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中、西、日文化互動過程中，有一批漢字術語經歷了從中國古典詞—傳輸日本—日本借以對譯西洋概念，使其內涵發生近代轉換—轉換后的該漢字術語又傳輸回中國。此種“僑詞來歸”，正是中日文化面對西方文化東漸而發生互動的一種表現形態。本文以“衛生”、“物理”、“小說”為例，闡述此一論題。

[關鍵詞] 僑詞；衛生；物理；小說

對譯西洋術語的近代漢字新語，多在“中-西-日”三邊互動過程中生成，有的經歷了長達一二個世紀，甚至三四個世紀的游徙、變遷，方得以定型。因此，這些新語的源頭及發展脈絡，往往在漫長的時空轉換中變得模糊不清，以致若干有影響的論著及外來語辭典，也將某些新語的來源張冠李戴，尤其是常將本為在中國創制的新語。當做“日源詞”。之所以發生此類問題。原因之一是。有些中國典籍(如明末工藝集成之作《天工開物》、造園集成之作《園冶》)在中國失傳，卻在日本流行，近代方逆輸入中國，其中的詞匯便被國人當做“日源詞”。據有關論文考辨，一直被園林界視作日本進口的關鍵詞“造園”，其實是“中源詞”，明末鄭元勛為計成的《園冶》撰題詞，已用“造園”一詞，該題詞曰：“古人百藝。皆傳之于書，獨無傳造園者何”。園林學家陳植20世紀20年代留學日本，得見清代以來失傳近300年的《園冶》，他后來在《造園學概論?自序》(中國建筑出版社1988年版)中說：

造園之名，……不諳其源者．當亦以為我為日本用語之販者耳！抑知日人亦由我典籍中援用邪？斯典籍為何？乃明季崇禎時計成氏所著之《園冶》是也。

這種誤將失傳的中源詞當做日源詞的情形，有一定代表性。

原因之二是，明清之際入華耶穌會士、晚清人華新教傳教士與中國士人合作創制的一批對譯西方概念的漢字新語，當時在中國并未流行，卻很快傳人日本，在日本得以普及，有的還被重新改造，至清末民初中國留學生赴日．把這些新語轉輸中國，國人亦將其當做“日本新名詞”。這也是一批逆輸入詞匯，稱其為“回歸僑詞”，較之“外來詞”更為恰當。

一、“衛生”的娘家

許多論及中日語匯關系的著述和外來詞辭典，都把“衛生”當做日源詞。厭惡“日本名詞”的彭文祖在《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中，還專門將“衛生”當做有“日本語臭”的詞語，指責其不合文法、理數，應予取消。其實，“衛生”是一個地道的中國古典詞，完全符合漢語構詞法，也易于從詞形領悟詞義(保衛生命)。近代日本人借用這一漢語古典詞對譯西洋相關術語hygiene，而且曾經恭請訪問日本的中國士子為之溯源，論證該詞合乎理數、文法。

“衛生”典出《莊子?庚桑楚》。該篇講到，楚人南榮朱拜謁老子，求教治病之術．于是有與老子的一番對話：

“朱愿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

郭象的《莊子注》將“衛生”詮釋為：“防衛其生，令合道也。”

莊子還有“養生”之說，《莊子?養生主》：“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衛生”，即“防衛其生”．較之養生，其保護生命的含義更強烈。莊子以后，“衛生”一詞常為人用，東晉?陶淵明《影答形》：“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清?唐甄《潛書?五形》：“貴人之處，衛生常謹。”這些用例中的“衛生”，均指防衛其生、保衛生命。古籍中還有以“衛生”作書名的，如元?羅天益的《衛生寶鑒》，明?胡整的《衛生易簡方》。晚清入華傳教士編纂的《英華字典》將to protect one's life譯作“衛生”，稍后，傅蘭雅于1881年譯著《化學衛生論》刊行。足見“衛生”一詞，從古代至近代中國沿用不輟，其含義也一以貫之，是“防衛其生，保衛生命”。

幕末、明治間，日本在譯介西方醫學及保健知識時，曾用“攝生”、“養生”、“健全”等古漢語詞翻譯hygiene，最后定格于以“衛生”譯之。明治年間，日本不僅在醫學、保健類書刊中廣為使用“衛生”一詞，而且于明治十年(1877)以“字面高雅”為由，將內務省下轄主管醫療、保健業務的部門從“司藥局”、“醫學局”更名為“衛生局”。但這一新的官署名并沒有被認同，在日本朝野尚存爭議，有人主張以“養生”代“衛生”作局名。

