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美籍哲學家費耶阿本德提出：為了克服科學的沙文主義霸權傾向必須把科學與國家、教育分離開來，以便實現科學與教育的創新。他對科學與教育的看法很奇特，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

關鍵詞：分離 創新 費耶阿本德 自由社會 科學 教育

Separating and innovation：Feyerabend 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Abstract：American philosopher P.K.Feyerabend argued: science mus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tate and education so that conquering the scientific chauvinism and realize the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education.This is a vagarious opinion which worth while more studyng.

Key words：Separating ; innovation;Feyerabend ; science ; education ; free society

P.K.費耶阿本德是奧裔美籍哲學家（1924-1994），被稱為西方科學哲學的四大巨頭之一。他對科學與教育的看法很奇特，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他是一位科學哲學家，卻對科學持批評的態度，他認為在西方發達國家科學已經成為一種束縛自由的霸權力量，因此為了克服科學的沙文主義霸權傾向必須把科學與國家、教育分離開來，以便實現科學與教育的創新。

（一）

對于科學在當今西方教育中的作用，費耶阿本德與我們通常的看法十分不同。在西方，孩子們從小就被灌輸許多科學的“事實”，這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費耶阿本德卻指出科學灌輸的方式是有問題的，它與以前灌輸宗教“事實”的方式一模一樣。這種方式不能培養孩子們的批判能力以使他們更深入地認識事物。大學的情況更糟糕，因為在那里實行著更為系統的灌輸方式。人們從小學開始就對社會及其種種制度進行著最嚴厲并常常是不公正的批評，但科學是排除在批評之外的，人們沒有對科學進行懷疑的勇氣。整個社會對科學家懷有一種尊敬，這與歷史上對紅衣主教懷有的那種尊敬完全相同。科學已變得像它曾經反對過的那些思想體系一樣令人窒息。今天難得會有人因持有某種與科學相反的異端而被處死，但切莫上當的是，這是由于我們文明的根本性質，而不能說明科學的仁慈。費耶阿本德不是泛泛地批判科學，他批判的目標是科學的優越地位。在科學哲學家當中，普特南也注意到了科學的優越性是一個問題，他說：“科學的成功把哲學家們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認為，在我們愿意稱之為科學的東西之外，根本無法設想知識的理性和可能性”[1]。費耶阿本德人為，科學的優越性只不過是一個童話。在科學家和外行心目中的20世紀科學的形象由例如彩色電視、月球探測器等技術奇跡所決定，也由關于產生這些奇跡的方式的一種不無含混但仍十分有影響的傳聞或童話所左右。按照這種童話，科學家持有思想，他們又有專門的方法來改進思想，科學理論通過了方法的檢驗。它們對世界做出了比未通過檢驗的思想更好的說明。這些童話想告訴我們，為什么現代社會以特殊方式對待科學，為什么它賦予科學以其他事業所享受不到的特權。

費耶阿本德指出，科學生來便有優越性的假定卻超出了科學，并幾乎成了每個人的一項信念。科學現在不僅僅是一種特殊的機構，它已成為西方民主政體基本結構的組成部分，正如教會曾經是社會基本結構的組成部分一樣。當然，教會和國家現在被仔細地分離開了。然而國家和科學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讓費耶阿本德難以忍受的是人際關系也必須接受科學的處理，例如教育方案，在西方的學校中，幾乎所有科學學科都是強制性的學科。雖然六十歲的父母們可以決定使自己受新教基本原理的教育、還是受猶太教基本原理的教育、還是完全不接受宗教教育，但就科學來說，他們沒有同樣的自由。物理學、天文學必須要學，科學的思維方式占據了人們的全部頭腦，人們只說一種語言——優越的科學的語言：“地球繞太陽運轉――其他一切都是胡說”[2]。費耶阿本德發現，“我們接受或拒斥科學思想的方式與民主的決策程序根本不同”[3]。我們毫不懷疑地直接接受了科學定律和科學事實，我們在學校中講授科學，使科學成為重要的政治決策基礎，但沒有對它們進行檢驗，沒有把它們交付表決。科學家并不把科學交付表決，科學家說，外行當然不能對它們進行表決。“人們接受科學家的宇宙論就像人們曾經接受主教和紅衣主教的宇宙論那樣是不加批判的”[4]。

