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九一八”；魯迅；文學；政治批判；文化批判

論文摘要：“九一八”事變后至“七七”事變前，抗日文學雖然尚未在全國范圍內取得完全主導地位，但已成為新文學的勁旅。魯迅仍是這支勁旅的主帥。他不僅用文學推動抗日斗爭，并且同時猛烈抨擊國民黨政權的不抵抗政策。尤為突出的是，魯迅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之際，一以貫之地進行民族的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因為當政者和國民劣根性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銳時刻的種種表現，使魯迅感到民族戰爭取得勝利分外艱難；更使他覺得倘若沒有民族精神的徹底振興，即便取得民族戰爭的勝利，民族也難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族。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進一步加劇，作為反映時代與社會的中國新文學也有了明顯的變化:出現了一批抨擊日本侵略者、反映中日民族矛盾的各類作品。它們與“七七”事變后在全國所形成的抗戰文學是一致的。藍海在《中國抗戰文藝史》中認為，抗日文學始于“七七”事變。我們覺得，從“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前這一段時間，雖然就全國范圍來看抗日文學在整個新文學中尚未如同“七七”事變后那樣取得完全主導地位，但畢竟業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所以我們擬將此間的文學以及其后以九一八事變為題材的文學命為“九一八”文學。而魯迅作為中國新文學的導師和旗手，在“九一八”事變后創作了眾多以此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以雜文居多，是中國“九一八”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魯迅對“九一八”文學極具獨特性的貢獻。

“九一八”事變后，魯迅立即作出反響。當時“左聯”所領導的刊物《文藝新聞》曾向上海文化界某些著名人士征詢看法;魯迅是這樣說的:“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仆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眾，因為中國民眾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此處魯迅從兩個方面評析“九一八”事變的意義，從中國著眼來看:日本侵略者發動“九一八”事變后，將自己的侵略行徑說成是對中國的“膺懲”，這種“膺懲”在魯迅看來既是對中國軍閥的—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矛盾，又看成是對中國民眾的—中國民眾雖然備受中國軍閥的壓迫，但又有著十足的奴性;這種奴性的存在使得他們尚不可能推翻軍閥的統治，而只能在外敵人侵時蒙受更大的苦難。當時除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蘇區，廣大國統區特別是淪陷區民眾確實基本上處于此種狀態。從世界著眼來看，魯迅認為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是進攻蘇聯的先聲。雖然此種觀點有人認為是受到了王明左傾臨時中央的判斷的影響，但魯迅卻也表現出他的深刻之處:他看出了民族斗爭說到底還是一個階級斗爭的問題。

一

基于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政治立場，魯迅對國民黨對日妥協退讓乃至賣國投降的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批判，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對日本侵略者的抨擊。應當說，魯迅就中日關系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是相當全面的。

1933年9月18日，適逢“九一八”事變兩周年，魯迅作《九一八》。此文并非對日本侵略者的正面抨擊，而是輯錄報刊所載有關“九一八”兩周年紀念的消息，通過巧妙的編排，揭露蔣介石政權空喊“救國”實際上極力鎮壓人民抗日的罪行。此文所體現出來的思想，正是魯迅在“九一八”事變后的一個重要戰斗方面。“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大講“攘外必先安內”。魯迅首先對這一口號展開了批判。魯迅在《文章與題目》中指出這一口號的實質乃是“安內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外就是內，本無可攘”。可謂鞭辟人里。《中國人的生命圈》則更為明確地抨擊了國民黨政權對蘇區的進攻，其中寫道:“邊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雖然一面是別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則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的生命圈”“便完結而為‘生命’”。事實上魯迅在此處已深刻地指出由于蔣介石政權與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結共同鎮壓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中華民族面臨著極大的生存危機。對于國民黨政權同日本侵略者的勾結，《對于戰爭的祈禱》一文有著更為深刻而形象的揭露。魯迅認為國民黨當局對日軍采取了打敗仗的既定方針:“戰爭，禁得起主持的人預定著打敗仗的計劃么?好像戲臺上的花臉和白臉打仗，誰翰誰贏是早就在后臺約定了的。’，這種揭露真可謂一針見血，人木三分。魯迅用此種明喻將賣國賊們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魯迅對“攘外必先安內”口號批判最力者當屬《“有名無實”的反駁》一文，其指出國民黨政權的邏輯是，非但不反對敵國外患，而且“要不亡國，必須多找些‘敵國外患’來”，好為懲治人民尋找借口。