清光緒十三年(1887)．總理衙門議奏遣員游歷章程，朱批“依議”，于是舉行考試，選舉派出人員，兵部郎中傅云龍名列第一，被派往游歷日本及美洲。同年8月，傅氏抵日本。于明治二十年底(1887年12月13日)訪問內務省衛生局。其時正困擾于署名正否的衛生局局長兼元老院議官長與專齋，請教傅云龍：“衛生之目當否?”傅云龍當即為之作《衛生論》一篇(收錄于傅云龍《游歷日本圖經余記》)，首先從問題的提出說起。

衛與醫，皆所以遂其生也，意將毋同，然而說異。 醫恒施于已疾，衛則在于未疾也。先是，明治八年設司藥，醫學一端耳；十六年，易名衛生試驗所。表飲食之比較，圖服用之損益，固合化學、算學、醫學、物理學，而自成一衛生學矣。長與氏猶慮名實未符，問云龍至再。

可見，直至明治二十年，即“衛生局”命名后10年，日本內務省衛生局之名，尚爭議未決，故長與專齋局長希望得到來自漢字文化母國的華人學者的論證。傅云龍不負所望，在《衛生論》中洋洋灑灑，詳考“衛生”一詞的來龍去脈：

案《說文解字》“衛(繁體字“衞”——引者注)，宿衛也，從韋、幣，從行，行。衞也，幣之言 周。”《史記》衛令曰周廬以此。然則衛生云者，有護中意，有捍外意，不使利生之理，有時而出；不使害生之物，乘間而入。穢者，潔之仇也，去穢即以衛潔。贗者，真之賊也，辨贗即以衛真。過而不及者中之弊也，退過進不及，即以衛中。潔也、真也、中也，皆所以生也，獨醫云乎哉。或謂何不曰養?曰：養，難言也。以心以氣曰養，有自然之道，以力以物曰衛，有勉然之功。今日之勉然，未始非自然基；然以學言，則不必高言養也。 目以衛生，誰曰不宜?

傅云龍從“衛生”一詞的結構、內涵分析人手，論證該詞含義的淳正，較之“養生”更為適合作主管醫療、保健的官署名稱。

從傅云龍應答日本內務省衛生局局長的專文《衛生論》，可以清楚得見，“衛生”一詞作為古漢語詞被日本人所借用，中國是“衛生”的“娘家”。當近代日本人為此名目的含義聚訟未決之際，還得請“娘家人”來作疏解、詮釋。在傅云龍訪日lo余年后，亡命日本的梁啟超1900年在《清議報》第41號發表的文章中，述及日本“設衛生潔凈諸局，以衛民生”，將“衛生”詮解為“以衛民生”，也是“娘家人”對“衛生”一詞的精彩闡釋。當然，日本人以攝生、保身、健全、養生、衛生等多個漢字詞翻譯hygiene，對清末中國人的譯事也有影響。1908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譯學進士顏惠慶等編纂的《英華大辭典》便將hygiene譯作保身學、衛生學；192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黃士復等編纂的《綜合英漢大辭典》，將其譯作衛生學、健全學。可見，現代義的“衛生”一詞，是在中一西一日三邊語匯互動中形成的，走過了“中國古典詞一傳人日本一日本以之對譯西方術語一傳輸回中國”這樣一條跨國度、跨文化的旅程。“衛生”是“僑詞來歸”的事例，而這一“歸僑”，已非出國前的原態，其氣質、內涵皆帶有外來新義。

二、“物理”與《物理小識》

近代日本“新漢語”的制作方式之一，是將中國古典詞的詞義加以引申，以對譯西洋概念，“物理”為其一例。獲得現代義的“物理”或“物理學”，通常被認作“日源詞”。然而，這一判斷尚可商榷。這是因為，不僅源于中國的“物理”古典義提供了現代義的基礎，而且，其現代義的獲得，也與明末清初的中國學術用語頗有干系。故可以將“物理”列入“回歸僑詞”。

