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美國當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種典型形態，奇卡諾文學勃興于20世紀60年代社會運動的高潮中。運動中形成的奇卡諾“精神宣言”引領了第一代作家、評論家的創作，體現出文化身份認同的主要取向。八九十年代奇卡諾文學進入全面繁榮，在美國民眾面前展示了奇卡諾民族的生存狀態、精神追求和獨特的文化特征。在兩代奇卡諾作家的努力下，奇卡諾文學走出“邊緣地帶”，進入了美國當代文學經典的殿堂，成為多族裔文化大合唱的一個重要聲部，反映了當代美國文學發展的重要趨向。

[關鍵詞]美國當代文學;奇卡諾文學;多元文化;文化取向;民族身份

長期以來，在美國社會和歷史文化傳統中具有主導性影響的“大熔爐”理論一直強調，所有居住在美利堅土地上的種族應該與講英語，信仰清教的白人文化相“熔合”。這種關于美利堅文化結構形態的觀點和主張，實質上反映了以英裔白人文化為主流的文化統一策略和實施過程，但是伴隨這一過程所發生的持續不斷的騷動和沖突則表明，少數族裔從中感受到的是自身文化遭受到的漠視、排斥甚至被迫消亡的危機。因此他們視這種“熔合”理論染有濃厚的后殖民主義色彩而加以強烈抵制，并努力在促進本民族文化的發展和提升方面有所作為，由此形成當代美國社會“熔而不化”的多元文化格局。進入20世紀后半期，在這一多元文化并存的共同體中，勃興于六七十年代，而在八九十年代形成高潮，至今仍方興未艾的奇卡諾文學，以其鮮明的文化特色引起美國社會和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一、族裔文化身份認同的文學表征美國學術界關于“奇卡諾”(Chicano)一詞的詞源辨析至今尚無定論，但有一種說法，認為它的發音源自古代的阿茲特克人。[1]作為一種稱謂，“奇卡諾”開始被使用是在20世紀40年代，當時許多生活在美國具有美國國籍的墨西哥后裔喜歡用這個詞表明自己的種族身份。60年代，美國墨西哥族裔興起一場旨在爭取平等權利的社會運動，“奇卡諾”迅速成為運動的文化標志，更加廣泛地出現在政府文件、主流文化媒體及社會的各個方面，以至代替了傳統的“墨西哥裔美國人”的稱謂，成了具有特定時代與文化內涵的專用名詞。

詮釋奇卡諾的時代與文化內涵，不能不面對歷史。作為生活在美國的西班牙語裔美國人的一個分支，美國的墨西哥族裔的現代命運應該追溯到近代以來西班牙的殖民擴張歷史。

從16世紀早期開始，西班牙的探險家、征服者占據了現在的墨西哥和美國西南部地區。他們征服了當地的印第安人，推翻了阿茲特克帝國，把西班牙的勢力擴張到整個美洲大陸。西班牙人在當地土著居民中強行傳播羅馬天主教，把西班牙語定為當地的首要語言，印第安文化與西班牙文化開始融合，又由于印第安人與西班牙定居者相互通婚，形成了一種新的混血民族和混血文化。這個民族從現在的墨西哥中部地區來到今天的美國西南部進行殖民，并首先在現在的新墨西哥城的位置建立了圣·菲城，形成了他們的第一個殖民地。[2]19世紀，西班牙對殖民地的控制和統治土崩瓦解。1821年墨西哥獲得獨立，這個新的墨西哥國家包括原來西班牙控制的區域，主要有現在的墨西哥和美國西南部諸州。當地的英裔移民與當地政府經常發生沖突。1836年，一場英裔移民發動的起義宣布了德克薩斯的獨立。8年后美國將德克薩斯收入囊中。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邊境沖突愈演愈烈，最終導致“墨西哥戰爭”(1846—1848)。1848年簽訂的《瓜達盧佩公爵協定》結束了美墨戰爭，墨西哥將最北部的領土以1 5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給美國，這塊領土上的墨西哥居民成為美國公民。[3]蜂擁進入這片土地的英裔美國人對當地墨西哥裔民族采取種族壓迫政策，執政當局在許多領域禁止使用西班牙語。當地的許多墨西哥裔人認為墨西哥獨裁者把土地出售給美國是叛國的行徑，深感被人出賣的屈辱。因此，他們既不效忠美國，也不效忠墨西哥。在墨西哥裔人中，開始流傳一則傳說，講述了現在美國西南部諸州就是早年的印第安“阿茲特蘭”(Aztlan)的所在地，是阿茲特克人的故鄉。這則傳說使墨西哥裔人把自身與墨西哥文化中深厚的印第安傳統聯系起來。許多墨西哥裔人由此進行自我身份認定，產生了從美國獨立出來，在現在美國西南部位置建立一個自治國家的愿望。[3]20世紀早期，大批墨西哥裔美國人因生機艱難而從農村遷移到洛杉磯、圣安東尼奧等大城市，但大城市中的境遇也很糟糕。社會現實加深了墨西哥裔在美國社會中的孤獨感、陌生感。二戰期間由于缺少勞動力，美國在墨西哥招募了大量的短期工人，其中的許多人后來留在了美國，但因貧困和種族地位低下，長期被排斥在正常社會生活之外。積蓄已久的不滿、怨恨導致40年代的暴力沖突。因此，在美國的西南部地區，社會對具有反叛傾向的墨西哥裔少數民族形成了恐懼感。[3]盡管生存得十分艱難，但墨西哥裔人在美國卻是一個不斷壯大的群體。如果說西班牙語裔已經成為美國人口規模最大的少數族裔，墨西哥裔則是其中人數最多的一支。由于缺乏教育和技能，他們中大多數從事收入微薄的“骯臟”職業，但卻是美國社會不可缺少的勞動力大軍。