魯迅對某些軍閥在民族戰爭中的丑惡表演也給予了猛烈的抨擊。《文人無文》中寫道:“文人不免無文，武人也一樣不武。說是‘枕戈待旦’的，到夜還沒有動身，說是‘誓死抵抗’的，看見一百多個敵兵就逃走了。”這是對軍閥們所謂的抗戰的絕妙諷刺。魯迅還在《學生和玉佛》、《崇實》等文以確鑿的事實為依據，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大發國難財、荒淫無恥的丑惡嘴臉，對國民黨政權的反動性與腐朽性給予了任情笑罵，顯示出一位仁人和智者的對于歷史和現實的穿透力。青年學生歷來最富愛國熱情，并有著為民族解放、為人民民主的實現而獻身的精神。魯迅一生中總是站在青年學生一邊，向歷來的專制獨裁統治者抗爭。1931年12月17日，各地青年學生為反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抵抗政策，到南京請愿。政府居然下令鎮壓，當場打死20余人。魯迅于20日撰寫著名的《“友邦驚詫”論》，對國民政府的倒行逆施施以憤火與毒焰，進行猛烈的撻伐。翌年1月8日，又撰(“非所計也，，》，繼續批判國民黨當局對日寇的不抵抗主義，并驚醒人們:國民政府對侵略者講“友誼”，但對愛國民眾是不講“友誼”的，再也不要搞請愿之類的事情了。這與他在北洋軍閥制造的“三一八”慘案中的立場是一脈相傳的。對于中國的專制政府不要搞請愿是魯迅的一貫主張，這是他基于對中國封建政權的深刻了解，這一點至今也未失去其現實意義。

在中國，專制統治者都善于搞兩面手法。因為他們的獨裁統治和政策，若是不加以梳妝打扮，便一天也維持不下去。蔣介石政權亦如是。“九一八”事變后的1931年9月29日，蔣介石在接見學生代表時說:“國民政府……決不簽定任何辱國喪權條約”。魯迅曾作《不求甚解》，揭露這些誓言的欺騙性。由于蔣介石一面下令對日軍“絕對不抵抗”，一面大談“救國”，在此種政治決策的掌控下，當時畫報上甚至出現了“白長衫的看護服，或托槍的戎裝的女士們”。魯迅指出，這是“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槍”其實是用作戲手段來掩飾投降政策。魯迅對國民黨政府政策的批判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的立場相一致。他指出，國民黨所作的“誓死抵抗”之類的“宣誓”，其實不過是中國人慣用的“天誅地滅，男盜女娟”一類的“賭咒”而已，“是信不得”的。而“‘天誅地滅，男盜女娟’—是中國人賭咒的經典，幾乎像子日詩云一樣。”我們從此句可以看出，魯迅事實上是將對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批判置于整個中國歷史文化背景下進行的，因而他的這種批判帶有歷史批評與文化批評的意味。而《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則更為明顯，其中說道:“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于過激的。譬如對于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萬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我們再有人上去’。”.此處既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對內殘酷鎮壓人民、對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的批判，也是對無持操的國民性格的批評。《禮》則揭露蔣介石政權所鼓吹的“禮讓為國”的實質要人民聽任侵略者的宰割。中國人的“禮”在歷史上其實給民族和國家所帶來的更多是屈辱。