作為古典詞的“物理”。由“物”與“理”組合而成，是“物之理”的省文。“物”指存于世上的萬物，《說文解字》曰：“物，萬物也。”“理”指條理、規則，《韓非子?解老》曰：“理者，成物之文也，”這里的“文”，意為文理、規則。“物理”形成整詞，首現于戰國佚書《鶡冠子》，《漢書?藝文志》存其文，“龐子云：愿聞人情物理。”這里的“物理”泛指一切事物之理。西漢成書的《淮南子?覽冥訓》“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晉書?明帝紀廣帝聰明有機斷，猶精物理”，均指事物的道理。晉?楊泉撰《物理論》涉及天文、地理、工藝、農醫，其書已佚，清?孫星衍輯有佚文一卷，可見，該書探究“物之理”，批評晉時流行的玄學。宋代理學家二程及朱熹常論“物理”，朱熹的《大學章句?補格物傳》稱：“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而窮其理”，其“物理”仍泛指“事物之理”。

明末耶穌會士人華，帶來西方學術，包括西方古典物理學。在歐洲，物理的原詞是拉丁文physis，由希臘文“自然”推演而來。古代歐洲物理學(physis)是自然科學的總稱。這雖然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但較之古漢語中“萬物之理”的“物理”，稍具學科性和特指性。至中世紀晚期、近代初期，歐洲已形成物理學(自然科學)與人文學(文、史、哲等)、神學并列的學科分野。意大利人華耶穌會士艾儒略(1582-1649)撰《西學凡》(1623年刊行)，介紹歐洲大學學科——文、理、醫、法、教、道等六科。其中“理科”(音譯斐錄所斐亞)又分6門，之一為“落日伽”(意譯“理則學”)，指對自然的研究，是自然科學的總稱。這種文、理、醫、法、神學(教、道二科指神學)分途發展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區分的學科觀。不同于中國傳統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混融一體的狀態，對明末清初開明士子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如徐光啟(1562-1633)將西學的科技類知識稱之“格物窮理之學”，[1](卷2)，已頗近西方古典物理學(自然科學的總稱)的含義。徐氏認為此學為中國所缺。另一“有窮理極物之癖”的學人方以智(16ll-1671)也意識到西學能“補開辟所未有”①，即認為西學可以彌補中國傳統學術之不足。方氏在西學啟發下，對“物理”這一古漢語詞有所因革。他所著《物理小識》(清康熙三年，即1664年刊行)一書，是在“萬歷年間，遠西學入”②影響下撰寫的，其“物理”已從“萬物之理”義演化為“學術之理”義，主要指自然科學各門類，略涉人文學的某些分支，這從該書的卷目可以得見：卷一 天類、歷類，卷二 風雪雨晹類、地類、占候類，卷三 人身類，卷四 醫藥類上，卷五 醫藥類下，卷六 飲食類、衣服類，卷七 金石類，卷八 器用類，卷九 草木類上，卷十 草木類下鳥獸類上，卷十一 鳥獸類下，卷十二 鬼神方術類、異事類，《物理小識?總論》關于“物理”在各類學問中的地位與作用。有一說明：

言義理，言經濟，言文章，言律歷，言性命，言物理，各各專科，然物理在一切中，而易以象數端幾格通之，即性命死鬼神。只一大物理也。

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將“物理”與義理(儒家的哲理)、經濟(經世濟民之學，指政治學)、文章(文學)、律歷(天文歷法)、性命(人性天命之學)相并列，作為“各各專科”的一種，這顯然指自然科學及技術知識，已不同于傳統的“萬物之理”的“物理”。其二，認為在各種事物及現象中，皆包藏有“物理”，這又是在“萬物之理”意義上使用“物理”一詞。可見。明清之際的方以智所論“物理”，兼有“自然科學之理”和“萬物之理”的雙重含義，其重點又在前者，即論述作為與義理、經濟、文章相并列的專科性“物理”，這是方以智的一個新貢獻。