理性主義的科學假設由于科學的理性主義具有優越性，所以必須予以接受，使之成為社會和教育的基礎。費耶阿本德尖銳地指出，現代科學絕不像科學宣傳想讓我們相信的那樣困難和完美。像醫學、物理學或生物學這樣的一門學科所以顯得困難，只是因為它教得很糟，因為標準教育充斥冗余的材料，還因為這些教育在人生的歷程中開始得太晚。戰時，美軍急需醫生，醫學教育可以銳減到半年（然而，這種教本早就佚失了。科學在戰時可以簡化。在和平時期，科學的威望需要高度的復雜性）。費耶阿本德認為，對于教育也必須加強外行的監督。因為就教育家而言，情況更糟。因為，雖然確定身體上的治療是否成功是可能的，我們卻沒有任何現成的方法來確定精神治療即所謂的教育的成功。除非學生著手對他們的老師進行檢驗，正如病人著手對他們的醫生進行檢驗一樣，否則，教育家便可以不受懲罰地把他們的思想硬塞給我們。在所有的情況下，費耶阿本德的忠告是，“利用專家，但永遠不要信任他們，當然，永遠也不要完全依賴他們”[5]。外行監督科學家在美國有現實的案例可循。美國眾議員鮑曼提案建議：國會對國家科學基金會每年授予的14，000多項資助擁有否決權。眾議院通過了該修正案，科學家對這一事實極為不安，國家科學院院長隱晦地談到了極權主義傾向。費耶阿本德擁護這一提案，他說，這位收入很多的紳士似乎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指的是少數支配多數，而鮑曼修正案恰好相反，它建議檢驗少數人用數百萬元公眾的錢做了什么，公眾把這些錢交給他們處置，徒勞地希望最終將會由這種慷慨得到好處。考慮到自我陶醉的科學沙文主義，這種檢驗是十分合理的。費耶阿本德還建議，應該超出監督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狹隘界限：州立大學的每一個系都必須受到仔細的監督，以免它的成員在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研究”的名義下用公眾的錢編造他們個人的空想。

費耶阿本德為什么會提出這樣的建議？他解釋說，“對我來說，情況十分簡單。‘州立學院和大學’是由納稅人供給資金的。因此，它們要服從納稅人的判定，而不是服從靠公眾的金錢生活的許多知識分子寄生蟲的判定”[6]。如果加利福尼亞的納稅人想要他們的大學講授民間醫學、祈雨舞儀式，那么這些大學就必須講授這些東西，這些州立大學、私立大學，如斯坦福大學，也可以繼續講授波普爾和馮·諾伊曼。總之，民主政體的教育機構原則上應該講授任何學科。 （二）

費耶阿本德指出，科學的優越性不是研究和論證的結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軍事壓力的結果。因此，國家與科學分離是國家和所有傳統分離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費耶阿本德認為，科學是人類已經發展起來的眾多思想形態的一種，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種。科學惹人注目、嘩眾取寵而又冒失無禮，只有那些已經決定支持某一種意識形態的人，或者那些已接受了科學但從未審察過科學的優越性和界限的人，才會認為科學天生就是優越的。然而，意識形態的取舍應當讓個人去決定。既然如此，就可推知，“國家與教會的分離必須以國家與科學的分離為補充。科學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條的宗教機構。這樣的分離可能是我們達致一種人本精神的唯一機會。我們是能夠達致人本精神的，但還從未完全實現過”[7]。費耶阿本德指出：“雖然國家與教會分離是存在的，但國家與科學的分離并不存在”[8]。一個美國人現在可以選擇他所喜歡的宗教，但他仍不得要求：他的孩子在學校里不學科學而學魔法。費耶阿本德主張科學是許多傳統中的一種，選擇傳統的權利自由在個人手中，不在國家手中，因此科學應該與國家分離，正如宗教已與國家分離一樣。國家和科學（理性主義）的分離是國家和所有傳統的一般分離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受國家保護的科學限制了其它思想的自由發展。然而，科學并不比任何別的生活形式具有更大的權威。它的目標無疑并不比那些指導一個宗教社會或由一個神話統一起來的一個部族中的生活的目標更重要。總之，它們不該限制一個自由社會的成員的生活、思想和教育，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都應有機會塑造他自己的心靈，按照他認為最合意的社會信仰生活。因此，國家和教會的分離必須補充以國家和科學的分離。

