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字：圍城 語言特色 諷刺 辯證 圓圈結構

論文摘要：本文采用辯證的方法分析了經典著作《圍城》的語言藝術特色，重點解析了以比喻反諷人物內心、映射當時黑暗的社會現(xiàn)實；以入木三分的心理描寫刻畫人物；以辯證的語言結構形成“圍城”語言上的獨特張力。閱讀《圍城》時，這些特點的分析將為解讀《圍城》提供多種可能和富有創(chuàng)見性的途徑。

1947年進入讀者視野的《圍城》，到了今日， “圍城”的讀者更多了，語詞含義更豐富了，滲透、映射社會風物的機會更多了，對“圍城”一詞的解讀業(yè)已百花齊放，變得紛呈異常——在新近的一個別出心裁的書單上：女人應讀的30本書，《圍城》赫然在列，由此可窺一斑。

走進《圍城》，初時是被錢先生的幽默所吸引，那種充滿著敏銳思維渝豐富聯(lián)想的獨特小說語言，一度讀來，只覺既是天生妙語，讓人忍俊不禁，又是警示恒言，催人深思。以后，我又多次走進《圍城》，并嘗試從一個高而遠的角度俯瞰它，方覺得《圍城》無疑就是一座幾近完美的、蘊藏東方智慧的、極具辯證主義的語言藝術大廈。它在語言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斐然，而這座大廈的建造者錢鐘書亦不愧為“語言大師”。

本文認為，新世紀新時期的讀者，理應從多個角度解讀《圍城》，即為一己之見增加些含量，亦可為他人做些提供片言只語之能事，還可顯示對錢先生的倍加尊敬，學來些他的精華也說不定。

本文從《圍城》的語言藝術角度出發(fā)，淺析了《圍城》在語言藝術上的諸多特點，在這個紛紜的選題上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和見解。 《圍城》的語言藝術特點表現(xiàn)如下：

1.睿智幽默的諷刺手法

錢鐘書創(chuàng)作《圍城》的基調就是諷刺，在他的筆下，社會、人生、道德、倫理、價值觀等都未能逃過他敏銳的觀察力。全書語言機智、俏皮、犀利、入木三分，這些都是錢鐘書借諷刺手法的本來功能在《圍城》里淋漓盡致發(fā)揮使然。

在《圍城》，作者完成了對大小人物、社會風物、傳統(tǒng)文化、倫理道德的諷刺，可堪描繪了一幅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社會畫卷。作者企圖揭示的不是冰山一角，而是當時的全部。

①.對人物的諷刺

錢鐘書對《圍城》里的大多數(shù)人物進行了諷刺（唐曉芙這個人物除外），通過這些人物的言行舉止和所見所聞所感對他們作了辛辣而無情的諷刺。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書記》：“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矣。”[1]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什么是“諷刺”？>》這樣描述：“一個作者，用了精煉的，或者簡直有些夸張的筆墨——但自然也必須是藝術地——寫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群人，就稱這作品為‘諷刺’。”[2]

如上面所表達的，“諷刺”一開始就用藝術手法對不良的或愚蠢的行為進行揭露或批評的功能，如果藝術手法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存世的就是經典，比如《圍城》。

在《圍城》里，錢鐘書先生調用諷刺手法，極盡諷刺之能事，對人物的諷刺儼然已經達到了近乎殘忍的地步，這得力于它通篇的一種評述性語言。所謂評述性語言，指的是全知全覺的敘述角度（從主人公視角觀望社會），也即是一種夾敘夾議的行文模式。在這里，“評點”為點睛之處，“描寫”和“議論”多為輔助和鋪墊，亦有時候能成為亮點之筆。譬如 “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想象的高度和聯(lián)想的巧妙，讓這評點頓然拔高，成為經典。又如“鼻子短而闊，仿佛原有筆直下來的趨勢，給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進，這鼻子后退不迭，向兩旁橫溢”。于諧謔中把個鼻子描繪得活靈活現(xiàn)，神形俱現(xiàn)，把陸子瀟貪圖虛榮、自欺欺人而又愚蠢透頂?shù)男蜗蟆罢障唷笔降赜涗浟讼聛怼?/p>