日本江戶時期輸入大批漢文西書(《坤輿全圖》、《職方外紀》、《遠西奇器圖說》等)．方以智的《物理小識》也隨同入日。“洋書解禁”之后．日本進口漢文西書更多．《物理小識》的輸入量大增，據《唐船持渡書籍目錄》載。文化二年(1805)從長崎進口《物理小識)>353部，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表明日本學界(主要是蘭學家)對這部書的熱烈需求。蘭學的開山之作、杉田玄白(1733—18l?)的《解體新書》(1774年刊行)，志筑忠雄(1760—1806)的《歷象新書》(1798年刊行)等蘭學著作均多次引述《物理小識》，視其為“座右之書”。蘭學者山村才助(1770—1807)的《汀正增譯采覽異言》列舉西洋、漢土、本朝三類，‘引用書目”，其中漢土書便有《物理小識》。與《物理小識》在日本傳播相同步，該書中的大量詞語進入日本蘭學語匯，重要者如“天類”的“空中、石油、植物、太西(泰西、遠西)、蒸餾”，“歷類”的“赤道、黃道、質測、恒星、歲差、望遠鏡、經緯度、地球、乘除”，“風雪雨賜類”的“西洋布、冷氣、發育”；“地類”的“死海、空氣、地震、水晶、窮理”，“人身類”的“循環、肺管、食管、賁門、幽門、直腸、筋、動脈、膀胱”，“醫藥類”的“經絡、霍亂、外科、骨折、按摩”。“飲食類”的“密封、消化”，“金石類”的“鍍金、試金石、凈水、舶來、洋船”，“鬼神方術類”的“裸體、透畫法、雷電鐵索、寫真”。與此同時，《物理小識》的“自然科學之理”意義上的“物理”一詞，也被日本人所接受，蘭學家不再只將“物理”泛解為“萬物之理”，同時還看作自然科學之總稱，這為近代日本人以“物理”對譯西方近代物理學(Physics)奠定了基礎。

在近代歐洲，隨著工業革命的展開和自然科學的發展，自然科學各門類紛紛成長為獨立學科(如天文學、地質學、化學、生物學等)，物理學不再指自然科學之總和，而成為與其它自然科學學科相并列的一門學科。 日本自江戶幕府末期以降。對西方物理學有所譯介，其譯名先后出現過“究理學、理學、究理術、自然學、窮理學、博物、格物、學性理、性理之學、格物總智、格物之學”，等等，直至明治五年(1872)，福澤諭吉的《改正增補英語箋》仍使用“窮理學”一詞。同年，福澤《訓蒙窮理發蒙》3卷刊行，仍然突出“窮理”一詞。以后又有以“窮理”命名的多種書籍出版。這些譯名受到來自中國的晚期漢文西書的影響，如《英華字典》(1843)將Physics譯作“性理、格物之學”，合信(1816-1873)的《博物新編》譯作“博物”，丁韙良(1827—1916)的《格物入門》譯作“格物”。這些譯名尚未脫出自然科學總稱的含義。

日本將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一個專門——Physics稱之“物理”，始于明治五年(1872)文部省編纂、片山淳吉(1837—1887)執筆的小學教科書《物理階梯》(1875年刊行)，明治九年(1876)又發行《改正增補物理階梯》。該書根據英國和美國的兩種物理學少兒讀物編成，其內容有總論，物體論，物性論，偏有論，動靜及速力，單動及復動論，雙力運動論，運動力論，重心論，運重器，杠桿論，滑車論，斜面、楔及螺旋論，摩軋論，靜水論，水壓論，諸體本重，動水論(流水論)，大氣論，空氣的礙性論，音響論，音的速力論，溫論，光論，陰影及光的反射論，越歷論(電氣論)，天體論，四季論，等等。可見．《物理階梯》的“物理”已經不是自然科學總稱，而是指近代物理學，包括力學、聲學、光學、電學等方面。而這種近代義的“物理”概念，得之來自中國的晚期漢文西書。明治八年(1878)刊行的《物理階梯》的題言說，其“譯字”來源于《博物新論》、《格物入門》、《氣海觀瀾》諸書。前二書皆“在華西洋人所著書”，《氣海觀瀾》則為蘭學家青地林宗所著書(1827年刊行)，其中參考漢文西書不少。《物理階梯》出現“化學、物理、親和(化合)、蒸發、分子、固體、流體、大氣、引力、重力、元素”等一系列術語，有的采用自漢文西書，有的則在舊詞注入近代義，“物理”為其一例。

哲學家西周1874年所著《百一新論》中論及“心理”與“物理”：

相同的道理，說起來是一樣的，其實理有兩種，……其一叫心理，其一名為物理。物理云者，乃天然自然之理。……物理叫做“APRIORI”，是先天之理，心理叫做APOSTERIORI”，是后天之理。

這是從哲學層面區分“物理”與“心理”。

明治八年(1875)，東京大學的前身開成學校所設學科中，有“物理學”一目，這已是指自然科學中一個專門的物理學。明治十年(1877)東京大學成立，理學部設物理學科，此“物理”是英文Physics的對譯，為今義的“物理”。1888年，日英德法語對譯《物理術語辭典》出版。

