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與日本人口結構變化、科技立國戰略和研究生規模擴張緊密相關。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以多樣化和高度化為研究生教育質量建設目標，采取從內到外、從事前到事后、從政府主導到社會評估的發展道路，最終形成由大學內部自我評估、第三方認證評估、法人績效評估組成的研究生質量保障日本模式，標志著日本研究生教育進入到以多元化評估機制為基本方式的競爭時代。在新世紀，這一體系還面臨著若干急需解決的矛盾。

論文關鍵詞：日本研究生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多元化評估機制

研究生教育改革是日本進入2l世紀以來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擴大研究生教育規模，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把研究生院辦成高水平的教育研究基地，是日本實施“科學技術創新重振日本”立國戰略的重要舉措。近年來，日本圍繞研究生“人口”與“出口”兩個基本問題，通過制度創新，對研究生的培養目標、學位類型、大學院體制、導師人事制度等進行重大變革，建立了與終身教育體系相聯系的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制度，并形成了以多元化評估體系為基本特征的、具有創新性的研究生教育質量評估日本模式。

一、日本研究生教育質量評估體系形成的背景

(一)日本社會人口結構特征變化，大學急需擺脫生存危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少子女化和老齡化進程加快。1992年18歲人口高峰過去后，2009年高等教育進入到全部高中畢生時代，高等教育從“學校選擇學生”進入到“學生選擇學校”時代。在這種背景下，如何保證研究生教育的生源、提高教學科研的質量以滿足社會成員對終身教育的需求成為擺在日本研究生教育面前的新課題。正如日本大學審議會在1996年l0月《關于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的審議》中指出：為了應對技術革新和知識老化速度的加快，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人要求有機會進人研究生院更新自己的知識和技術，他們企盼掌握學術理論和實踐經驗，培養綜合判斷能力和對未來的洞察力。為應對新世紀生存和發展的挑戰，研究生院必須開放門戶、整頓學習環境、提高教育與研究質量。

(二)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實現產業振興任務緊迫

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已經迅速超過英、法、德等西方國家，躍升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但80年代末日本經濟陷入低迷期，以IT產業為標志的高科技領域與美國相比處于下風，日本70年代確立的“技術立國”神話破滅。經反思，人們意識到日本經濟賴以重振的基礎研究和高等教育、特別是研究生教育出了問題。日本大學審議會在《關于21世紀的大學院(研究生院)與今后改革方針政策》報告中指出：“大學院(研究生院)作為所有學術領域基礎研究的中心在推進學術研究的同時，擔負著培養研究者和具有高度專門能力人才的任務，因此大學院(研究生院)在提高我國學術研究水平與發展社會經濟、文化方面承擔著極為重要的使命。”通過改革研究生教育以加強基礎研究，多出一流研究成果，培養世界頂尖科技人才，是推進日本產業振興、實現由“日本制造”向“日本創造”轉變的戰略選擇。

(三)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張迅速，質量問題突出

戰后日本研究生教育雖然發展很快，但與歐美國家相比還是比較落后。大學審議會在《大學院的飛躍性充實和改革》報告中指出：“我國的研究生數和本科數的比率，比起其他的先進國家還很低。急需從質和量兩個方面整備大學院”。擴大研究生規模成為90年代后日本高等教育的主要趨勢(圖2)。

從1990年到1995年碩士擴招5．5％、博士擴招5．4％，2000年到2005年碩士擴招10．3％、博士擴招3．1％。1991日本研究生數量僅為本科生數量的4．8％，2000年為8．3％，2005年達到10．1％，每千人口中研究生數也由0．8人增至1．62人，增幅大大高于英美等發達國家。

隨著研究生教育規模的擴展，質量問題日益突出。早在1977年，OECD發表的《關于日本社會科學政策》的調查報告中指出：“日本的研究生院課程欠缺，教育內容陳舊，學部講座制度僵化。”擴招后出現博士就業前景不佳的“博士過剩”現象。2003年日本共有145l2名課程博士畢業生，其就業率只有54．4％，在近l0年來降低了10個百分點。如何保證和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質量成為日本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課題。

二、轉變中的日本研究生教育質量評估體系的基本特征

(一)多樣化、高度化的研究生質量建設目標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圍繞“人口”和“出口”兩個基本問題展開。前者主要目標是緩解大學的生存危機、滿足國民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對高等教育的廣泛需求，實現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彈性化”和“多樣化”。具體措施包括：研究生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學位授予標準的彈性化；研究生院設置類型和學位設置類型多樣化等。后者主要目標在于擺脫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困擾局面和實現產業振興，通過研究生院重點化改革、引進科研補助金制度、創新研究生教育的組織機制、加強大學的基礎研究等措施，以培養能夠活躍在國際尖端研究領域的精英人才，打造為國際社會作出貢獻的高質量的研究生教育實現高等教育的“高端化”和“高度化”。

