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鄉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農村環境污染逐步加劇，生態破壞日益嚴重，農業環境受到嚴重沖擊，農民利益受到極大傷害。深刻剖析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加強農村環境保護，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客觀要求和必由之路。

1環境問題是“三農”問題的重要內涵

所謂“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一個從事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農村環境問題是“三農”問題的重要內容。當前，農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日趨嚴重，極大地沖擊了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給中國農村帶來了一定的混亂。農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正在逐步地、以隱蔽或公開的方式瓦解著中國農業的基礎條件，對中國的鄉村進行著系統的破壞和顛覆，對越來越多的中國農民進行著無聲的迫害和驅趕。 1.1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制約農業持續發展 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從根本上侵蝕了農業耕作的基本物質基礎，致使農業生產減產，農產品質量下降，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嚴重制約。 1.1.1水污染觸目驚心，嚴重影響農業生產 2004年，長江、黃河等七大水系的412個水質監測斷面中，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斷面比例分別為30.3％和27.9％。27個重點湖庫中，Ⅴ類水質湖庫占22.2％，劣Ⅴ類水質湖庫占37.0％[1]。地下水硝酸鹽污染在城郊的集約化蔬菜種植區特別嚴重。根據中國農科院在北方5省20個縣集約化蔬菜種植區的調查，在800多個調查點中，45％的地下水NO[，3][-]－N含量超過11.3mg／L，20％超過20mg／L，個別地點超過70mg／L[2]。 水污染對農業生產的破壞作用非常突出，它可以導致農業減產，甚至顆粒無收；可以導致農作物有毒物質富集，降低農產品質量，甚至完全喪失使用價值；可以導致漁業受損，如2004年7月，淮河發生重大污水事件，污水所到之處，魚蝦絕跡；可以迫使部分地區改變農業種植結構，如安徽省宿州市楊莊鄉多年來一直以水稻種植為主，但由于灌溉的是奎河的污水，質量差，有怪味，當地農民只好改種小麥，可是，小麥又豈能逃脫污染！ 1.1.2土壤污染加重，作物受到顯著影響 目前，全國約1300萬～1600萬hm[2]耕地受到農藥污染，近1／4陸地的表層土壤受到多種有毒污染物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國約25％的土壤處于警界狀況，污染比較嚴重的土壤占5％。 土壤污染使作物遭受嚴重污染。在典型區域土壤環境質量狀況調查中， 江蘇調查區蔬菜和稻米中鉛超標率分別達60％和46％，江蘇高郵調查區稻米中汞超標56.6％；廣東調查區蔬菜樣品中硫丹硫酸鹽、異狄氏劑醛和七氯的檢出率分別為94.2％、86.8％和85.1％[3]。由于土壤污染，全國每年糧食減產100億kg以上，直接經濟損失達125億元[4]。 1.1.3草地破壞嚴重，牧業可持續發展受到挑戰 我國草地退化嚴重，生態功能下降，生態承載力減小。2004年，全國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且每年以200萬hm[2]的速度遞增。全國草原鼠蟲害總面積為6887萬hm[2]，其中，鼠害面積為3893萬hm[2]，蟲害面積為3922萬hm[2]。2004年全國鼠蟲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61.98億元。 2004年，全國共發生草原火災489起，受害草原面積2.51萬hm[2]。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西藏5省區遭受雪災凍災，受災群眾100多萬人，受災牲畜1500多萬頭（只），因災死亡牲畜9.93萬頭（只），直接經濟損失上億元[1]。 1.1.4土地沙化迅速、水土流失嚴重，耕地面積減少、質量下降 沙化土地發展迅速。截至1999年底，全國沙漠和沙化土地總面積達174.3萬km[2]，占國土面積的18.2％；沙化發展速度快，20世紀90年代前5年達2460km[2]／α，后5年則達到3436km[2]／α。土地沙化導致了土地生產力的嚴重衰退，沙區每年損失土壤有機質及氮、磷、鉀達5590萬t，折合化肥2.7億t。 水土流失區域差異大，部分地區仍在加劇。