1890年，日本人藤田平八將盛挺造編的反映近代物理學的書譯成中文，定名《物理學》，中國人王季烈對該書作了文字潤色和重編，由江南機器制造局刊印，此為第一部中文《物理學》。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首先在政論文中從近代義上使用“物理”一詞。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北京大學，理科設“物理學門”，1917年設“物理學系”。近現代學科意義上的“物理”一詞自此流行中國，指自然科學中的一個基礎部門，研究物質運動最一般的規律和物質的基本結構，“物理”的古典義——“萬物之理”不再常用；“物理”的“自然科學總稱”義則為自然科學或博物學所表述。

概言之，“物理”原為古漢語詞，意謂“萬物之理”；明清之際方以智的《物理小識》賦予“物理”以“自然科學之理”的意蘊；明治初年，日本的《物理階梯》將“物理”對譯physics，指自然科學一個專門的物理學，完成此詞詞義的現代轉換。其間，《物理小識》在“物理”概念的古今演變中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日本人是在接受《物理小識》的“物理”概念的基礎上，進而完成“物理”與Physics的對譯工作的。在這一意義上，“物理”可以視作“回歸僑詞”，不過在回歸之前，已在日本接受了現代義的洗禮。

三、“小說”歸故里

今日人們耳熟能詳的“小說”，指文學上的一種樣式，它以獨特的敘事方式。具體地描寫人物在一定環境中的相互關系、行動和事件，以及相應的心理狀態和意識流動等。這種意義上的“小說”，是經由日本人翻譯英語Novel而成的一個外來詞，但在翻譯時借用了中國古典詞“小說”，承襲其固有含義，又加以引申，鑄就“小說”的現代義。在這一視角上，“小說”也可稱之“回歸僑詞”。

古漢語詞“小說”，典出《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這里的“小說”，意謂民間傳言，卑瑣而無宏旨，尚不是指一種文體。而古漢語將“小說”賦予文體義，首見于東漢初年桓譚的《新論》：“若其小說，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而關于“小說”的經典論說，見于《漢書?藝文志》。班固在《藝文志》中將先秦以來的學派、流別歸納為“十家”：儒、墨、道、名、法、陰陽、農、縱橫、雜、小說。對小說家的詮釋是——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顏師古注：“稗官，小官。”又引如淳曰：“細米為稗。街談巷說，甚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古代“稗官”、“野史”并列，與“大言”、“正史”相對，成為小說或小說家的代稱。《藝文志》所論“小說”，指篇幅短小，題旨低微、帶傳聞性的記述，但亦反映民間意向，有可采之處。魯迅認為，《漢書?藝文志》所稱“小說”，“這才近似現在的所謂小說了”[2](第302頁)。

在中國古代，“小說”指街談巷語、逸事異聞，反映民情風俗，故朝廷設小官(稗官)搜集，以觀民風。在中國圖書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中，小說書多劃人子部，或作為“史遺”而劃人史部。但大體言之，“小說”長期被視作上不了臺面的“次文化”，雖有可觀之處，但畢竟是“小道”，所以“君子不為”。然而，街談巷語，道聽涂說的“小說”因其生動地表現大眾生活及心理狀態，故深受民間喜愛，東漢、魏晉、隋唐以來，神話傳說、志怪志人之作、傳奇講史等不斷得以發展，開小說之先河。宋明以降，話本小說、章回小說競起，特別是明代《三國演義》、《水滸傳》、《東周列國志》、《西游記》、《封神演義》、《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長短篇問世，小說蔚為大觀。反映到文學理論上，李贄(1527-1602)力主提升小說在文學中的地位，以為其與《論語》、《孟子》、《左傳》、《史記》有同等的教化功能。清初金圣嘆(1608—1661)更稱《水滸傳》為“天下六才子書”之一，其《水滸》評點本著稱于世。

