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一直是中國市場秩序的管理者，但從現代社會的一般特征來看，這在效率上并不具有優勢。比如中國政府對于假冒偽劣產品的打擊，一直不遺余力，耗費巨大的成本，但是效果并不彰顯。而溫州商會在這方面證實了，它可以是一個優秀的政府部分管理職能替代者。

在轉軌過程中的中國，政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依然控制社會資源的大部，相對處于弱勢的企業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維護自身的權益是一個重大問題。集中資源與集體談判是一條現實的選擇，這正是溫州商會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溫州商會深得人心的關鍵所在。

但作為新的市場管理參與者，溫州商會與政府的管理職能的界定與協調變得敏感。只要商會與政府的管理職能的界定沒有法律化、制度化，沖突就在所難免。但是一些潛規則正在慢慢形成，而這又完全靠的是政府與溫州商會之間的一種默契。這是獨具中國特色的現象。

遍及全國各地的溫州商會發展迅猛，這個自主、自治，日益龐大的民間組織影響力越來越大，這是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第三方力量開始嶄露頭角。

新生力量的復活

2004年7月19日下午四時，廣州東方賓館門口熱鬧非凡，一片喜慶氣氛。

酒店前已經停滿了各種豪華汽車，但是車子還是源源不斷地開來，負責接待的酒店服務生忙碌著開車門，做著“請”的動作。各種彩旗和碩大的氣球在微風中蕩來蕩去，伴著樂隊歡快的樂曲，熙熙攘攘的人群絡繹不絕。

這里正在舉行一場盛大的活動——第三屆全國溫州商會年會。

“真是大手筆！”一位前來參加會議的人嘖嘖稱奇。

“你不知道吧，據說這些錢全部是廣州溫州商會籌措的，好幾百萬呢！”

“這是‘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

“我們那里的市長要來參加都被這邊拒絕了！”

據了解，這次商會年會上，廣東、浙江兩省的主要領導，廣州市和溫州市政府領導，全國各地駐穗辦事處領導都來捧場。

作為一個民間組織的年會有如此的規模，在中國恐怕還是前所未有。

此次年會主要圍繞“相互交流、共同合作、務實創新”的主題展開活動，期間進行了溫州招商項目推薦會、年會會長座談會、廣州財富投資項目推薦等。加強異地商會之間的聯系，同時政府借此加大招商力度，成為年會的主要目的。

據了解，目前溫州市的異地商會已經達到93個，另外還有9個城市正在籌建之中。在溫州本地，到2004年上半年為止，溫州共有市本級行業商會（協會）114家，占溫州市社團總數的1/3。

此次第三屆廣州全國溫州商會年會有近百家商會參與，而1998年第一屆溫州商會昆明年會參與的溫州商會有30多家，2002年第二屆哈爾濱年會有50多家參與。

據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社團管理處處長王文介紹，目前全國登記的社團有14萬多，其中行業協會占到四分之一左右，而且近幾年新批的社團，基本上都是行業協會。但是這些協會大部分屬于政府管理體系，被稱為“二政府”，并不是真正的行業協會。

遍及全國各地的溫州商會發展迅猛，這個自主、自治，日益龐大的民間組織影響力越來越大，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事件。因為這是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第三方力量開始嶄露頭角。

1988：復活

清朝光緒32年——1906年是一個動蕩頹敗的年代，而在溫州一種新鮮的力量開始滋生。

光緒2年（1876年），根據《中英煙臺條約》，溫州辟為對外通商口岸，大量洋貨進入溫州市場，沖擊著溫州的小商品生產和自然經濟，為了自保，一些行會開始出現，稱為同業公會。

根據戊戌變法以后商部奏定的商會章程，為了“保衛商業，開通商情”，清光緒32年溫州府商會成立，它的發起者是醬園、典當、錢莊、藥業、木業、布業等六個同業公會。

溫州商會的百年歷史就此開始。

曾專門對溫州商會進行系統梳理的溫州市工商聯調研處處長趙文冕向《經濟》雜志提供了如下數據：自溫州府商會成立后，舊同業公會最鼎盛的時期數量達到103個，溫州在建國前夕尚有98個同業公會。