根據全國第二次遙感調查結果，2004年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為356萬km[2]，占國土面積的37.1％。水土流失遍布各地，幾乎所有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水土流失[1]。我國水土流失的治理任務十分艱巨，按目前治理速度計算，全國水土流失初步治理一遍，東部地區需30年，中部地區需50年，西部地區則無法預期[5]。40多年來，全國因水土流失損失耕地260多萬hm[2]，平均每年損失6萬hm[2]，每年流失土壤約50億t以上，帶走氮、磷、鉀約4000多萬t，相當于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化肥的全年產量。土壤肥力下降已成為發展糧食生產的嚴重障礙。 1.2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威脅農民生命財產安全 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威脅農民的飲用水、食品安全，導致多種疾病發生，減少農民經濟收入，加劇農民貧困。 1.2.1農村飲用水污染嚴重，導致多種疾病爆發 我國近3億農村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其中1.9億人的飲用水中有害物質含量超標。一些地區的農村飲用水存在高氟、高砷、苦咸、污染及血吸蟲等水質問題，嚴重影響農民身體健康。據調查，目前全國農村有6300多萬人飲用水含氟量超過生活飲用水標準。長期飲用高氟水，輕者形成氟斑牙，重者造成骨質疏松、骨變形，甚至癱瘓，喪失勞動能力，往往給農民家庭帶來沉重負擔。在氟病區，由于氟斑牙、駝背病等屢屢發生，直接影響青少年入學、參軍、就業和婚嫁。我國農村引用苦咸水的人口有3800多萬，長期引用導致功能紊亂，免疫力低下。 1.2.2農產品農藥殘留廣泛存在，農民食品安全受到威脅 盡管無公害農產品作為強制性標準已是食品安全的最低標準，但仍有大量的食品達不到這些標準。農產品農藥殘留的種類和數量逐年增加，全國大約10％的糧食、24％的農畜產品和48％的蔬菜存在質量安全問題；動物的各種疫病更是令人擔心[6]。與城市食品安全監測相比，農民的自產糧食（包括自產蔬菜等）農藥殘留幾乎無人關注。 1.2.3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加重農民經濟負擔 環境污染對農民造成的經濟損失巨大。據鄭易生等人估算，1995年全國農業污染損失至少為819.6億元，相當于當年5196萬農民的純收入[7]；郭士勤等人估算，1998年全國農業污染損失達125億元，相當于當年2294萬農民的純收入[8]。1995年和1998年兩個年度，全國農業污染損失分別為當年農業稅的2.9倍和1.7倍。在2004年7月淮河污水事件中，僅盱眙縣就有半數水產品（價值3億元）化為烏有，損失非常慘重！ 生態破壞威脅農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是農民貧困的重要根源之一。據統計，我國每年因生態破壞而防治斑潛蠅的成本高達4億元[5]。有害外來物種入侵每年造成1200億元經濟損失。1993年5月，發生在西北地區的特大沙暴，造成4省區72個縣（旗）116人死亡或失蹤，264人受傷，12萬只牲畜受損，505萬畝農作物受災，僅甘肅、新疆兩省區的直接經濟損失就近4億元。全國592個國家級貧困縣幾乎都分布在水土流失地區，水土流失是貧困地區難以脫貧的重要原因。 1.2.4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擾亂農村穩定 環境污染誘發并加劇社會矛盾。就一國內部而言，某些個體或群體為了謀取自身利益，在生產和消費中過多排放污染物，導致了外部不經濟性的產生，侵犯了其他群體的健康和生存發展的權利，從而引起群體間的社會矛盾。如2005年4月， 浙江東陽市畫水鎮因竹溪工業功能區污染導致嚴重沖突，造成30多人受傷，其中5人傷勢較重，數十輛汽車被砸，學校停課，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干群關系緊張，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生態破壞迫使部分地區大量移民，影響農村穩定。自20世紀80年代起，作為世界4大流動沙漠之一的騰格里沙漠每年以15m的速度向南、向東推移，先后有數萬畝農田被吞噬，近百個村莊被湮沒，使當地群眾成為“生態難民”。內蒙古自治區將在未來10年內被迫生態移民20萬，山西省將在未來5年內被迫生態移民40萬。 大量的生態移民嚴重擾亂了農村的正常秩序，也給接受移民地區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 所以，從更加貼近現實的角度來看，農村環境問題比那些以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形式施加于農民的“負擔”更為沉重，農村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三農”問題的重要內涵。