費耶阿本德認為，克服科學沙文主義，不僅需要把科學與國家分離開來，還需要進一步把科學與教育分離開來。他說，承認占有唯一正確方法和唯一可接受結果的科學是一種意識形態，這就意味著必須把它同教育過程分離開來。可以教授科學，但只向那些已決定把這種特殊知識占為己有的人教授。另一方面，放棄這些極權主義主張的科學不再是獨立自足的，它可以按許多不同的組合加以教授，例如神話和現代宇宙學可以結合起來。當然，每個行業都有權要求，它的從業者應作過專門的準備，它甚至可能要求接受某種意識形態。宗教是如此，同樣，物理學也是如此。但是，這種特殊意識形態、這種特殊技能在普通教育的過程中不應該有地位，普通教育是為一個公民在社會中起作用做準備。他將把各主要意識形態當作歷史現象來研究，他將把科學當作歷史現象而不是當作唯一切實的處理問題的方法。他將把它同“原始”社會神話之類的其他童話一起加以研究，以便獲得為達致一個自由決策所需要的信息。這種一般教育的一個必要部分是認識一切領域的那些最杰出的宣傳家，以使學生能對一切宣傳、包括稱為“論證”的宣傳做出抵制。只是在這樣的硬化程序之后，他才被要求根據理性主義―非理性主義、科學―神話、科學―宗教等等爭端來做出他的決定。那時他支持科學的決定―假如他選擇科學―將遠比今天之支持科學的任何決定都更加“理性”。總之，科學和大學將小心分離開來，正如今天宗教和大學分離一樣。當然，科學家將參與政府的決策，因為人人都參與這種決策。但是，他們不會被置于壓制的權威之下。正是全體有關個人的投票表決，而不是躲在一種并不存在的方法論背后大亨權威才決定了采用什么教育方法之類的重大問題或者進化論、量子論之類基本信仰的真理性。不必害怕這種調節社會的方式將會導致不良后果。科學本身也利用表決、討論、投票的方法，盡管沒有明確把握這種方法的機制，并且在運用這種方法時也帶有嚴重偏見。但是，我們信仰的合理性無疑將大大提高。