溫州商會一直是民間組織，但到了近代，溫州商會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礎——民間社會。

1930年國民黨政府開始控制溫州商會，安排親信擔當會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工商聯取代了商會，商會的性質、功能發生了完全的轉變。隨著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特別是1958年“反右”以后，同業公會完全停止了活動。

1988年，溫州商會的一個歷史性時刻。10月15日這一天，溫州市三資企業聯誼會宣布成立，11月28日溫州市食品工商同業公會和百貨針紡同業公會宣布成立，這三個行業商會都是企業自發組建的。

沉寂近40年后，溫州商會再次復活，并且爆發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溫州商會的再次復活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溫州在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區域之一，但也是最無序的地區之一，假冒偽劣質產品充斥市場。

如溫州的劣質皮鞋“享譽全國”，甚至在俄羅斯等國際市場上也惡名遠揚，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門火燒溫州劣質皮鞋。

眼看溫州的鞋業就要毀于一旦，為了維護市場秩序，自發性的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成立。“當時確實沒有辦法了，幾十塊，甚至幾塊錢的皮鞋怎么不會一穿就破？如果我們協會、商會不帶頭這樣做，恐怕溫州鞋業這塊牌子從此就砸了！”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的理事長陳錫強說。

溫州的另一個重要行業——服裝業也是如此。

1994年前后的溫州服裝已經進入到惡性競爭的階段——七、八十塊錢的西服滿街都是，各種牌子都有，很多衣服品質低劣，一扯就破。

奧奔妮服飾公司董事長鄭晨愛說，在那個階段，雖然有的企業也在努力，但是人們不相信你溫州也會生產好衣服，整個行業的形象更差，沒有一個能夠叫得出去的品牌，“連上海的大商場都進不了”。

“這是大河和小河的關系，為了拯救溫州服裝行業，服裝商會必須成立！”鄭晨愛說。

1994年2月在溫州服裝界德高望重的老會長劉松福的召集下，在一棟灰磚木地，樓梯咯咯作響的2層小樓里，10多位服裝企業老板商討服裝商會成立的相關事宜。

“你知道我們以前是什么樣子嗎？以前我們是害怕說自己是溫州人，別人都怕和溫州人打交道。可是現在我們說自己是溫州人、是溫州商會的人，從商人到政府官員都會多看幾眼。”包頭溫州商會秘書長陳金樓感慨地說。

政府管理的替代者

政府一直是中國市場秩序的管理者，但從現代市場經濟來看，這并不具有成本上效率優勢。比如中國政府對于假冒偽劣產品的打擊，一直不遺余力，耗費巨大的人財力成本，但是效果并不彰顯。

2001年11月12日，溫州五金商會的鎖具維權委員會成立。隨之，發起舉行“獨立開發創新，決不模仿他人”大型簽字儀式，制定了《鎖具維權條例(公約)》，規定每月10日為維權日。國家專利局認為這是“對專利法的有益補充”。

五金商會主要對新產品的“外觀設計”、“結構設計”及“包裝設計”進行維權認定。企業研制的新產品，經商會維權委員會登記、調查、測試合格后，由專家鑒定委員會審定通過，確定維權期限，并在報刊上進行公示、通告，發給維權證書。

據了解，維權幾年以來，商會共維權280多起，但是僅發生侵權行為12件，而且通過維權委員會調解，侵權單位都是主動銷毀模具。

讓人驚奇的是，一些商會主動邀請質監部門直接上門來年檢，溫州的眼鏡、皮革化工等商會，甚至與質監部門或相關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合作，分別建立各自的質量檢測中心站。這在一些政府性行業協會看來都是躲都躲不及的事情。