2003年，一部名為《沒有墨西哥裔人的一天》的美國影片，以怪誕的手法描繪了加州墨西哥裔人消失后，整個社會生活陷入一片混亂，揭示了墨西哥裔人對美國社會的重大作用和兩者間的互為依存關系。遺憾的是，當時主流文化圈的許多人認識不到這一點。政府當局的實用主義政策和上流社會的冷漠態度，終于將少數民族裔的問題推向頗為極端的60年代，并因此而凸顯其抗議的性質。

20世紀60年代爆發的大規模抗議運動是20世紀后半葉美國多元文化格局形成、發展的先聲。其中的“民權運動”、“平等權利運動”和受其觸發而起的“奇卡諾運動”，為墨西哥裔追求民族權利，復興民族文化起到了推動作用。

“奇卡諾運動”促使墨西哥裔人首先對自己的文化身份進行尋根式的深入思考。在此之前，·127·美國的歷史教科書幾乎完全被“歐洲中心論”的視角所獨占，而沒有包括美國西南部、墨西哥和中美洲印第安人的悠久歷史和文化。正是這些印第安人與早期的西班牙定居者融合，生成新的種族和文化。墨西哥裔人聲稱:我們，奇卡諾人，在祖先世代居住的阿茲特蘭土地上生活，我們帶著一個新民族的意識，懷著對于我們歷史遺產的自豪和對殘酷的外國佬對我們領地入侵的憎惡。我們要求收回生育我們生命的土地，祭奠我們作為太陽民族的決心，我們的血液呼喚著我們自主的權力，我們的責任和我們無悔的命運。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土地、我們額頭的汗水、我們的心呼喚著我們自由地履行這些使命。阿茲特蘭屬于那些為它播種、澆灌和收割莊稼的人，而不屬于來自歐洲的外國人。我們不承認這個褐色大陸上變化不定的邊疆。兄弟情誼使我們團結起來。我們對于兄弟的愛，讓我們認識到與那些剝削我們財富，摧毀我們文化的人斗爭的時機已到。我們把心放在手上，把手放在土地上，我們宣布我們作為一個混血的民族獨立了。我們是有棕色文化的棕色民族。在世界面前，在所有北美人面前，這片褐色土地上生活著我們同胞，我們是一個民族。我們是自由村落的聯盟。我們是阿茲特蘭人。[4]他們毫不掩飾地以頗有爭議的“民族主義”作為尋根和身份認同的代名詞，宣稱“民族主義是所有墨西哥裔能夠達成共識的旗幟”[4]。由此帶來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變化是十分深刻的。“奇卡諾運動”的三篇宣言①幾乎涵蓋了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所有要求，提出了實現要求的必經之路和行為準則，勾畫了成就社會理想的藍圖。