(二)從事前評價到事后評估、從內到外的研究生教育質量評估模式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大學建立了以《大學設置基準》為準則、政府規定統一標準并組織實施的質量保障體系。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高等教育評估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文科省依據1989年新修訂的《研究生院設置基準》仍掌握研究生培養單位的設置審批權，以及通過立法、財政途徑對評估活動施加間接影響，具體的評估事務則下放給各大學和委托民間組織進行。1991年修改后的《大學設置基準》規定：“為提高大學教育研究水、完成大學的教育研究目的以及社會使命，必須努力對學校的教育研究活動等進行自我檢查和評估，檢查、評估項目由學校自己設定”。這是首次通過法律形式確立了大學自我評估制度，為以后建立外部評估制度奠定了基礎。

至1998年，大學審議會在《關于2l世紀的大學和今后的改革方向》報告中建議：“為了讓社會更清楚的了解大學的活動狀況，有必要專門設置評估機構，實施公開、透明的大學評估制度，建立多元化評估體系。”

2000年4月設置大學評價和學位授予機構，第三方評估制度正式形成。2002年日本出臺《構建大學質量保障新體系》，其重要舉措就是建立和完善一套相應的大學質量外部評估制度。同年學校教育法修正案第69條和70條的相關條文規定了高等教育外部認證評價制度的基本內涵。此外，《獨立行政法人通則》規定，國立大學還必須接受國立大學法人評價委員會開展的非認證評估。2005年6月13日，中央教育審議會在《新時代的大學院教育》就保障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再次指出：“要建立事前評價和事后評價相結合的研究生教育評價體系，確保研究生教育質量。”

至此，日本采用從事前審批到事后評估、從內部自評到外部評估、先易后難的方式，運用十幾年的時間，逐漸建立了由自我評估、認證評估、法人評估相結合的研究生質量評估體系，標志著日本高等教育步人以多元化評估機制為基本方式的競爭時代。

(三)多元化評估體系代表研究生教育質量的多元利益訴求

研究生教育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涉及高校、政府、學生、雇主等多個利益相關者，從各自立場和利益出發，不同主體對于研究生教育質量的取向和標準取舍必然不同。任何單一的評估制度都難以全面反映研究生教育質量這一復雜的問題。因此，建立多層分類的質量標準、滿足不同主體的多樣化需求是研究生教育質量建設和質量保障的基點。日本通過十幾年的努力，促使研究生質量保障體系從政府主導型的成功的轉向民間評估組織主導型，最終形成了以多元化評估體系為基本機制的研究生教育質量保障模式，這一體系代表和實現了日本社會在研究生教育上的多元價值取向和多元利益格局(圖3)。

(四)研究生質量建設和評估導向從學術取向轉為社會需求取向

在日本研究生教育多元化評估體系中，大學自我評估制度建立最早。內部評估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自我檢查學校的教育研究活動，提高大學的教育研究質量。

這一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尊重大學自發性、自主性和自立性。日本學術界也一直認為，大學評估應該由熟知學校內情的教師進行，評估標準應重點放在學校教育和研究兩大領域，而不應過分強調社會經濟效益，表明了教育界人士要求以學校自我評估為主的強烈愿望。但從90年代后期開始，大學審議會的系列咨詢報告開始強調引入外部評估制度的重要性。2002年日本出臺《構建大學質量保障新體系》，重點強調日本大學質量保障體系要由傳統的“嚴進寬出”型轉為“寬進嚴出”型，其重要舉措就是建立和完善一套相應的大學質量外部評估制度，實現大學質量保障體系從“內部自評”向“外部評估”轉換。2006年3月，文科省公布《研究生教育實施綱要》提出從目前到2010年改革和振興研究生教育的措施，《綱要》再次指出：“推進具有實效性的研究生評估管理工作。在各研究領域進行自我打分、評估的同時，開展引入第三方評估的形式。并且通過調查、公布各研究生院的自我測評結果，鼓勵各院積極開展評估工作。”

目前來說，日本高等教育的外部評估制度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評估的“外適性”導向明顯，不少的學界以及政界、產業界人士公開提出大學評估目的是為了適應外部社會需要。“近年教育評估更多的是以大學和社會關系的密切聯系程度以及資金的嚴重匱乏為背景，對大學支出的正當性和對社會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程度，即對教育資源的有效分配和使用效果進行評價。”大學評估雖然最終目的在于提高教育和研究質量，但是直接目的是提高大學的責任制，從效率的角度考察大學利用日益緊缺的經費在多大程度上實現目標和滿足社會發展需求。