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致因很多，最突出的是人口壓力過大、濫墾、濫牧、濫伐、濫采、濫用水資源、粗放式農業生產、畜禽養殖和農村生活污水亂排、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鄉村企業污染加劇、農民環境意識低下等因素。 2.1人口壓力過大，誘發并加劇農村生態環境問題 我國農村地區人口迅速增長和需求急劇膨脹，加劇了對生態環境要素的改變，加重了以水土流失為核心的生態環境問題。2000年，陜北黃土高原地區人口密度為79人／km[2]，遠遠超過了世界上較為公認的干旱地區8人／km[2]、半干旱區20 人／km[2]的承載力標準[9]。為了維持人口增長、收入提高所造成的對資源需求的大幅增長，人們不斷提高資源利用強度、擴大資源利用范圍，從而導致亂墾、濫伐、過牧等現象，使環境因不斷超載而遭到破壞，出現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 在人口增加、需求不斷上升和當地社會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出現了“需求上升—→土地超載（如過墾、過牧）—→環境破壞（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土地生產力下降—→資源投入量增加（擴大墾殖、放牧范圍等）—→需求上升—→土地超載……”的惡性循環[10]。 2.2“五濫”是生態破壞最主要的因素 所謂“五濫”，是指濫伐、濫牧、濫墾、濫采、濫用水資源。第一是濫伐。濫伐林木使大量最寶貴的荒漠植被遭到破壞。青海柴達木盆地原有固沙植被200萬hm[2]以上，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因濫伐造成植被破壞，使1／3以上的土地沙化。第二是濫牧。沙區草場牲畜超載率為50％～120％，有些地方甚至高達300％。超載放牧使草場大面積退化、沙化。內蒙古草原牧草平均高度由20世紀70年代的70cm下降到目前的25cm，昔日“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地方，變成了“老鼠跑過現脊梁”。第三是濫墾。許多地方在無防護措施的情況下，無計劃、無節制地開墾，導致土地沙化。1958年到1973年，內蒙古曾出現兩次開荒熱，造成130萬hm[2]以上土地沙化。第四是濫采。沙區濫采中藥材、摟發菜以及無序采礦工程建設的問題十分突出，使大量植被破壞，直接導致土地沙化。內蒙古自治區近幾年因摟發菜破壞草原面積達1300萬hm[2]，其中400萬hm[2]以上已經沙化。第五是濫用水資源。 部分地區還沿用大水漫灌的落后方式，造成土地鹽漬化。據甘、寧、青、新四省區統計，已有1500萬hm[2]以上土地鹽漬化。由于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缺乏有效的管理，大面積農田被迫撂荒，形成土地沙化。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上游不斷超量采水，下游270km河道斷流，造成35萬hm[2]胡楊林枯死，1萬hm[2]以上農田被迫棄耕，6萬hm[2]以上草場退化。“五濫”給我國農村帶來了生態災難。 2.3粗放式農業生產導致農村面源污染 農田化肥投入逐年增加，化肥是造成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我國化肥用量為4339.5萬t，超過世界總用量的1／3，居世界之首；2004 年全國化肥使用量已高達4412萬t。據估算，除N[，2]外，化肥氮的損失中對環境質量有影響的各種形態的氮素總量約為其施用量的19.1％。2002年，我國農田化肥氮通過損失進入環境的數量達471.8萬t。這些氮導致地表水的富營養化、地下水的硝酸鹽富集以及溫室氣體含量的增加[2]。過度使用化肥導致了嚴重的非點源污染和水體的富營養化，如太湖非點源污染一半以上的氮磷來自化肥使用。 我國是農藥生產和使用大國，農藥是造成面源污染的另一主要原因。1990年起，我國農藥生產量一直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近10年來，農藥使用量每年基本穩定在23萬t左右，各種制劑約120萬t， 已注冊登記投入使用的農藥有效成分品種約600多種。據1998—2000年統計數據分析，全國平均農藥使用水平為12.73kg／hm[2]。目前我國使用的農藥中高毒農藥品種仍占相當高的比重。據統計，2000年我國有機磷、氨基甲酸酯類殺蟲劑的高毒品種用量占整個農藥用量的37.4％。長期、大量和不合理使用農藥導致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農產品污染。 2.4畜禽養殖、農村生活污水已成重要污染源 畜禽養殖污染已不容忽視。幾乎每個大城市周邊都有許多養雞場和養豬場，排放大量糞便與有機廢水。早在1995年，我國牲畜總排污量就已達25億t，是工業固體廢物年排放總量的3.9倍。只有少量的牲畜排泄物在排入水體前處理過。 農村居民生活污水污染加重。