在這重要的影響民族命運的變革時期，奇卡諾運動的參與者反復重申:“文化，我們人民的文化價值觀將強化我們的身份認同感，形成我們運動的脊梁”[4]。他們進而認為，“建立一種穩定的代表自身的文化來與‘他者’形象進行抗爭是緊要的”[5]9。因此強調，“必須確認，我們的作家、詩人、音樂家、藝術家創作的文學與藝術和我們的革命相通，對我們的人民具有感召力”[4]。

顯然，隨著文化身份的認同和一系列政治、經濟、教育權利的提出，墨西哥裔人迫切需要強化傳達心聲，展示自己新形象的表現方式，文學藝術便成了族裔文化的重要表征而受到普遍提倡和重視。正如美國當代文學批評家米歇爾·洛佩茲所說:“奇卡諾文化民族主義與美國黑人權利、黑人民權運動并行，也是奇卡諾運動在政治學和文學上第一次繁榮的特征。”[5]10墨西哥人本來就不乏藝術天賦，其文學傳統世代相承。他們中的部分人成為美國少數民族的一個群體后，仍保留著這種天賦和傳統的韻味，在早期美國的西南部，墨西哥裔小說就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西班牙裔牛仔的民謠和傳說也廣泛流傳，并成為多元族裔文學藝術格局中尤具特色的一部分。奇卡諾運動賦予這個族裔的文學藝術才能以新的時代內容和文化意蘊，極大地激發了其作家、藝術家的創作沖動和熱情，當代文學史家和批評家所稱的“奇卡諾文藝復興”由此形成。

二、“奇卡諾精神計劃”的藝術表達美國文學批評界習慣于稱20世紀六七十年代為奇卡諾文學從形成到初步繁榮時期。關于文學藝術要與革命性文化相通的倡導和要求，使作家的創作與奇卡諾運動貼得很緊，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奇卡諾“精神計劃”的藝術表達。1969年3月科羅拉多州丹佛市“解放會議”通過的《阿茲特蘭精神計劃》(ElPlan Espiritual deAztlan)清晰地表達了奇卡諾人的民族意識，其中通過“太陽”民族的身份確認而樹立起來的民族自豪感和歸屬感，輻射式地體現于這一時期眾多作家作品中。1969年出版的《鏡》(ElEspejo)被視為奇卡諾文學的第一部文選而受人關注。文選編入大量被英裔主流文化圈所不屑的墨西哥裔神話傳說，并插入各種創作風格的奇卡諾作家的作品，展示了奇卡諾古代文化的神韻和現代人生活的狀態，以寓意深刻的對照性藝術畫面喚起奇卡諾人的民族意識的覺醒。

著名奇卡諾作家魯道夫·阿納亞在這一時期的小說和戲劇創作，大多取材于故鄉新墨西哥帕斯圖拉小鎮流傳的印第安、墨西哥裔民間故事和傳說。他在回顧自己的創作經歷時寫到，自己出生時臍帶纏住了脖子，是當地的巫醫、神婆兼接生婆格蘭德把他救了下來。培養他講故事能力的是外祖父李波里奧·瑪爾斯，教會他懂得許多詞語的魔力。童年的記憶對他后來成為作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使他對家族世系、鄉土和超自然神秘現象倍感興趣。阿納亞說:“我的一生都會遇到這樣的人，他們懂得人的精神、懂得人的潛能。如果我能成為作家，這些前輩的聲音將是我探索的目標。”[6]作為這種探索工作，他于1976年發表了長篇小說《阿茲特蘭之心》(HeartofAztlan)。作品圍繞著尋歸這樣一個命題，展開土地被剝奪、鄉村到城市、城市化問題、種族主義及其在社會和勞動市場上的表現等社會生活場景的寫真藝術畫面，構成墨西哥族裔從歷史到現實經歷的濃縮。

作品中人們熱望著走向阿爾布克爾克，那里是傳說中“阿茲特蘭”的遺址，是古老的阿茲特克人的誕生地。這樣向阿爾布克爾克的遷徙就是寓言性的回歸精神故土和奇卡諾社區的形成過程。

人們認為，阿納亞文學創作的盛期是在80年代。但無論他在藝術表現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他的藝術之魂總是在奇卡諾精神之鄉游蕩。

