盡量使之切實可行，但是，國力的衰微、鄉(xiāng)村的貧困、政局的動蕩，使教育救國者們難以迅速實效地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以改造社會為目的的民眾教育最終流于形式。因此，今天的教育者們，不能一廂情愿、紙上談兵，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深人到民眾的生活中去，深人到民眾的精神中去，才能建立起民眾需要的終身教育體系和學習化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