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居住由分散趨向集中，生活污水和垃圾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也逐漸凸顯起來。我國農村每天約產生35萬kg的生活垃圾。尤其是近年來的東部沿海地區，來自城市、鄉鎮和農村的COD 排放物每年約為800萬t，高出工業排放總量的35％，且以年增長高于10％的速度遞增[6]。 由于資金、技術有限，人口分散、污染物難以集中處置等多種原因，村鎮生活廢棄物處理廠的建設及容量都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不少村鎮的生活污水都是直接排入河流，路邊和河沿成為堆放垃圾的主要場所，使得農村污染較之城市更加嚴重。 2.5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鄉村企業污染加劇 城市工業生產的“三廢”和市民生活產生的廢物，未經妥善處理排入大自然，污水通過河流廣泛滲流到農村。同時，許多能耗大、污染重的化工、造紙等企業，在城鎮中難以立足，利用農村環境管理力量薄弱和農民致富心切，以聯營、設分廠、扶助、技術轉讓等名義，紛紛下鄉進村。因此，鄉村企業多為電鍍、印染、造紙、化工、煉焦、煉磺和制苯等重污染行業。這些企業往往技術落后、裝備陳舊。 此外，我國鄉村企業在改革開放初期一哄而上，沒有配套的技術經濟政策引導，具有盲目性和隨機性，缺乏環境綜合整治規劃，布局不合理，不利于污染集中治理。目前，鄉村企業呈現“多、小、散”的格局，工藝陳舊、設備簡陋、能源消耗高，絕大部分企業沒有污染防治設施。另外，鄉村企業沒有形成規模經濟，無力承擔污染治理費用。目前，鄉村企業污染占整個工業污染的比重已由20世紀80年代的11％增加到45％，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接近或超過工業企業污染物排放量的一半以上[4]。數量如此龐大的污染物對農村環境的影響可想而知。 2.6環境教育嚴重滯后，農民環境意識普遍低下 我國農村教育水平低，農民環境保護意識淡薄。據研究，超過1／3的農民不知道農藥對人體和環境是有害的，有65％的農民不了解蟲害天敵或病蟲害綜合防治等概念，84％的農民會超過規定標準劑量用藥[2]。農民受長期生活習慣的影響，觀念上難以改變，很多地區的農民至今還是靠砍伐林木作炊事燃料。農民環境保護法制觀念薄弱是造成農村生態環境惡化的重要因素。

3加強農村環境保護推動“三農”問題的解決

農村環境問題是“三農”問題的重要內涵，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加強農村環境保護要“對癥下藥”，要針對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從農村環境政策體系、城鎮化、農業發展模式、農村人口、農民環境意識等多方面尋求農村環境保護的綜合對策。 3.1加強農村環境政策體系創新 現有的環境政策是在工業和城市污染防治的基礎上建立的。由于農村和城市環境特點不同、環境問題的致因不同，現行的環境政策在農村的作用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因此，必須與時俱進，對現有環境政策體系進行創新。一是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用計劃、立法、市場等手段來促使下游地區對上游地區、開發地區對保護地區、受益地區對受損地區進行利益補償。當前，城市產生的污染向農村轉移，城市作為一個整體并沒有對農村進行生態補償，這對農村非常不公。應將城鄉之間的生態補償上升到區域整體之間，并介入政府行為，增加可操作性和政府的認同。二是逐步建立引導性環境政策體系。我國農村生產生活單位日益細化，對大量分散的生產行為進行環境監督不切實際。所以，政府管制性環境政策向引導性環境政策轉變是農村環境保護的必由之路。要用市場經濟等手段引導農民自覺采取有利于環境的行為。現階段，加強對有機食品和綠色食品的宣傳，引導市場消費需求，一方面促使農民自覺采取有利于環境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引導消費者對農產品的質量進行監督，是引導性環境政策的成功范例。 3.2城鎮化是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有效措施 城鎮化是農村生態環境減壓的有效途徑。傳統農業對以土地為核心的地表自然生態系統施壓過重，從而導致環境超載，引發、加重生態環境問題。區域生態環境空間的承載力是有限的，需要在地域空間上合理聚集，即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因而，需要通過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發展非農產業，引導農業人口向第二、三產業以及空間轉移，使當地農村居民把生存或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放到非農產業上，從而減輕農業人口對土地資源的依賴性。 城鎮化是治理農村環境污染的最佳選擇。