科學與教育的分離是消除理智污染的前提。費耶阿本德說：“拉卡托斯擔心理智污染。我也一樣擔心”。書市上粗制濫造的平庸之作泛濫成災，充斥怪僻晦澀術語的冗長言論空洞無物，卻還聲稱表達了深刻的洞見。沒有頭腦，沒有個性，甚至毫無理智的、文采的、情感的氣質可言的“專家”在給我們訴述我們的“條件”和改善的手段。他們不僅向或許能識破他們的我們說教，而且還任意毒害我們的孩子，讓孩子們也染上他們自己的卑下理智。“教師”利用分數和對失敗的恐懼來塑造年輕人的頭腦，直到他們可能有過的想象力喪失殆盡。這是一種災難性的情勢，要補救也不容易。不過，費耶阿本德指責說：“我看不出拉卡托斯的方法論于事何補。就我而言，第一位的也是最緊迫的問題是把教育從“職業教育家”的手里解脫出來”。分數、競爭和正規考試等制約均應去除。我們還必須把學習過程同為一種特定行業作的準備區分開來。費耶阿本德主張，商業、宗教、科學等，都有權要求它們的參與者和（或）實踐者符合于他們認為是重要的標準，它們應當能夠確定他們的能力。這意味著需要特殊類型教育，它們要求男女們準備相應的“考試”。讓人照著做的標準不必是在任何意義上“理性的”或“合理的”，盡管它們通常將被這樣提出；只要它們被人們想加入的集團比如科學、大企業或者一真教所接受，也就夠了。在一個民主國家里，“理性”畢竟正像“非理性”一樣有權讓人傾聽和表達出來，尤其是鑒于這樣的事實：一個人的“理性”是另一個人的荒謬。但是，有一件事務必不惜一切代價地戒絕：切不可讓那些規定特殊題材和特殊職業的標準滲透進普通教育，也切不可讓其成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的規定品性。普通教育應要求一個公民對種種標準作抉擇，或者要求他在一個包括承諾各種不同標準的集團的社會里尋找自己的道路，但它必須無條件地壓服他的心智，使之符合于一個特定集團的標準。這些標準將被考查，被討論。將鼓勵兒童精通比較重要的科目，但只是像精通一種游戲一樣，就是說，不作嚴肅的承諾，也不使心智喪失做其他游戲的能力。在如此作好準備之后，一個青年人可能決心把余生奉獻給某個職業，他可能立刻開始認真地從事它。這“承諾”應是根據對各種可能選擇的相當完整的知識而自覺作決策的結果，而不是一個勢在必然的結局。

