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傳播是一個復雜的傳播過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因素依然是傳者、渠道、受眾，這三部分，即 此模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關系 1、政府與大眾媒介的關系 由于政府傳播主體政府的強勢地位，大眾媒介通常情況下的“傳者”地位和“把關人”作用，開始前移，最終與政府合二為一，大眾媒介成為“傳聲筒”和“擴音器”，政府則即是傳者，又是把關人，所以政府在進行傳播則具備了最伏越的傳播條件。 但是具備了最伏越的傳播條件，并不一定能達到最優秀的傳播效果。而且，一旦政府傳播在活動中操作上出現失誤，其對政府形象的損傷在范圍的廣度和深度都是極大的。 非典時期，衛生部有關部門在初期不向公眾通報病情，不向國際社會通報疫情，在國際、國內都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后來開始正視這個問題，采取有效措施，并建立了快速的疫情通報體制，獲得國內外的好評，維護了中國政府的形象。 所以政府傳播中，作為主體的政府要適時發言。當出現一些突發事件、重大性事件，與受眾利益切身相關或受眾極為關注，政府應及時出面，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事件的全過程。只有如此，小道消息、謠言才能止住。相反，如果一味 遮遮掩掩，小道消息和謠言就會流傳，填補因政府發言缺位而出現的信息真空，造成社會恐慌和騷亂，給政府扭轉危機、穩定局勢帶來阻力。 同時要適當發言。為適當發言，傳播行為必須有所策劃。策劃涉及政府傳播的所有形式，包括一般性的信息傳播、新聞發布及記者招待會；涉及新聞傳播的具體細節，包括時間、地點、形式、內容、發布的范圍、頻率以及媒體的選擇。同時要對現場可能出現的敏感性問題進行預測性分析，并準備應對預案。 同時要適合發言。要講究傳播技巧，研究受眾的心理感受，那種“槍彈論”的觀點早已過時，不要在用過去那種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進行發言，否則只會引起反感，事倍功半，要努力尋求共同的訴求點，才能收到良好的傳播效果。 但是大眾媒介并非無所作為。當前我國大眾媒介依然存在著新聞報道模式僵化，通篇空話、套話，只報“喜”不報“憂”，在引導輿論上還存在不注意公眾的期待心理等諸多問題。大眾媒介在報道理念上應更趨于公平、公正的原則。 2、政府與各級政府的關系 政府與各級政府的關系，在各國都是普遍關注的問題，在中國尤為如此，而且關系更為復雜。 在中國，政府與地方各級政府是典型的科層性配置?！靶姓嗔χ饕前凑湛茖踊闹黧w機構進行分配形成等級權力，以解決集權與分權、管理層與管理幅度的問題。”⑤也是按照行政組織科層化主體結構進行的。 這種科層制的權利配置，決定了中央政府與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關系屬于層級遞推傳播模式?？v向上看，信息傳播是按照政府機構層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進行的，即上行傳播和下行傳播。這種傳播是有組織保證的，雙向流動都是按程序進行的，屬于體制性的渠道。如各級政府機構每年向上遞交年終總結，向下發布年度工作計劃和工作要求，與行政管理中的層級管理不同的是這種傳播可以越級進行，如中央領導可以去某市視察，這就是一種跨級視察。 但現實是下行傳播渠道多于上行傳播渠道，而且在傳導過程中，權利的磨損和偏離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信息的放大或縮小乃至失真都是存在的。 而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還是存在于行政系統內。干擾信息的正常傳播的干擾源主要是：（1）信息源的權威性；（2）行政人員的素質；（3）機構的層次中央政府對各級地方政府要保持高度的權威，只有這樣下級才能自覺服從，把信息的磨損和偏離減少到最低程度?，F實中的陽奉陰違，就是典型的置中央權威于不顧，自然會影響到信息的傳播。 