“評”就是錢先生的最佳利器，他無時無刻不在打磨著這把利器，使其在最佳時機給人以最后的致命一擊。正是“評”讓《圍城》里的李梅亭、顧爾謙、陸子瀟、鮑小姐、董斜川等人原形畢露得一塌糊涂，正是“評”讓我們對方鴻漸、蘇文紈、趙辛楣的靈魂深處看得更精細了一些。在《圍城》里，“評”借助比喻、夸張等藝術手法，大膽聯(lián)想，新奇造像，從而產生了驚人的諷刺效果。

②.對社會風物、傳統(tǒng)文化、倫理道德的諷刺

對人物的諷刺背后，是作者對這些人物所處的廣闊社會背景的獨特透視，其中包括社會風物、傳統(tǒng)文化、倫理道德等可以折射人物內心和行為的重要因素，在《圍城》里，錢先生于此都毫不掩飾地加以了無情的諷刺。

柏拉圖定義無羽毛兩腳直立行走的動物為人，而亞里士多德則以拔毛之雞以駁之。如此倒是琢磨不清柏拉圖這樣定義人是出于怎樣的想法，也不清楚亞里士多德反駁的目的何在，只知人在觀照人類自身的時候，就應該“裸體”透視，而不是隔靴搔癢。

錢鐘書在《圍城》序中說：“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xiàn)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這就說明錢先生不只是為《圍城》里的人物畫像，而是要在這些群體像后面增添更廣闊的背景，讓他們活起來，跑動起來，去到畫像中沒有的空間，穿山涉水，跨海渡洋，找尋和他們一樣特性的人群抑或附體。由此看來，錢先生不糾纏于什么是人，而專注于人是怎樣的，相比之下，上面的言語倒比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高明不少。

1938年“圍城”里的大小人物幾乎集體似的去偏安一隅的三閭大學報了道。方鴻漸還在那里找到了韓學愈，因為他們都來自同一個學校授予的博士學位，克萊登大學。方遯翁在發(fā)現(xiàn)祖宗根底淺薄的時候找到了《易經》《鏡花緣》。孫柔嘉在經歷平淡得出奇而無味的生活之后，找到了蘇文紈，因為她們此時都一樣的虛榮勢利。

對于上面例舉的“集體無意識”行為，出現(xiàn)在《圍城》中，絕不是偶然的。發(fā)現(xiàn)“集體無意識”的榮格認為：“集體無意識”中積淀著的原始意象是藝術創(chuàng)作源泉。一個象征性的作品，其根源只能在“集體無意識”領域中找到，它使人們看到或聽到人類原始意識的原始意象或遙遠回聲，并形成頓悟，產生美感。[3]集體報道三閭大學，看似熱鬧，實際凄涼，沒有一個人在那里實現(xiàn)了自己想要的。國際環(huán)境尤其是中日關系的惡化，國民黨執(zhí)政的腐化氣息愈顯愈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個體的抗爭幾乎就是絕望，所以方鴻漸買來假文憑忽悠家庭、單位也忽悠了自己，直至陷入人體的沉淪和毀滅。遇到韓學愈并沒有讓他安心自己的作弊心理，反而加深了他對整個生存環(huán)境的懷疑。當方遯翁在故紙堆里吃力地翻檢時，那些看似精華實是殘渣的經驗，在整個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倫理道德遭到破壞的背景下，只能愈發(fā)顯得蒼白無力。即使是對婚姻有著極為強烈憧憬的孫柔嘉，在搭乘別人讓給她的船上漂泊一段時間之后，也只能回到本質的虛榮和女人本能的小心、勢利、焦慮、斤斤計較中來，形同陌路地過著。

在這里，錢先生放大鏡般的放大了人物的缺點，觀照了“圍城”內外的廣闊天地，以人物去尋找生活、工作、愛情中和自己同樣特質的人為主線，給讀者揭示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世風急劇趨下，傳統(tǒng)文化遭到極大破壞，傳統(tǒng)倫理道德不相宜的社會真實。這一社會真實的全面爆發(fā)，感覺突如其來實則暗藏已久。《圍城》既是人物眾生相，亦是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價值、傳統(tǒng)道德和倫理危機的喪鐘，就如文中最后的提到的：“這個時間落伍的機器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

2.精巧獨特的比喻運用

比喻的運用，是《圍城》的一個出采之處，從這一點說，它已超過了很多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全書的比喻運用出神入化、自然天成、精辟獨到，更好地構筑了《圍城》這座具有諷刺功用的藝術大廈，讓他始終能循著人們的視線處處閃爍藝術的光輝。