(五)建立競爭性科研補助金制度，高利害性評估確保把提高質量落到實處

長期以來，日本高等教育面臨著辦學效率低下、缺乏競爭力以及教育質量不高的困擾。為此，I998年大學審議會在(21世紀的大學和今后的改革方針》咨詢報告中提出研究生院重點化政策：“從積極開展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教育和研究，培養能夠適應我國社會與國際社會發展的活躍于諸多領域的優秀人才這一觀點出發，有必要支持、形成一批作為高水平教育和研究基地的研究生院。為此，應根據對各大學專攻領域(或研究科)的客觀、公正的評價，在一定時間內，集中、重點分配研究費、設備費等資源。”日本政府首批確定以東京大學為首的10所國立大學實施研究生院重點化，到1998年增至l2所，這l2所大學的研究生院中大約有70個研究科實行重點化改革，文部省在財政上積極支持這12所大學，期望通過重點投資策略和資源傾斜政策，使研究成果和人才培養質量達到國際流，在21世紀世界高等教育領域中占有領先地位。為強化大學、研究生院的教育與研究功能，更好的推進日本一流大學建設，2001年日本政府又出臺了(21世紀教育新生計劃》，引入競爭性科研補助金制度和實施“TOP30”方案。其基本設想是日本要在新世紀建設30所世界一流大學，而且這類大學無論其設置主體是國立、公立、私立中的哪一種類型，均須通過競爭和評估結果產生，并對人選的30所大學給予重點投資，計劃在5年內使競爭資金翻一番，研究成果和人才培養質量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后來TOP30計劃改稱(21世紀COE計劃》，COE立項建設中一改過去由政府行政命令式的均攤或者指派的辦法，改為以日本學術振興會為中心、另由大學評價和學位授予機構等共四個機構組成的“2l世紀COE計劃委員會”實施。該計劃于2002年啟動，此后在競爭性大學環境中有序開展，使研究生院重點化改革政策落到實處，有效推進了世界一流大學的步伐。到2006年，僅東京大學通過競爭COE項目就建立了28個世界領先水平的教育研究基地。從2007年開始實施的“21世紀COE計劃”，將以所有學術領域為對象，力爭創建世界一流水準的研究中心。

三、日本研究生教育質量和評估體系建設面臨的問題

日本研究生教育的多元化評估體系歷經十多年在21世紀初期基本形成。這打破了日本自戰后50多年來長期保持的大學結構單一化以及在學術研究組織管理上的僵化模式所導致的“高等教育的非競爭性發展特質”，意味著日本研究生教育從此步人了以多元化評估機制為基本方式的競爭時代。但是，日本引人高等教育評估制度較晚，有些措施、機制還不完善，甚至出現了一些矛盾，仍需進一步改革、充實和完善。

(一)評估成本高、程序繁雜

日本高等教育管理屬于政府——學術人員協調型管理模式。在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之前，大學內部學術與事務系統分離，管理權限集中于學部教授會；法人化之后，學術與事務一體化，管理權限集中于以校長為中心的校級行政組織。法人化改革帶給研究生培養機構更大的自主權，權力擴大意味著要對教育質量承擔更大的責任。對研究生培養單位而言，如果缺乏利益驅動，沒有人自愿接受評估，尤其是被認為掌握高深學問的大學教授、教師更是如此。由于日本政府采用諸多杠桿，加之越來越大的社會壓力，這促使大學不得不應付名目繁多的各類評估，評估工作量巨大，程序復雜，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對經費日益緊缺的大學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筆負擔。而且，評估結果與預算分配直接結合，與大學的發展利害相關，大學對評估活動更是高度緊張，導致對評估結果不服的申訴不斷增長。

(二)評估可能導致各大學之間差距增大的風險加大

研究生院重點化以及兩個“COE計劃”等重點建設政策的出臺，一方面促進日本大學之間的競爭意識，有利于大學的成長和發展；另一方面，在一些優秀大學獲得國家資金等優惠政策的支持迅速發展的同時，一些地方性大學和研究實力較弱的大學在招生和研究經費方面都陷人了困境。特別是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實施后，大學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近半數以上的大學都面臨著生存危機。

(三)評估活動與提高教育質量之間的相關性還缺乏有力證據

建立多元化、制度化教育評估體系是日本確保研究生質量的基本機制。但是，以改善教育研究活動為目的的教育評估活動，究竟能為學校提高教育研究水平和資源配置效率起多大作用，目前還沒有相關的實證結論。外部評估可以達到認可機構設置、判斷教育或研究水平以及實現機構的績效，但在提高質量方面到底有多大效果，或者如何發現測定這種效果的方式或手段等，都需要進一步的討論，最重要的是評估能否真正提高大學的教育與研究水平很難判斷。

(四)評估的學術取向與社會需求取向的關系還沒有理順

日本大學內部評估主要由學校內部人員自主進行，重點在于改善學校教育和研究活動，不強調社會經濟效益；而外部評估制度主要由校外人員進行，最大焦點在獲得更多的教育研究資金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改善教育投資環境，評估標準重在衡量社會效果。內部評估和外部評估在評估目的、評估內容、評估對象、評估人員都各異，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在日本教育評估政策中涉及很少。尤其是沒有具體談到外部評估機制如何綜合內部評估結果，使其反映在最終的評估結果中等問題。換言之，在研究生質量建設和評估導向上，日本教育界人士主張學術需求，強調內部評估；政界、產業界人士公開提出大學評估的目的是為了適應社會需求，應以外部評估為主；那么，究竟以誰為主?以誰為輔?這個問題日本還存在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