城鎮化是非農化的必然結果，非農化必須以城鎮化作為支撐。出于協作和效益的要求，非農產業的發展趨向于在地域上集聚。城鎮作為區域社會、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是非農產業理想的集聚地。非農產業向城鎮的集中可以共享基礎設施，方便協作，如財政支持、多方籌集資金，建立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廠，避免鄉村工業發展導致“戶戶點火、村村冒煙”的局面。 3.3發展現代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集約化經營 推廣現代生態農業可以促進農業持續發展，保證食品安全，增加農民收入。現代生態農業以生態學原理為理論基礎，以農業可持續發展為核心，促進生態與經濟的平衡與發展，將農業安全與人類健康列為首位，是現代農業技術集成的產業化經營體系，是多資源利用的生產體系。現代生態農業的特點，決定了它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中將發揮重要作用。 農業集約化經營可以合理高效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所謂農業集約化經營，就是在一定土地面積上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技術措施和勞動力，精耕細作，努力從單位土地面積上產出較多的農產品，進而達到不斷提高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目的。實行集約化經營，可以提高土地生產率；運用先進技術，增強人們控制自然的能力；因地制宜調整生產結構，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力，從而走出一條速度和效益并重的發展路子。 3.4多途徑有效控制鄉村企業污染 必須從多途徑推進鄉村企業的污染防治。第一，要加強鄉村企業的環境綜合整治規劃，鄉村企業應合理布局、相對集中，以利于污染集中控制。第二，要嚴肅執法，堅決依法打擊鄉村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堅決取締、關停“15小”企業。第三，要因地制宜，大力發展鄉村循環經濟。鄉村循環經濟應在三個層面發展，一是提高企業內部物質循環利用；二是建立企業之間的物質循環鏈；三是發展行業之間的循環經濟鏈，盡量減少鄉村企業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延長鄉村生態系統中的“能源”循環周期，實現物質和能量多層次利用和良性循環。第四，推行清潔生產，大力發展資源開發充分、附加值高、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綠色產品”。 3.5以飲水安全和重點流域治理為重點，加強農村水污染防治 要采取最嚴格的措施保護飲用水源，以飲水安全為目標劃定飲用水源保護區，取締直接排入水源保護區的排污口，嚴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質的污染。將淮河、海河、遼河、松花江、三峽庫區及上游、黃河小浪底水庫及上游、南水北調工程、太湖、滇池、巢湖作為流域污染治理的重點。 3.6控制農村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 農村人口數量的增加，應控制在不同時間跨度的空間適度承載力范圍內，通過控制區域人口增長速度，減少總需求量，或降低總需求量的增長率速度，從而減輕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壓力。要切實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大力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引導農民破除陳規陋習，提倡文明習俗。 3.7加強宣傳教育，提高農民環境意識 充分利用宣傳、教育陣地，運用電視、報紙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大力宣傳農村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和法規。不僅要強化農村基層干部的環保意識，還要對廣大農民進行宣傳，加強對大中小學生的環保教育。利用地球日、世界環境日等紀念日開展多層次、寬領域的環境宣傳教育活動，使環境保護深入人心。 綜上所述，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制約農業持續發展、威脅農民生命財產安全、擾亂農村穩定。加劇“三農”矛盾的農村環境問題的主要根源是：人口壓力過大、濫墾、濫牧、粗放式農業生產等因素。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必須多方面尋求綜合對策，以促進農業持續發展與農村和諧，保障農民生命財產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