湖北省服裝協會秘書長畢焰說，目前他們還沒有在維權、自律等方面開展工作，而政府現在還沒有一個整體規劃。

“溫州商會的維權是一種自發性的行為，根本不像其他地方，由政府出面進行維權。”溫州市煙具行業協會秘書長邵穎說。

事實上，在溫州許多事情政府出面，即使花費更大的成本，也是很難有效果。

溫州打火機市場曾經自相殘殺，劣質打火機四處泛濫，據溫州市政協主席，前常務副市長蔣云峰說，“別人的打火機鎢絲粗細度是11.5，我們的就是8，有的做到5甚至4，一燒就斷”。

針對此，當時的煙具行業協會要求，如果你要進入打火機市場必須要通過協會組織的檢測中心，但后來還是有人暗地生產，沒辦法大家就將所有事情拿到桌面上來說。當時有人提出來，表面應付公約而暗地里依然在生產劣質打火機的怎么辦呢？

一著急，大家就發了詛咒：“誰用4或者5的鎢絲就是狗養的，不是人生的。”

“顯然，這些不是政府強制能夠起作用的，溫州人天生愛面子，這樣的詛咒竟然起到了效果！你根本不會在其他地方的政府性行業協會中看到這樣的處理問題方式，而且會取得效果！”溫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洪振寧笑道。

1994年8月，17號臺風襲擊溫州，溫州靈昆島上得伊莉莎、金發、夏夢等服裝企業受到重創，得到消息后，溫州服裝商會會長陳敏立即決定前去靈昆島慰問。“當時沒有橋，先坐輪渡，再坐島上的惟一交通工具農運拖拉機。”

溫州服裝商會秘書長汪加福說，曾經服裝商會的一家企業因為鄰居失火殃及自己，商會緊急召開會長大會，現場就捐了5.8萬元，沒有一家企業不慷慨解囊的，企業三個月后就恢復生產。

以前這些都是政府統一組織的，一些救助活動也要組織好長時間，但是商會卻在最短時間幫助了企業。

集體力量

溫州商會最值得關注的方面是，在許多地方，政府對它的承認程度令人驚奇。作為一種獨立的力量協調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溫州商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據包頭溫州商會秘書長陳金樓說， 2003年11月18日，河南省安陽市溫州商會成立。安陽市委破例把成立儀式放在市府大樓前，而且特批500多條慶祝成立的橫幅懸掛在安陽各主要街道，這在安陽歷史上是沒有的。當時工商局就不滿意了，準備發難，可是當聽說是溫州商會，而且除市長因公外，其他市委領導全到場，市委書記還親自揭匾，就只好作罷。當地電視臺在播報新聞的時候，將商會成立放在頭條，而將政協會議召開放在后面。

“現在只要是各地溫州商會成立，當地政府要員都是拼命歡迎，大開各方面的綠燈！” 陳金樓說。

1997年四川省溫州商會成立的時候，時任四川省省長的宋寶瑞大力支持。

全國首家民間異地商會——昆明溫州總商會成立準備期雖然歷經波折，費勁口舌，但是會長張國光告訴《經濟》說，成立的時候政府官員還是悉數前來捧場。

武漢溫州商會會長周冠成在武漢同樣是政界的紅人。

周冠成告訴《經濟》說，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曾要求湖北省邀請國內國外五個人來談如何發展武漢市的民營企業。其中每個人的發言時間僅為8分鐘，但是在談的時候，周冠成一個人就給了40分鐘。

更讓周受寵若驚的是武漢市市長李憲生上任后13天，就找到周冠成商討武漢企業的發展問題。

現在周冠成參加湖北省、武漢市的各種會議。“有時候太忙了，今天還在溫州，明天武漢開會，還必須趕回去！”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岳清告訴《經濟》雜志記者說，他們全力支持內蒙古溫州商會，“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解決！”

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鄧國勝將此歸結為地方政府對自己利益的考慮——溫州商會帶給他們的是稅收、就業等各個方面的好處，從交易角度考慮，自然會多加照顧。

據溫州市協作辦主任蔡永進提供的數據：目前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累積投資達到1760億元，創辦工業企業1.88萬家，全年實現工業總產值1600億元。