這一時期，奇卡諾文學的成就和一些重要特征，同樣較為集中地體現在先驅人物瓊斯·安東尼奧·維拉利爾(Jose Antonio Villarrea，l 1924—)和亞美里克·帕拉迪斯(Americo Paredes，1915—1999)的創作中。維拉利爾的第一部小說《美國化的墨西哥裔》(Pocho， 1959)是美國主流出版商出版的第一部墨西哥裔作家的作品，受到了評論界的廣泛關注。作品采用了美國成長小說的藝術形式，以作家移民工人家庭的生活和經歷作為某種原型，描寫了作家個人的墨西哥裔人在美國的移民經歷。主人公出生在美國，熟悉美國生活方式，能熟練運用英語，對英裔主流文化并不排斥，但墨西哥裔的血統和身份又使他不得不在文化歸屬上做出選擇。他面臨兩難境地。

作品提出的仍是文化身份認同問題，但卻與激進的奇卡諾運動參與者在態度上有所差異。因此受到某些批評。不過，人們并不否認這部作品是奇卡諾文學的先驅作品之一。在以后的20年中，以之為先導，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學分支:奇卡諾小說。這類小說記載了美國墨西哥裔人民在聚居區的場景和移民來的農業工人的生活，如弗洛德·薩拉斯(Floyd Salas)的《邪惡的十字文身》(Tattoo theW icked Cross， 1967)、理查德·法斯克斯(RichardVasquez)的《奇卡諾》(Chicano，1969)，雷蒙德·巴里奧(Raymond Barrio)的《采摘李子的工人》(The Plum Plum Pickers，1969)和托馬斯·里弗拉(TomasRivera)的《沒有被大地吞沒》(... y no se lo tragóla tierra，1971)。

維拉利爾于1974年發表的《第五名騎手》(The FifthHorseman: ANovelof theMexicanRevo-lution)是一部關于墨西哥革命的小說。作品的《序》以冷峻的寫實畫面將讀者帶入了嚴酷的革命中，清晰地展現了小說的主題。主人公赫拉克里奧·伊奈斯是一個與眾不同，勇敢而具有叛逆精神，帶著特殊使命來到世間的人物，他與父兄在莊園做苦工，后來追求幻想成了一名騎兵，最終對革命者無意義的濫殺無辜和背信棄義感到極度失望，產生了離開舊墨西哥，重建一個新的墨西哥的愿望。美國評論界有人認為，小說中主人公寓意著浪漫風格的墨西哥裔綠林好漢赫拉克里奧·本奈爾、希臘的半人半神赫克里斯和西班牙征服者之前的“太陽族”傳說。他們尤其對維拉利爾關于墨西哥裔傳統中的命運觀念和男子大丈夫氣概的藝術描寫贊不絕口，在表現民族意識·129·和性格方面《第五名騎手》是他最具有挑戰性的作品。[7]發表于1984年的《克萊門·奇科》(Clemente Chacon)是作家的最后一部小說。作品描寫了在美國的墨西哥裔年輕人獲得成功的過程，作家有意識地采用一種復雜的藝術結構，旨在表明他的小說不能局限在“奇卡諾”的層面，而應該放在一個完整的美利堅環境中去理解。

帕拉迪斯是20世紀美國墨西哥裔的一位具有開創性的作家。從50年代開始，他就對墨西哥裔的民歌、民謠、民間傳說和原型進行了深入研究，為研究美國西南部地區民俗學奠定了基礎。

他一生大部分的學術生涯是在奧斯丁德克薩斯大學度過的，其博士論文《手握著槍:邊境地區的民謠與英雄》(W ithHisPistol inHisHand: A BorderBallad and ItsHero， 1958)以邊境地區民間流傳的喬治里奧·科特茲(Gregorio Cortez)的故事為研究對象，展示了一幕幕墨西哥裔文化與英裔文化沖突的悲劇性場景。科特茲是被白人司法勢力追捕的“犯人”，但也是墨西哥裔民間傳說中的英雄，當他知道為他提供飲水和食物的墨西哥裔人都受到了白人的私刑后，為了避免民眾蒙受更多的苦難，寧愿自己被捕，表達了一個悲劇人物心中對本民族人民的深情厚誼。這部作品引發了人們對墨西哥裔民間傳說的關注和對文化沖突的思考。

