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高職教育發展戰略思考

論文摘要：21世紀初，我國許多中等職業學校適逢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良機，通過改制，成功升格，發展迅猛；時值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高職院校應充分利用國家利好的職業教育政策，規劃好未來，才能確保職教事業長盛不衰。

我國高職教育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但發展異常迅速，特別在2l世紀初，不斷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需求與國家利好的職業教育政策成為高職教育大發展的強力助推器；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2009年全國普通本科為770所，高職院校有1207所；高職院校的招生數、在校學生數均已超過了本科院校。這種跳躍式的發展，對于缺乏歷史沉淀的高職院校來說，令人倍感猝不及防。我國高職教育的大發展屬于典型的政府指令性文件引導型的發展模式，超速發展、過度發展在所難免，高職教育大發展的同時自身許多突出的問題與矛盾并沒有得到解決；因此，高職院校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發展模式，規劃好未來，才能確保良性發展。

下面試從高職教育的辦學定位與人才培養規格、發展層次、拓展辦學空間、發展規模與保證質量之間的關系、管理體制、專業設置、教改與科研等七個方面提出一些粗淺看法，以圖能對我國高職教育的發展有所裨益。

一、辦學定位與人才培養規格

辦學定位是學校制定總體發展思路的前提，是對辦什么樣學校和怎樣辦學校的總體理解和認識，直接決定學校人才培養規格，作為學校的決策者、辦學者、管理者必須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人才培養規格是教育方針、教育目標的具體化，對于不同類別、不同層次的學校，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著不同的規格。對于專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我國已有較為明晰的界定，但對高職教育

的人才培養規格還存在模糊的認識；目前，高職教育呈現兩種有違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宗旨的傾向：一是高職教育本科化，保證了辦學的層次，但缺乏職業特色；二是高職教育中職化，突出了職業性，但層次不高。脫胎于中等職業學校的高職院校，受長期慣有的辦學觀念及其他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的高職院校無論是在教育教學還是管理方面都與“高等教育”的要求有較大的差距，比如，偏重于理論知識的傳授而忽略學生技能的培養，教學要求不自覺地“掉進”中專的層次，在管理上往往把學生看成“高中生”等等；在學習和借鑒本科院校的過程中，帶有其明顯的“影子”，被戲謔稱為本科的“壓縮餅干”。這些無疑與高等職業教育的辦學定位與人才培養規格背道而馳的。

在2004年，原教育部部長周濟同志對什么是高等職業教育作了這樣的概括：“高等職業教育是在高中文化基礎上(或相當于高中文化基礎)和一定的專業技術技能基礎上，以生產或工作一線從事生產技術和經營的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為培養目標而實施的具有相關基礎理論知識和高級技術技能內容的職業教育。”從這一界定可以看出，高職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兩重性，高等教育要求學生必須具有必備的基礎理論和專業基礎知識，為自己能力、素質的培養和今后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基礎，職業教育的本質是使受教育者獲得一定的職業技能的教育。從高職教育的性質可以看出：高職教育既不同于為就業而進行的普通職業教育或中等職業教育，又不同于學科型、工程型的具有系統理論和專業基礎知識的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職業院校的辦學定位應是“高等”與“職業技術”，從培養方向來看，應是面向社會各行業的崗位群，人才培養的規格應定位于高層次應用型、技術型人才。

二、關于發展層次

從教育層次而言，目前我國內地的高職院校，幾乎都是相當于“專科”層次。從我國的臺灣及國外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的經驗來看，“專科”層次并不是高等職業院校發展的終極目標；我國的臺灣省和新加坡等地的職業技術教育已形成“中等一專科一本科一碩士一博士”相互銜接的教育體系。普通本科高校與高等職業院校雖同屬高等教育建制，但二者卻有本質的區別：普通本科高校走的是“學術型”“理論型”“研究型”的路子，而高職教育則定位于“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所采取的教學計劃、課程設置以及教學方法等具有明顯的差異，二者難以“溝通”與“銜接”；從2005年起，教育行政部門已把高職生升人本科高等學校繼續深造學習的比例從10％一下子降至為5％。