有政府的熱捧，溫州商會在各地辦事如魚得水。

包頭溫州商會秘書長陳金樓說，只要有事情需要市委領導解決，商會都會出一個和政府文件一樣的商會文件——包頭溫州商會文件，格式即是內（蒙古）包（頭）溫字某某號，然后請領導簽字就可以，“領導很爽快的！”

在轉軌過程中的中國，政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依然占據社會資源的大部，相對于處于弱勢的企業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維護自身的權益是企業的一個重大問題。集中資源與集體談判是一條現實的選擇，這正是溫州商會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溫州商會深得人心的關鍵所在。

包頭溫州商會會長常務副會長何經鵬至今仍難以忘卻自己在包頭的經商經歷。

何有一家編織廠，規模一直不大，1994年以后一家媒體對何的工廠做了點宣傳。沒想到第二天何經鵬就傻眼了。工商稅務全部上門來查賬，原因是既然你何老板這么有錢，就應該來查查，“一年六次啊！雖然我們是守法經營，但也經不住這樣的折騰！”

后來何經鵬加入了包頭溫州商會，他的煩惱終于有了了斷。“開始的時候，還沒有感到有多大作用，后來經過商會協調，作用還真大！”何經鵬目前已經成為政協包頭市東河區委員會常務委員。

“你知道嗎，我現在和以前查我賬的那些工商稅務的局長坐在一起，很好協調，根本不像以前。我也有了政治地位。”何經鵬抑制不住激動地說。

本土化與國際化接軌

一個關于溫州商會的傳言說：很多人在見到溫州市領導和商會會長的時候，首先會和會長握手，而不是市領導。

“民間畢竟就是民間，市長就是市長。中國這種情況下，絕對不會出現。”溫州市總商會副會長吳祖聯笑著說，不過商會到國外的時候，可就不一樣了，通常老外和會長握手而不是和政府官員握手。

溫州商會在國際市場上發揮的作用與影響有時是不可替代的，其中經典之作是反擊歐盟對溫州打火機的反傾銷行動。

2002年6月28日，歐盟決定對中國出口歐盟的打火機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當溫州市煙具行業協會會長周大虎聽到這個消息時，一下子就傻了眼，“反傾銷”案件，政府不能介入，而且不能在一些相關場合出面，而周大虎他們從未經歷過此事，對“反傾銷”一無所知。

2004年7月14日，當時間已經過去兩年后，周大虎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依然感慨萬千。

“大家坐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想打，又覺得自己太小，財力也不夠。就這樣傻傻地呆了七八天，后來有關專家就說你們怎么還不準備，應訴是有時間期限的，也就十幾天了。”

“大家這樣一聽，更炸了鍋。但是‘不打白不打，不打白挨打’。商量后，大家覺得還是只有協會出面，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協會是民間組織，不是政府部門，而且可以集結力量。”

但在請專家、律師以及啟動資金籌錢捐款的時候，20多人在會議室里面僵持住了，誰也不肯第一個掏腰包。“有人給我說，大虎，你不要在最前面捐款，你如果出多了，你讓我們后面的怎么辦。”

“沒辦法。看來還是要我會長帶這個頭，于是我捐了10萬！”

后來這次捐款有近百萬——也成了第一批打官司的啟動資金。開始參與的有20多家打火機企業，最后定下為16家。經招標，協會選擇了最貴的一個國外律師。

2003年7月25日，溫州打火機應對歐盟反傾銷一案自動終結，溫州市煙具行業協會為代表的打火機企業勝訴。

“當時我們只知道勝訴的感覺真好，后來才通過媒體知道是中國加入WTO后應對歐盟反傾銷訴訟的首次勝利，也是我國地方民間行業協會組織中小企業小產品反傾銷勝訴的第一案！”周大虎說。

還有一個讓溫州打火機企業意想不到的收獲是，因為協會出面組織溫州打火機企業帶來的勝訴，現在不管到哪個地方、部門，十個人有九個人知道溫州打火機。“這是我們協會、行業花幾千萬廣告都得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