帕拉迪斯編選的《墨西哥民間故事》(Folktales ofMexico， 1970)和《德克薩斯墨西哥裔民歌選》(A TexasMexican Cancionero: Folksongs of the LowerBorder， 1976)涉及內容非常廣泛，不僅受到民謠學者的關注，也更引起了人種學者和社會學者的注意。這些民謠記載了墨西哥裔美國人在保持民族身份的長期斗爭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確認了自身人的基本權利。許多民謠描述的是墨西哥裔人與英裔白人武裝的暴力沖突。在墨西哥裔邊界民謠中，白人經常是虛偽、兇殘的角色，他們經常采用懦弱、邪惡的方式謀害墨西哥裔的英雄。這些對激烈的文化沖突的描寫，為后來形成的，研究當代少數族裔邊緣化的“邊界”(Border)理論提供了基本素材。帕拉迪斯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實踐了“奇卡諾精神計劃”的要求，“重新建立自豪感和自信心。奇卡諾的民族自豪感存在于這些古老的信仰之中，人只有在自身文化的群體中才能真正找到自我”[8]。

弗洛德·薩拉斯(Floyd FrancisSalas， 1931—)也是這個時期很有特色的奇卡諾作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時期，跟隨家庭遷徙于科羅拉多和加利福尼亞各地，這使他對墨西哥裔下層人民深入地了解。他關心政治，參加過舊金山的少數族裔靜坐活動，為少數族裔爭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開展了大量有成效的社會活動。他的政治觀點、社會意識和對族裔的看法獲得了批評界的關注。

他的第一部作品《邪惡的十字文身》(Tattoo theW icked Cross， 1967)講述了少年監獄中的叢林生存法則，主人公阿龍在六個月的監獄生活中，發現這里完全是一個顛倒黑白的世界。粗暴、恃強凌弱的惡棍被監獄長任命為班長，而善良行為卻遭到踐踏。最初，他還相信人性的善良，但在飽受惡棍的欺凌而難以得到同情和援助后，他被迫接受這個世界的生存法則。他采用狠毒的手段殺死侮辱他的惡棍，不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成為了監獄中的英雄。他由對善的信仰轉向對惡的崇拜表現出了當代世界的瘋狂。薩拉斯還寫有《我現在的愛情》(WhatNowMy Love， 1970)、《危險之中》(MayMyBody on theLine， 1978)和《緊急狀態》(State ofEmergency， 1996)等小說。這些作品都引起人民關注，成為奇卡諾第一代文學的重要部分。

創作催生出批評。六七十年代奇卡諾文學隊伍中，也出現了一批學者型的批評家。他們“采用了多種的方式對奇卡諾文學進行分析。他們的出現也代表著在英裔主流傳統的漠視和壓迫下，一個新的文學團體開始逐步出現。這些批評家使我們想到了美國西南部幾個世紀之久的西裔和墨裔文學傳統，和為文學發展提供了豐富養分的墨裔、奇卡諾民間文化。他們關注到奇卡諾文學對美國文化和政治霸權的批判，和其中進行的重要藝術和語言學上的革新。這些基礎性的工作證明了奇卡諾文學在美國文學研究中的重要性。第一代奇卡諾批評家和這個時期的爭論，展示了奇卡諾文學的文化視角并將之置于一個社會和歷史的環境之中”[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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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出“邊緣地帶”，進入文學經典的殿堂20世紀80年代，奇卡諾文學進入全面繁榮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評論界對于這一并無爭議的說法提供的支撐材料，首先是歐美大學中的奇卡諾文學和文化研究狀況，并以此作為美國當代文學多元化發展進一步深化的重要標志。比如英國的霍爾大學(University ofHull)在美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課程設置上，專設了“奇卡諾文學”的科目[9];而美國的許多大學，如新墨西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圣巴巴拉分校，斯坦福大學等相繼成立了奇卡諾文化的研究機構，許多高校還設立了“奇卡諾文學”的博士研究方向。[10]這些研究已經從70年代主要關注奇卡諾的歷史、政治和社會問題轉向包括語言、文學、美術和電影、音樂和舞蹈等更廣泛的學術性研究。由于研究規模和層次的提高，“奇卡諾文學”與早已成就斐然的美國黑人文學、猶太文學、亞裔文學并列成為多元化文學中的重要一員。