古漢語詞“小說”很早就傳人日本，但對街談巷語、稗官野史義的表述，日本更多用“物語”(意謂故事、傳奇)，如嫌倉初期的《宇治拾遺物語》。江戶時代小說家曲亭馬琴(1767-1848)指出，“物語”即相當于“稗官小說”。日本古代、中世和近世盛行的“物語文學”(代表作如《竹取物語》、《伊勢物語》、《源氏物語》等)，正是小說這一文學樣式的展開。近代以來，日本多以“小說”稱描寫人物故事的非韻文的文學樣式。小說家兼文學評論家坪內逍遙(1859-1935)1885年撰《小說神髓》一書，以“小說”翻譯英文Novella。該英文詞從拉丁文Novel(意謂“新”)演變而來，引申為想像的、非真實、偽造及虛構故事諸意。坪內逍遙指出，“小說的主腦在表達人情和世態風俗”，又說“小說的主要特征在于傳奇性，在于對社會風俗的描寫，對人生事件的展開。”這既承襲了古漢語“小說”的固有含義，又向前作了引申——“再現人生”，使“小說”具有了現代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1899-1972)在坪內逍遙小說論的基礎上，強調小說表現“人生”，認為小說是“人生的敘事詩”④，當然，這里的“詩”是借代語。川端指出，小說是散文藝術，與韻文藝術(詩歌)相對應”⑤。坪內逍遙對小說特征的另一概括是虛構性，他在《時代小說①腳色》中指出，“小說家與正史家的區別在于”，小說家有“多少妄誕故事的嗜好”，認為正史是不能虛構的，而小說允許并需要虛構，小說家必須有虛構故事的癖好與能力⑥。同時，坪內又強調小說要“寫實”，川端則力主小說反映人生，要追求“藝術的真實”，作“美的表現”⑦。幕末作家曲亭馬琴參考金圣嘆《水滸傳》評點，概括“稗史七法則”：主客、伏線、襯染、照應、反對、省筆、隱微。后來夏目漱石的《文學論》以此作為小說構成論的基本內容。總之，近代日本形成的“小說”概念及“小說論”，既汲納了西方小說理念，又承襲并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小說觀。

自坪內逍遙賦予“小說”以現代義以后，明治中晚期“小說”一詞在日本普遍使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社會小說”、“政治小說”、“問題小說”、“私小說’’等語常見于書籍報端，并傳播至清末中國，一批啟蒙思想家試圖藉助小說這種通俗的文學樣式，開啟民智，遂有清末“小說界革命”之興起。1897年，嚴復、夏曾佑在天津《國聞報》發表《本館附印說部緣起》，譯介新小說，此為“小說界革命”之先聲。不過，嚴、夏尚未用“小說”一詞，而是用“說部”。1898年，梁啟超撰《譯印政治小說序》，提倡譯小說當擇關切于中國現實者。梁氏此處所用“小說”及“政治小說”均借自日本新名詞，指現代義的“小說”。梁氏本人曾勉力創作政治小說，以宣傳其改良政治的主張。清末“小說界革命’’的代表作是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力主提高小說地位，重視小說的社會功能，要求小說為“改良社會，開通民智”服務。清末小說創作與翻譯極一時之盛，著譯小說千數百種⑧，《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游記》、《孽海花》等四大譴責小說，林紓譯《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等是有影響的作品。至“五四”時嚴，魯迅等的白話小說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支生力。魯迅1920-1924年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的講義，以《中國小說史略》之名出版，此為中國小說史的開山之作，其關于“小說”的概念，上承《漢書?藝文志》之故說，又汲納近代西洋概念，為“小說”作新界定，完成了“小說”從古典義到現代義的轉換。周作人等則介評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推動了現代義“小說”概念在中國的傳播。

“小說”一詞，歷經“古漢語詞—傳人日本—近代日本人以之翻譯英文Novella—傳輸中國”的過程。回歸故里的“小說”，以現代義得以流行，而其“街談巷語”、“稗官野史”的古典義，作為一種背景和底蘊，仍然潛伏其間。小說以傳奇特色、虛構手法構成“人生敘事詩”和“社會風情畫”，都與小說的古典內蘊血肉相依。

注釋：

①參見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載于《考古通說》。

②參見方以智：《物理小識?自序》。

③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指出：“‘縣’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譽。但這是指他所謂瑣屑之言，不關道術的而說，和后來所謂小說并不同。”

④參見川端康成：《小說の構成》，ステイルス社1983年版，第29頁。

⑤參見川端康成：《小說の構成》，第30頁。

⑥坪內逍遙言論參見明治文學全集16，昭和44年(1969)，筑摩書房。

⑦參見川端康成：《小說の構成》，第33、36頁。

⑧據阿英統計，清末10年間，出版小說1500種，2／3為翻譯小說。見錢杏邨(阿英)《晚清小說史。

[1] 徐光啟．泰西水法序[A)．徐光啟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 魯 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A]．魯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