魯迅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中的正確立場更是為人們所熟知的;而這種立場是基于魯迅關于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兩者之間的關系的正確認識。他在抨擊日本侵略者的同時也猛烈地撻伐國民黨政府，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政府確實賣國投降，另一方面也是同樣基于對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兩者之間的關系的正確認識。1936年9月20日魯迅與巴金等人聯名發表的《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再次昭示出魯迅始終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抗爭看作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魯迅之所以對國民黨進行猛烈的批判，其實與魯迅的另一重要思想有關:“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么，到底還不如釋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在魯迅看來，本族和異族的統治階級并無本質的差別，都是人民的公敵。而中國的統治者又格外兇殘，美國傳教士史密斯也曾指出這一點:“作為一個整體，統治階級在帝國不是最優秀的分子，而是最腐敗的壞蛋。一位聰明的道臺，對一位外國人說過:‘帝國的所有官員都是惡人，都應該殺掉，但是殺了我們是無用的，因為下一任會跟我們一樣壞。”。此處說的雖然是清朝，但國民黨的統治亦如是。所以魯迅對缺乏階級意識的“國防文學”口號才有所保留;才在抨擊日本侵略者的同時，撻伐國民黨反動政權。倘若說這是民族自我政治批判，那么對國民性的批判就是民族自我文化批判。 二

魯迅在《熱風·隨感錄六十一不滿》中寫道:“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一個先進的民族能夠不斷地進步，就在于他總是不滿，常是反省;而落后民族要改變自己的落后狀況，要邁出的第一步則是深刻反省，自我批判。這是魯迅的一貫思想。他對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評貫穿于他的一生，即便在“九一八”后中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時期，也未停歇，甚至更為激烈:因為在矛盾雙方的對比中，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認識更為深刻，感覺更為痛徹。魯迅在“九一八”后所寫的許多作品都在批判國民性;但此處我們僅涉及那些與中日矛盾沖突相關者。

在《“日本研究”之外》一文中，魯迅主張在民族戰爭之際不僅要研究日本，也要研究別國，“尤其是應該研究自己:我們的政治怎樣，經濟怎樣，文化怎樣，社會怎樣”。。魯迅在此期間對國民劣根性的批評，就是這種研究的一個方面，一種表現。

魯迅將他的批判矛頭首先指向了戰爭之際的精神麻木現象。在《“抄靶子”》一文中魯迅不獨批判了某些“同胞”對帝國主義的效忠，而且批評了國民性中缺乏民族認同感、喜歡內斗甚至狠瑣、下作等不良方面。其實上述種種均是精神麻木的表現。“了解中國人的人，無疑會肯定，中國人對于別人的痛苦之冷摸無情，大概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無法相比的。’，。魯迅曾不止一次地談及戰爭中人們彼此互不關心的狀況。他說:“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逃難者之終日紛紛不斷，不逃難者之依然興高采烈，真好像一群無抵抗，無組織的羊。”。魯迅對此優心仲仲。魯迅經常用“羊”比喻愚弱的中國國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愚弱的國民性格有時又以極為荒誕的形式出之:

1932年8月30日夜，發生月蝕，上海市民演出了“要將月亮從天狗嘴里救出”的鬧劇。在此之前，還有放焰火施惡鬼的舉動。魯迅對這種不救國土救月亮、不救災民救鬼魂的“發昏”現象非常憤慈，給予猛烈批評:但魯迅認為這也是統治者制成的:因為如果想要救領土，“一開口，說不定自己就危險……所以最妥當是救月亮”。

魯迅還曾寫道:“中國人將辦事和做戲太混為一談，而別人卻很切實。”。“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有些人做事“太不認真”，衣袋里放著抗日徽章，卻不一定真的抗日，但倘若被日軍發現，恐怕必死無疑。“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魯迅對中國人善做戲、不認真這種民族性格深感悲憤。在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尖銳之際作出此種比較，確實是需要勇氣的:要冒著被垢為漢奸的風險。但魯迅深知，若是國民性不得到根本改變，戰爭的勝利就會格外艱難，即便勝利了，這樣的國民性格也難以使民族成為一個真正現代民族。歷史的發展，證明了魯迅的正確。