①.比喻的廣度

《圍城》里的比喻涉及到了歷史、宗教、心理、美學、文學等眾多學科，可謂無所不包，無所不喻，展示了圍城內外的大小世界。

《圍城》的許多比喻是建立在廣博的知識背景上的，這源于作者錢鐘書對歷史文化的長期積淀和他個人的才華。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中說他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兩個“狂人”之一，錢鐘書的狂，狂在才氣，狂得汪洋恣肆。[4]正是這“狂”讓《圍城》里的比喻恣意發(fā)揮。如寫方鴻漸對蘇小姐的一吻，那可是精彩絕倫，“只仿佛清朝官場端茶送客時把嘴唇抹一抹茶碗邊，或者從前西洋法庭見證人宣誓時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經》，至多像那些信女們吻西藏活佛或羅馬教皇的大腳趾”。這一比喻沒有相當?shù)臍v史文化積淀、社會見識和心理學揣摩，怕是一般人比喻不出來的，它一下涉及到了中外歷史現(xiàn)象、中外文化差異、中外宗教儀式，還順便把西藏活佛諷刺了一把。讀者之所以叫好，就是之前自己絕沒有想到此處竟會有這樣合適的比喻，而這個比喻是自己聯(lián)想不出的。

在文中，像這樣的比喻非常多，這絕不是錢先生在炫耀自己的才學，在比喻中加入大量的歷史文化信息，除了能給讀者帶來更形象化的人物造像，還能進行“小百科式”的多角度多方位諷刺。況且，錢先生的比喻不是文化信息的純粹堆砌，都是量體裁衣后的“貼身”和“舒適”。

②.比喻的深度

《圍城》里的比喻深刻獨到、意蘊深長。作者借比喻深度揭示了人物的真實內心世界，還原了廣闊的社會真實和倫理道德真實，這從文中對“圍城”一語的闡述最能體現(xiàn)出來。

所謂“圍城”，如書中人物所說，是脫胎于兩句歐洲成語。英國人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法國人的說法是：結婚猶如被圍困的城堡fortress assiegee，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

說這番話的時候，“圍城”里的人物大都還在各自展示著自己的“學術成果”，戲謔式地對待這句話。誰也沒有想到這句話里的“圍城”成了他們一生的縮影，成了他們的困境、難題，并最終毀滅了所有，這無疑是一個最大的諷刺。“圍城”的比喻是文中最深刻的，它貫穿“圍城”內外人物的始終，直至幻滅。“圍城”既是文化層面的，也是倫理道德層面的，它有著極其廣博的象征空間。如果僅僅局限于婚姻來談“圍城”困境，顯然不是這樣的簡單，“圍城”困境應該是貫穿于人物的人生各個層次的。錢先生在全書編織了許多環(huán)節(jié)，使得“圍城”的象征意義超越婚姻層次，而形成多聲部的共鳴。《圍城》從“圍城”這個比喻開始，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了人類的“圍城”困境：不斷的追求和對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隨之而來的不滿足和厭煩，兩者之間的矛盾和轉換，其間交織著的希望與失望，歡樂與痛苦，執(zhí)著與動搖——這一切構成的人生萬事。“圍城”這一比喻的架構可以說是錢先生的最精心之處，全書無一視角、無一層面不體現(xiàn)了“圍城”這個人生的、永恒的、美學的獨特含義。

③.比喻的趣味性

《圍城》里的比喻充滿了趣味性，這個趣味來源于作者知識的廣博和在很多事物間建立新奇的聯(lián)想，破除傳統(tǒng)手法，大膽聯(lián)想讓本書的比喻顯得精巧獨特。

譬如“一個人的缺點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上的時候，尾巴是看不見的，直到他向樹上爬，就把后部分供大眾瞻仰，可是這紅臀長尾巴本來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標識”。在比如“忠厚老實人的惡毒，像飯里的沙粒或者骨魚片里未凈的刺，會給人一種不期待的痛”。像這樣的比喻，顯示了一種插科打諢式的語言機智，通感的運用、精細的藝術觀察，通俗充滿著無盡的趣味，令人玩味。

作者通過詞句的連接、穿插、轉折來使語意顯得曲折別致，幽默之余，更有藝術意趣。此外，作者還透過人物對歷史文化進行夸大、模糊和顛倒，如中外的歷史人物、文化現(xiàn)象、所謂的“先鋒”詩歌等都在錢先生的筆下顯得有了格外的語言生命力。

