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傳統心理對其企業文化的影響 1、渴望成為強者的心理 基于傳統的生存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日本民族特別渴望成為強者、成功者（而這里的強者、能者往往是指包括自己在內的成功的團體、民族），崇拜強者、能者，而鄙視弱者和無能者。[10]1853年美國艦隊轟開了當時較落后的日本國門，日本人并不把它當作一種恥辱，反而拜美國為師，吸收西洋文化，終于在1868年發生明治維新的劃時代變革。[11]這種源自危機憂患意識的渴望成為強者的心理意識已深深淀積在他們先祖們的血脈之中，代代相傳，已成為一種民族特有的心理。這種心理使日本民族成為一個敢于開拓冒險、勇于創新、奮發圖強、自強不息的民族。日本企業無法例外地秉承了這種民族心理，使它們無時無刻都在尋找成功的機遇，敢打敢拼，百折不撓，善于學習吸收別國先進的為我所用的優點和長處，無論世界哪個角落，一旦有新思想、新技術出現，它總是不惜代價，甚至不擇手段搜羅回來，使自己的不斷強大，立于不敗之地。 這種意識反映到企業戰略上則是寧可容許企業發生赤字，也不能將市場占有率讓給競爭對手。即使在銷售額下降的情況下，仍然加大投資、擴大生產能力、增加銷售網點、加強促銷活動，保持企業繼續上升的勢頭，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市場占有率讓給對手。在他們看來，如果不能超過競爭對手，就會逐漸被淘汰出局。這做就了他們知難而進的強者性格和要么徹底失敗，要么大獲成功的冒險精神和命運！ 有人說：“這種傳統民族心理發展到極處，則表現為活著就要在競爭中勝出，成為強者、成功者，一但失敗，則去跳樓自殺吧，無人會可憐一個失敗者，日本民族是一個容不得失敗的民族。”[12]雖然，日本的自殺率較高，一些文學作品流露著欣賞死亡的審美傾向。但是，對于日本絕大數人來說，是不存在如此極端的心理的。 2、務實心理 亦基于傳統生存的危機意識，日本人特別地務實。他們不喜歡思辯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傾向于事實、現象、經驗、實證的思維方式，形成了如后面所提到的“即物主義”性格。[13] 現代的日本人，在經濟上有總體規劃，又尊重經濟規律，讓激情與想象的熱流注入客觀規律的模子，澆鑄出切實的產品，而不是恣意妄為及以主觀想象的方式從事經濟建設。他們務實求真，不尚空談，不玩花架子，不搞自欺欺人的把戲，老老實實以辛勞和智慧來培植理想之花，因而能創造奇跡。這與我們曾經崇尚虛榮浮夸、好大喜功和自我麻痹的國民性格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兩個民族從戰爭的廢墟上同時起步，幾十年后，一個做到上天，一個卻在經濟面臨崩潰中重新討論真理的標準問題…… 3、“忠”、“和”心理   “忠”：現代的日本人已把傳統的效忠天皇、效忠國家這一民族價值觀具體轉化成對關系個人生存的企業的效忠。每個成員都把企業當成自己的歸宿，為企業貢獻自己的青春才華，他們往往自愿超時工作，任勞任怨，鞠躬盡瘁，許多員工都罹患疲勞綜合癥。都是為了回報企業對自己的知遇之恩！

“和”：絕大多數日本管理者都是緘默、含蓄、安靜、內向和以他人為中心，為了所有企業成員保持一致和合作，管理者往往以這種“和”作為管理方式，導致不斷的討論和妥協，以成就企業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諧。 三、日本宗教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在5世紀前后，我國的儒家思想就開始傳入日本。儒家思想中的“仁、義、禮、忠、信、智、孝、和、愛、恭、儉、忍、讓”等倫理思想，在日本這樣一個具有強烈危機感和憂患意識因而崇拜強者的民族中，并不是全部都能在日本生根發枝，被日本人民全部接受。更沒有讓儒家學說居獨尊的地位，而是允許不同學術流派和不同宗教并存。日本的宗教是一種以儒教、佛教及其本民族神道等多元共存的思想體系。 日本人不喜歡思辯的、形上學的思考，而傾向于事實、現象、經驗、實證的思維方式——日本文化的“即物主義”性格。[14] “儒家思想中處于最重要地位的‘仁’被徹底排斥于日本人的倫理體系之外”。[15] 又如，儒家思想中不能說沒有“誠”，《中庸》說：“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但卻沒有對中華民族后人產生強烈的影響和以致形成以“誠”為中心的思想體系，反而教人詭謀、奸詐的三十六計能滲透到人的靈魂之中。然而，在日本江戶時代后期，以“誠”為中心的倫理說成為主流……日本儒學中逐漸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以“誠”為中心的倫理思想。