行政機構的層次越多，信息傳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信息一級一級往下傳播時，每一級對信息的理解都會有偏差，而這種偏差越放越大，就會嚴重影響信息的傳播。 所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進行信息傳播時，上下級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同時應適當推行行政體制改革，合并或減少一些不符合現在情況的級別設置。 3、信息反饋關系 在政府傳播中，政府通過系統內的渠道和系統外的渠道向受眾傳播大量信息。但是受眾也并不是毫無選擇地盲目接受任何信息內容。他們在接觸信息方面具有明顯的選擇性，具體表現為選擇性注意、選擇性理解和選擇性記憶。雖然說政府傳播的信息帶有強制性，無論同意與否，都必須無條件接受并執行。政府傳播信息的強制性往往造成一種假象，即信息暢通無阻。事實上，由于受眾個體在思維、態度、認知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信息的傳播效果是有較大差異的，而忽視甚至漠視這種差異會造成“反信息”的聚集。 所謂反信息，廣義上講是指一切對信息的懷疑、排斥、否定的信息的總和。狹義上講是指對抗性信息，如小道消息、謠言等。反信息的存在如果得不到及時的疏導、釋放，進而會對傳者產生懷疑、不信任，從而使政府的正常傳播發生斷裂，威脅到政府的正常管理。 及時和完善的信息反饋渠道就顯得十分重要。當前政府傳播中，信息反饋渠道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系統內的渠道，即行政渠道；一部分是系統外的渠道，即媒介渠道。 行政渠道的主要反饋渠道是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此外還有舉報、政府信訪。“某某”熱線電話以及現場辦公制度等等。但實際一年一次的兩會影響了信息反饋的連續性和及時性，而信訪、電話這種反饋方式又過于細微。媒介渠道由于媒介自身在政府傳播中已與政府合二為一，在實際反饋中，自主性太小。

當前主要存在著三個問題

⑴反饋方式單調 受眾在主動反饋信息的時候，選擇什么樣的渠道應具有很大的自主性。這條渠道不通，可以換另一條渠道。但事實上受眾反饋的渠道是很少的。比如雖然當前中國最有權威的民意代表機構是人民代表大會，但受時間和人大代表素質的影響，也并不能充分反應受眾的意見。 其實這里面存在一個對等性的問題。這也是政府傳播的特點之一，傳者是一個組織，而受眾具體到一個個的人。受眾接收信息是四面八方的渠道，而反饋信息是則是屈指可數的幾個途徑。這是不對等的，雖然這有利于政府營造輿論，但不利于聽到真實的民眾的意見。 ⑵反饋時效滯后 傳播理論告訴我們：傳播渠道越長，噪音越多，不確定的因素也越多，信息通過的層次越多，它到達最終接受者的時間也越長，這樣信息經過層層篩選過濾，出現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受眾反饋信息的時候，由于我國等級森嚴的科層制配置，政府部門普遍存在著行動遲緩、辦事拖沓、信息傳遞速度緩慢甚至停滯不前，信息渠道中的噪音過多干擾使得信息失真，使信息傳遞質量下降，從而影響各級政府的正常穩定運行。 非典時期，個別地方政府就瞞報病情，直接干擾了信息的反饋，嚴重影響了國家總體措施的布置。 ⑶反饋經常“一窩蜂” 由于現實中傳播渠道是有限的，而受眾反饋信息量巨大，所以經常出現反饋信息“一窩蜂”的現象。而信息的超載，會造成渠道的擁擠和堵塞，阻礙了有用信息的傳播，傳播速度也會相應降低。 目前我國的公眾信息反饋渠道存在著體制的障礙，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我國公眾信息反饋得制度性渠道，也是政府傳播中公眾信息反饋的主渠道。每年春季“兩會”開會期間，公眾信息反饋渠道十分擁擠。而且這種“一窩蜂”現象不僅集中在時間上，還集中在反映的問題上。這就造成了信息反饋資源的巨大浪費。 當然上述問題，是社會結構分化以后，利益結構、社會流動結構多樣化，而固有的行政結構尚未完全適應而出現的一些暫時性問題。隨著我國行政政策的推進，這些問題都會逐漸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