事實上，談到80年代奇卡諾文學的繁榮，不能不提到被學術界稱作“第二代”或者“80年代人”的奇卡諾文學批評家。其代表人物有:瑪努爾·赫南德斯(Manuel Hernandez)、拉蒙·薩第瓦爾(Ramon Salpar)，嘉勒莫·赫南德斯(GuillermoHernandez)等。這批講授或寫作奇卡諾文學的年輕教授和學者從70年代的作家和批評家那里接受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吸納了歐美當代批評理論和方法，并將此應用于奇卡諾文學的研究和表達。“這個十年決定了以后奇卡諾文學研究的方向，新一代的批評家也努力探索形成成熟的解釋方法。”[5]1加之他們的著作幾乎都由著名大學出版社出版，標志著新一代的奇卡諾批評家的學術職業化傾向，這也預示著奇卡諾文學以后的發展趨勢。

當然， 80年代奇卡諾文學批評過于學術化的傾向，也引來一些批評，如著名學者薩第瓦爾指出:“瑪努爾·赫南德斯的評論局限于維拉利爾、托馬斯·里維拉(TomasRivera)和米吉爾·曼德斯(MiguelMendez)，嘉勒莫·赫南德斯局限于劇作家路易斯·瓦德茲(LuisValdez)的諷刺方式、瓊斯·蒙托亞(JoseMontoya)的詩作和羅蘭多·西諾加沙(RolandoHinojosa)的小說，這些批評家是在學術架構規定的狹窄論述范圍內進行活動”[5]11。

此外，維拉利爾的《美國化的墨西哥裔》因表現“同化”主題在六七十年代受到的批評也引發了“80年代人”的反批評，這實際反映了奇卡諾文學表現文化沖突的一種變化，即由70年代著重描寫一種與英裔美國價值觀之間的社會文化沖突，而轉向同時注重表現堅持忠實于墨西哥裔聚居區文化的群體與認同英裔文化價值觀的奇卡諾群體之間的矛盾沖突。美國學術界更關注的是這種對批評的“反批評”，表明了奇卡諾文學在繁榮中所體現的文學本位回歸和品味深化。

當然，第二代奇卡諾批評家的顯著作為，主要還是奇卡諾文學創作的迅速發展促成的，“與前輩相比，他們面對著一個群星璀璨的作家群和非常豐富的作品體系”[5]4。

已經在70年代建立文學聲譽的阿納亞繼續保持著強勁的創作勢頭。他的作品內容廣泛，體裁多樣，并以多產著稱。在延續到跨21世紀的30多年文學生涯中，他先后發表了包括小說、詩歌、戲劇和評論在內的數百萬字的文學作品和大量文集。繼70年成“新墨西哥三部曲”:《保佑我，烏勒蒂瑪》(BlessMe， Ultima， 1972)、 《阿茲特蘭之心》(Heart ofAztlan，1976)和《烏龜》(Tortuga， 1979)之后，他在80年代精心構思寫作， 90年代出版了“阿爾布克爾克四部曲”:《阿爾布克爾克》(Alburquerque， 1992)、《齊亞的夏季》(Zia Summer， 1995)、《格蘭德河的秋季》(RioGrande Fal，l 1996)和《沙曼的冬季》(ShamanW inter， 1999)，作品在更大的時空背景下展現了美國西南部地區的歷史演變和文化沖突，表現了墨西哥裔人無論作為群體還是個體在文化沖突中的命運、心靈世界和行為特征。阿納亞的創作是奇卡諾文學批評的熱點。80年代以來，學術界越來越多地談到他對歐美后現代主義哲學、語言學、人類學和文學，·131·從觀念到方法上的借鑒和運用，認為他的一些作品及其引起的爭論使“奇卡諾文學從20世紀60年代的意識形態局限中走了出來，并促進了更加復雜的奇卡諾小說閱讀方法”[6]。