眾所周知，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新技術、新工具、新方法在生產中得到快速而廣泛的應用，對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的從業人員素質要求必然從“正三角形”變成“倒三角形”，作為技能型人才培養的高職院校的層次不應永遠止步于專科層次，要根據市場對技能型人才素質的要求，積極嘗試本科層次，乃至碩士、博士層次的職業教育，逐步構建中等一專科一本科一碩士一博士的職業教育體系，以滿足永不止步的科學技術發展對人才素質的要求和人們對求知渴求的需要。

三、關于拓展辦學空間

2004年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基本辦學條件指標(試行)》對生均占地面積作了剛性規定。由于我國的高職院校幾乎都是從中等學校轉制而來的，以原來的中專“地盤”辦高等院校顯然與要求差距很大，高等教育大眾化使高職院校的招生數、在校生數急劇上升，一時“人滿為患”，辦學空間的矛盾更加突出，拓展辦學空間成了幾乎所有高職院校最困難、最迫切又不得不面對的瓶頸。

由于缺乏高層級政府的統一領導，對于急于謀求辦學空間拓展的高職院校只好各自為政、各顯神通、紛出其招；有幾所聯合一起圈地的，更多的是單打獨斗的；財力雄厚的在城區、次之的在城郊、差的只好到邊遠之地尋找了；高校星羅棋布，布局無序；一所學校分為多個校區，每年花在輪子上的費用就是一個沉重的包袱；辦學空間的拓展毫不例外地使每一所學校背上沉重的債務!

既然圈地拓展辦學空問是每一所高校不得不對面的事，政府為何不牽頭進行統一領導和規劃呢。其實，政府管理市場有一個已經實踐證明了的一個成功做法——“劃行歸市”，即由政府統一規劃，建設市場，通過制定政策，規定把同一行業的劃歸于同一個地方進行經營，眾所周知的諸如布匹市場、水果市場、鋼材市場、汽車市場等等。政府應通過統一規劃，正確引導各高校的新校區選址行為，把高校劃歸于相鄰之處，不僅有利于高校共享人才、教育教學設施等資源，也可以避免高校因選址邊遠導致人心不穩等諸多問題的出現。 四、關于如何處理好發展規模與保證質量之間的關系

發展是硬道理，擴大規模是發展，提高也是發展。一方面，社會對高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和人們對接受教育的迫切需要，要求擴大辦學規模；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發展及應用對人才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客觀上要求高職院校提高辦學質量；這樣才能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的協調、健康發展和學生的全面發展，實現學校“規模、結構、質量、效益”的協調發展。

目前，不少學校的發展多停留在辦學空間擴張和硬件建設(特別是高樓大廈的建設)等層面上。眾多學校，甚至個別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不惜內外舉債，大興土木，圈地之風此起彼伏，這種不考慮自身的條件盲目擴張，以犧牲質量、犧牲一代甚至幾代教職員工利益為代價的擴張，雖然營造了一時的“繁榮”，只是一種殺雞取卵、自砸牌子的做法，也使學校和政府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包袱；高校負債購地、開工搞基建，已經是“公開的秘密”，“賣地還債”也屢見不鮮。

高職院校必須按照教育制定的《高職高專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指標》，根據社會的需求和自身特點準確定位，明確學校的辦學指導思想，借鑒企業的做法做好辦學成本核算、風險預測等；堅持“質量是學校的生命線”這一基本法則，正確處理好質量與數量的辯證關系；在規模擴張的同時，堅持以內涵發展為第一要義，以辦出特色、辦出質量為目標，避免相互攀比之風，把著力點放在教學改革、教學管理、教風、學風等軟件建設上。

五、關于管理體制

目前高職管理體制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教育行政部門主管，另一種是行業行政部門主管(此外還有個別由大型企業集團主管)；尤以后一種為主。

高職院校由教育行政部門主管既有利也有弊，利的一面表現在：1、有利于政府把高職教育統一納入教育事業發展進行宏觀規劃，統籌兼顧，特別是使高職院校的經費預算投入有明確依據；2、有利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按照教育規律管理高職院校；3、有利于高職院校獲得更多的辦學自主權；4、有利于高職院校得到教育行政部門更多的扶持政策。如，教改、科研立項，職稱評定等；5、有利于高職院校的橫向聯合，打通目前高職院校各自為政的局面，以實現辦學經驗、師資等資源共享。不利的一面表現在：高職院校以“市場為導向，以能力培養為中心，為生產、建設、管理、服務培養第一線需要的高等技術應用人才”是辦學的指導思想和宗旨，專業設置以社會崗位群相應，行業特征十分明顯，高等職業教育統一歸口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容易導致高職院校與行業割裂，得不到行業的支持。