[16]這種文化為日后日本企業的發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我們因為沒有發育“誠”文化，缺乏“誠信”是我國市場經濟難以規范的根本原因，至使今天我們的社會（包括企業）為此付出并將繼續付出沉重的代價。 日本主要接受了儒家的“忠”、“和”思想。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的炮艦轟開日本的國門和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后，雖然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也涌進了日本，但是日本并不是以完全徹底否定歷史和過去的態度發展資本主義，仍然繼承和保留了封建時代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天皇為中心的忠君愛國的觀念深深地植根于每一國民心中，即使在二戰戰敗之后，日本也不允許盟國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強烈要求將天皇制繼續保存下去，天皇仍是國民崇拜的偶像，天皇是凝聚全民族的核心。可見，“忠”已深深淀積在日本國民的骨髓之中。 然而，時至今天，皇室，早已不能干預政治了，只能在民間、外交從事一些儀式性活動而已。日本人已成功地把效忠天皇的觀念轉化為效忠企業的觀念。 “忠”，使日本企業中的“終身雇傭制”能得以實行，使員工對企業有著極高的忠誠，在日本企業，如果某個人為滿足自己利益而跳槽，是會備受人們的責備和歧視的，人們對這種“不忠”之人噓之以鼻，不愿與其為伍。（這與西方的價值觀全然不同。）而員工的利益則要視企業的效益及工齡而定，日本企業普遍盛行“年功序列制”，即薪酬隨工齡的增加而增加，在企業中干得越長，薪酬越高；企業的效益越好，薪酬越高。這樣使員工對企業的忠誠與企業對員工的高度負責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統一體，形成了終身榮辱與共、同舟共濟的關系。 “和”，則從觀念上保證了員工在企業中與他人合作，和諧相處，使日本企業減少人際關系的內耗，提高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為日本企業高效能團隊的精神的主導和聯系紐帶。 此外，在企業的經營哲學中，還融入了佛教中的“經世濟眾”、“虔誠感恩”等宗教思想。他們絕不會將“賺取利潤”這個任何企業都必須達到的目標放在首位，相反，他們更多是強調企業的責任、強調企業對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所負的責任。（這一點是含有對政府的扶持的感激因素，將在后面第五點中詳述）如豐田公司社訓第1條是：“上下同心協力，以至誠從事業務的開拓，以產業的成果報效國家”；日本TDK公司精神：“創造：為世界文化產業做貢獻”；松下電器公司把“產業為國”放在第一位；豐田汽車公司就明確提出：“尊崇神佛，心存感激，為報恩感謝而生活。”[17]正是這種崇高的責任、“感激”“報恩”思想，使企業員工的奉獻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工作已不單單是滿足個人物質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給員工這種精神上的滿足。由于日本宗教信仰上的多元體系和兼容性，日本員工對企業這種充滿宗教色彩的管理思想也容易接受。宗教本身就是民族文化內容的重要組成部份。 四、日本歷史對日本文化乃至企業文化的影響 站在對企業文化的影響角度，我從3個重大轉折期去分析日本的歷史對日本文化的構成及影響。 1、大化革新[18]。 公元7世紀，日本人發生了“大化革新”，全力模仿和學習中國唐代文化，包括建立了中國式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制度和相應的戶籍制。中國儒家文化流傳日本，對日本文化影響深遠（將在另一節“日本宗教”中詳述）。中國的這一套制度和文化經過千多年的興衰演變，始終無法使自己的國家走向強大，相反，卻使自己的國家不斷走向積弱和不堪外強一擊，同樣，受這種制度和文化影響的日本，在1853年受美國轟打之前是一個落后的、封閉保守的專制國家。 2、明治維新[19]。