④.比喻的創(chuàng)新

《圍城》里的比喻正因為有了廣度、深度和趣味性，所以在今人看來仍然耳目一新。在錢先生的比喻里，盡顯了作者駕馭語言的高超技巧和行文的大膽新奇。這兩方面的亮點逐一被被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藝術意趣點燃，就可以構成創(chuàng)新的“圍城”文本，而這些創(chuàng)新的養(yǎng)分在今天的我們使用起來也并不是礙手礙腳的。可見，錢先生的比喻創(chuàng)新是可以得到傳承和借鑒的，是有藝術鮮活力的、來源于社會真實之上的藝術真實。

3.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畫

錢鐘書對人物心理刻畫語言的運用入木三分，總能寥寥幾筆，勾畫出人物的主要的性格，并能讓人印象深刻。

①.對方鴻漸的心理刻畫

作者全方位全視角完成了對方鴻漸這個主要人物的心理刻畫，是作者最成功也是最為人稱道的。《圍城》向我們揭示了既善良又迂執(zhí)，既正直又軟弱，既不諳世事又玩世不恭的矛盾性格，反映了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遭遇，也正是當時一部分較正直的知識分子的遭遇和困厄。 小說以他的生活道路為主線，揭示了作為那個時代的“先進的知識分子”的不那么先進甚至還很迂腐和軟弱的普遍性存在。在這一過程中，對他的心理刻畫貫穿全篇。當戰(zhàn)爭的火藥味兒彌漫開來的時候，他先在十里洋場的上海，繼而來到湖南一個偏僻的鄉(xiāng)鎮(zhèn)，圍繞著生活、職業(yè)和婚姻戀愛等問題，進行著一場場勾心斗角的傾軋和角逐。他置身于民族斗爭的風暴之外卻又始終處在個人斗爭的風暴中心，有時幸福著，有時混沌著，有時清醒一些，更多時候則在渾渾噩噩中幻滅。在三閭大學的人與人的戰(zhàn)爭，雖然不見硝煙，卻處處閃現(xiàn)著情場、名利場上的廝殺；雖然沒有肉體的傷亡，卻漸漸看到生活在蠶食著他的生存意識、操守和靈魂。在《圍城》中，主人公方鴻漸很少對自己的靈魂進行拷問，他的焦慮和思考只是停留在社會生活的表面，這不是他的問題，他只能想到那樣深。在《圍城》中，也有真誠的友誼、善良的愿望的曇花一現(xiàn)，但這些在那個強大的舊社會壁壘面前，顯得多么軟弱和無力。在那隨處都可以陷入“鳥籠”或“圍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他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出路呢？

對方鴻漸心理刻畫的成功，在推動文本節(jié)奏和故事情節(jié)的同時，給人物命運的逐步揭示起到了起承轉合的作用，給“圍城”人物的敘事極大地展開提供了自然天成的鋪墊，使得小說的藝術結構趨于圓潤、完美。

②.對其他人物的心理刻畫

作者對其他人物大多采用了寥寥數(shù)筆就勾勒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的方法，從不繁冗拖沓，這些人物有利地襯托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和行為，給主要人物以足夠的刻畫和渲染空間。

作者透過方鴻漸的刻畫，集中反映了那個時代某些知識分子（主要是部分歐美留學生、大學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變遷沉浮。《圍城》對除方鴻漸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心理刻畫雖然筆墨不多，但往往能起到凸顯人物內心最深藏的本質，在這些人物都想掩飾、深藏自己的過去、缺點時，心理刻畫這一方法就是最好的識破工具。

4.辨證統(tǒng)一的語言藝術結構

《圍城》的語言結構可謂嚴謹而圓潤，全書體現(xiàn)了語言藝術的辨證統(tǒng)一。三個無形的語言圓圈結構讓《圍城》的語言藝術自然天成、渾然一體。

①.美與丑的語言圓圈結構

《圍城》對人物外在美麗實則內心丑陋的逐層揭露，形成了第一個美與丑結合的語言圓圈結構。

“圍城”里的人物都是被認為先進的知識分子，海歸派，“博士”學位，“見識廣博”，有背景，有一定的人脈，家底至少殷實富足，作風正，準備回國大展拳腳，他們理應是被社會關注的焦點，所以他們都有寫在臉上的光彩和榮耀，這是美的。但是，從走下那條象征激情和銳氣的船以后——實際上，他們的“圍城”生活在船上就已經開始了——他們身上的光環(huán)已經變暗變淡。走下“神壇 ”之后，他們在讀者面前走馬燈似的出場，一次次地丑態(tài)畢現(xiàn)，又一次次的“從容”地故伎重演原來的“美”，就這樣逐漸完成了第一個語言敘述的圓圈結構。