高等職業教育教育管理無論歸口行業主管部門管理還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管理，都應厘清政府、社會和高職院校三方在激發公辦職業院校辦學活力的職責和作用，必須明確政府的職責和作用，成立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行業主管部門共同組成的領導機構，明確領導的職責，發揮兩機構各自優勢，在教育管理體制上，應采取“適度放開”，實現“搞活”之目的，給予高等職業院校更多的辦學自主權，如人事權、專業設置權等；此外，公辦高職院校的辦學經費不應主要依賴收取學費解決，國家和政府的投入應當成為公辦高職院校教育經費來源的主渠道，通過財政預算與各級政府稅收來承擔高職院校教育經費的大部分。

六、關于專業設置

考察高職的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職業院校都是行業主管或大型企業出于為本行業培養培訓技術人員和熟練技術工人而創辦的，因而高職院校幾乎元一例外冠以行業類別名稱——如電力、運輸、建筑、工商等等；各高職院校所開設的專業主要以行業崗位群相對應，歷經多年的建設與發展，已成為其緊貼本行業崗位人才需求的傳統、優勢和特色專業體系。

近年來，高職院校基于謀求擴大規模目的，紛紛突破“圍繞本行業設置專業”的傳統做法，開設了許多與本行業無關的專業，所開設的新專業數甚至超過其原有的傳統專業數，這一做法也曾招致業內人士的非議，甚至于被指責為“不務正業”。其實，研究本科高校的發展史，大都早已歷經類似的情況；如原僅開設理工專業的清華大學，現已發展成為擁有理、工、文、法、醫、經濟、管理、藝術和醫學等學科的綜合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所開設的非師范專業已超過師范專業，中國農業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國內著名高校均已發展成為理工文相互協調的綜合性大學。實踐證明，文理工專業的協調發展更有利于高校營造積極向上的校園文化，更有利于人才的培養，更有利于高校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高職院校如果僅囿于本行業設置專業，必然使自己的路子越走越窄。但是，我們也應避免另一種情況的發生：不少高職院校為了上規模，不顧自身的條件，沒有經市場充分調研，借國家放松專業設置管理、審批之機，拼命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盲目開設新專業，不僅扼殺了自有的專業特色，更嚴重影響了人才培養的質量，也使專業的生存難以為繼。政府應對專業布局實施有效的宏觀調控，以防止此類現象的蔓延。

七、關于教改與科研

在社會大發展的背景下，跳躍式發展對于缺乏歷史深沉的高職院校來說，不可避免遇到諸如專業設置、課程開設、教學計劃編制、教材編寫、師資隊伍建設、教學方法、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等等各種各樣急需解決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的主力軍應是高職的管理者和師資隊伍；升格為高等教育建制后，教改與科研，就應成為廣大教職工義不容辭的職責；從教師成長的客觀要求來看，開展教改與科研，是從一般教師成長為專家學者的必由之路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在中國職業教育杰出校長表彰會暨中國職教學會2005年學術年會上指出：職業學校要有一定的科研，當然應側重實用性。如果一個學校沒有科研活動，這個學校的水平很難提高，要有一定的鼓勵措施，支持科研活動。

從整體而言，高職院校的教改與科研能力、水平及質量還比較低，還普遍存在意識淡薄，積極性不高，課題研究流于形式等現象。高職院校的教改與科研要有準確的定位，既不能盲目與本科看齊，也不能持“等、靠、要”思想；應堅持“以教學帶科研，以科研促促教學”的方針，采取多種措施，積極開展學術交流，營造濃厚科研氛圍，推動教改科研的蓬勃發展，提高辦學水平和辦學品位。

“不謀萬世事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在高技能型人才需求旺盛的情形下，高職教育的決策者、辦學者、管理者更應居安思危，抓住職業教育發展這根主線，充分利用好國家給予職業教育的政策，齊心協力，調整發展思路，確保高職教育事業長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