這一切意味著，我們必須制止科學接管教育，制止他們照“事實”和照“一真方法”教人，而不管現在的神話是怎么樣的。同科學一致，決定按科學的規范行事，這些應是考察和選擇的結果，而不是一種教養孩子的特定方式。費耶阿本德認為，這種教育上的變化、因而還有觀點上的變化將消除大量拉卡托斯所哀嘆的理智污染。費耶阿本德指出，有許多種整理我們周圍世界的方式；一套標準的可惡約束可能因自由接受別一種標準而被打破；不必拒斥一切秩序，讓自己蛻變為嘀嘀咕咕的意識流。如果一個社會立足于一套完全確定的、嚴格的法則，以致做一個人就等同于服從這些法則，那末，它就迫使持異議者進入一片根本沒有法則的無人地帶，從而使他喪失理性和人性。費耶阿本德強調：教育與科學分離的目的是“保護兒童們所具有的寶貴的想象力。并盡可能地發展他們的比較能力”。總的來說，兒童比他們的老師聰明得多，只是由于老師的威嚇和其他精神手段，才使他們就范而放棄自己的智慧。我們可以用比通常有趣得多的方式教給孩子們語言。在各種語言中都有出色的作家，讓我們用他們所寫的那些精彩的故事，而不是用“狗有一條尾巴”之類的廢話來開頭。我們可以通過故事來介紹一些“科學的”內容，即這個世界的性質，這樣也能使孩子們了解科學。但絕不能給科學以任何特殊的地位，只能說現在有很多人相信它而已。繼而可以在故事中加進一些“道理”。費耶阿本德在此所說的“道理”是指建立在包含了這些故事在其中的那種傳說之上的進一步的解釋和描述。當然，也有相反的道理。讓那些彼此對立的行家都把各自的道理講出來，讓年青的一代對五花八門的學說和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所了解。這樣，每一個人才能做出自己的選擇。而現在的情況是，如果能成為一名科學家，你就能掙大錢并贏得眾人的尊重，甚至可獲得諾貝爾獎金。所以，有很多人想當科學家。這些人如果成為了科學家，并不是由于科學的思想對他們發生了影響，而是他們自己所作的一種自由選擇。一旦成為了科學家，人們就不屑于在那些非科學的事情上浪費時間了，仿佛這樣做會損害他們的才干似的。其實哪有的事！正是思想自由和新奇的思想導致了科學——好的科學的進步：科學常常是由門外漢推動的（不要忘了波爾和愛因斯坦都自視為門外漢）。那么，會不會有很多人做出錯誤的選擇并導致壞的結果呢？這就要看所謂“壞的結果”是指什么了。費耶阿本德說，今天的大多數科學家們都頭腦空虛，小心翼翼，他們只是致力于搞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成果，以使自己能在那種廢話連篇，汗牛充棟的論文山中又投進幾頁。而這就形成了許多領域內所謂“科學的進步”。另一方面，去過一種按自己的意愿選定的生活，與把生命耗費在為了避免那些并非高明的人所說的“壞結果”而兢兢業業做出的努力上，哪個更有意義呢？人們也用不著擔心科學家會越來越少，以至于昂貴的實驗室里空空如也。只要能讓人們自由選擇，有不少人還是愿意從事科學的，因為由自愿自為者們操持的科學會比今天這種由一群奴隸，一群學閥和“道理”的奴隸所操持的科學有吸引力得多。即使科學出現了一時的蕭條，也總會有其他種種有趣的事物來補償的。在他所設計的那種社會中，科學家當然不再享有任何特權，他們的地位也許比和尚，算命先生和賣狗皮膏藥的都不如。這種情況為大多數人，不論是年老的還是年輕的，左的還是右的，所不能容忍，幾乎所有的人們都有一種堅定的信念，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發現了真理，所以必須保護它。而費耶阿本德所提倡的教育方法和他力圖捍衛的社會形態，只會貶低并最終消除這種真理。人們可以對科學堅信不移，許多人甚至理直氣壯。但他們不能回避的事實是，之所以沒出現科學強有力的對手只是由于歷史的偶然性，而絕非出于事物的本性。如果有人不相信，他可用歷史作證：托勒密和亞里士多德這兩位西方思想史上的最偉大的人物，為天文學作為一門科學奠定了牢固的基礎。是誰推翻了他們那種表述完美且為經驗所充分驗證的雄辯的體系呢？是費勒勞斯這個瘋子。他之所以能進行一次遠古畢達哥拉斯主義的復辟，是由于他找到了哥白尼這樣一個能干出色的辯護人。當然，人們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覺，就像我們相信自己的直覺一樣。但請記住，一般人們的那種直覺乃是他們接受了“科學的”訓練的結果。費耶阿本德當然沒有講科學與教育的創新過程，因為他不是一位實證主義的哲學家，他是一位批判哲學家，他的工作是對創新的前提進行批判。他批判的結論是：科學與國家、教育的分離是科學與教育創新的前提。

對于處在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學者而言，費耶阿本德關于科學與教育分離的觀點看起來確實很怪，如何理解它的思想呢？這當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但我們理解他的觀點首先應該注意：（1）他的時代文化背景。費耶阿本德是在20世紀西方國家進入科學極為發達的狀況下對科學與教育現實弊端的批判引伸出來的對未來的設想；（2）我們作為理解者身處發展中的狀態，即對科學技術處于及其渴求的狀態下，不容易理解身處發達狀態下作者的切身感受，就像一個整天處于饑餓狀態的窮人，他向往和需要的是大魚大肉，越肥越解饞。而一個吃得腦滿腸肥并因此患上了富貴病的人需要的當然是節制美食，用青菜甚至清水來清腸。這樣兩位處境不同的人自然會有不同的思想，達成共識也會很難：窮人很難理解富人對他的規勸—吃素不吃肉對身體更好；富人也很難理解窮人為什么貪吃傷害身體的大魚大肉。哲學家的思想經常走在世人的前面，說一些讓世人不解的“瘋話”，也許過一些時候我們才能理解費耶阿本德的想法。盡管如此，相互的交流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1] 普特南.理性、真理與歷史[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196.

[2] [3] [4] [5] [6] P.K.費耶阿本德.自由社會中的科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0.76，77，77，104，106.

[7] [8] P.K.費耶阿本德.反對方法—無政府主義知識論綱要[M].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255，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