嚴格說來，中國人是一個沒有崇高宗教信仰的民族，而在長期封建統治下生活又比別的民族更為艱難。所以也就養成了特別重視實利、尤其是物質利益的性格。雖然幾千年來的義利之辯試圖對此有所匡正，但從民族整體而言，很難說發生了什么決定性的影響。因而無論是統治者抑或被統治者都一心執著于發財。國難當頭之際，此種心態未曾稍改。當時國民政府曾發行“航空公路建設獎券”，說購買獎券是“既愛國，又獲獎”。魯迅對此批評道:“我們新近又有了一個大奇想。那是一面救國，一面又可以發財，雖然各種彩票，近似賭博，而發財也不過是‘希望”。

中國人有時注重實利有時又不務實際，這是其性格之兩面性。當時上海市部分青年為了支援黑龍江省代主席馬占山抵抗日本侵略者組成了青年援馬團。魯迅寫道:“不是兵，他們偏要上戰場;政府要訴諸國聯，他們偏要自己動手;政府不準去，他們偏要去;中國現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只穿件夾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只著重精神。這一切等等，卻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這段話其實有兩層意思:先是批評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然后批評這些青年人的不務實際，虛張聲勢，近于作秀，即使其中不乏真誠者，但因缺乏的恰是韌性的戰斗精神，所以必敗無疑。

魯迅對國民在抗日斗爭中的作秀的批判所在多有。當時有人撰文’‘教人當吃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土地的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魯迅認為戰士吃西瓜無非覺得口渴，“吃過西瓜，精神一振，戰斗起來就和喉干舌弊時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敵的確有關系，但和應該怎樣想的上海設定的戰略，卻不相干。這樣整天哭喪著臉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還抗什么敵。”。與這種肆意夸張的所謂“抗敵”精神不同，當時還有人主張不論用什么手段，只要能退敵，便是英雄。此種性格事實上在今日之中國，表現得更為猖撅:只要達到致富的目的，什么傷天害理的事都敢干。事實上魯迅在此文對國民劣根性的喜好夸張其辭和善于屈膝迎合的兩個似乎有些對立的方面同時展開了批判。

由于魯迅對國民黨政權和國民劣根性的批評，魯迅不只一次被垢為漢奸，甚至產生了《魯迅愿作漢奸》這樣的專文。魯迅在他的著述中亦每每予以駁斥。他寫道:“叭兒們何嘗知道什么是民族主義，又何嘗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頭吃，便吠影吠聲了。其實，假使我真做了漢奸，則他們的主子就要來握手，它們還敢開口嗎?’，此文魯迅不僅入木三分地揭露出究竟誰是漢奸，而且大有挖祖墳的意味，其實又是一種國民性批評。《“立此存照”(七)》對當時報刊上有人主張中國人殺害日本人“比較殺害自國人民，罪加一等”的奴才論調給予猛烈的批判:“主殺奴無罪，奴殺主重辦的刑律，自從民國以來(嗚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經廢止了么?……我們既然生著人頭，努力來講人話罷!’，。在翌日致黎烈文信中魯迅更憤怒地稱主張此種論調者為“畜類”。。誰人是漢奸，不辯自明。

魯迅在抗日斗爭中對國民性的批評，歸根到底是為了振興民族精神，因為只有如此，才會不只是取得斗爭的勝利，而且會在戰爭中洗滌自己身上的污泥濁水，真正進入世界先進民族之林。而這又需要每一個個體的人在戰爭中脫去舊殼，真正站立。人不立起來，民族的站立也往往成為一句空話:以壓抑個體的人的生存與個性為代價的民族振興，絕不會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即便同自己的戰敗者相比亦如是。這就是魯迅“九一八”后所做的政治批判與文化批判給我們的永久的啟不。