日本的脫胎換骨，走向富強，許多史學家認為從明治維新開始，然而，我認為應從1853年開始。這一年，美國艦隊突然轟闖日本東京灣，日本根本就毫無任何還手的能力。美國要求日本通商，一年后，日本簡直就無能抵抗就屈服了，與美國簽訂了在中國人看來是喪權辱國的《神奈川條約》，從此，鎖國時代結束，門戶大開。八年后，英國軍艦炮轟鹿兒島，也來掠奪瓜分，日本跟中國一樣，受到到巨艦大炮的欺辱。所不同的是日本人終于知道自己的積弱，轉而自覺向這些“強盜”者學習，決心發奮圖強，而不是如何“報仇雪恥”，不是在阿Q式盲目自大中談民族強大史，日本也就從這時候開始了真正走向強大了，這是劃時代歷史性的轉折。 六年后，即1868年，也即中國的太平天國滅亡之后第四年，也即清皇朝正處于風雨飄搖的同治皇帝統治時期，中國飽受了西方列強鴉片之害和瓜分割讓之痛。在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下令變法，這就是歷史上使全世界嘆為奇跡的“明治維新”。其最大的特點是：吸收西洋文化，實行資本主義“文明開發”改革，以西方的工業文明漸漸代替了以往落后的農耕文明。而工業文明的標志是工廠企業的出現和壯大。只短短的數年，日本就從荒陋落后狀態之中，一躍而成為一個完全嶄新的現代化的年輕國家。明治維新為日本企業的發育和發展掃平小農觀念及機制上的障礙，使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實行西方式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的國家，并且迅速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

日本政府從政治、法律、財力等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服務，致使日本企業可以迅速成長和強大。這除了為企業文化建設提供外部環境，這亦直接影響了日本的企業文化。 “國家”，除了地域的概念，更是一個社會管理組織的概念，“政府”代表著“國家”。 中國企業與日本企業同樣是同時從戰爭的廢墟上起步，但所走出的軌跡卻天壤之別，關鍵在于政府體制。事實證明，只有廉正、高效、務實的服務型政府，才有企業的強大和國家的強盛。 注 釋： [1]《世界地圖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 [2]《國際貿易》，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3]威廉·大內《Z理論——美國企業界怎樣迎接日本的挑戰》中譯本，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是“國外經濟管理名著叢書”中的一種。 [4]（日）吉田茂《十年回憶》第三卷，世界知識出版社。 [5]張聯芳主編《世界史通俗演義》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8月版 [6]郭咸剛《西方管理學說史》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7]郭咸剛《西方管理學說史》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8]詹姆斯·C·艾伯倫，喬治·斯陶克《企業巨子》1992年版 [9]http://w.51sobu.com/new/content/2005115151105772823625.html [10]佛格爾著 黃景自譯《日本第一》臺灣金文圖書有限公司1981年3月出版 [11]張聯芳主編《世界史通俗演義》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8月版 [12]資料來自清華大學劉紅松教授2004年8月20日在廣州天河稅務局為清華CEO廣州班的講課。 [13]（日）源了圓：《文化和人的形成》第一法規1983年版，第75頁 [14]（日）源了圓：《文化和人的形成》第一法規1983年版，第75頁 [15]（日）本尼迪克《菊花與刀》中譯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1頁 [16]《論語·大學·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17]http://www.hroot.com/companypublish/html/1552.htm [18]見《世界通史·第二卷》第60頁，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19]見《世界通史·第二卷》第50頁，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20]見《世界通史·第三卷》第76—77頁，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21]佛格爾著 黃景自譯《日本第一》臺灣金文圖書有限公司1981年3月出版 [22]《國際貿易》，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23]《國際貿易》，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