這個圓圈結構的出現(xiàn)是必然的，絕不是偶然。為了揭示出“圍城”人物的真實病態(tài)，讓他們在自身設計的美麗之中，逐漸迷失自我或逐漸沉淪本性以后盡顯丑露，倒不是作者心狠手辣，理應是文本架構的需要。

②.大與小的語言圓圈結構

《圍城》對人物表面自大實則渺小的逐層揭露，形成了第二個大與小結合的語言圓圈結構。

“圍城”里的人物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背景，有頭銜，有人聘請去大學任教，有門當戶對的“血統(tǒng)”可以嫁娶，當然他們也很自大。這種自大，在他們演繹起來自然流暢，反而是方鴻漸最不習慣。他們喜歡夸大自己的一點見識和所謂的成果，在小規(guī)模的“公共場合”大談特談，絲毫不加掩飾。這種自大其實是他們內心的虛榮體現(xiàn)，他們的身份讓他們自大，習慣性的自大，虛妄的自大。讀者都看得出來，他們相互之間的心照不宣乃至勾心斗角，實則顯示出了個體的渺小。

他們不在民族抗爭的中心與敵人斗爭，首先顯示了他們內心境界的小，這是他們故意的，也是和他們的身份不相契合的，一種畸形的中庸主義；他們在三閭大學這個偏僻、落后的地方使出渾身解數(shù)，為職稱、待遇、婚姻而不停地爭斗，再次顯示出了他們心胸的狹小；他們在生活、工作、婚姻等多個“圍城”里輾轉爭斗，最終都很難逃脫“圍城”的束縛，成了籠中鳥，成了那只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狐貍，成了阿Q。

在人物表面的自大和自我的夸大背后實際上是他們個體作無謂和無奈的抗爭時的渺小，顯示了作為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對自身價值觀在經歷思考、懷疑之后的迷惘，這也正是第二個語言敘述結構所要表達和延展的主題。

③.喜與悲的語言圓圈結構

《圍城》對人物喜劇行為和悲劇性格的雙重性的逐層揭露，形成了第三個喜與悲結合的語言圓圈結構。

“圍城”里的人物多有令人俯仰的喜劇行為，這在他們具有外在的美和表面的自大之后，那些原本啼笑皆非的喜劇——更是鬧劇——就真正變得可悲起來。他們的悲劇性格帶有普遍性，是一種集體的“瘟疫”，在“圍城”里，他們相互遮掩卻要相互傳染，“共患難”還并不接受“凈化”，他們的悲劇結局在“圍城”還未筑好的時候就早早地有了定論。人物表面的喜劇性在通過悲劇性格的透視之后，小說的主題也就有了更深的包孕性和普遍性。

這種雙重性的人物造像，在形成文本詼諧戲謔特色的同時，我們看到的反而是作者行文的沉重——并不是沒有魯迅的“悲其不幸，怒其不爭”——揭示一個嚴肅的主題，并一定都要洪鐘大呂之聲。像《圍城》這樣，一路的戲謔，一路的耳光拋灑，噼啪作響；一條大船滿載希望，一口喪鐘驚醒世人，“圍城”仍在。

《圍城》集中展示了錢鐘書心理諷刺的高超技巧，其對人物心理的細致刻畫，其深厚的藝術修養(yǎng)和語言駕馭功底，其人的睿智廣博至今仍讓人肅然其敬。辯證統(tǒng)一的、圓潤嚴謹?shù)恼Z言藝術結構讓整個作品變得無懈可擊。作品中大量的奇妙譬喻讓人深思，能讓人順手摘抄或在公眾里稍加發(fā)揮，翕然一笑之余，總要感嘆“錢氏語言”的奧妙無極。

《圍城》并不僅僅是一部愛情小說，它的語言也不愛情物語。本文并不贊同如今女士們熱衷《圍城》的理由是能從中發(fā)現(xiàn)愛情與婚姻的厚黑學。它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題和象征理應是多層次的，它的語言藝術亦是多結構多建筑的。

[1] 〔南北朝〕劉勰《文心雕龍·書記》，商務印書館，1996年.

[2] 魯迅《且介亭雜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

[3] 〔瑞士〕榮格《論分析心理學與詩的關系》，王艾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4]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