學者型作家阿圖羅·伊斯拉斯(Arturo Islas， 1938—1991)是斯坦福大學的美國和奇卡諾文學教授，他的主要作品是安吉爾一家三部曲，《雨神》(The Rain God， 1984)和《移民精神》(MigrantSouls， 1990)現已發表。兩部作品對于當前奇卡諾文化研究中的熱點問題，如性別、父權制和對于同性戀的傳統看法進行了藝術解讀。《雨神》中通過對發生在墨西哥裔家庭中死亡和欲望沖突的描寫，分析了現代奇卡諾知識分子的飄零感、孤獨感，作者以“一種更為復雜的方式處理小說的情節和觀點，他經常對文化描述進行再次批判，……把敘述提高到一個新的審美層次，再現了一種更強有力的文化批評，對普通讀者傳統的認識世界的方法提出了疑問”[11]。

這一時期活躍在文壇的一批奇卡諾女作家(或稱“奇卡娜”作家， Chicana，“墨西哥裔女性”之意)也因其創作獨具的特色而躋身于美國當代經典文學的殿堂。奇卡娜文學的產生是西方女權運動的結果，但是其文化特征又與美國白人女權主義不完全一致。墨西哥裔社會崇尚父權，推崇“男子氣概”(machismo)，這也意味著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處于從屬地位，一個試圖對此提出挑戰的女性將受到包括奇卡娜在內的絕大多數墨西哥裔的排斥，所以奇卡娜女性主義遠遠沒有美國白人女權運動那樣激進和外向。墨西哥裔的文化史也留下了一對典型的女性模式:“瓜達盧佩圣母”和“馬琳奇小姐”，兩者對比鮮明，非黑即白，構成兩個極端，導致了墨西哥裔社會對于奇卡娜的認識在傳統上也存在極端化的傾向。這種一維的認識對奇卡娜形成了重要影響，這在當代奇卡諾文學名著《芒果街的房子》中有鮮明的體現。奇卡娜忍受著白人社會和族群內部的雙重壓迫，對美麗的追求也成了錯誤。這些文化因素造就了奇卡娜文學不同于歐美主流女性文學的鮮明特色。

最負盛名的奇卡娜作家是桑德拉·西斯奈羅斯(Sandra Cisneros， 1954—)。她于20世紀80年代嶄露頭角，是一位詩人和小說家。在作品中，她大量采用童年的經歷、體驗和墨西哥裔父母給她帶來的文化遺產，在小說和詩歌的創作中探索了諸如貧困、文化壓迫、身份的追尋、性別角色等問題。她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鮮明的拉美女性特征，往往與美國主流文化疏離。這些形象超越了傳統的敘述結構，強調對話和觸動感官的意象，她是“典型的美國作家，樂于表露情感，回避魔幻現實主義的陳詞濫調，她的作品在英裔與墨西哥裔人之間建筑了一座橋梁”[12]。

西斯奈羅斯的重要作品有:《芒果街的房子》(TheHouse ofMango Stree，t 1984)、《呼喊著克里克語的女人》(WomanHolleringCreek and Other Stories， 1991)和《焦糖色披巾》(Carame-lo， 2002)。《芒果街的房子》對傳統的小說形式提出了挑戰，經常被看作是一部獨特的散文著作、小說或者自傳。這個集子由44篇相互聯系，長短不一的散文組成，“這些故事能夠像詩一樣，精煉而抒情，給人以意猶未盡的感覺”[13]。西斯奈羅斯以其獨特的奇卡娜女性視角、新穎活潑的體裁和對奇卡娜女性心靈世界的展示獲得了讀者的認可，步入了當代美國經典作家的行列。

綜觀奇卡諾文學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直至目前的發展狀況，美國文學評論界的一些看法是很有價值的，“多元化的文學應該展示美國特定民族文化的深度和廣度。一種混血文化和超越民族界限的身份觀取代了傳統的民族身份觀和對移民的敵對政治觀點，這也造成了政治角度與審美角度的沖突。而像‘跨民族’‘全球化’這樣的多文化研究的普遍存在，也反映了當代社會對于國際政治、多民族經濟和世界歷史的關注。這種動態的、比較性的跨民族少數族裔研究與傳統的美國主流研究觀點自然是有差異的”[14]。按照這樣的觀點，一些曾經被視為“邊緣地帶”的文學及其作家，現在完全可以扮演“文學史的主角”。奇卡諾文學正在邁入美國多元文學經典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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